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坚守长春
Ⅰ 长春被围的时候，郑洞国在长春市区拆一些民房修个机场不行吗为何坐以待毙
我看这个不是问题。而是我们的思想有问题。哎中国人吗？
Ⅱ 解放战争盘踞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是哪几支
长春大概有10万国民党军队。主要是曾泽生的60军。司令官是郑洞国。
Ⅲ 长春围困战的战役背景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三十五万左右。
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在东北，解放军与国军之战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经过三年战争和群众工作，如保卫四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1947年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进行中之冬季攻势，共产党在东北已经建立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和剿匪工作，壮大了军队。东北解放军由抗日战争后之11万人发展到1948年春之100万人（其中野战军70万，地方部队30万）。
国民党军方面，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后，将原本已编入地方保安，接受日本精良训练的原满军裁撤，东北国军兵力下降到48万；许多满军因顿时失去生活来源而纷纷加入共产党军队，大大增加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实力。东北战场成为当时全国五大战场中解放军数量超过国军之战场。国军本着“重点防御”之战略，兵力集中在几个中大城市，而解放军掌握着铁路沿线和广大农村地区，将国军分割开来，国民党军陷于孤立。解放军已逐步掌握战争主动权，攻守态势也随之改变，东北战争进入了解放军攻，国军守之时。
同日，陈诚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 ，声称已完成作战准备，计划分三路向解放军扫荡。当日，国军集中了五个军十多个师的力量，以沈阳为中心，分三路向辽河两岸呈扇形推进。1月6日，解放军夜歼灭沈阳外围公主屯的新五军两个师一万三千余人，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被俘。在1947年夏秋冬攻势之强大压力下，1947年8月到东北主持军政之陈诚，对东北国军败退，收拾不了局面，萌生退意。1948年1月17日，国军召开军事会议，成立东北剿匪总部，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郑洞国和范汉杰任副总司令。1月22日，卫立煌到达沈阳。1月26日解放军攻下新立屯，全歼四十九军二十六师九千余人。1月29日解放军攻下沟帮子；1月30日攻下盘山县。
2月5日，陈诚离开沈阳赴南京。2月6日，解放军占领辽阳县，国民党暂五十四师和新五军、新六军留守处共损失一万零七百余人。2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确立将东北国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2月19日解放军攻下鞍山市 ，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一万两千九百余人全部被歼灭，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被俘。同日，解放军收复法库县，撤退之新六军暂六十二师全部七千二百余人被全灭于庆云堡地区。2月25日，驻守营口之国军五十二军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八千八百人，逮捕副军长郑明新，并消灭其余守军三千余人。2月28日解放军攻下开原， 歼灭暂三十一师一个团及暂六十二师残部三千四百人。
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尾声。1948年3月，蒋介石为固守长春组建第一兵团，由“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郑洞国兼任。因国军陷于孤立，为免被各个击溃，3月9日，卫立煌命郑洞国指挥驻守永吉（今吉林市）之六十军撤到长春， 解放军占领永吉和电都小丰满发电站。3月13日（一说3月15日），经23小时激战，解放军再次攻占战略重镇四平街（三攻四平） ，七十军一个整师一万九千三百余人阵亡。3月15日，冬季攻势结束，国军在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据点，沈阳、长春之补给全靠飞机运输。郑洞国抵长春后，下达了“加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之策。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央，是东北铁路交通枢纽，具重要战略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首都就设立在此。沦陷期间，日本关东军在此修筑了许多永久防御工事，国军进驻长春后，又加强了工事。长春有很多永久性碉堡和地堡，市中心建筑和街道都有地下坑道相接，构成核心守备，外围设有宽三米深两米之外壕，有纵射火力及铁丝网、地雷、绊索、鹿砦、陷阱等工事。时长春已是一坚固防御之大城。国民党报纸称长春防御工事“坚冠全国”。
此时长春人口仍为30万上下 。 守长春之国军是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代理参谋长杨友梅，有新七军和从永吉撤回之六十军6万人，及地方部队4万人，共计约10万人，下设：
新七军，蒋介石嫡系部队，美国机械装备。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下设3个师：
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克立，参谋长李性常，下设3个团。
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下设3个团。
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参谋长曾德辉，下设3个团。
六十军，滇系部队，军长曾泽生，参谋长徐树民，下设3个师：
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副师长李佐，参谋长杨肇骧，下设3个团。
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参谋长汤启圣，下设3个团。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副师长任孝忠，参谋长杨正隆，下设五四四团，五四五团，五四六团3个团。
长春守军以中央大街（后改称斯大林大街，现名人民大街）为界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归六十军，西半部归新七军，司令部设在中央银行大楼。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派新七军暂五十六师两个团，控制西门外大房身机场，派六十军一个师防守东郊城防工事外之战略高地。 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第一兵团约10万人，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
第6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杨国夫、李作鹏，政委赖传珠，参谋长黄一平。下设三个师：
第16师，师长李作鹏，副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参谋长冯精华。
第17师，师长龙书金，副师长李培功，政委徐斌洲，参谋长陈毅斋。
第18师，师长阎捷三，副师长黄荣海，政委袁克服，参谋长周明国。
第12纵队，司令员钟伟，副司令员熊伯涛，政委袁升平，参谋长王亢。下设三个师：
第34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
第35师，师长王奎先，副师长李光汉，政委栗在山。
第36师，师长沈启贤，副师长郑贵卿，政委王建中，参谋长席庶民。
独立第6师，师长邓克明，副师长金宇、马逸飞，政委钟人仿，参谋长刘苏。
独立第7师，师长罗华生，副师长程启文、余勋光，政委邱子明，参谋长刘可天。
独立第8师，师长王人贵，副师长蔡久，政委邹衍。
独立第9师，师长廖仲符，副师长罗文华，政委钟民，参谋长冉泽。
独立第10师，师长赵东寰，副师长邓忠仁，政委崔国辉，参谋长王玉峰。
独立第11师，师长王效明，副师长李德山，政委宋景华，参谋长康干生。
