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

㈠ 什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是领导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结晶,反映了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
改革目标的科学提升
改革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改革,从对内改革到对外开放,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对改革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认识,不断健全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十八大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到2020年的改革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这个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联系起来,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既是对各个领域改革目标的科学提炼,又是对改革总目标的根本提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各个领域行使国家权力、治国理政方略的综合体现.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健全的治理体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国家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利于统筹谋划各个领域的改革,保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个总目标的确立,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要求,是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的根本标志,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自信自觉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先例可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但没有遇到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对国家治理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和经验总结,但他没来得及深入探索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就去世了.苏联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严重错误,最终积重难返,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教训极为深刻.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上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指引下,总结国际国内两方面经验教训,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新的实践探索,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到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到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天,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鲜明对比.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对此要有高度的自信.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相比形势任务的变化,相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各族人民的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从各个领域逐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指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围绕这个目标指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具体安排,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六个"紧紧围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思路,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当今世界,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以法治来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想见,一个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充满创造活力、人的全面发展得到切实保障的中国,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逐步得以实现的中国,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的中国.

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哪些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

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㈢ 规划环评如何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紧密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规划和工作布局，开展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研究就是其中一个研究重点。我们中心的专家对中国民众极为关注的自然环境保护、环境污染防治、生态恢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从健全制度和完善政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约束，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重大约束，还是影响地球上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需要凝聚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来应对。

观诸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可以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与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联，具有复杂的成因。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在处理环境问题时需要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需要寻找技术性和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其中，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环境科学是我们认识环境问题、开发环境技术的基础；对环境问题的科学认知，是我们制定各类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逻辑出发点，对环境政策的科学制定起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因此，公共政策研究者需要同环境科学工作者紧密合作，将技术的可能性与政治的可行性结合起来，使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建立在坚实的环境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当然，环境保护政策的需求本身，也具有引导环境科学研究方向的重要作用。没有科学支撑的环境保护行动既浪费资源，又影响政府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政府保护环境的进程；同时，如果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求，环境科学研究也可能走向象牙塔内的自娱自乐。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逐渐建立了以环境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环境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一方面，通过开展环境科学研究，依靠环境监测，揭示环境质量演变规律，识别污染成因机理，最终提出污染控制措施；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研究基于环境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经济可行性和政治可行性分析，从全社会总收益的角度，制定出最优或者最适合的环境政策。在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全球化和复杂化的今天，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研究的有效互动是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全球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当前，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紧迫性为环境科学研究带来了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对环境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研究的有效互动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基本形成了具有一定科技能力的环境科技人才队伍，环境科技体系逐渐完善，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基础性的重大环境科技问题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突出表现为：相关科学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污染问题和治污规律的认识；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环境质量评价与预测能力增强；建立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等在内的国家环境标准体系；一批关键环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得到突破。

在看到这些进展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内环境治理需求相比、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当前我国的环境科学研究还存在较大差距。眼下，中国所面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严峻而复杂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环境科学研究的支撑。比如，针对当前中国严重的灰霾污染，我国相关科学研究尚不能对一些基本问题给出定论，在认知上处在“知道一些，但又不全知道”的水平；再比如，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白，环境科学研究的不足增加了环境政策选择的难度。

与此同时，中国当前的环境科学研究与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的协同亟待加强。公共政策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科学证据基础之上，只有基于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形成原因、演化路径、实际影响等问题的科学研究成果，公共政策的制定才能区分出问题的轻重缓急，才能对治理污染的有限资源进行最优配置，进而有效率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此外，中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也迫切需要科学认知的支撑。应该看到，中国正处于污染排放高位趋缓期，老百姓“盼环保”、“求生态”的诉求日益高涨，全民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在不断加快。在这种大趋势下，向公众及时完整传播环境科技知识，可以引导公众科学认识环境问题，有效凝聚治理污染的社会共识，为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发达国家是先行者。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化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治理污染的经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很宝贵的。英国具有悠久的理性和科学传统，产生了洛克、斯密等思想巨人，产生了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巨匠。观察当今英国，在环境科学、环境政策以及公众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认知上，理性和科学传统都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一点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可喜可贺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人员在环境治理领域已经与英国同行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

长期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英国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不少领域开展了交流合作。就在今年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英国国际发展部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北京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启动“发展知识合作伙伴项目”。以务实为鲜明特征的中英“从环境科学到环境政策”研讨会的举行亦能够有助于促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英国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部门与英国同行在环境科学和环境政策领域的交流合作

