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城市排名

Ⅰ 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各主体分别发挥着什么作用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现状分析
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公共资源和服务也出现紧缺和分配困难，给城市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必须转变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方式，强调公众参与及公众主体作用。本章主要论述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具体实践及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3.1 我国城市治理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我国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较大发展，公众主体意识和政治需求也不断增加，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为发挥公众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
3.1.1 创新城市治理制度，提高决策民主化程度
南京市于 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颁布《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将城市治理的理念制度化，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城市治理的地方综合立法，它在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上具有大量突破和创新。
首先，突出了民主行政理念。《条例》在第一章总则部分便指出本条例是以“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建设宜居城市和幸福城市”为目的， 《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意在保障公众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权利，体现了从传统城市管理向更加民主的现代城市治理转变的新思路。
其次，健全了公众参与的制度。《条例》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众、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参与城市治理的多种具体方式，并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为公众依法、高效参与城市治理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再者，创新了城市治理体制。《条例》首创成立了城市治理委员会，并引入公众参与，且规定公众委员比例不低于 50%,公众委员可以通过提案、调查、微博等多种方式建言。可以说城市治理委员会成为了公众参与的平台，公众通过这一平台参与城市治理并获得有力支撑。
《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颁布，是我国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实施推动了公众积极有序参与城市治理，并提高城市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最终将提升城市的发展和公众生活品质。
3.1.2 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方参与力量
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培育出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它在推进城市大型项目、发展城市文化、带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打造城市品牌以及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①.
近年来，杭州市为了实现构建“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开始逐步进行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各群体、各层次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例如，“杭州城市品牌网群”即是杭州市为了构建“生活品质之城”而积极进行培育的社会复合主体，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媒介人士，以推进城市品牌发展为共同目标，组成了一支高素质、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创业团体，积极开展城市品牌的研究活动，发挥各自优势、交叉联动、互相支撑，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不仅创新了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模式，而且开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路径，更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城市治理的模式、拓展了公众参与的形式。社会复合主体的构建和运行，让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城市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在推进社会民主的同时，有力整合了城市各行各界的各种资源，整合了多方参与力量，最大限度统筹了社会利益。
3.1.3 推行“城管革命”,发挥群众参与作用
武汉市政府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开始启动“城管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改变城市形象的工程，更是一场革新城市治理理念、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大革命。
第一，从“小城管”向“大城管”转变。传统的“小城管”主要是管理城市市容和城市环境问题，而武汉“城管革命”开创了“大城管”概念，不仅要做好城市综合管理本职工作，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城市公众素质，从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提升城市管理标准，革新管理体制机制。武汉市《武汉城市综合管理手册》首次明确规定了各项城市管理工作的标准、流程，有力推进了城市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同时通过组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对城市管理各项职能进行协调，对交叉职能进行重新明确，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
第三，推行柔性化管理，创新执法方式。武汉城管在“城管革命”中积极探索新的执法方式，将柔性执法作为传统执法的补充方式（如鲜花执法、举牌执法等），获得公众好评，促进了和谐治理，提升了执法效率。
第四，动员群众参与，加强城管考核。在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武汉各区政府抓住环境治理重点、难点工作，发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鼓励市民志愿者包路段、包路口，构建了全民参与的氛围。而对于城管执法人员，武汉市则制定了《武汉市城管员工作守则及考核办法》，对执法人员进行分类考核，增强城管人员责任意识，提升城市管理业绩。
在这场“城管革命”中，武汉市政府对外瞄准全国一流，力争塑造“大武汉”形象；对内力求摆脱武汉“大县城”、“大工地”形象，表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力度和标准。这场“城管革命”离不开每位公众的努力，公众的参与不仅发挥了集体力量，增加了治理效果，也提高了市民自身素质，在整个社会上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更使得城市治理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
3.1.4 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拓展市民参与途径
“数字化城市治理”就是指以信息化手段和移动通信技术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部件和事件信息，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①.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取得重大成果，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公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的趋势。
为此，北京市东城区对“数字城市”理论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新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应用、整合多项数字城市技术，通过数字网络和信息平台，实时、全方位收集城市管理信息②.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施需要经过信息收集阶段、案卷建立阶段、任务派遣阶段、任务处理阶段、处理反馈阶段、核查结案阶段，在信息收集和案卷建立阶段，社会公众可以利用无线智能终端向监督中心举报城市管理的一切问题，所有问题会被采集并核实。公众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实时反馈信息和提出意见，实现了城市管理信息化、动态化、精细化。
2005 年 7 月，北京“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被国家建设部确认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数字化城市治理模式的创建，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整合城市管理资源，节约了职能部门人力和物力成本，而且还拓展了公众参与方式与途径，提升了公众参与热情和满意度。
3.2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许多城市已经接受了新的城市治理理念，并为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积极进行实践。但在具体实践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诸如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
3.2.1 公众参与热情不高，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
近年来，城市政府逐渐认识到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公共服务、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公众作为参与主体之一拥有越来越多发言权，公众主体地位明显提升。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公众对于自身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还不充分。在现实城市治理中公众参与的自觉性、理性化程度不高，参与热情普遍较低。大多数人表现的比较冷漠，并认为自身的参与对于决策影响不大或不够直接，而最终决策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里，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参与。有些人受传统封建集权思想影响，认为政府是城市治理中的唯一主体，并把城市政府的主导作用简单理解为“政府说了算”或“与自己无关”.有许多人更是是基于“从众心理”而参与，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城市的主人真正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更没有充分享受公众应有的权利，使得公众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对于保障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投入不足，使得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得不到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参与的热情。
3.2.2 公众参与层次较低，主体作用发挥比较局限
虽然我国正在积极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也在努力做好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工作，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的阶段，城市政府依然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主导着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势致使其依靠行政手段完成治理过程，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形式、内容和参与层次上也基本是听从政府事先安排，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限制，参与作用不明显。
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还比较落后，仍然停留在公示、发表意见、咨询、听证等较低层次，而且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配套制度和机制依然不健全，公众代表的选择机制和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建立依旧滞后，公众在城市治理各项事务中的决策参与权和参与途径也无配套法律法规来保障，从而使公众参与层次较低①.另外，虽然我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城市问题和政府治理目标的理解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城市社会中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层次不齐，并且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城市政府的政策议题不断更新，公众参与的门槛也逐渐提高，导致公众参与层次降低，主体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3.2.3 公众参与途径单一，主体作用发挥缺少渠道
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比较有限，在正式途径中，公众参与的形式、资格、原则等基本由行政管理者来确定，公众参与的合法渠道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利，难以在决策中表达其意志。实际操作中，公众参与的范围、界限也不够明确。一般只是少数公众代表来参与，并且公众代表参与的内容局限在征求意见阶段，是否采纳、何时实施都无明确可靠机制来保证。另外，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公众无法对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有效介入和监督，从而削弱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往往会通过媒体、网络、社交工具等表达自己参与治理的愿望。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的参与一般是自发、无组织和无序的，并且许多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和利益相关度影响，对于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难以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于舆论传播速度较快，很多人容易受到偏激、不实信息的误导，难以保持正确立场，加上政府信息公开不彻底，难免有公众为了个人利益而采取非理性的极端方法表达诉求。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比较落后，大多数社会组织难以形成公众参与的渠道，已有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治理过程中也常常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参与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
3.2.4 公众参与法制滞后，主体作用发挥缺乏保障
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是政府行政更加民主的表现，也是符合公众参政议政需求的普遍做法，但公众参与必须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否则公众主体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法制建设同公众迅速增长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相比，仍然非常滞后。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公众参与做出阐述，但是依然没有比较具体的法律制度对公众参与的形式、范围、方法、手段等作出具体规定，公众应该享受哪些权利、承担何种义务都无详细规定。比如现行的《城乡规划法》虽然强调了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却没有确立公众参与的具体原则，这就导致了在城市治理实践中作出的某些决策可能与公众的意愿和利益相矛盾，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①.在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情况下，公众一般难以依法主动争取或维护自身参与权，其参与积极性会大大降低。更有一些人因为不满转而采取非理性表达诉求方式，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影响城市政府形象。另外，公众参与缺乏相应激励机制。城市中有许多外来人口，经济能力较差，政治参与需求不高。在城市治理中很少有人代表这部分人发出声音，为他们争取利益，长此以往可能使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政府除了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他们的参与权，还应该出台相应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参与城市治理，发挥弱势群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3.3 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

