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治理

㈠ 全球气候治理

来自全球各地的
40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一堂，
就减少碳排放、
捍卫《巴黎协定》成果达成多项共识，
宣布要
“把全球气候治理雄心带上新台阶”。

㈡ 如何理解全球经济治理"四个重点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希望从4个重点领域推进明年峰会筹备工作。
一是创新增长方式,重在推进改革创新,开辟和抓住新机遇,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潜力。
二是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三是促进国际贸易和,发挥其对增长的推动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四是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力求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

㈢ 全球治理坚持什么原则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一个社会学或国际关系的术语，是指为了解决超出一国或一地区的某一问题，而由各国进行政治协商以共同解决的方式。

全球治理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因此这一概念有别于世界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在保留现有各国政府管理机制和力量的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沟通和协调，以解决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冲突、环境、生态、资源、气候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非一国政府所能及，因此，全球治理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
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
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㈣ 中国是怎样为世界治理与发展贡献智慧的初三政治

中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㈤ 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及其含义是什么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调抄整中，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特征，世界经济治理也出现了一些新变革。
世界经济目前整体形势是自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基本面良好，主要经济体保持增长，增速均有加快。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运行也面临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资源能源价格高位震荡、贸易壁垒增加、货币政策环境趋紧等问题和挑战。

㈥ 为什么说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的首要平台

G20机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最关键的时刻，由全球20个主要经济体组成的，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一挑战过程中，G20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增加就业，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改革。从目前情况来看，世界已经确认G20机制是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G20国家就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管理等各个重要的经济、金融议题进行讨论，这是G20峰会机制下财经渠道的基本任务，当然还有政治协调人的领域，涉及到发展、贸易等问题。

㈦ 为什么中国公共治理优越世界其他国家

你好同学，没有人说优越世界其他国家啊，这是不正确的，其实并不优越其他国家的，谢谢。

㈧ 从圣经中如何看待神对世界的治理

创世在宇宙天地尚未形成之前，黑暗笼罩着无边无际的空虚混饨，上帝那孕育着生命的灵运行其中，投入其中，施造化之工，展成就之初，使世界确立，使万物齐备。上帝用七天创造了天地方物。这创造的奇妙与神秘非形之笔墨所能写尽，非诉诸言语所能话透。第一日，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上帝将光与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于是有了晚上，有了早晨。第二日，上帝说：“诸水之向要有空气隔开。”上帝便造了空气，称它为天。第三日，上帝说：“普天之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于是，水和旱地便分开。上帝称旱地为大陆，称众水聚积之处为海洋。上帝又吩咐，地上要长出青草和各种各样的开花结籽的蔬菜及结果子的树，果子都包着核。世界便照上帝的话成就了。第四日，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管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普照全地。”于是上帝造就了商个光体，给它们分工，让大的那个管理昼，小的那个管理夜。上帝又造就了无数的星斗。把它们嵌列在天幕之中。第五日，上帝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之物，要有雀鸟在地面天空中飞翔。”上帝就造出大鱼和各种水中的生命，使它们各从其类；上帝又造出各样的飞鸟，使它们各从其类。上帝看到自己的造物，非常喜悦，就赐福这一切，使它们滋生繁衍，普及江海湖汊、平原空谷。第六日，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上帝造出了这些生灵，使它们各从其类。上帝看到万物并作，生灭有继，就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派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上帝本意让人成为万物之灵，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地上的一切，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物。”按《圣经》的说法，人类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第七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完成了创世之功。在这一天里，他歇息了，并赐福给第六天，圣化那一天为特别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创造，歇工休息。就这样星期日也成为人类休息的日子。“造化钟神秀，阴阳割分晓。”上帝就是这样开辟鸿蒙，创造宇宙万物的。

