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创新的价值理念

❶ 如何发挥社会组织功能，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十五个方面的改革中，明确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这两个方面改革的内容都与重视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承接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直接相关。事实上，“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了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已经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导向是，要求政府立足民本，下放权力，提高效率，建立多元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多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努力发挥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自我管理和服务便利功能，通过构建社会组织的运作平台，拓展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治理有较长的历史和成熟的经验，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在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构建下，政府权力有限，政府职能也专注于安全、外交、经济等核心领域，诸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基本靠市场和社会来承接和完成。作为非政府性的社会自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出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有独特的优势，通过职能转移对接与政府委托或者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在文化教育、福利救济、养老助残、医疗互助、社区团结、环境保护，抗灾扶贫、预防犯罪、弱势群体帮扶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因其形成和运作的志愿性、自主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平等性和社区成员公共参与的特征，使得它相对于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独特优势，更容易获得认同和归属、更能细致入微、也更符合社区文化与传统，为此，社会组织承担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更有效率，也更有利于社会凝聚。
社会管理的高度自治化与组织化是西方国家的显著特征。各类协会、民间团体、互助组织、教会、基金会、慈善机构等大量的社会组织生长和活跃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发挥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需求，监督政府与市场等方面的功能。如美国社会，在基层社区和微观社会管理领域，政府除了社会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外，很少有其他方面的职能，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非常高。几乎居民生活领域的所有管理和服务均由市场和基层社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承担，为此，民众的社会参与与公益行动非常积极。与此对应的是美国基层政府的人员规模也非常小，政府的有限权力和有限管理，事实上也养成了民众少找和不找政府，自我管理和通过社会组织互助解决生活问题的行为逻辑。
西方国家的这种全社会动员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会治理体制，不仅简化了政府职能，减少了政府管理负担，还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促进了社会和谐，还增强了西方社会居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精神，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对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代表着社会治理发展的方向和规律，也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扶持和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体现了我们国家社会治理转型的趋势和要求。当前我们以政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治理模式普遍存在社会管理效率不高，服务不到位，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居民对社会治理多元化、具体化和细微化的需求，我们必须在主体、手段、方式等方面做出改革。同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在经济水平有长足发展、居民的自我意识、自主能力也都有了很大进步，这也为我们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提供了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对整个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做出了部署，为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挥作用提供了新制度的空间。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发展和发挥社会组织职能：
第一，转变观念，创新社会政策体系。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依靠多元社会主体和社会力量管理社会事务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加强政策创新设计，为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保障。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快速培育一批有资质、有影响能承接政府部分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培育他们成长为社会治理的新主体力量。
第二，以市场化改革为契机，加快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与简政放权，逐步扩大政府职能转移的范围和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来的改革基调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为此，政府要明晰定位，管好市场和社会不能管得，而将市场机制能调节，社会能自我管理的职能转移出去，既要转移职能也要下放权力。新一届政府推行改革时明确提出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以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导向，伴随着职能减少，同时也将部分资源分配和权力向市场和社会主体转移和下放，由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政府集中精力做好顶层设计与规划、政策的宏观调控与着力履行政府的监督职能。
第三，探索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承接的内容和方式。虽然我们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任务，确立了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目标，可是，在现有国情条件下，转移什么内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转移，是落实的关键。从西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来看，主要是在微观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要积极放权社会组织，将服务性、技术性、社会性、认证性等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可以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和专门委托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等方式，吸纳社会组织发挥其灵活结构、服务便捷的优势，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降低行政成本。