Ⅳ 郑洞国的人物生平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5人，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17年又转入全部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这年他已满14岁，但因对西学毫无基础，故学习一度相当吃力。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这时他的家境已大不如前，读书所费皆赖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供给。虽然生活非常清苦，甚至有时身无换季之衣，但他勤奋努力，学业大进。这年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偏僻的石门县城亦为革命风暴所震撼，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特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欣往应试，旋被录取，赴长沙报到。孰料此时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一时湘局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次年，他毕业于石门中学，到磨市乡小学任教。为谋今后生计，他于1923年再度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由于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他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这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的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此后东路军主力掉头疾进，在梅州地区又围歼了周荫人的另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缴获敌人人枪各千余，再立战功。同年11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团长。这时他刚年满24岁。这时东路军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时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长。此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时郑洞国已改任第2师( 师长黄杰）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夺取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军长徐庭瑶)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在这之前，部队由于天天忙于打内战，早已厌倦了同胞间的互相残杀。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3月中旬，日将西义一率第八师团移兵古北口，欲集中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郑洞国率第17军2师4旅坚守南天门一线阵地，将士们只能忍饥受冻，在古老的长城上，以血肉之躯与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战役期间，郑洞国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戕未遂，形势岌岌可危。郑洞国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弛返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军蜂拥扑来。郑洞国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失利。在这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脱掉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官兵们见状士气太增，个个争先与敌拼杀，一时杀声震天，硬是将敌人击退了。至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先后节节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2师退驻北平。同年秋，郑洞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军中，率部和第25师75旅一起，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担任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10月，红军失利后主力向湘贵方面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调回北平驻防。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师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次年秋，原第2师师长黄杰调任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接任了师长职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谋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何应钦下令各路中央军前往“讨伐”，郑洞国率第2师进驻潼关。未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2师撤回徐州。
1936年10月22日 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军长关麟征阵地被突破撤退，郑的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幸而这时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冒死前来接应，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保定失守后，日军又连陷正定、石家庄等重镇，一直深入到豫东地区。在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曾奉命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南下。其间，郑洞国曾派突击队乔装日军，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机场，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不久第2师又作为第一战区预备队参加漳河战役，战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阳休整。
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当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地从河南赶到徐州时，战局发生突变：日军精锐的第10师团已攻陷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两千余人全部阵亡，敌前锋部队正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快速南下。郑洞国考虑我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迎敌的作战计划，即使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将因立足不稳为敌击破，这样连徐州都会陷入险境。为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并报请上级同意，一面果断地指挥部队火速开往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这时大批日军已进抵运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南犯。郑洞国率师主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即与敌人隔河交战。但日军凭借强大炮火，攻势如潮。危急间，配属该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及时赶到，郑洞国立即命令放列射击，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死伤枕籍，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郑洞国回忆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灵活机动的处理情况，使日军冲过运河，不但徐州势将难保，而且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中国军队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当夜，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2集团军及第20军团110师接替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20军团主力52军、85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2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52军连夜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突以坂本支队4000余人绕道前往增援。