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安策作者
① 《论治安策》《论贵粟疏》《上皇帝书》《桃花源记》 《论说》 《叙事》 《原毁》读
[《论治安策》《论贵粟疏》《上皇帝书》《桃花源记》 《论说》 《叙事》 《原毁》读后感]
《论治安策》读后感
西汉通过分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也存在异姓王,乃至同姓王反叛的潜在危险,贾谊的这篇长赋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分析,提出君主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未雨绸缪,通过削弱王侯的权利达到稳定政局的效果,《论治安策》《论贵粟疏》《上皇帝书》《桃花源记》 《论说》 《叙事》 《原毁》读后感。
在贾谊看来,治理国家就如同屠夫宰牛,一方面用仁义去安抚百姓,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也要运用武力手段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这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足。
贾谊的建议虽然是从为维护封建王权出发而做出的,但是对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团结,一方面要多推出惠民利民政策,但是当国家主权问题受到威胁时,我们又要毫不畏惧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论贵粟疏》读后感
农业乃民生之本,晁错认为,汉代人口众多,但粮食积累却不如虞舜时代,主要原因就是“谷贱伤农”,君主重视金银商业却忽视了对农业的发展,粮价很低,同时赋税很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背井离乡放弃农业生产,所以他建议提高粮价,君主要倡导农业的重要性,使人民安居乐业。
两千年前的这篇文章虽然有其偏颇之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农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忽视的,现在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保民生,关键一点就是要保证粮食供给,而这又需要对农业发展的合理规划,这篇疏不可不谓是对当下时局的一个有利借鉴。
《上皇帝书》读后感
俗话说江山易,守江山难,那么在徐乐看来,对于国家的危险,主要在于“土崩”和“瓦解”两类情况,“土崩”就是广大农民揭竿为旗进行的大规模起义,而“瓦解”就是诸侯王进行的叛乱,在他看来“土崩”是最需要重视的,农民虽无良马强卒,但是他们往往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愤然之举,所以会有很强的斗争性,也就从一个侧面建议君主要体恤民生。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顺民者兴,逆民者亡,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将民众的利益放到首要位置,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切实去为人民办实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政局才会安定,徐乐的这篇文章在封建社会不以王权是从,把民生问题提到了一定的高度,有其先进的一面,读后感《《论治安策》《论贵粟疏》《上皇帝书》《桃花源记》 《论说》 《叙事》 《原毁》读后感》。
《桃花源记》读后感
封建社会人们渴望安定富足的生活,但是连年的战乱让人民这点最基本的愿望也不能达到,陶渊明的这篇短文,虽说真实性有待商榷,但是他笔下的人物个个生活怡然自得,幸福美满,周围景色秀美醉人,确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之情,也在侧面对但是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抨击。
时至今日,我们虽然没有了战乱的纷扰,但“桃花源”的这种生活却看似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讲求和谐社会,但是纵观现在的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还存在,官员权力寻租的情况屡见不鲜,国家虽然在制度上保证了民生,但是在某些方面却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要达到陶渊明的理想社会状态,我们的路还很长。
《论说》读后感
论说文自古就有,但是什么是论说文,怎样写出优秀的论说文,刘勰给出了答案。在他看来,所谓“论”的意思就是道理,就是对各种说法加以综合研究,从而深入地探讨某一道理,而“说”是喜悦的意思,通过阐述是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但是不可过分,过分追求对方的喜悦便是虚假。刘勰以历史上众多人的论说文出发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导方针。
在我看来,《论说》的中心观点对现代议论文的写作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我们写议论文首先立意要高,就如文中所说“言论不保持正道,这样的论著还不如不写”,其次表达要全面通达,论点组织导严密,文辞与思想结合,只有这样,好的论说文才能写出来。
《叙事》读后感
文章中的叙事手法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让读者通晓文章中心思想的一扇窗户,在刘知几看来,文章最重要的是要“尚简”,用简单的话语表达深刻的思想。在他看来过多的修饰铺垫反而不利于文章意旨的凸显,而简单的笔法如“省句”和“省字”两类则能将意思更好地表达出来。