根据上文对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本节主要论述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3.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从目前全国各城市治理现状来看，政府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支持力度不够。
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主要是听证会式参与和活动式参与，但是政府在这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听证会和政府举办活动只能是由少数市民代表参加的小范围参与，无法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还导致政府各种公众参与活动难以形成常态，形式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二是政策宣传不到位。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各类人群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人群甚至不会使用网络。而政府在政策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官方渠道（如电视，网站，社交媒体等）进行传播，导致一部分人无法了解政策走向；同时，政府在宣传过程中容易忽略不同人群受教育程度差异，也缺乏对国家政策的人性化解读来帮助公众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导致宣传效果有限。
三是信息公开程度不高。虽然我国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化，但是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开范围、领域、级别等事情上基本是自己做主，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普通公众难以获取关键信息，更无从参与对政府政务的有效监督。
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也很少以开放的态度回应公众质疑和需求，导致信息沟通不及时。
四是制度支持不够。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该享受何种权利、该承担哪些义务都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缺乏可用的法律法规保障公众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权的落实。另外，公众参与城市治理需耗费一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我国目前并未构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公众参与积极性。
3.3.2 公众参与能力欠缺
我国公众长期以来缺乏对城市治理的参与，虽然公众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但是大部分公众并未具备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
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公众参与的认识和重视不到位，目前还未有专门的制度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操作规范和原则进行规定，包括具体的参与范围、形式、步骤和路径等，都无明确说明。这直接导致公众长期无从了解参与城市治理具体方式和做法，也无相关人员对他们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进行培养和指导，因此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公众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安排，表现为外在参与能力的缺失。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但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大量农村人口为了改变低收入现状涌入城市，形成了差异化的城市人群。城市人群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方面的差异造成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层次和参与能力的不同，面对由于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城市治理问题和不断增高的参与门槛，公众难免感觉力不从心①,表现为内在参与能力的欠缺。
3.3.3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传统“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制约了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的参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维护封建集权体制为目的，从而禁锢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无论在官场还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等级思想深入人心，政府行政管理者认为自身是行政决策和执行的领导者，城市治理中的各项事务是自己分内的事，与公众无关，大部分公众也没有能力参与治理，因此更多时候把公众参与当成是一种形式；普通民众也逐渐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价值导向，认为公共事务都是政府的事，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能力处理好一切，因而没必要关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各级政府依然过分充当“划桨者”的角色，对于国家各类事务管得过多过细，导致公众形成了听从国家和政府安排的习惯。“官本位”思想长久以来影响我国公众价值取向，导致公众在国家事务中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偏低，多数参与者也比较被动，缺乏对政策的独到见解。
本章主要介绍了我国部分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如南京市创新城市管理制度、杭州市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武汉推行“城管革命”、北京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等，这些城市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治理效果，但依然存在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和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本章结合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为下一章提出具体的对策提供重要依据。
（资料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公共管理硕士论文）