㈣ 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有两重战略意义：
1、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促进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2、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创新为发展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治理秉承现代化的生态观，要求转变发展动力，改变传统的依靠资源、资本、劳动扩张来发展经济的外生发展模式，以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发挥绿色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绿色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等多方位全面着手，树立创新的绿色理念，坚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绿色创新可以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引进和创造绿色技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采用绿色资源，升级绿色管理制度、构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等方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
二、 构建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治理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明晰生态治理主体的权责，提高生态治理的认可度，保障生态治理体系的运行。因此，需要以生态环境产权制度为切入点，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领域的立法，完善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生态协同性法律。同时，还要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和问责机制，引进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
三、不断提高生态治理能力。
生态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并在治理过程中引入监督机制，保证治理行为本身符合相关法律规范。
2、要将地方政府竞争引导至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通过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态政绩考核，执行地区内统一的环保标准等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各地经济发展的真实竞争力，使得生态治理成为地方政府的常规性工作，从应急转向常态，切实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断进行。
3、要不断加强绿色发展执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态法律，只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才能发挥有效作用，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按照相关法律办事，而且意味着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认识得到统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后，执行力就决定着治理的实际效果，因此，加强生态执法对于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4、要建立综合完善的生态环境评估指标，对治理结果进行第三方评估。从治理结果来看，生态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须体现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也是对治理过程的最终检验。因此，在生态治理中要坚持结果导向思维，发挥智库第三方评估的作用。第三方评估在生态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他们的参与是推动生态治理过程不断完善，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
四、 促进生态治理实践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态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推进生态治理领域的科学研究，利用被证实的研究成果指导治理实践，坚持一切治理从实际出发，就能防止盲目治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进而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术的革新与结合，在人类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当前，我们正处在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时代，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智能技术，不仅对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五、推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西方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证明，仅仅依靠政府进行生态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式治理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重点在于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让公民正确把握生态治理的方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公民、各类社会组织等，其中国家作为主导，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证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的决策，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对治理绩效进行客观评价。

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版全面深化改革权的总目标，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譬如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关系、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理政的理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体现提出的意义，是非常对国家的治理和体系相关的发展，建立金山银山，不如环境影响的这个理念。

㈦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1、领导核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

领导核心与人民大众具有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首先在来源上领导核心产生于人民大众，其次领导核心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离不开人民大众的支持，再次领导核心所作出的一切贡献最终由全体人民共享。

因此，中国的改革得以启动和顺利推进也得益于一个具有强大主观能动性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引领国家前进的领导核心、担当历史重任的杰出人物和亿万人民大众共同构成。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建党9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其他政治群体难以替代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从小岗村起步，这是18户农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上的成功改革均有规律可循，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勤劳踏实的劳动人民群体必不可少。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从主体的角度考虑，需要把握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另一方面，要牢牢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深化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和国家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底线。在坚持这一前提之下，努力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性改革，建立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

政治稳定既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价值之一。对任何一个转型国家而言，必须牢固坚持的头等重要的原则便是保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主体传承的有序、规范和稳定，唯此才能够稳步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转型社会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的复杂过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尤需警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环境，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3、国际经验与本国实践的关系

对人类发展文明成果的自觉吸纳和本国治理体系的自我革新是有效避免改革危机和治理困境的现实路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回顾历史，与世界各族人民和平交往、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展望未来，坚持把有益的国际经验“请进来”，让本民族的先进成果“走出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选择。

中华文明既具有人类发展文明成果的共性，也自带着根深蒂固的文化DNA。在国际交流日益深入的今天，任何国家的改革都不可能是封闭或孤立的，但我们在对待具体的改革措施时，必须考虑到本国的民族特性、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生活习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全球视野内，不少后发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产生了持续的政治动荡，乃至陷入转型危机难以自拔，其根源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在方式上过于激进，没有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二是在内容上简单移植西方模式，没有从本国国情出发。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下一步更加深入、更具实质性的改革创造了重要条件。

(7)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扩展阅读：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1、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概念

学界对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有多个定义，主要是从结构、制度、体制、手段和方式、因素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如就结构而言，是国家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就制度而言，是治理国家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就体制而言，是指政府管理体制;

就手段方式而言，是对公权力的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法治化，等等。在本文中，笔者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基本要素框架，包括：一是治理主体与客体(对象)，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治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二是价值观，即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人文环境和人们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用于指导国家治理各种事务的思想理论;三是组织结构，即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各种组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规则;五是方式和手段，即治理各种事务的行为方式，采取的具体措施。