这对我们现在的文章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我看来,叙事并不需要长篇大论,要从细节入手,抓关键,看主流,把几个重要的地方把握好就行,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文辞的华美,有时候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最终会将一篇好的文章的主旨淹没而无法表现。
〔《论治安策》《论贵粟疏》《上皇帝书》《桃花源记》 《论说》 《叙事》 《原毁》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② 治安策的作者简介
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33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③ 过秦论的作者简介
贾谊(前来200—前168),世称自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汉文帝,力主改革,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当时长沙王不受文帝宠爱,故有被贬之意)。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
贾谊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著有《新书》十卷。代表作有《过秦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其中《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批评时政之作,对后世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贾谊的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七篇,被贬长沙途中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喻。谪居长沙三年,作《鵩鸟赋》,假辞赋之要,抒忧国之情。其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所著文章五十入篇,刘向编为《新书》十卷,已散佚不全。明人辑有《贾长沙集》,今人辑有《贾谊集》。
④ <治安策>译文
建立的诸侯国过于强大,必然形成中央与诸侯相疑忌的形势,诸侯已多次遭受这种局面的祸害,朝廷也多次受到诸侯叛乱的伤害,实在不是稳固中央政权、保全诸侯王国的办法。而今或者有皇帝的亲弟弟谋作“东帝”,或者有亲兄之子发兵西向,眼下吴王抗拒朝廷命令的事又被人告上来了。皇帝正当壮年,行事得宜,没有过失,对那些诸侯王恩德有加,尚且如此,何况还有一个最大的诸侯,其力量十倍于此呢。
然而天下尚能稍稍安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些大诸侯国的国君年纪尚幼,朝廷给他们设置的太傅和丞相,还正掌握着大权。数年之后,这些诸侯王大多将成年,血气方刚,朝廷委派的太傅丞相,会以身体有病为由被解职,于是诸侯国中从丞尉以上的大小百官,会全部安插诸侯王的亲信,像这样,同淮南王、济北王的行为还有什么两样呢?到那时再想天下太平,即使是尧舜再世也没有办法了。
黄帝说:“太阳当头时一定要曝晒物件,利刀在手时一定要宰割什么。”现在如果能够按照这个道理去做,求得下全上安很容易;不愿及早行动,日后弄到毁弃骨肉之亲,甚至送去杀头,难道与秦朝末年有什么两样吗?再说,处在天子的地位,乘着今日有利的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担心不能转危为安,变乱为治,假设陛下处于齐桓公的地位,能不能大会诸侯、匡正天下呢?我又知道陛下是一定不能够的。假设天下如过去一样,淮阴侯韩堆仍在做楚王,黥布在做淮南王,彭越在做梁王,韩王信在做韩王,张敖在做赵王,贯高为赵相,卢绾在做燕王,陈狶在做代王,假令此六七公都还好好活着,在这种情况下,陛下即天子位,能自保平安吗?我有理由认为陛下是不能的。秦末天下大乱,高皇帝与上述诸公一同起事,他并没有如陛下那样作为皇帝侧室之子的势力以为凭资,诸公中的幸运者才能成为近臣,等而下之者只能作门客,他们的才能同高祖相比差得远了,高皇帝凭着圣明威武,登上了天子的宝座,分出肥沃的土地,封诸公为王,多的据有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很厚的了,但在其后的十年之间,叛乱发生了九次。陛下之与诸公,没有亲自同他们较量并使他们臣服,也没有亲自分封他们为诸侯王。从高皇帝开始就不能以此求得一年的太平,所以我知道陛下也是无法得到安宁的。
但是还有一种可以推诿的说法:这些人本不是高皇帝的亲属。那么我再来说说那些皇亲。假令悼惠王仍做着齐王,元王做着楚王,中子做着赵王,幽王做着淮阳王,共王做着梁王,灵王做着燕王,厉王做着淮南王,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好好活着,在这种情势下陛下登上皇位,能太平吗?我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了。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认为同陛下是像平民兄弟那样的关系,我估计他们没有一个不想仿行皇帝的礼仪制度而自己做天子的。擅自封人爵位,赦免死囚,其中最为过分的人甚至用了皇帝的车马仪仗,汉廷的法令在他们身上行不通了。即使是行为不轨像厉王这样的人,命令他都不肯服从,召见他怎么可能来呢?即使来了,也不能绳之以法,触动一个亲戚,同姓王们就会相顾联合起而谋叛。陛下的臣子中,即便有勇猛如冯敬这样的人,刚刚开出口来,刺客的匕首就已经插入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有谁能帮助你处理这些事呢?
