群职责

㈠ 如何履行好基层党员党代表的职责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决定，并写入党章。2008年5月，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对全国和地方各级党代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开展工作的方式、履行职责的保障及代表资格的终止和停止等作出规定。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地市区县的各级党委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结合地方具体情况，出台了地方性的配套政策和制度。取得了很多成效，如增强了代表的主体意识、强化了党内监督、提高了党委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健全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等。
但在制度日渐完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的意识到，制度的出台并不等于措施的有效，更不等于可以直接产生效果。“经”有了，如何念好才是关键。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代表任期制工作也是如此，陆续出台的政策，不断健全的制度，都不过是为了有效激发党代表发挥职能作用的充分条件，而真正能否让条件产生实效，决定因素还在于党代表。特别是广大基层党代表，他们作为最直接联系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一线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的直接收纳者和代言人，也是党和国家政策制度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如果不能充分激发他们的职能活力和履职热情，深入而有效的发挥联系服务党员群众作用，将党员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高质量的反馈给党组织，那之前的一切都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绣花枕头用不得。
目前，一些基层党代表在履职尽责时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面对“党代表任期制”这本“好经”时，出现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情况，造成了“不会念，念不好”的窘困局面，对上无法将群众的呼声高质量不打折扣的传递出来，让群众产生不满情绪；对下又无法将党的政策、路线方针及时的传播出去，让好政策引不起好反响，徒徒浪费了这本“好经”。而对于这种情况出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氛围淡薄 。
“党代表”一词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但说起党代表的职能，社会公众知晓程度往往并不高。这与当前党代表所面临的社会氛围有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群众自由活动空间日益拓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群众与党组织的距离和空间。对于党代表在群众中的角色塑造产生了一定的障碍。同时，党代表的党内地位虚化，在群众中形成的只是开会期间“握握手、拍拍手、举举手、挥挥手”的固有形象短时期内无法改变，造成了一定的群众阻力。让党代表在履行联系服务党员群众职能时，也常常感到障碍重重。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党组织、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党代表工作的宣传范围不广、力度不足，又加剧了群众对于党代表职能作用的陌生化程度，很多群众不熟悉党代表到底可以满足他们的何种诉求。进一步淡化了党代表发挥职能作用的社会氛围，十分不利于党代表主动开拓工作局面和创新工作方式。
第二、主观动力有限。
打铁还需自身硬。基层党代表要想打好联系服务党员群众职责这块儿铁，自身首先要硬气，有底气。但目前看来，一些党代表在履职尽责时，往往出现动力不足、自身不硬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代表职责不明。很多基层党代表对于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目标任务、工作内容、活动方式和组织制度保障没有理解透彻，没有形成有机整体，看待问题时，条条之间、条块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造成其对自身的工作定位模糊，任务不明，对工作所要达到的具体效果认识不清。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自身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积极性。
二是工作方式不熟。作为任期制背景下的党代表，其在任期内都享有代表权利，而不只是在召开党代会期间才发挥作用，在闭会期间也须要发挥作用。特别是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作用，更应成为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重要工作内容和导向。然而，这项工作对于很多基层党代表来说，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很多代表还不能熟练的运用熟悉的工作方式开展这项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代表运用自身能力开展工作的动力。
三是投入精力有限。联系服务党员群众是一项细致入微，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代表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原职岗位上以原职身份履行党员的职责和义务，对于以代表身份开展的联系服务工作，没有投入或分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难以保障联系服务工作得到有效开展，甚至忽略了用党代表的身份和角色去联系服务党员群众。
第三、督促考核体系不全不严。
基层党代表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时，仅靠个体努力是不能达到基本制度目标的，还要依靠有效的督促考核体系。但就目前现有的督促考核体系而言，存在着体系不健全、落实不严格等问题，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和具体实操性。存在着考核主体不明确，惩戒措施跟不上，考核内容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导致党代表不能把通过个体努力的良好联系效果转化为有效的推广模式，难以实现联系效用的最大化，无法体现党代表的特有职权特征和优势。对党代表联系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热情形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问题弄清了，就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激发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职能作用，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展开：
第一、强化教育机制。
通过加强对基层党代表的教育工作，可提高代表的自我意识和角色认同，进而提高代表反映广大党员群众利益诉求的内在动力。
对于党代表的教育工作，主要集中在角色教育和技能教育两个方面。在角色教育中，应侧重两点：一是注重理论素养的提升。基层党代表的角色意识须要在掌握一定理论基础上形成。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就没有实践上的行动。让基层党代表熟悉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规章制度和党的建设等理论，是成为其理解代表角色的必要条件；二是注重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实践中学习。基层党代表增强自身代表意识和理解代表角色，要在实践中得到训练和实现。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才能真正深入的体悟到群众的真实需要，增强对代表角色的理解与认同。