2、我国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要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部署了“五加一”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通过这些要素的实现，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从不同角度划分主要包括：一是从治理主体来看，分为政府治理、法人治理、公民自治，其中政府治理，是指以政府为主体，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法人治理包括公司法人治理和事业单位法人治理，其中公司法人治理是整个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低，政府治理的成本就高;

公民自治，在我国主要是基层群众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等。二是从治理领域来看，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三是从治理层级来看，包括中央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德治具有悠久的传统，儒家特别重视德治，孔子就提出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㈧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本次两会社科界别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此来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没有总体规划，推进就容易走样
迟福林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
不过，迟福林认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政府过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统，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当前，社会方方面面对此有期待。迟福林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中央尽快制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总体规划。没有一个具体的“总体规划”，难免会把好事办走样。
“建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总体设想。”迟福林说，提出这条建议，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迟福林表示，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国的新局面。”
还有一点是回应社会期待。迟福林表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让人民满意，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让人民说了算。
在国家治理方面，迟福林认为，经过60多年的摸索，已经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如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国家制度等。不过，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还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国家治理总体规划要研究四大问题
那么如何设计、出台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规划？迟福林认为应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迟福林说，从现在的情况看，需要采取两个措施：首先，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建议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已进入一个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将是一个大趋势。现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资与消费不相适应、市场监管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为什么监管机构越来越多，但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消费不安全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合为一体。所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迟福林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样一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迟福林说，未来必须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机构调整。而关于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迟福林认为，橄榄形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无论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恐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近些年，我们一再呼吁尽快出台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规划以及调整相关的政策体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现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这样，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总体规模达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尽快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理论
在迟福林看来，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系统的理论作支撑。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对国家重大课题的攻关。迟福林认为，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论的攻关，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关，“建议把它作为国家重大课题。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依法治国等。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并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课题，应该组织力量进行国家重大课题攻关。”
二是，推进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从我国的情况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经济社会咨询研究，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因此，迟福林建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大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支持力度，对一些重要的咨询机构给予支持，并建议把对政策咨询机构的支持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资助的重要方面。

㈨ 如何推进中国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3、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这些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分析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路径，找到国家治理的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现阶段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因违法违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这就要求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而对于因身体缺陷、智识水平等合理差别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则应切实解决好其社会保障问题。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努力让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4、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但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有区别，不宜像定位政府调节经济那样，把政府治理社会定位于补缺。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检验治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果。实践证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关键在于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在阐述社会管理体制时，提的不是“政府主导”而是“政府负责”，这一表述启发我们，不必纠缠“主导”的问题，而应研究功能和责任问题。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5、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