❷ 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有哪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为了进一步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一是传统治理主体单一化到多样化。传统的社会治理主体比较单一化，强调国家或政府从上至下的静态的行政管理，亟需过渡到综合运用法律、道德和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方式。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社会诚信体制建设、信息化管理、舆论引导、心理疏导、人民调解、基层社会自治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注重从源头上治理。社会管理不等于“维稳”。“维稳”只是社会运行出现失序状态之后的应急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强调常规性的、基础性的服务和管理。这就需要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需要我们树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的理念。切实转变政府的工作作风，彻底改变过去政府部门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三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其协同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意义重大。政府在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过程中，将一些民生服务项目打包向社会组织招标，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改革有关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同时，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自身服务能力建设和自律诚信机制的建设，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
四是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通过“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服务和管理。但是当前普遍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区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新载体。要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包括政府的服务体系建设、市场的服务体系和社区公益服务体系。在当前，特别要加强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区公益服务体系建设，来满足社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兴趣居民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
五是积极动员公民的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强调赋予公民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通过沟通、协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问政于民，问需于民，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保证民意能够进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六是健全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中国的社会转型目前进入到社会矛盾多发时期，矛盾多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建立化解矛盾的体制和机制。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我们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事先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需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及时反映、矛盾能及时化解;同时，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和改革信访工作制度，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有效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❸ 你是如何认识当前国家重新倡导“地摊经济”的政策行为3000字论文

前半部分用了一些人物的引言，后面大多是政策的解读和未来的预估，请自行斟酌和删减。

如何看待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是稳定就业、保住民生
刘尚希：今年财政特点是围绕人来做文章。最近很火的地摊经济，就是促进就业，同时也是保证基本民生，稳定基本生活。
地摊经济属于灵活就业，数字平台现在也有很多灵活就业机会，这些方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做了特别的强调，要鼓励这些灵活就业，尽可能创造条件，为灵活就业和所谓的非正规就业提供一些方便。
韩永文：李克强总理专门到山东对地摊经济进行了考察，韩正副总理在湖南也对这方面进行了考察。这对提振信心、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是非常扎实、非常有用的。
地摊经济
今年基础设施投资有什么变化?
重视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协同发展，扩大有效投资
韩永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孕育新机遇，带动产业升级潜力大。数字基建投资溢出效应较高，可以达到1：5的比例，所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从消费互联网拓展至产业互联网的重要抓手，带动产业升级的潜力无限。
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所以传统基建仍然是基础。
传统基建和新型基础设施基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在增加新动能、调结构、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先进制造业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在稳增长、补短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者融合才能显著提升我国基础设施的水平，才能助推我国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带动产业升级
从长期来看，经济是需要靠消费来拉动，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许多消费模式和消费方式还无法放开启动，因此投资拉动对稳定经济、保就业、保民生是非常重要的。投资增长速度上可能会比去年要慢，但总的规模不会小。
投资实际上也是拉动消费，在传统的概念当中，在投入当中30%—40%是转化为消费基金的，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投资不仅仅是投资拉动的问题，同时也是拉动消费、稳定经济、保证就业。
如何理解将赤字率安排在“3.6%以上”?
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刘尚希：“3.6%以上”这个提法以前是没有的，今年提出了一个有弹性的说法，就是说赤字率有可能高于3.6%。
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富有弹性的政策安排呢?
这里可能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非常大的，这也就是今年的经济增长具体目标没有提出来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的规模是赤字率的分母，因为不确定性很大，所以赤字率就有可能变化。如果说能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率，那么这个赤字率可能比较稳定。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在分母不变的情况下赤字率会上升。
围绕人来做文章
以财政风险对冲公共风险
刘尚希：过去财政政策的特点是围绕“物”做文章，主要在“铁公基”方面力度比较大。今年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做法，更多的是围绕“人”来做文章。
首先突出就是要保就业，在中央提出的“六稳”，首先就是稳就业。这次提出“六保”首先也是保就业。财政政策的特点更多是体现在救助、救急，就是以财政风险去对冲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从而为经济社会的恢复注入更大的确定性，降低、对冲不确定性。
稳就业、保就业
当前的财政政策既是一个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策。
作为经济政策，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循环，就是要落实好“六保”的任务，尤其是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作为一个社会政策就是要给社会托底，要保基本民生，要促进就业，要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受疫情的影响，保证基层政府的运转。
如何看待当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谁也离不开谁
刘尚希：以财政风险去对冲公共风险，好比用药去治病。
是药三分毒，吃药实际就是以毒攻毒，从这点来看，财政风险适当的提升，相当于一味药，用这味药去治公共风险这个更大的病，但是光靠一味药不行，还要靠货币政策这味药，这就是中医的思维，药要形成一种配伍、组合，这样才能使药效达到最大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财政、货币政策要配合，以及其他宏观政策也要配合。
韩永文：有个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就在5月28日“两会”结束以后，央行三次进行了逆回购，向市场大概投放了3700亿的流动性。
为什么这么做?有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出去了但传导机制还有不畅的问题，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流动还比较多，这还是一个需要下决心解决的问题，
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会得到很好的配合。
刘尚希：在当前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实际上出现了货币政策固有的一个弱点，也就是当经济越不确定的时候，甚至经济处于下行的时候，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就越受到限制，因为这个时候银行贷款的风险会扩大。市场主体出于防风险本能，对于贷款会更加谨慎。
我们在微观政策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贴息+贷款，政策性融资担保+贷款，政府性基金+贷款，微观上，这些政策组合分担了商业银行的一些风险，确保了贷款投入。
今年前四个月，贷款增量达到八万多亿，也是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配合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贴息、融资担保，银行可能面临很大的风险，可能会退缩。
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配合分不开
从这点来看，要使资金真正注入实体经济当中，货币政策必须要和财政政策配合。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总计8.51万亿政府债券的发行，会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市场上可用的资金是一定的，政府通过发债把资金拿走了，市场可用的资金就少了，就会出现利率上升，企业融资的成本也会上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就要对这个挤出效应进行对冲，就是要增加基础货币，或者说通过降准、通过其他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增加流动性，这样才能避免在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挤出效应。
无论从宏观来看还是从微观来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都必须彼此配合，谁也离不开谁。