所以异姓王一定会引起危险,同姓王也必定发生叛乱,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异姓王恃强发动暴乱的,汉朝已幸而战胜他们,但又不改变之所以发生祸乱的制度。同姓王沿袭异姓王的行径而谋叛,已经有兆头了,象这样发展下去,必同异姓王完全一样。灾祸的变化,还不知会怎么样,贤明的陛下处于这种形势,尚且不能得到安宁,到后世还能拿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呢?
屠牛坦之所以一天能解割十二头牛,而锋刃不钝,是因为他所批击剥割的地方,都在肌理肢节的缝隙之间。至于髋髀等大骨头,就一定要用斧头来砍了。仁义恩厚,就是天子的锋刃;权势法制,则是天子的斧斤。现在的诸侯王,都是那些髋髀之类,丢开斧斤不用,而想施以锋刃,我以为不是缺口就是折断。为什么不能用仁义恩厚去对待淮南王、济北王这些人呢?是形势不允许。
我曾总结过去的经验,发现大抵是强者先反。淮阴侯韩信做楚王,最强大,就最先反叛;韩王信倚靠匈奴,接着又反叛;贯高有赵国的资助,就又反叛;陈狶兵精,又反叛;彭越凭借做梁王的势力,又反叛;黥布利用做淮南王的条件,又反叛;卢绾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的封地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但最为完好,同皇族关系疏远,却最忠顺,不是仅因为他秉性与众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假使当年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也据有几十个城市而封王,今天即使说他们已经因此而衰败,也是可能的;如果让韩信、彭越之流列为普通的彻侯,即使说他们至今仍完好也是不会错的。
那末天下之大计已经可以知道了。想要诸侯王都忠实附顺,则莫过于使他们都象长沙王;想要臣子不至于因为谋反而被剁成肉酱,莫过于使他们都象樊哙、郦商那样;想要使天下太平,莫过于多封一些诸侯,并减弱每个诸侯国的力量。力量单薄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朝廷法纪,国土狭小则不会有邪念。让天下之势,象身体指使臂膀,臂膀带动手指,没有不服从的。诸侯国的君主不敢有什么异心,象车辐归聚轴心那样,归心于天子,即使是平民百姓,也知道能够安心,所以天下人都会体会到陛下的英明。定出分割土地的制度,规定齐国、赵国、楚国各分为若干小诸侯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得到祖上所受的封地,一直到土地分完为止,其余梁、燕各国都照这样办。那些分地多而子孙少的诸侯王,可以让一些新建立的诸侯国,暂时空缺而搁置一边,等待他们有了子孙,再让子孙去做诸侯国国君。诸侯国因犯罪而被朝廷挖夺了大片土地的,就迁徙他们的侯国,等到封他们的子孙时如数尝还。诸侯国的一寸土地、一个辖民,天子都不据为已有,只是为了国家稳定而已,所以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明。分土制度确立之后,皇室宗族的子孙都不愁做不成王了,下面没有背叛的念头,上面没有诛伐的打算,所以天下之人都理解陛下对他们的仁爱。法令制订了无人触犯,命令发布后无人反对,象贯高、利几那样的叛谋就不会产生,柴奇、开章的反计也不会萌发,百姓安于本业,大臣更加恭顺,因此天下人都领会到陛下的法理用心。即使是年幼小儿做皇帝天下也会安定,甚至扶植遗腹子为君,或以亡君的礼服接受朝拜,天下也不会乱套,当代天下大治,后世歌颂圣明。采取一个措施,可以得到明、廉、仁、义、圣五项功业,陛下究竟顾忌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做呢?