关于技能教育，主要在于帮助党代表提高发现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个环节要求负责联络党代表的相关机构，建立完善的党代表技能教育体系，如举办代表培训班、研讨会、座谈会和项目参观等方式，结合社会信息化媒介平台，提升基层党代表的工作沟通技巧、问题发现能力、归纳总结能力、表述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等必要的技能素质。
第二、建立激励机制 。
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对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工作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并对党代表形成一定的制度性约束，激励其更有效的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
（1）建立社会监督制约机制。对于党代表的监督，不仅需要体制内的监督，还需要引入多元化的社会监督。负责联络党代表的相关机构应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群众公开党代表的身份和联系方式，将党代表置于社会公众和媒介监督之下，让党代表在社会目光下开展联系服务工作，并对其形成一定的外在压力，促进代表们更积极主动的关注群众利益诉求。
（2）建立成效评估机制。对于党代表联系服务工作的成效，应形成全面而详细、清晰可量化的评估机制。依据评估结果，联络党代表的相关机构可对党代表实施一定的奖励或惩戒手段，如每年组织党员评代表，对表现突出的党代表进行表彰和宣传；对表现较差的党代表，在一在范围内进行通报等。激发党代表的内在动力，提高其反映群众利益诉求的积极性。必要时，还可将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众及大众媒体进行发布。
（3）建立成效宣传机制。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成效，一方面是对党代表工作的检验，另一方面是对党代表表达、实现群众利益诉求的价值肯定。通过建立广泛的宣传渠道，将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典型案例，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媒体等媒介平台，向社会广泛宣传，或经常性地对一定范围的群众进行深入宣传。让更广泛范的群众或特定领域的群众，充分了解党代表的职能和价值，增加对党代表的信任和认同。进一步激励党代表投入到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实践中去。
但在进行成效宣传时，需要特别注意宣传风格的选择与运用，既要体现组织的严肃性，也要适当的结合当前社会文化的流行趋势，避免生硬说教。最大限度的让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众发自内心的接受与认可。
第三、创新专业特长服务机制
基层党代表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拥有不同的工作背景、知识结构、专业特长和特性特质。可以从代表自身特长、特性出发，与联系服务方式相结合，形成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产生事倍功半的积极效果。
（1）以工作岗位联系服务党员群众。基层党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数都处在各类工作岗位上，并且在岗位上拥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代表可以结合自身的岗位工作内容探索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方式。这不仅便于代表在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开展联系服务工作，又能迅速的与群众建立联系渠道，有效的保障工作服务质量。
（2）以业余爱好联系服务党员群众。广大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主要场所在居民社区。代表可主动依托社区中的公益组织、志愿者协会和群众团体，以业余爱好为纽带开展联系服务工作，在达到工作实效的同时，又与党员群众打成一片，增进了情感，深入了群众。
（3）以个人特质、特性联系服务党员群众。联系服务党员群众是基层党代表群体的重要工作职能与目标，但在这个目标之下，每一名代表作为个体，又有着不同的个人特质和特性。因此，在开展联系服务工作时，还应从代表自身特质和特性出发，做到以人为本，展开工作。
如有些党代表在基层工作时间久，群众经验充足，具有丰富的沟通交流技巧，懂得如何与广大党员群打交道，在工作中形成了亲近群众、关心群众的人格魅力。因此，具有这一优势的党代表，可充分发挥其亲近群众的特质、丰富联系服务的方式，促进联系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再如，有些党代表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可将身边组织协调能力不强的党代表联系起来一同开展工作，或将社区内的群众有序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意见反馈模式，提高联系服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基层党代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特性、特质，但只要是能与联系服务工作职能相一致，都应给与鼓励，使其产生积极作用。
好的机制还要有好的保障做支撑。创新党代表专业特长的服务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也不例外，为了确保此项机制形成有机整体，产生链条作用。必须要求党代表联络机构做好“三要”工作。
首先，要激活基层党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的内在动力。党代表联络机构要充分尊重基层党代表专业特长的多样性，承认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在此基础上，党代表联络机构要积极推动代表专业特长与联系群众的方式相结合的制度建设，把党代表的个体差异性和优势性转化为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制度性成果。认同和褒扬党代表的主动性，使其成为有效的激励因素。
其次，要加强基层党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的组织管理。基层党代表的专业特长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零散的优势不能够形成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强大力量。这就要求党代表联络机构对党代表的专业特长进行准确地统计、动态地整合与项目式地管理。一是收集党代表专业特长信息。党代表联络机构要建立党代表专业特长的收集机制，收集、整合党代表的职业身份、擅长技能、个人特长等，建立详细的党代表特长信息库；二是整合党代表专业特长。党代表联络机构要依据专业特长相似性，整合专业特长信息，创新组织党代表的方式，实现党代表专业特长的有机融合与互补结合；三是管理党代表专业特长。针对党代表专业特长不突出的情况，党代表联络机构可以对党代表做出导向性的培训和教育，增强党代表利用专业特长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实际能力。
最后，要提供基层党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的服务保障。鉴于基层党代表精力和资源的有限性，在发挥基层党代表主动探索的基础上，可能出现持续性不强、力量不足等问题。如果要更好地发挥党代表专业特长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作用，那么就需党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党代表联络机构可以结合党代表的专业特长，安排统一的服务活动，并提供相应的保障条件，例如活动场所、活动经费、后勤人员等。值得注意的是，为党代表提供的服务保障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陷入形式、落入空套。
总之，发挥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职能作用，是实施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的关键，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工作还是一个多元化的有机整体性工作。需要各级党委、联络机构、社会公众以及党代表群体一起努力，落实制度、启迪智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运行体系。才能真正的做当让制度落实，好事办好！