给予以“地摊经济”为标志的草根经济一片成长的空间，不仅是当前疫情冲击下应对经济下行、就业形势严峻的一个权宜之计，也应该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背景下促进经济复苏，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
“地摊经济”如何实现长远发展，如何成为纾解民生难题、培育创新经济模式、激发人民群众干事创业奋斗热情的重要载体，除了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外，还需要给予足够的成长空间，营造多元包容的社会氛围。
近期，“地摊经济”突然火起来了。这个彰显民生底色的草根经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结束后政府经济社会管理中的一大亮点。李克强总理指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曾几何时，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地摊经济”为标志的个体经济揭开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改革时代大潮的序幕，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为活跃市场，繁荣城乡经济、解决就业、丰富百姓生活、增加国家税收、促进体制机制创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独特角色。在今年的新冠疫情对经济带来重大冲击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倡导的发展“地摊经济”作为一种政策导向，体现的是政府经济、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在实践中需要理性看待，防止过犹不及把一部“好经”念歪了，把一个好的政策用滥了。
一要全面准确理解“地摊经济”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意义。新时代倡导发展的“地摊经济”，不是过去小、散、乱无序经营的个体小商贩走街串巷吆喝叫卖的简单复制和翻版，而是繁荣城乡市场，激发民间创新活力，发展民生经济，探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商业模式的客观需要。地摊经济中孕育着创新的生机与活力。今天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许多著名民营企业家，得益于党的改革创新政策，在创业初期大多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当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工复产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水平，经济下行与就业压力双重叠加，党中央提出了“六保”“六稳”的战略举措，纾解民生发展困境。鼓励发展“地摊经济”，释放社会活力成为必然，彰显了党和政府坚持民生为重、实事求是的执政理念和工作作风。
二要防止政策落实中的形式主义。从过去个体摊贩像“过街老鼠”一样遭遇工商、城管执法人员的围追堵截，到如今政策放宽后政府管理和执法部门的嘘寒问暖，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的需要，层层定指标、压任务，硬性摊派，都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体现，是不可取的。管理部门要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回应群众关切，解决“地摊经济”发展主体的实际困难，提高服务意识和管理水平。此外，还要防止舆论宣传中的过度概念炒作，将“地摊经济”演变成庸俗化的作秀与跟风炒作的“眼球经济”。
三要坚持放管结合，提高经济社会管理质量和效能。“地摊经济”对城市工商、卫生、城管、交通、社会治安等城市各部门的综合执法和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长期以来，由于“地摊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短期逐利性等特征，往往与城市管理发生冲突，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管得过死不行，放任不管也不行。如何破解“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之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难题，关键是政府部门要创新管理模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不能一刀切，搞运动式执法。从事“地摊经济”的大多数是为生计奔波的普通老百姓，只要从民生角度着想，坚持放管结合的原则，规范有序管理，给予“地摊经济”公平发展机会，才是利国利民之举。
四要探索助推“地摊经济”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地摊经济”不应该仅仅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权宜之计和昙花一现的经济现象，而应该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观视角，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政治高度，积极探索扶持“地摊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培育草根创业成长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在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统一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政策制定落实方面，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合法地位和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