当今天下形势,毛病正如脚腿严重浮肿,一条小腿肿得和腰一样粗,一根脚趾肿得象腿一样大,平时无法屈伸,只要有一二个脚趾抽筋,就会担心整个身体失去依靠,错过今天的机会不治疗,一定会成为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毛病还不单是脚腿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继位的,是堂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在继位的,是兄子之子。嫡系子孙有的还没有封地以使天下安定,非嫡系子孙反倒握有大权以威胁天子。所以我说,还不单有脚腿浮肿的毛病,又苦于脚掌扭折,本末倒置。可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
⑤ 《论治安策》读后感
[《论治安策》读后感]
西汉通过分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专但是也存在异属姓王,乃至同姓王反叛的潜在危险,贾谊的这篇长赋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分析,提出君主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未雨绸缪,通过削弱王侯的权利达到稳定政局的效果,《论治安策》读后感,读后感《《论治安策》读后感》。
在贾谊看来,治理国家就如同屠夫宰牛,一方面用仁义去安抚百姓,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也要运用武力手段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这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足。
贾谊的建议虽然是从为维护封建王权出发而做出的,但是对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团结,一方面要多推出惠民利民政策,但是当国家主权问题受到威胁时,我们又要毫不畏惧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论治安策》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⑥ 过秦论是作者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有什么历史背景和含义。
1.贾谊,西汉人,是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十八岁能诵诗书,善作文,在郡中很有名。河南太守吴公爱其才,召置门下。后吴公做廷尉,向汉文帝推荐,贾谊二十多岁时做了博士,不久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后遭大臣周勃、灌婴等陷害,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做梁王太傅,梁王堕马而死,贾谊自认为是自己失职,最后抑郁而死。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人。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最早的汉赋作家之一。年少即以文才超众著称。20多岁时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提升为大中大夫。后因在政治方面多次提出改革建议,触犯权贵,被谪为长沙王太傅。四年后被召回,为文帝宠子梁怀王太傅。死时仅33岁。他的政论散文《过秦论》、《陈政事疏》(也称《治安策》)、《论积贮疏》等,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改革现实的坚决态度。他的文章峻拔锋利,针砭时弊,淋漓酣畅,对后世散文创作很有影响。其文章,明人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他的为人,很为司马迁推崇,司马迁把他和不同时代的屈原相提并论,撰写了《屈原贾生列传》。
2.贾谊生活的西汉初期,由于经过五百多年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减少,所以贾谊认为推行“仁政”可以“安民”,他曾多次上疏,评论时政,《过秦论》就是为宣传这种主张写的。《过秦论》有上中下三篇,这里选的是上篇。鲁迅曾称赞本义为“西汉鸿文”。
春秋以来,战乱频仍,加之秦统一后的暴政、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社会经济遭受了五百年来的特大破坏。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得耕作;还有些为生计所迫,卖妻鬻子或自卖为奴。战乱使人口锐减,商业萧条。奸商囤积居奇,物价昂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达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人民很需要休养生息。针对这种现实,为巩固西汉政权,贾谊借“过秦”以“规汉”,主张施行仁政,“与民休息”。当然,贾谊所说的“仁政”,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不可能包括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压迫等内容,这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
⑦ 《新书》的作者是谁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堪称文采斐然。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新书》、《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
《新书》又称《贾子》,是贾谊的政论文集,史书《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后存10卷58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实为56篇。
《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经济思想,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
《过秦论》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从秦孝公到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指出其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在行文时,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了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宗首》、《藩强》、《权重》等篇则系统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篇则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新书》中的《礼》篇,指出: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保傅》篇中指出:
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而选左右。
贾谊认为,对于太子应及早开始教育,并要选择好太子的左右侍从,包括担负教导职责的人员。他认为国家命运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这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君主教育在古代确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容经》篇中,贾谊提出了关于师傅之道的一些原则:
既美其施,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
也就是说,教师应注重施教内容的美好,同时又要考虑到学生能够达到的程度。掌握进度快慢、分量多少方面要适当。要激励、督促学生不断有所深造,又不要逼迫学生而使其感到困苦。总之,应使教学精要适宜,使学生力所能及,这样就可以“力不劳而身大盛”,这样的教学方法可谓“圣人之化”。
后来,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所著的《春秋繁露•玉杯》篇中也辑录了这段论述,表示“吾取之”,可见“圣化”的教学原则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贾谊的思想受到历代许多学者的推崇。清代名士卢文弨在校注《新书》时,把贾谊和董仲舒并称为“经生而通达治体者”。
贾谊基于反思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教育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以教为本”的思想基础。他对实施最优越的君主教育的论述,在思想原则和制度措施上可为一般教育所借鉴,而且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不乏有价值的见解。
贾谊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大一统创始期的积极进取精神,具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