㈡ 古时的“连坐”制度，放在当今，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连坐制度在当代实行可行性
12法学 张敏
摘要：
连坐制度与在宗法制度相伴整个封建社会始终，共同维护了几千年的社会秩序。连坐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本身说明其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合理的一面，所以至今仍有市场。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意转型时期出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从连坐制度的发展历史与内容出发，分析探究连坐制度的特点与作用以及对其规律与一般原理的认识，讨论中国现今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可借鉴点。

关键词:
历史发展、制度内容、内在规律、现代适用

报告主线:
连坐制度的历史渊源——连坐制度内容——连坐制的体现——连坐制的特点——连坐制的作用——连坐制评价——转化为对追究群体责任的原因与追究原则的思考——连坐制度对当今的借鉴处

引言：
连坐制度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对社会秩序与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反复研究的重大课题，这种制度起源春秋战国时期，于商鞅变法时建立，对保证国家赋税收入、国防力量，以及普法上产生重要影响，秦统一后期将此制度推广至全国，类似的保甲制度与户口制度一直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仍被当局沿用。我国正值大转型的机遇期，以史为鉴，汲取这一制度的精华，为己所用，服务于当今社会，将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

正文
一：连坐制度的历史渊源
连坐制起始于周春秋战国时期。君主专制将控制人民与占有土地视为国家的头等事务,而严格进行户籍管理是中国很早就有了人口户籍登录管理制度.据《周礼》载,周朝就已专设司民之职.在国家基层社会中,往往实行什伍里甲制度,这种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什伍连坐法,后世里甲制度即由此发展而来,长期成为国家基层社会的人身控制形式.这样使得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政策落到了实处。

二：连坐制度的内容
1商君书说“其战也，五人来薄为伍，一一人逃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这是说：战士五人编为一伍，记在名册上，在作战时，一个人逃跑，其他四个战士都要处刑，能够得一颗敌人头的人，则恢复其原来身份。又说：“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百将、屯长不得首，斩。”这是说：百人的将官，五人的屯长没有得到敌人的头，就要砍他们的头。又说：“将官各有短兵,将官战及死吏，则轻短兵，能一首得优。”即将官战死，卫兵都要处刑能够得一颗敌人头的人，则恢复他的原来身份。又说：‘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父,皆曰“不得，无返！’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这是说：战士违反法令，则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
商鞅用重赏鼓励人们在战争中出力而不怕死，用重刑防止人们子战争中不出力而怕死。
2韩非子说：“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十伍而同其罪。”史记记商鞅之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即在户口编制中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使居民互相纠察，互相监视。告发奸人，予以重赏;不告发奸人，加以重罚;隐藏奸人，其罚更重。而且同什伍中一人有罪，他人连带有罪，名叫连坐。其次，商鞅之法，官吏也要告奸，即官吏犯法，周围官吏知而不告发则有罪，告发则重赏。商鞅又制定出罪及三族的法律，适用情况包括前文的人民在战争中犯罪和官吏犯罪，这是封建制的三族连坐。

三：连坐制度的体现
连坐制度所打击的是与犯罪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是定罪而不是刑罚，因此可称此项法律制度为“关系法”历史中注重亲疏，嫡庶关系的宗法制是封建法制所要维护的主要社会关系，连坐制度与宗法制度相伴整个封建文明始终，共同调整维护了几千年的社会秩序。社会总是在不断的淘汰中进步，而专惩人情罚关系的连坐制度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这本身说明其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进步合理的一面，那么这些是如何体现的呢？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制分》“是故夫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则使相窥奈何？日：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已者，理不得不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志，窥者多矣。如此，则慎已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株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这段阐释将“人人自危，户户自保”彼此监督的连坐制度的分化瓦解作用揭露无遗。连坐制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华夏民族单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经济特点决定了其安土重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依赖血缘维系的封闭生存方式，其教育环境也相对独立封闭。
这从许多边远乡村十里不同音，隔村不同俗，一村一姓的遗风中尚可见的一斑，而连坐实际上是对这一封闭教育形式的批判和瓦解，是基于帝王统治利益而对宗法制社会关系所作的调整和规范，使宗族社会统一于王法之下，用禁尚有连，造成宗族社会中人人自危自保，人人执法的法治形势，客观上起到促进普法，统一法制的作用。

四：连坐制的特点
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终于清末，贯穿整个封建文明法制史，伴随这一制度的相应处罚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特点。
法，广义上是社会生存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民轨”而相应的处罚是社会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危机的模拟，其本质就是教育，在“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尚书、禹贡》的这块土上，有着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滋养，民朴物丰，除水旱两灾外，其它的大规模自然灾害少发，造物主各啬了他的巨大毁灭力，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不是天灾，而是由局部灾害所促动的人祸——战争、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整体的危机而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社会与自然两个世界。
从而发展社会教育生产力与自然物质生产力的整体创新力、而只是停留在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的上智下愚的社会教育与物质生产的对立，停留在人治人，人养人的力人经济形态，封建法制中，固有的利益相对，连坐制与宗族制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社会形态的意识反映，刑罚也体现出以暴制暴的战争恐怖主义特点，以刑去刑，重刑主义，残酷的肉刑、流放边塞、充军作奴等，都是具体体现。