第2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敌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2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峄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军长关麟征异常高兴，亲自率人到九山阵地视察。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军至徐州战场，在前线的各中国军队相继撤至邳县以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2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20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十余个师，竟均赖此桥撤出了战场。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2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2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行军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将军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以郑洞国任副军长，气愤之下，遂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部队，回到长沙。自次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在其中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被汤恩伯委任为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请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军长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改番号为第五军，郑调升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誉第1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如某团长嗜赌成性，恶习难改，经再三劝导无改，郑毅然报请上级将其免职，于是全师肃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一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12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中旬，第5军(辖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些援军的到来加剧了第5军作战的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5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说来也怪，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带领荣誉第1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番号为第8军，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的，以后又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珈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
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
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
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的归国途中，携夫人宋美龄曾于兰姆珈作短暂停留，视察了训练营地。在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之后，蒋介石深表满意。
1943年10月，缅甸地区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亚热带丛林之王”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自此，印度经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畅通无阻。盟国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转，不必再飞越驼峰，大大提高了运输量。
在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为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的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奉命编为新1军和新6军，美国将领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将军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局吃紧，新6军奉调回国，新1军则继续前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中国边境城市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底，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周围地区的日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乃告结束。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2月20日 晋升陆军中将。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9月初，郑洞国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抵沪，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将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此后，郑洞国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2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
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郑洞国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在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古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一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
Ⅳ 长春围困战的守军投降
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蒋认为共军主力南下，围困长春力量空虚，因此命郑洞国趁机率部突围。10月4日下午，郑洞国与曾泽生通话，要六十军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10月7日至8日，郑洞国集中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组织了一次试探性突围攻击，攻击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独立第6师阵地，受到解放军阻击。
10月14日，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最终攻占锦州，锦州国军10万余人全数被歼，东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 锦州被共军占领后，使东北国军从陆路撤退的道路切断，东北战场形势剧变。同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派张秉昌、李峥先带着六十军联名信与解放军接洽，联名信由白肇学亲自书写，信中提出11条需要回答的事，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信上签名。当晚二人来到位于穷岗子的东北军区前方办事处。