㈩ 如何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日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掀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要求下，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具体部署下，《决定》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其背后的深刻内涵与意义何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为何屡推难动，难在哪里？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权责如何明晰？围绕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从“管理”向“治理”转变传递何种内涵
过去，我们也认识到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治理能力不足和不够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不只是从上到下管的能力不足，而且是多元、平等、协调的治理能力不足。
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怎样理解这一总目标下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怎样理解“治理”二字传递的深刻内涵？
瞿振元：当前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放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去理解。《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既是国家的治理学说，也是我们改革的工作目标。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提“管理”，这一次《决定》突出了“治理”二字，而且还强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我认为这是非常先进的理念，可以说是《决定》的最大亮点。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变化的深刻内涵。管理是从上而下、一元单向的。而治理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的目标协调与互动的过程。可以说，随着市场经济中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与民众、社会、企业、学校的关系也应是平等的、双向的、互动的、协同的。
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成了一个紧迫而现实的任务。不仅从高等教育看是这样，从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来看，也基本如此。
杨银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下，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也要努力以教育管理方式创新、教育治理方式创新引领教育发展方式创新。创新教育管理方式的核心要求就是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而教育治理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视野，其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并建立完整的治理结构。
问：您能否结合我国教育的现实情况，具体分析一下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变化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瞿振元：从高等教育来看，无论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都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现实的需求和现实的可能。
在高等教育内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并且是中等程度的大众化阶段。1998年，我国共有高等院校1022所，有590多万名在校学生，而现在，我国高等院校已经有2442所，有3000多万名在校学生。过去的校均规模为5000人左右，现在为1万人以上。这些不能只理解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应认识到高等教育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权益的多样化和民主诉求的不断增加。
除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变化，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高等教育的利益关联者显著增加。过去，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少，很多人都不了解高等教育，觉得它神秘。而今天，读大学是平常的事情，利益关联者显著增加，更多的人能够感受高等教育，也更容易看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能评论高等教育的一个原因。其次，市场经济体制也要求教育体制与之相适应，当前很多高校的经费来源多元化，筹资集资的数量在增加，有的学校总体经费中，国家拨款不足1/5。受教育者走向社会的渠道即就业通道也进一步变化，市场在就业中起决定作用。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等等。这些都说明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情况和高等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告诉我们，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管理”的概念下来发展教育事业，显然已经不相适应了。
现实情况要求高等教育管理向高等教育治理转变，推动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过去，我们也认识到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治理能力不足和不够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不只是从上到下管的能力不足，而且是多元、平等、协调的治理能力不足。
还有一点，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来看，我们提到的管办评分离，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管办评分立、分工、互动、协同，根据系统论的理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管办评也无法完全分离。
问：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专门就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行了具体部署，例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特别是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等，都成为亮点。这些举措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而言，意味着什么？
杨银付：《决定》专设一个部分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行部署。实际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要求，就是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就把职能转变作为第一件大事，迄今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这就是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在教育方面，我们也要努力以教育管理方式创新、教育治理方式创新引领教育发展方式创新。
曾天山：这就意味着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设了有利的制度大环境，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大环境决定小环境，大气候影响小气候。以往推动的一些教育体制改革有的无疾而终，有的不了了之，有的成了“四不像”，就是因为大环境不支持，小环境不配套，局部改革难以推动和持久。这次从综合改革的角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着重改变政府是全能政府的观念，着力改变政府闲不住手的状况，是对政府自身的彻底改革。
我理解的政府管理职能转变有三层意思，一是要分权，理顺政校关系、政事关系、政社关系，政府应当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住，着重方向把握和战略管理。二是要放权，政府要抓大放小，要舍得简政放权，把不该管又管不好的微观事务向学校放权，向中介放权，向社会放权，要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要加快事业单位经营型和公益型分类改革，成为真正的社会专业中介组织，要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三是要监权，善于运用综合政策工具（如法律、规划、经费、标准、监测、评价、督导）进行引导和问责。这三者关系处理好了，就能打破以往存在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进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难在哪里
政府长期在放权和收权之间纠结，而事权不匹配，权责不统一，学校和社会也不愿接，给人的感觉是教育发展多改革少，简政放权喊得多做得少。因此，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改别人，而是改革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进。
问：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改革至今，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现状如何？有哪些弊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重要意义何在？
曾天山：教育行政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自1985年以来不断推进，确实有很大的进展，特别是明晰了中央和地方权责，但并没有彻底改变行政独大的局面。公办学校办学基本听命于政府，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绝大部分附属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多数评价活动都是政府自己进行或委托直属事业单位开展。这样政府既是办学的主体，又是管理的主体，还是评价的主体，决策、执行、监督一体化，相当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是解说员。这种现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自说自话，缺乏公信力，缺乏说服力，缺乏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难以问责和及时改进，长此以往就陷入僵化固化的泥潭，教育发展失去动力和活力。因此，推进管办评分离是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制度保障。