五：对连坐制合理性的评价
（1）作用：连坐制必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我们更需要看到其积极作用。 第一，在古代中国,连坐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一-至少从国家控制的目的而言是如此。正是人与人之间大规模实施的连带责任,和其他体制一起相互配合,维持着帝国的一统。人与人之间连带责任的大规模推行,在地方一级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交通落后等制约因素,起到了维持政权的重要作用。因为作为国家而言,其目标包括政治支持最大化和经济利
益最大化两个方面。连坐就是小政府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控制大国家的有效手段。
第二，保障了赋税收入，保证了国防兵源。
第三，促进人人执法，客观上促进了普法，统一了法治。
第四，使邻居关系更加密切，大家互相熟络，感情较深，一呼则五邻相应，这就是刘邦与项羽反秦时，手下重臣大将大多是自己的乡里的原因所在，即对历史发展有意外的推动作用。
第五，使责任底座扩宽，违法成本增大，更好的警示了世人，更好的维护了社会秩序。
（2）认识：连坐制度完全与儒家的“人伦”相悖,全然游离在儒家引导的轨道外,却没有为其所抛弃一直沿用千年不衰。玄机就在于因为它有其他制度所不能企及的独特效果但是,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连坐虽然残酷但却是个预防犯罪的好方法。早在秦时,商鞍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通过以重型连坐来预防犯罪巩固统治的思想。商欺认为:“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治理巧以伪的人民不但要用刑,而且要用重刑。他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通过连坐互保把赏赐给予告奸的人那连“细过”也逃脱不了。“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于是他就“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所谓“牧司”,是纠发、检举的意一家有罪,其他九家必须检举,否则要连坐一同受罚,这种连坐法是很严格的,商鞍利用它控制秦国百姓,使奸人无所隐匿。也确实商鞍这种法治思想和以重刑预防、治理犯罪的主张,适应了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要求,并成为秦国变法的指导方针,取得很大成功,使贫穷落后的秦国一跃均封建强国通过商彰老的理论和例子,连坐制度的合理性也就不难理解了,同时也显出了连坐在当时的必要性。其本质上巩固王权维护帝制是符合封建精神核心的。

六: 转化为对追究群体责任的原因与追究原则的思考

(一)原因：
连坐制实际上主要是追究一种群体责任，追究群体责任这种集体连坐方式是连坐责任追究制中追究对象更多范围更广的一种连坐方式， 自古以来就受到非议， 因为这种管理手段容易把一些管理责任牵强附会到一部分其实并没有直接责任的成员身上， 人们担心它的扩大化会殃及无辜。 但在特定情况下追究群体责任，运用这种连坐责任追究制有较好的管理效果， 它是特定管理情境下必须采用的特殊管理手段。管理学大师福列特认为：“群体责任取决于人们是否接受整合的统一体这一观点。 ”她在《企业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一文中非常赞同康芒斯教授的思想，即：“雇主和员工在一家企业共事 ，他们一起承担风险，承担企业的压力，分享利益。此外他们还承担彼此的过失。 ” 任何一个组织都肩负着特定的组织使命， 当一个组织应该完成却不能完成它的使命甚至助纣为虐时， 这个组织的设计者（上级）就会很自然地根据不同程度追究该组织的有关个体或群体的责任。 因为组织是根据能级原理由不同能级的人构成的，虽然他们的分工和职权不同，但他们肩负着共同的组织使命大量窝案、 串案的发生以及有关部门的形同虚设， 意味着该组织的组织使命感淡薄， 意味着该组织中的部分甚至全体人员工作作风虚浮不能胜任其职责。 即使追究了有关责任人，也不能保证未被追究责任的“漏网者”工作作风有所转变， 他们可能依旧作风虚浮或官官相卫。 因此追究该组织的群体责任并对关键岗位进行大换职是特殊管理情境下进行组织调整的必然举措。使组织成员被追究群体责任主观上可以强化“每个人都是管理者”乃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可以使下级在“如何管理上司”和“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 等方面能围绕组织目标进行科学的取舍。 客观上可以强化组织成员之间的多重监督，在正确的引导下，能增强组织成员彼此间的责任感和组织使命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相互制衡力量，能及时进行监督，发现和制止可能发生的违纪违规行为； 能及时向上级组织反映存在的问题并使之得到纠正，有利于在组织内部营造追随组织目标而不是追随领导者的管理氛围。

（二）追究群体责任的适度把握
1要正确估计是否应追究群体责任的管理情境。一个治安良好的地区没有必要采取像重庆那样肃警换职的管理手段，一个绩效良好的机构和部门也没有必要对中高层领导大换职，我们应正确估计是否应追究群体责任的管理情境
2减少或消除追究群体责任的负面影响。 有人认为追究群体责任这种“连坐”管理带有封建思想意识，与当今依法治国的理念相违背； 有人认为追究群体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人自危而不断向上级举报，这样会破坏班子团结；有人认为它容易促成反“一把手”同盟或结成“小团体”；还有人认为因追究群体责任的打击面过大， 必将影响干部队伍的思想稳定。 这些看法和担心有一定的道理。 但由于追究群体责任主要是在组织层面对组织成员和职能机构的权、责、利进行重新设计，它与“株连九族”有很大区别，它可以把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组织在追究群体责任时应尽量减少或消除追究群体责任的负面影响。
3把组织的成就作为是否应加大追究群体责任范围和力度的依据。 一般情况下，不能将责任和责任追究泛化。 一个有明确分工的组织，成员各司其职，一旦出现问题，重在追究直接责任人，而不应株连其他。 至于领导者的领导责任和教育责任也要具体分清。 应该把组织的成就作为是否应加大追究群体责任范围和力度的依据。 正如德鲁克所说：“管理是一种实践， 其本质不在于知， 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如果一个组织没有成就，不能让人们满意，就应加大追究群体责任的范围和力度
4慎用追究群体责任。 追究群体责任的管理手段是特定管理情境下的“不得已而用之 ”的特殊管理手段 ， 它是一把双刃剑， 正直的管理者用之可以使组织的肌体更加健康， 别有用心的管理者用之则可能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管理乱局，必须慎之又慎。