给予以“地摊经济”为标志的草根经济一片成长的空间，不仅是当前疫情冲击下应对经济下行、就业形势严峻的一个权宜之计，也应该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背景下促进经济复苏，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地摊经济”如何实现长远发展，如何成为纾解民生难题、培育创新经济模式、激发人民群众干事创业奋斗热情的重要载体，除了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外，还需要给予足够的成长空间，营造多元包容的社会氛围。助推“地摊经济”行稳致远，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❹ 如何实现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领域的数据量都在爆发式增长，尤其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it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数据的增长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大数据如浪潮般席卷而来，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不仅仅只是一次颠覆性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与治理理念的全方位变革，尤其在政府治理领域，大数据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潜力和创新空间。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应充分重视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中的重要价值，牢牢抓住大数据为政府治理提供的创新机遇，切实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
一、大数据为政府治理理念转型带来新机遇
治理理念的转型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前提，理念的转型需要新文化、新思维的融入，大数据所蕴含的数据文化与数据思维恰好可以为治理理念转型提供突破口，基于大数据探索政府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最终实现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府管制理念向以协同共治、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型。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依据不再是个人经验和长官意志，而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在过去深入群众、实地调研考察的基础上，系统采集的客观数据和实证分析的科学结果将成为最为重要的政府决策依据。“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的特征和“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理念将成为政府治理理念转型的核心要义。
二、大数据为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带来新机遇
大数据通过把数学算法运用于海量数据，从数据中寻找相关关系，通过这种相关性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这是大数据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此外，依托于大数据技术和平台，通过外包、众包等灵活的组织方式，可以推动政府治理的组织架构从科层、分割、封闭向开放、协同、合作转型，因此把大数据的方法和手段引入到政府治理领域，是实现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有效路径。基于上述方法论，大数据为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带来的新机遇主要包括：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从单兵作战型管理到协作共享型治理、从被动响应型管理到主动预见型治理、从电子政务管理到政府2.0治理、从风险隐蔽型管理到风险防范型治理，最终实现全面数据驱动的治理模式创新。
三、大数据为政府决策科学化带来新机遇
随着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仅凭个人感知已经很难全面了解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做出正确判断，政府部门想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就需要把大数据思维与技术运用到政府治理与决策中，依靠大规模数据的收集来直观呈现经济社会运行规律，通过相应的数据挖掘来辅助政府部门进行科学决策。大数据为政府决策科学化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决策的制定阶段，大数据背景下，政府决策不再是个别领导干部“拍脑袋”做出的，而是通过“用数据说话”，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数据）做出决策，这样的政府决策是在对客观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充分了解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这样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精准性、适用性和科学化水平；其次，在决策实施效果的跟踪反馈阶段，通过物联网和社交网络的普及，大量的客观数据能够快速汇集给决策者，通过这些数据对决策的实施过程和效果进行实时监控，能够更全面地掌握决策的实施效果和下一步的改进方向。
四、大数据为政府服务效能提升带来新机遇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也是大数据背景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在政府治理的范畴下，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主要包括政府部门行政审批的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提高两个方面。在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方面，大数据可以打通各个政府部门的信息孤岛，打破各部门数据的条块分割，通过构建统一的政府行政审批云平台，让数据为老百姓“跑腿办事”，省去了“跑断腿、磨破嘴，办事跑十几个部门，盖几十个公章”的苦恼和无奈，这样既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又节约了政府开支。在提高公共服务产品质量方面，大数据通过对公共服务产品数据和服务对象数据的挖掘、分析，提升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精准化、分层化、个性化；通过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兼容，让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产品设计、提供和监督等各个环节，实现公共服务产品质量的提高。