10月15日，蒋介石亲抵沈阳，向长春守军总司令郑洞国空投手令，命其率六十军，新七军立即突围，“如违命令，将以军法严惩，绝不宽贷”。 中午，张秉昌、李峥先带来的联名信被送到兵团政治部刘浩处，刘浩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当时兵团司令部得到长春守军有可能突围的情报，因此一些领导怀疑六十军此举可能是假借“起义”之名进行突围。17时，刘浩赴兵团司令部当面汇报。夜，刘浩向兵团首长萧劲光，肖华等人汇报，刘浩认为六十军当前投共是可能的。经过讨论，兵团总司令萧劲光同意刘浩的意见，指出如果六十军企图突围，就消灭它。
10月16日上午，刘浩与解方、潘朔端到穷岗子与张秉昌和李峥先见面，表示欢迎“起义”并提出五点意见 。中午，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兵团司令部开会，讨论向沈阳方向突围的计划，决定17日拂晓突围。下午，刘浩派车送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暂二十一师阵地，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城商谈“起义”事宜。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到六十军军部，带回共军承诺。得到共军承诺后，曾泽生给暂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讲话，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曾泽生宣布六十军投共，暂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又来到一八二师通知其“投诚”消息。晚8点，一八二师向新七军布防。11点，曾泽生通知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及其三个团长开会，扣留李嵩及三个团长，并命其向五十二师副师长和三个副团长要求服从命令，拥护“起义”。夜，曾泽生派暂二十一师副师长李佐，一八二师副师长任孝忠为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15日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商定“起义”计划。
10月17日凌晨一点，六十军指挥所搬到五四七团团部，派人送信通知郑洞国准备起义。上午刘浩与李佐、任孝忠到五四七团团部，中午，曾泽生与刘浩会面商量起义后的事宜，下午3时，刘浩与曾泽生出城，会见唐天际、潘朔端，商定防务交接，包括交接防地时间、口令、办法，约定凌晨四时前完成交接。 商定后刘浩与曾泽生回长春布置计划。17时通电起义。夜，接防部队解放军独立第6、8、9师入城接收东半部防区，12点，六十军撤出防区开往九台。六十军三个师共26000余人进行了“投诚”（解放军方称起义，国民革命军方称叛变）。
10月17日夜，曾泽生接通郑洞国电话，并由刘浩与郑洞国通话，敦促其放下武器。
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以黄埔旧谊敦促他“起义”，写道“时机紧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 。晚11时，新七军李鸿派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新七军军部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副处长杨天挺，副官处副处长杨振汉，暂第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祥伯等人为代表，与解放军第一兵团参谋长解方商洽“起义”，达成协议。
10月19日清晨，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面见郑洞国，报告已经准备投诚。上午10时，新七军放下武器，解放军接收西半部防区。至此，长春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只有郑洞国兵团总部机关和特务团固守中央银行大楼。解放军没有采取武力攻占，郑洞国部下（一说杨友梅）与解放军联络 ，提出“抵抗”一二日后再投降。
10月20日晚11时，郑洞国向蒋中正总统发出诀别电报 。10月21日凌晨4时，在一阵朝天开枪后，兵团总部举白旗投降。
Ⅵ 国民党军守卫东北各个城市的将领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
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守长春的是 郑洞国，被围半年，粮尽投降。
沈阳 ：周福成（8兵团）、廖耀湘（9兵团）
锦州：范汉杰、卢浚泉
Ⅶ 解放战争中拿下长春的是那位
辽沈战役时，敌对的国民党反动派有部队有55万人，其中卫立煌正规军48万人，东北专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国民党二属级上将）东北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孙渡、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陈铁参谋长：赵家骧
Ⅷ 郑洞国如何做到一生不愧于心
郑洞国，曾用名郑桂庭，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读私塾，17岁入石门中学，在校期间，曾考取湖南陆军讲武学堂，讲武堂因故停办，返石门完成中学学业。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师又考取湖南商业专门学校。
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2营第4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8团第1营营长。
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作战积极勇敢。次年6月任第8团团长。1927年10月~1928年3月，任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1928年3月~同年10月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31年底，他升任第2师第4旅旅长。1933年春，侵华日军企图进占华北，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他率部驰援，在古北口与日军血战两个月，给日军以重创。是年秋，他奉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6月，被派任第2师师长。
1937年，他刚上庐山训练团受训，“卢沟桥事变”爆发，即返部率第2师参加保定会战。次年3月，他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95军军长，不久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1938年底升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11军（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1939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同日军血战20余日，迭克要塞，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5师第11旅团，并两度攻入广西昆仑关，后升任新编第21军军长，旋改任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宜昌失陷后，他指挥第8军担任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击退日军数次大规模进攻，1942年秋，他率部配合战区主力反攻宜昌，歼敌甚众。
1943年春，他调任中国驻印度的第1军军长。该年冬至次年春夏，指挥所部与盟军一起参加了缅甸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对日军第18师团的战斗，还率部参加了密支那围攻战。1944年9月，他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同年底，率部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部队胜利会师。1945年8月，奉命回国，任国民党第3方面军副司令官。9月，他在南京参加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1946年3月，他调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副长官，次年8月改任东北行辕主任。1948年1月，他任新成立的东北“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同年3月，他到长春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参与指挥了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抢占东北的战斗。1948年10月，郑部被人民解放军围困于孤城长春达数月之久，弹尽粮绝，郑不愿再继续一场血肉相残的肉战，乃率残部投诚，脱离了国民党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第3届、4届全国政协委员，第5届、6届、7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革第5届、6届、7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他关心祖国统一和“四化”建设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热情地关心国家大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