七：当代的连坐

（一）政治上
（1）官员贪污连坐。
判处贪污、受贿罪犯的死刑,当然要考虑到国民的平均收人、物价高低,以及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国民的平均收人和物价上涨了20倍左右,但贪、贿的死刑“底线” 却从一万元执升到了100万元,涨了一百倍。不知这种很不对称的上涨是否合情合理。这是一。其次,根据纪监部门和司法机关每年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造成的后果越来越恶劣可以判断,对罪犯们非“从重”不足以震慑,不足以遏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专家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腐败现象的高发阶段,其特点是大案要案多、窝案串案多、高干腐败多。根据有关资料,去年前8个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受贿案6200多件,比前年同期上升了30.6%。在腐败分子日益猖狂的进攻面前,我们却在不断地退让,调高“死刑底线”,实际上是“从轻”而不是“从重。因此我们可以采取连坐责任制度对腐败行为加以约束。
其一,上级官员对于他直接管辖领导的下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及其他为章法所不许的重大违规行为负有连带责任;其二,在选任官员时推荐官员人选的人, 对其所推荐上去的官员所犯的腐败等重大违规行为负有连带贵任。这两类负有连带贵任的官员在其连带对象遭受惩处时,也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罚。这种处罚一般或记过罚体,或降职调任,或免职不用,其中比较体面的做法是自贬请退,辞职以谢政府和天下,有自葬者往往选择这种挂冠而去的做法。相比较而言,各国中以主动请辞的方式承担连坐贵任的居多,大体已成为一种官场习俗,有些国家则在规章中明确写有这样的条文。
（2）官员问责连坐。
只因员工在办公期间“吹牛”、“电脑打扑克”，行政首长就因此被行政问责是云南省推行四项制度的结果这四项制度，就是云南今年 3月初在全省范围内推出的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这四项制度都有细化环节，例如行政问责制，规定了“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监管不力、处理不当”等 10 种问责情况，并写明了10种问责方式。服务承诺制则是公开向社会承诺服务事项，接受监督；首问责任制是第一位接待的办公人员要在职责内给老百姓充分办理公务或给出指导 ；限时办结制是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办公。四项制度各有效力：问责制解决行政不作为的问题，服务承诺制解决行政不负责的问题，首问责任制解决服务质量差的问题，限时办结制解决办事效率低的问题这四项制度相互牵制，可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四项制度是 2008 年云南省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政令，同时，这也是新一届云南省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政令。而据云南方面称，以如此声势抓政府自身建设，注重依法行政、廉洁自律，接受群众监督，在全国各省级政府中，还是第一家。，云南的行政问责制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既是落实四项制度的责任人，又是问责的主要对象。为此，在问责中，形成了“连坐式”的问责。有了省级领导的重视，有了制度性的建设，四项制度推行以来，有了初步成效。
从 3月至 8月 20 日，云南先后问责各级干部 542 人，其中厅级干部 13人，县处级干部 171人，乡科级干部 295人，一般干部 63人 ；从问责方式看，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占 31.18%。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解毅则表示，四项制度的实施过程是政府转型的过程，也是构建“民本”为核心的新型政府文化的过程，除了在思想上要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还要以量化的指标体系推进绩效评估的法制化。此外，在行政问责中，一些公务人员被劝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这打破了公务员“只进不出”的惯例，而国家公务员局正加快正常退出机制等法规政策建设，公务员面临“不称职就离职。这四项制度正是我们要学习的。
（二）经济上：对企业的连带责任制度。
（1）仅仅要求企业有道德信仰、有企业伦理是不够的。许多企业并不是不讲究“德”，而是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德”。比“德”更重要的是“道”，连带责任制度就是“道”。有了它，企业头顶上就像是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现在的企业，都膨胀得很大，动辄拥有成千上万的员工，俨然像个“帝国”，需要用有效的监督制度来加以管理。双汇、蒙牛、三鹿奶粉等企业，虽然创造了一个个的市场神话，但因为“管理的半径”没有跟上“市场的半径”，结果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颠簸”，甚至有些还出现了“猝死”。为何会发生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就是因为缺乏“连坐制度”。 比如双汇“瘦肉精”事件，火腿肠出了问题，企业不能把责任推在养猪者身上，更不能推在饲料商身上。而应该是，最终产品是谁生产的，谁就应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因为，双汇作为一个企业，要承担对上游环节的连带责任。特别是龙头企业，作为产业链中的“领导”，只有承担更多的连带责任，才能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诚信、敢于担当的品牌形象。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如此，企业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也是如此。什么是老板？老板其实就是对员工承担最终连带责任的人。比如一家餐馆，客人吃了饭中毒了，承担责任的肯定是老板，而不可能是厨师，尽管饭不是老板做的，也不是老板端出来的，甚至老板根本就不在餐馆。我们需要老板，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财富的创造者，他还是连带责任的承担者。老板和员工的财富不是均等的，承担的责任也肯定是不均等的。你得到了多少财富，你就得承担多少责任。西方有句谚语，利润即责任。意思是说，你能承担多大的责任，你才能挣多大的钱。在笔者看来，只有为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员工才愿意跟着你干；你支配的资源多了，自然挣钱的能力也就提高了。人如此，企业亦如此，国家更如此。出了煤矿事故，政府领导引咎辞职，是承担连带责任的体现。阿里巴巴卖了假货，公司 CEO 卫哲引咎辞职，说明阿里巴巴管理制度的完善，敢于承担连带责任。一个企业只有敢于承担连带责任，才有动力去管理好它的上下游环节，才有动力去建立一个良性的商业生态。如此，才不至于产生推脱责任的问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意思是说，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伦理基础，没有道德信仰。因此才有“瘦肉精”事件、“毒馒头”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但在笔者看来，仅仅要求企业有道德信仰是不够的，许多企业并不是不讲究“德”，而是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德”。比“德”更重要的是“道”，连带责任制度就是“道”。有了它，企业头顶上就像是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美国发展早期也曾出现过食品安全事件，小说《屠场》里描绘的画面甚至比中国还恐怖。他们的解决办法是，谁把最终产品卖给了消费者，谁就承担最终的责任，至于产业链上游企业给他造成的问题，属于企业之间的契约交易问题。与其他产业相比，食品产业最大的不同是要求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是健康的、安全的。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给消费者带来危害，最终受损的也必将是整个产业链。因此，有些规模较大的食品企业，现在都开始加强全产业链运营，这种运营虽不一定能够提高效率，但却有助于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在现代社会，谁能提供消费者满意的产品，谁能承担更多的连带责任，谁就能和消费者建立关系价值”。特别是大的企业、大的品牌的企业家，每天都要当好消费者的公仆。同时，管理部门也要念好“连带责任”这个紧箍咒，从而有效防范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2）其次，我们要使连带责任附于整条产业链，例如可以规定：为食品企业提供仓储、运输、厂房等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以及供货使用者，都有义务和责任了解食品企业的生产情况。不进行了解或是明知企业违法生产假冒伪劣食品仍为其提供种种生产销售条件的，都要负相应责任。”因为其可以强化企业自律，加强相互监督，约束，又能强化制度监管，提高责任部门的监管意识。如根据《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食品生产加工违法行为连坐制暂行规定》，“连坐”方式主要包括主体连坐、产业链连坐、区域连坐、行业连坐、产品连坐等五个方面。如在产业链连坐上，将责令生产者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消费者停止使用并召回问题食品，对问题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销毁，对其生产的其他食品实施监督检查；同时追查上游原辅材料、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供货者及下游的产品销售者、使用者的连带责任，涉及其他环节或省市的，及时通报当地监管部门进行处理。还要追究明知其生产假冒伪劣食品仍为其提供厂房、设备、运输、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者等。
（3）酒驾连坐。喝酒往往都是聚会或宴请，对应尽到劝阻饮酒后驾车而没有履行的当事人，本身对于助长违法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此前对于同桌饮酒者未进行劝阻，导致饮酒者死亡等情况，法律上也有判定过同饮者负有一定责任的案例。对于司机酒驾，同饮者未进行劝阻，虽然没有违法，但违反了社会公德，交警通报其所在单位是可以的。同饮者劝阻酒驾既是对朋友关爱，也体现社会责任，同时也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4）公车违规连坐。如，规定凡是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车辆违反交通法规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当事人，同时组织当事人所属单位负有管理责任的主管领导，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道路交通安全培训。众所周知，特权车的所谓特权并非车辆所有，而在于特权人的存在，而特权人也大多不是司机，而是其身后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这种由物及人、由下至上的责任追究，不仅有助于刹住特权的车轮，更是能够直接体现出“法律面前车车平等”。主管领导不仅有“管物”的职责，同时也有“管人”的职责。如果不能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职责，必然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如此正常的责任追究，怎么成了“典型的株连政策”？
至于所谓的“混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之说，窃以为失之偏颇。这种说法的本意很容易理解——公车司机履行公务行为违章，主管领导接受处罚可以接受。如果他们是在行使纯粹的个人行为，则领导“埋单”有失公允。这样的理
由看起来十分正当，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公务用车的性质决定了，驾驶它们的司机只能是在履行公务行为，而不能行使任何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公车司机因公违章，主管领导理当领责；公车司机因私违章，监督管理不力的主管领导同样难辞其咎。只要公车是在道路上行使，就不应该有所谓“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之说。既然如此，又谈何混淆？因此，公车违规，主管领导要一同买单。