❺ 如何把法治思维贯穿城市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大意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关键是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把社会治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怎样治理”三大内容纳入法治轨道。
一、创新社会治理要靠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法、尊法、守法，努力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注重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理社会、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要大力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要加强对公民人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领导干部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在发挥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民依法参与社会管治理，健全多主体构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二、创新社会治理要靠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强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就是社会治理的过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就是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公正廉洁执法。要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要着力解决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防止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变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纠正执法就是收费的现象。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接受人民监督。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
三、创新社会治理要靠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社会治理就是在解决矛盾纠纷中进步的。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要加强源头治理，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要注重民生和制度建设，尽可能防止和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要加强动态协调，注重平等沟通和协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要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化解消极因素，激发社会活力。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通过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以司法独立促司法公正，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四、创新社会治理要靠推进全民守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民守法。要认真组织实施“六五”普法规划，针对领导干部、农民、学生等不同群体开展不同要求、不同内涵的法治理念教育，使之树立作为制度支撑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树立规则意识，消除公民违法的机会主义和侥幸心理，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具体行为习惯做起，做到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去做；凡是法律提倡的，积极对待；凡是法律保护的，依法遵守。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的责任，维护自身权益是公民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公民都应做到维权与守法的统一，维护自身权益的努力必须合法、合情、合理，决不允许以违法犯罪的方式、破坏法治和秩序的方式、侵害他人权益的方式进行。