Ⅸ 郑洞国的一生为祖国做出了哪些贡献
郑洞国，曾用名郑桂庭，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读私塾郑洞国，17岁入石门中学，在校期间，曾考取湖南陆军讲武学堂，讲武堂因故停办，返石门完成中学学业。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师又考取湖南商业专门学校。
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2营第4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8团第1营营长。
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作战积极勇敢。次年6月任第8团团长。1927年10月~1928年3月，任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1928年3月~同年10月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31年底，他升任第2师第4旅旅长。1933年春，侵华日军企图进占华北，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他率部驰援，在古北口与日军血战两个月，给日军以重创。是年秋，他奉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6月，被派任第2师师长。
1937年，他刚上庐山训练团受训，“卢沟桥事变”爆发，即返部率第2师参加保定会战。次年3月，他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95军军长，不久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1938年底升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11军（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1939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同日军血战20余日，迭克要塞，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5师第11旅团，并两度攻入广西昆仑关，后升任新编第21军军长，旋改任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宜昌失陷后，他指挥第8军担任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击退日军数次大规模进攻，1942年秋，他率部配合战区主力反攻宜昌，歼敌甚众。
1943年春，他调任中国驻印度的第1军军长。该年冬至次年春夏，指挥所部与盟军一起参加了缅甸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对日军第18师团的战斗，还率部参加了密支那围攻战。1944年9月，他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同年底，率部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部队胜利会师。1945年8月，奉命回国，任国民党第3方面军副司令官。9月，他在南京参加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1946年3月，他调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副长官，次年8月改任东北行辕主任。1948年1月，他任新成立的东北“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同年3月，他到长春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参与指挥了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抢占东北的战斗。1948年10月，郑部被人民解放军围困于孤城长春达数月之久，弹尽粮绝，郑不愿再继续一场血肉相残的肉战，乃率残部投诚，脱离了国民党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第3届、4届全国政协委员，第5届、6届、7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革第5届、6届、7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他关心祖国统一和“四化”建设事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热情地关心国家大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
Ⅹ 郑洞国的生平
郑洞国
（1903—1991）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湖南省石门县人，1903年1月13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4岁起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8岁读私塾，17岁中学毕业后考入长沙商专。受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毅然投笔从戎，考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25年毕业后分配到军官教导团二营任连党代表,参与了东征和北伐战争。在淡水北之惠州攻城战中，作战勇敢，率先入城，在黄埔学生军中崭露头角，被提升为营长。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八团团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连在一起,走上了背向人民的道路。
他是一位国民党爱国将领,在八年抗战中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西昆仑关战役、鄂西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战役,先后任第二师少将师长、九十八军副军长、十一军军长、八军军长、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他治军有方,战功卓著,国民政府曾授予他最高军功勋章,被誉为国民党军中的抗日名将。1943年春,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率军部从昆明乘飞机抵达印度兰姆珈营地。为争得盟军援助,他耐心地同美、英盟军将领打交道,既维护了民族尊严,又搞好了与美、英盟军的关系,稳定了驻印军内部的团结,使部队很快适应了国外战斗生活。新一军在兰姆珈受训半年后开赴前线,投入反攻缅北日军的战役。首战攻克日军占领的于邦,打破了号称“亚热带丛林之王”的日军第十八师团不可战胜的神话。1944年攻克缅北密支纳战略重镇,完成了反攻缅北战役的前期任务,被提升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年4月,驻印军攻占曼德勒东北之乔梅,与英军会师。至此,中国驻印部队反攻缅北战役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授中将军衔。蒋介石大肆调兵遣将、全面发动内战后,他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去东北参与内战。人民解放军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主力损失惨重,他看到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覆亡命运已不可挽回,请假去北京治病,想脱离东北战区。蒋介石却令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组织部队去守长春。1948年6月起,解放军围困长春5个月.他率部突围,出城后遭到解放军猛烈截击,又退回孤城死守。所部第六十六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后,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10月19日凌晨,解放军攻入中央银行,他率部放下武器投诚。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萧劲光和萧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他目睹人民政府管理上海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安居乐业的情景,受到深刻教育,后来在自传上写道:“在事实面前,我真是叹服了。”1952年春节后,他到北京,坦诚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199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选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