㈢ 如何加快建立乡镇干部服务群众责任制

一、在乡镇机构改革上求突破，促进乡镇职能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根本转变；
二、在建立干部考评体系上求突破，促进群众服务需求与干部政绩目标有机统一；
三、在加强基层工作力量上求突破，促进干部队伍服务群众需求的能力稳步提升；
四、在完善基层治理机制上求突破，促进群众主体作用有效发挥。

㈣ 国家网信办新规明确网络群责任谁建群谁负责的最新相关信息

规定实施后，任何发言都要担负法律责任，尤其是群主，所以请群里的伙伴们今后发微信一定要注意：

1.政治敏感话题不发

2.不信谣不传谣

3.所谓的内部资料不发

4.涉黄、涉毒、涉爆等不发

5.有关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未发布前不发

6.军事资料不发

7.有关涉及国家机密文件不发

8.来源不明的疑似伪造的黑警辱警的小视频不发

9.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不发

㈤ 国家网信办新规明确网络群责任谁建群谁负责的最新相关信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7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于2017年10月8日正式施行。《规定》出台旨在促进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为广大网民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群组方便了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密切了精神文化交流。但同时，一些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落实管理主体责任不力，部分群组管理者职责缺失，造成淫秽色情、暴力恐怖、谣言诈骗、传销赌博等违法违规信息通过群组传播扩散，一些不法分子还通过群组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亟待依法规范。
《规定》明确，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技术能力，建立健全用户注册、信息审核、应急处置、安全防护等管理制度。
《规定》强调，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建立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合理设定群组规模，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使用者个人信息安全。
《规定》要求，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互联网群组成员在参与群组信息交流时，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强调，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治理需要政府部门、互联网企业、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健全完善舆论监督、社会评议、投诉举报等手段，不断推进行业自律规范，共同构建良好网络生态。
来源：国家网信办网站