㈨ 全世界都在治理的VOCs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挥发性有机物，常用VOCs表示，它是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三个词第一个字母的缩写，总挥发性有机物有时也用TVOC来表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VOCs（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是在常温下，沸点50℃至260℃的各种有机化合物。在我国，VOCs是指常温下饱和蒸汽压大于70 Pa、常压下沸点在260℃以下的有机化合物，或在20℃条件下，蒸汽压大于或者等于10 Pa且具有挥发性的全部有机化合物。
通常分为非甲烷碳氢化合物（简称NMHCs）、含氧有机化合物、卤代烃、含氮有机化合物、含硫有机化合物等几大类。VOCs参与大气环境中臭氧和二次气溶胶的形成，其对区域性大气臭氧污染、PM2.5污染具有重要的贡献。大多数VOCs具有令人不适的特殊气味，并具有毒性、刺激性、致畸性和致癌作用，特别是苯、甲苯及甲醛等对人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VOCs是导致城市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的重要前体物，主要来源于煤化工、石油化工、燃料涂料制造、溶剂制造与使用等过程。
简介
按其化学结构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八类：烷类、芳烃类、烯类、卤烃类、酯类、醛类、酮类和其他。 VOC的主要成分有：烃类、卤代烃、氧烃和氮烃，它包括：苯系物、有机氯化物、氟里昂系列、有机酮、胺、醇、醚、酯、酸和石油烃化合物等。
来源、现状与分类
VOC的主要来源：在室外，主要来自燃料燃烧和交通运输产生的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光化学污染等；而在室内则主要来自燃煤和天然气等燃烧产物、吸烟、采暖和烹调等的烟雾，建筑和装饰材料、家具、 家用电器、汽车内饰件生产、清洁剂和人体本身的排放等。在室内装饰过程中，VOC主要来自油漆、涂料和胶粘剂、溶剂型脱模剂。一般油漆中VOC含量在0.4--1.0mg/m3。由于 VOC具有强挥发性，一般情况下，油漆施工后的10小时内，可挥发出90%，而溶剂中的VOC则在油漆风干过程中只释放总量的25%。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形成细颗粒物(PM2.5)、臭氧(O3)等二次污染物的重要前体物，进而引发灰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以PM2.5和为特征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区域内空气重污染现象大范围同时出现的频次日益增多，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了根本解决PM2.5、O3等污染问题，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国家应积极推进其关键前体物VOCs的污染防治工作。但是，目前我国VOCs污染防治基础较为薄弱，存在排放基数不清、法规标准不健全、控制技术应用滞后、环境监管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同时，由于VOCs排放来源复杂、排放形式多样、物质种类繁多，则建立VOCs污染防治体系难度较大。因此，如何切合我国的实际全面开展VOCs污染防治，是一项刻不容缓、艰巨复杂的任务。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分类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种类有很多．日前尚无统一的分类方法，常见的分类是以污染源的性质进行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有机溶液。有机溶液是由有机物为组成介质的溶剂，常见的有机溶液有家用化妆品、洗发用品和洗涤剂，还包括生活中常用的黏合剂、油漆、含水涂料等日常工具性用品。
2).建筑材料。建筑材料是指在建筑工程中使用的一些易挥发气味的材料，包括建筑室内外使用的涂料、塑料饭材、泡沫隔热材料、人造板材等材料。
3).室内装饰材料。室内装饰材料是指建筑物室内涂料或者室内装饰的一些其他容易挥发气味的材料，其中包括墙体涂料、壁纸、容易产生挥发性气味的壁画等材料。
4).纤维材料。纤维材料是天然纤维或合成纤维制作成的材料，通常情况下可以做地毯、挂毯、化纤窗帘等用品。
5).办公用品。办公用品有的自身具有挥发性。例如油墨，而有的自身并无挥发性，但是在其工作的过程中由于要散发大量的热量，其中的一些耗材随着热量一起散发出来，例如复印机和打印机就属于这种情形，其工作的过程中会向空气中散发大量有害气体。
6).室外工业气体。室外工业气体是指工业生产或者各种机械散发出来的气体，其范围较为广泛，包括工业生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气体、汽车尾气、光化学烟雾等等。
危害编辑
居室内VOC污染已引起各国重视。
挥发性TVOC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刺激眼睛和呼吸道，使皮肤过敏，使人产生头痛、咽痛与乏力，其中还包含了很多致癌物质。
国家新家颁布的《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中，室内空气中TVOC的含量，已经成为评价居室室内空气质量是否合格的一项重要项目。在此标准中规定的TVOC含量为Ⅰ类民用建筑工程：0.5 mg/立方米、Ⅱ类民用建筑工程：0.6mg/立方米 。
.大多数VOCs有毒．部分VOCs有致癌性；如大气中的某些苯、多环芳烃、芳香胺、树脂化合物、醛和亚硝胺等有害物质对机体有致癌作用或者产生真性瘤作用；某些芳香胺、醛、卤代烷烃及其衍生物、氯乙烯等有诱变作用。多数挥发性有机物易燃易爆．不安全。.挥发性有机物在阳光照射下．与大气巾的氮氧化合物、碳氢化合物与氧化剂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光化学炯雾．危害人体健康和作物生长；)匕化学炯雾的主要成分是臭氧、过氧乙酰硝酸酯(PAN)、醛类及酮类等。它们刺激人们的眼睛和呼吸系统。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且危害作物的生长。肉烃类VOCs可破坏臭氧层；如氯氟碳化物((CFCs)

㈩ 如何面对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一、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围的广泛性是独一无二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它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其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重大责任。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
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
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

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如以八国首脑会议行使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以北约取代安理会承担维和职能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
中国政府的主要担心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可见是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今后，他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它国家同类组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
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
从历史传统上看，古代中国一直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中国的朝廷与周边国家朝廷的关系，只知皇权(王权)而不知国权，更不能承认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实体的对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于外”和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成为调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张丽东：《作为国际组织建设思想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9月，第46页。〗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朝廷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对它们可以采取怀柔或照顾的政策，但却不会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纪末，当国力已远超出中国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仍顽固地要将其纳入这个朝贡体系中。〖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的层层环绕的同心圆结构，周边国家在理论上或观念上以较为松散的方式被纳入皇权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多元国际体系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现代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列文森：《儒教中国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但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感受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斥心理。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
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4—11页。〗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

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余潇枫，贾正君：《论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与理性选择》，《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页。〗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念一样不合时宜。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性的一面。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外化。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导的。由传统的统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转变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先被用于市政学，用于解决城市和地方问题，而后上升到国家中央政府层面。最近十几年，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组织又将他们在国内的经验用于国际层面，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先在地方事务和国家层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观念，学会了治理的行为方式，养成了治理的习惯，而后应用到国际事务中。而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却没有在国内相应的经历。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内获得的经验用于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治家在国内的施政经验和行为习惯却与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远。政府官员不习惯于与其它政

治行为体共享权力，与它们建立调和而不是支配的关系，并通过共同的参与、谈判、协调活动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构成对政府行为方式的挑战。
全球治理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的影响。中国近几十年来，走上一条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国采行的政治模式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就特别容易招致批评，遇到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全球治理的进程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缠结渗透，国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没有一个国家还能坚持作为无法穿透的政治实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全球治理手段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的前景怀有深深的疑虑。这种疑虑无疑会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转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