❻ 我国公共政策体制应该怎样改革和创新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
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
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
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
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极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❼ 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视野下的社区治理方式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根基，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等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江苏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框架指引，加快转变治理方式，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多元主体转变，从政府管理、控制社会向政府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转变，逐步构建起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优化政府治理结构，增强政府服务能力。积极推动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职能，明晰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权责，回收政府行政性事务，为社区“松绑”。南京玄武、秦淮等地推行“街道中心制”和社区公共服务“整体外包”改革，推动大中城市城区街道去“经济化”，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深化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聚焦自治和服务。无锡、镇江等地通过社区“扁平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大限度整合社区内外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资源，推动公共资源向社区下沉，强化服务管理责任，切实增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
推行“政社互动”模式，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太仓市自2008年起，率先开展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简称“政社互动”）的创新探索，实现了基层政府转职能、基层自治组织增活力、居民群众广受益多方共赢的效果，被专家誉为继审批制度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次革命”，得到中央领导和民政部等有关部委的充分肯定。自去年下半年，我省全面部署和推广“政社互动”，通过编制《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单”，明晰责任主体和权责边界，变“上下级关系”为“平等对话关系”；乡镇（街道）与村（居）民委员会协商签订“协议书”，实行“契约化”管理，变“行政命令”为“依法协助”；改进考核方式，变“单向考核”为“双向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已有337个乡镇推行了“政社互动”，占总数的26.6%。
建立“三社联动”机制，创新服务管理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机制。南京玄武区、建邺区、鼓楼区等通过“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增强社会组织承接功能，促进专职社工活力释放，形成公益创投、购买专业服务的典型经验。无锡崇安区通过“夯实平台、提升品质、强化参与、放大效应”，构建“四联治理”工作体系。南通崇川区将公益创投理念应用于社区服务领域，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资助等资金来源渠道，赋予“三社联动”新的内涵。
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服务体系。通过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不断加强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与协商，为社区治理与和谐善治奠定基础，让基层政府回归公共服务本份、自治组织回归自治管理本位、居民群众回归自我服务本元。省级出台政策性文件，规范社区考核评比，从行政层面为社区减负、“松绑”。省财政从2011年起每年预算1亿元社区建设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引导方式，推动和实施城乡社区“两大平台”建设，为促进社区“减负增效”创设载体。南京市出台社区减负七项规定，取消25项工作任务，48类评比，42个机构，72项台账，整合20条社区网络，增加自治服务、便民服务，改进考核方式，较好解决了社区负担重的问题，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鲜活经验。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强化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最大限度激发自治活力，推动实现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由“社区管治”到“社区善治”的转变。太仓、邳州、连云港、泰州、江阴等地积极探索，形成了“政社互动”、村级“四权”建设、“三会村治”、“直评村官”、“以民主促民生”等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形式，促进了基层和谐稳定。
近年来，我省各地以改革创新为着力点，积极培育社区治理主体、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明晰社区治理目标、丰富社区治理内容，不断提高社区治理成效，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是，对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要求，我省社区治理的发展还不平衡，比如在社区经费保障问题上，《意见》明确要求，将社区建设“五项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但不少地方还没有完全落实。社区人员待遇较低、工作经费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在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上，《意见》明确了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三级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标准和提供方式，但目前一些地方仍有一定数量的城乡社区“硬件”不达标，甚至还有少数空白点。在社区准入上，《意见》要求大力压缩针对社区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但落实效果不是很好，社区负担依然很重。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省社区治理必须迈出新的步伐。一是深入开展社区创建，不断提高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水平。以“创建考核”为抓手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深入开展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和省级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二是全面推行“政社互动”，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行“政社互动”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全面推进“政社互动”工作。厘清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明晰“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界限，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管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动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力争到今年底，苏南50%、苏中30%、苏北20%的县（市、区）实行“政社互动”模式，至2017年全省实现全覆盖。三是加快实现社区减负增能，大力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效能。按照“能删则删、能调则调、能并则并、能压则压”的原则，大力压缩影响社区工作、增加社区负担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进一步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严格社区工作准入，让社区工作者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服务居民、搞好自治，切实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效能。积极推广南京市社区减负经验和模式，省级层面出台社区减负相关文件。同时，加快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现代化手段，真正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负担。四是深化拓展“四个民主”，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提升村（居）委会成员能力素质，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努力提升基层社区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按照“政府扶持、社会运营、专业发展、项目合作”的原则，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大力培育发展贴近城乡社区居民需求的公益慈善、文体娱乐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有效承接政府及相关部门面向社区的公共服务事项。今年，省民政厅将制定出台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的扶持政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减免、政策支持等有效途径，为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

❽ 政府治理创新的价值理念是什么

这个理念并不是特别复杂。
一般来说它的价值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不断的进行创新，实现出它根本上的价值。这样不断可以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也可以让国家有越来越好的发展。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创新，更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进一步提升综合国力和世界的影响力。

❾ 如何实现大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

1、在政府系统进一步确立大数据的理念，研究制定大数据施政发展规划

2、夯实大数据产业基础，提供大数据施政平台技术支撑。

3、打通各部门各层级之间信息孤岛，实现大数据信息资源互联共享。

4、发挥第三方力量的作用，政府积极购买大数据相关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