㈥ 如何激发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职能作用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决定，并写入党章。2008年5月，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对全国和地方各级党代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开展工作的方式、履行职责的保障及代表资格的终止和停止等作出规定。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地市区县的各级党委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大力推进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结合地方具体情况，出台了地方性的配套政策和制度。取得了很多成效，如增强了代表的主体意识、强化了党内监督、提高了党委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健全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等。
但在制度日渐完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的意识到，制度的出台并不等于措施的有效，更不等于可以直接产生效果。“经”有了，如何念好才是关键。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代表任期制工作也是如此，陆续出台的政策，不断健全的制度，都不过是为了有效激发党代表发挥职能作用的充分条件，而真正能否让条件产生实效，决定因素还在于党代表。特别是广大基层党代表，他们作为最直接联系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一线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的直接收纳者和代言人，也是党和国家政策制度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如果不能充分激发他们的职能活力和履职热情，深入而有效的发挥联系服务党员群众作用，将党员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和建议高质量的反馈给党组织，那之前的一切都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绣花枕头用不得。
目前，一些基层党代表在履职尽责时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面对“党代表任期制”这本“好经”时，出现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情况，造成了“不会念，念不好”的窘困局面，对上无法将群众的呼声高质量不打折扣的传递出来，让群众产生不满情绪；对下又无法将党的政策、路线方针及时的传播出去，让好政策引不起好反响，徒徒浪费了这本“好经”。而对于这种情况出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氛围淡薄 。
“党代表”一词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但说起党代表的职能，社会公众知晓程度往往并不高。这与当前党代表所面临的社会氛围有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群众自由活动空间日益拓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群众与党组织的距离和空间。对于党代表在群众中的角色塑造产生了一定的障碍。同时，党代表的党内地位虚化，在群众中形成的只是开会期间“握握手、拍拍手、举举手、挥挥手”的固有形象短时期内无法改变，造成了一定的群众阻力。让党代表在履行联系服务党员群众职能时，也常常感到障碍重重。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党组织、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党代表工作的宣传范围不广、力度不足，又加剧了群众对于党代表职能作用的陌生化程度，很多群众不熟悉党代表到底可以满足他们的何种诉求。进一步淡化了党代表发挥职能作用的社会氛围，十分不利于党代表主动开拓工作局面和创新工作方式。
第二、主观动力有限。
打铁还需自身硬。基层党代表要想打好联系服务党员群众职责这块儿铁，自身首先要硬气，有底气。但目前看来，一些党代表在履职尽责时，往往出现动力不足、自身不硬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代表职责不明。很多基层党代表对于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目标任务、工作内容、活动方式和组织制度保障没有理解透彻，没有形成有机整体，看待问题时，条条之间、条块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造成其对自身的工作定位模糊，任务不明，对工作所要达到的具体效果认识不清。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自身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积极性。
二是工作方式不熟。作为任期制背景下的党代表，其在任期内都享有代表权利，而不只是在召开党代会期间才发挥作用，在闭会期间也须要发挥作用。特别是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作用，更应成为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重要工作内容和导向。然而，这项工作对于很多基层党代表来说，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很多代表还不能熟练的运用熟悉的工作方式开展这项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代表运用自身能力开展工作的动力。
三是投入精力有限。联系服务党员群众是一项细致入微，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代表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原职岗位上以原职身份履行党员的职责和义务，对于以代表身份开展的联系服务工作，没有投入或分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难以保障联系服务工作得到有效开展，甚至忽略了用党代表的身份和角色去联系服务党员群众。
第三、督促考核体系不全不严。
基层党代表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时，仅靠个体努力是不能达到基本制度目标的，还要依靠有效的督促考核体系。但就目前现有的督促考核体系而言，存在着体系不健全、落实不严格等问题，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和具体实操性。存在着考核主体不明确，惩戒措施跟不上，考核内容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导致党代表不能把通过个体努力的良好联系效果转化为有效的推广模式，难以实现联系效用的最大化，无法体现党代表的特有职权特征和优势。对党代表联系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热情形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问题弄清了，就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激发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职能作用，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展开：
第一、强化教育机制。
通过加强对基层党代表的教育工作，可提高代表的自我意识和角色认同，进而提高代表反映广大党员群众利益诉求的内在动力。
对于党代表的教育工作，主要集中在角色教育和技能教育两个方面。在角色教育中，应侧重两点：一是注重理论素养的提升。基层党代表的角色意识须要在掌握一定理论基础上形成。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就没有实践上的行动。让基层党代表熟悉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规章制度和党的建设等理论，是成为其理解代表角色的必要条件；二是注重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实践中学习。基层党代表增强自身代表意识和理解代表角色，要在实践中得到训练和实现。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才能真正深入的体悟到群众的真实需要，增强对代表角色的理解与认同。