李希贵：从1985年至今，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一直在试图突破教育的计划经济色彩，还教育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却依然是管得过死、学校活力不足、社会参与程度不高，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基本没有形成。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发力，提出要重点突破的也是“促进管办评分离”，快3年了，应该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教育的主体是学校，办学是学校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学校需要的教师要由人事部门招聘，教师工资要由财政部门发放，教师职称评聘，也要由主管部门来管，学校成了局外人。更有甚者，一些地区连各个学校的学习进度也要按照主管部门统一要求来进行，长期以来，大一统的管理体制让校长无法施展抱负，学校千校一面，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个性化培养无从谈起，这也是长期以来教育备受指责的根本症结所在。
《决定》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只有政府、学校、社会各归其位、依法尽责，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这种“三角形”的体制才能形成相对独立、彼此尊重的关系，才能保障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杨银付：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具全局视野的，就是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因为它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它要求转变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模式，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现代公共服务政府教育管理体制，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发展新格局。这一改革必将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解放和增强教育活力。
问：有人说，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教改中最难啃也必须啃的硬骨头，怎样理解？为什么1985年就提出放权，但感觉真正的放权很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难在哪里？
曾天山：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也是教育改革的难点，为什么这么说？我理解，一是因为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教育之复杂，非强有力的政府难以维持运转和持续发展；二是因为我国学校大多数是政府公办的，民办学校历史短暂，公民办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完善；三是因为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独立的中介组织起步晚，公信力不足；四是因为改革者在切割自身利益方面，难以下决心、出狠手，多放事权，少放人事财物权，多放虚权，少放实权。这种状况导致了政府管理“不放权不行，放权也不行”的尴尬局面，长期在放权和收权之间纠结，而事权不匹配，权责不统一，学校和社会也不愿接，给人的感觉是教育发展多改革少，简政放权喊得多做得少。因此，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改别人，而是改革自己，卸下利益的包袱才能轻装前进。
李希贵：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说白一点，其实就是改革到了需要革掉一些部门的“利益之命”的时候，他们手里把握这些权力已经成为习惯，甚至，没有了这些权力，有些部门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有些岗位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改革之艰难，可以说，没有政府的强力推动，改革不会自动发生。
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与1990年以前完全不同了。那个时候的放权，是指教育行政部门放权给学校，而现在，在许多本来学校应该拥有的权力上，不仅学校没有了决定权，连教育行政部门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大都被人事、财政、发改等部门收去了，所以，在许多方面，教育部门已经无权可放，必须从政府层面认真排查梳理，把真正应该还给学校的权力交出来。
教育体制的弊端大家都很清楚，国外教育发达国家有比较成熟的体制可借鉴，国内也有成功的实践。2004年，我在潍坊市教育局任局长，潍坊市无论是老师还是校长，长期被行政级别带来的弊端所困，在潍坊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潍坊一次性取消了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行政级别，建立了校长职级制管理新机制，涉及930多名有级别的校长、副校长，他们的档案全部从组织人事部门转移到教育部门管理。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党委主要领导的境界、胆识。虽然说“改革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经过实践检验，潍坊的校长尝到了改革的甜头。潍坊的中小学校长不用再去参加不相干的会议、活动，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研究办学，依靠出色的办学业绩赢得比以往更多的尊重。改革难不难，关键看谁来推动。
再比如，给学校下放权力，不能靠文件、靠会议，也不能仅靠觉悟，关键是要有落实的措施。如果机制不改，即使换了人，往往也只能管一时。改到深处是制度，要把改革落到实处，还是要从制度的变革起步。
新型关系需要怎样明确权责
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转变“管”学校的思维，树立起以学校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工作机制。学校自主办学，就是学校独立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职责，最终实现依法自主管理教师、自主实施课程，按照章程办学。社会在参与学校办学中实现对学校的监督。
问：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的方向是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这个新型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具体权责应该如何明晰？
曾天山：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我感觉不能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扎扎实实改革、实实在在推进。教育领域管办评分离的内涵，就是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
政府必须依法行政，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加强宏观管理，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坚决实行简政放权，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招生、人事、财务、教学、学术、对外合作等权限。同时，注意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评估监测中的作用，进一步调动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积极性，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评估监测教育成效，适时将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程序之中，作为完善评估监测制度体系的重要运作方式。
杨银付：政府在管理教育中，要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运用立法、拨款、规划、标准、规则、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学校是办学的主体，应依法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时由学校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是对“如何办教育”的核心要求。在评教育方面，就是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形成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多元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在管理—办学—评价的综合改革中，管理的改革和创新是上游，是基础性的，是首先需要改革的方面，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管理上的放权，将为办学和评价上的创新提供空间，牵一发而动全身。办学的改革和创新是核心，从办人民满意教育而言，教育行政部门并不直接提供教育，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是教育政策，学校才直接提供教育，办学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教育的质量，办学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校是教育的细胞，教育改革只有最终落实到学校层面，体现到教师和学生身上，才真正见到了实效。评价的改革和创新也十分重要，评价往往是指挥棒，下游的评价可以反过来带动上游的管理和中游的办学。例如，教育部今年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从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5个方面设立20项指标，这可以看作是教育部在管教育，设立了评价指标和评价规则，具体的评价可交给专业机构按照规则去评，而这一评价将反过来直接引导学校更好办学，改变片面应试倾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李希贵：这些年，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呼吁要加快制定《学校法》进程，用法律形式确定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这个新型关系，我认为应该这样表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参与监督。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转变“管”学校的思维，树立起以学校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工作机制。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学校，教育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教育局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学校发展服务。学校自主办学，就是学校独立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职责，最终实现依法自主管理教师、自主实施课程，按照章程办学。社会承担起过去政府管理的职能，在参与学校办学中实现对学校的监督。这三者不再是单纯的“管”和“被管”的关系，应该各司其职。否则，教育就会畸形发展。
落实《决定》提出的措施，将给我国教育带来深刻的变革，使教育真正回归到教学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政府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不再套用行政思维对待学校、管理校长，真正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学校，让学校依法承担起应该担负的责任，这些改革必将释放出学校的巨大的活力。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中国教育将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