关于技能教育，主要在于帮助党代表提高发现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个环节要求负责联络党代表的相关机构，建立完善的党代表技能教育体系，如举办代表培训班、研讨会、座谈会和项目参观等方式，结合社会信息化媒介平台，提升基层党代表的工作沟通技巧、问题发现能力、归纳总结能力、表述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等必要的技能素质。
第二、建立激励机制 。
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对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工作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并对党代表形成一定的制度性约束，激励其更有效的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
（1）建立社会监督制约机制。对于党代表的监督，不仅需要体制内的监督，还需要引入多元化的社会监督。负责联络党代表的相关机构应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群众公开党代表的身份和联系方式，将党代表置于社会公众和媒介监督之下，让党代表在社会目光下开展联系服务工作，并对其形成一定的外在压力，促进代表们更积极主动的关注群众利益诉求。
（2）建立成效评估机制。对于党代表联系服务工作的成效，应形成全面而详细、清晰可量化的评估机制。依据评估结果，联络党代表的相关机构可对党代表实施一定的奖励或惩戒手段，如每年组织党员评代表，对表现突出的党代表进行表彰和宣传；对表现较差的党代表，在一在范围内进行通报等。激发党代表的内在动力，提高其反映群众利益诉求的积极性。必要时，还可将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众及大众媒体进行发布。
（3）建立成效宣传机制。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成效，一方面是对党代表工作的检验，另一方面是对党代表表达、实现群众利益诉求的价值肯定。通过建立广泛的宣传渠道，将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典型案例，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媒体等媒介平台，向社会广泛宣传，或经常性地对一定范围的群众进行深入宣传。让更广泛范的群众或特定领域的群众，充分了解党代表的职能和价值，增加对党代表的信任和认同。进一步激励党代表投入到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实践中去。
但在进行成效宣传时，需要特别注意宣传风格的选择与运用，既要体现组织的严肃性，也要适当的结合当前社会文化的流行趋势，避免生硬说教。最大限度的让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众发自内心的接受与认可。
第三、创新专业特长服务机制
基层党代表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拥有不同的工作背景、知识结构、专业特长和特性特质。可以从代表自身特长、特性出发，与联系服务方式相结合，形成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产生事倍功半的积极效果。
（1）以工作岗位联系服务党员群众。基层党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数都处在各类工作岗位上，并且在岗位上拥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代表可以结合自身的岗位工作内容探索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方式。这不仅便于代表在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开展联系服务工作，又能迅速的与群众建立联系渠道，有效的保障工作服务质量。
（2）以业余爱好联系服务党员群众。广大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主要场所在居民社区。代表可主动依托社区中的公益组织、志愿者协会和群众团体，以业余爱好为纽带开展联系服务工作，在达到工作实效的同时，又与党员群众打成一片，增进了情感，深入了群众。
（3）以个人特质、特性联系服务党员群众。联系服务党员群众是基层党代表群体的重要工作职能与目标，但在这个目标之下，每一名代表作为个体，又有着不同的个人特质和特性。因此，在开展联系服务工作时，还应从代表自身特质和特性出发，做到以人为本，展开工作。
如有些党代表在基层工作时间久，群众经验充足，具有丰富的沟通交流技巧，懂得如何与广大党员群打交道，在工作中形成了亲近群众、关心群众的人格魅力。因此，具有这一优势的党代表，可充分发挥其亲近群众的特质、丰富联系服务的方式，促进联系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再如，有些党代表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可将身边组织协调能力不强的党代表联系起来一同开展工作，或将社区内的群众有序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意见反馈模式，提高联系服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基层党代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特性、特质，但只要是能与联系服务工作职能相一致，都应给与鼓励，使其产生积极作用。
好的机制还要有好的保障做支撑。创新党代表专业特长的服务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也不例外，为了确保此项机制形成有机整体，产生链条作用。必须要求党代表联络机构做好“三要”工作。
首先，要激活基层党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的内在动力。党代表联络机构要充分尊重基层党代表专业特长的多样性，承认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在此基础上，党代表联络机构要积极推动代表专业特长与联系群众的方式相结合的制度建设，把党代表的个体差异性和优势性转化为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制度性成果。认同和褒扬党代表的主动性，使其成为有效的激励因素。
其次，要加强基层党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的组织管理。基层党代表的专业特长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零散的优势不能够形成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强大力量。这就要求党代表联络机构对党代表的专业特长进行准确地统计、动态地整合与项目式地管理。一是收集党代表专业特长信息。党代表联络机构要建立党代表专业特长的收集机制，收集、整合党代表的职业身份、擅长技能、个人特长等，建立详细的党代表特长信息库；二是整合党代表专业特长。党代表联络机构要依据专业特长相似性，整合专业特长信息，创新组织党代表的方式，实现党代表专业特长的有机融合与互补结合；三是管理党代表专业特长。针对党代表专业特长不突出的情况，党代表联络机构可以对党代表做出导向性的培训和教育，增强党代表利用专业特长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实际能力。
最后，要提供基层党代表发挥专业特长的服务保障。鉴于基层党代表精力和资源的有限性，在发挥基层党代表主动探索的基础上，可能出现持续性不强、力量不足等问题。如果要更好地发挥党代表专业特长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作用，那么就需党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党代表联络机构可以结合党代表的专业特长，安排统一的服务活动，并提供相应的保障条件，例如活动场所、活动经费、后勤人员等。值得注意的是，为党代表提供的服务保障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陷入形式、落入空套。
总之，发挥基层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职能作用，是实施党代表任期制工作的关键，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党代表联系服务党员群众的工作还是一个多元化的有机整体性工作。需要各级党委、联络机构、社会公众以及党代表群体一起努力，落实制度、启迪智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运行体系。才能真正的做当让制度落实，好事办好！（作者：北京市顺义区委组织部所超）

㈦ 集体责任与群体责任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在于集体负责制是集体决策造成的责任和后果集体分开个人负责制个人决策造成的后果由个人承担。

㈧ 在交通法中规定弱势群体责任比最多占多少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