Ⅱ 智慧城市是什么对政府有什么好处

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它基于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以及智能融合的应用，构建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环境与生态，实现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创新，塑造城市公共价值并为生活其间的每一位市民创造独特价值，实现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的政府，必将是创新2.0时代的政府2.0。智慧城市对政府实现从管制向治理的转型十分重要。

Ⅲ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其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措施与体现。城市治理和管理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过去的几年间，我国近三百个城市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有效改善了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了管理能力，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

一图全面感知、一号走遍郑州、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一站创新创业、一屏智享生活……让城市更智慧，生活更便利，郑州要对标世界一流，走在全国前列。郑州市经贸信息委有关负责人透露，郑州正在制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瞄准2018年建成全国一流、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总体目标，以提升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为重点，通过建设十大工程，努力在2020年实现“六个一”发展目标，建成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一、提出“六个一”发展目标

根据正在制定并征求意见的方案，郑州提出了到2020年智慧城市建设要实现的“六个一”发展目标：

“一图全面感知”——建成全面感知城市安全、交通、环境、网络空间的感知网络体系，更好地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社会运行态势;

“一号走遍郑州”——建成电子公共服务体系，个人通过身份证号+生物识别、企业通过社会信用代码+数字证书可以办理各类公共服务事项;

“一键可知全局”——建成基于大数据、信息共享和人工智能的决策辅助体系，在一个地方鼠标一点即可获取所需的来自全市各部门、各系统的所有数据，并能提供各类定制化决策支撑报告;

“一体运行联动”——在公共安全、城市运行管理的各领域通过信息化手段建成反应快速、预测预判、综合协调的一体化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实现市区联动、部门联动、军地联动;

“一站创新创业”——通过数据开放平台和大数据交易平台，释放数据红利，打造成基于开源数据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提升数字化产业经济活力;

“一屏智享生活”——融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的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各类服务，建设一体化市民服务平台，市民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可方便快捷获得高品质生活服务。

二、重点推出“十大工程”

据悉，围绕“六个一”目标，郑州将重点推进高速宽带网络工程、全面感知体系工程、城市大数据工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工程、智慧公共服务提升工程、智慧公共安全体系工程、智慧城市治理优化工程、智慧产业发展工程、网络安全保障工程、标准规范保障工程等十大工程。

其中，智慧公共服务提升工程将以贯穿服务市民和企业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为主线，优化整合各级各部门服务内容，建成国内领先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民生服务体系，包括构建新型卫生管理和医疗服务模式、建设面向社会需求的教育智慧服务体系、建立智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打造智慧气象服务新模式、构建口岸智能化便捷化通关体系等等，市民和企业服务体验和便利程度将极大提升。

三、创新推动“数字政府”建设

作为河南省“数字政府”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郑州将通过改革和创新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工作，建立以大数据驱动政务创新的政府信息化建设新模式，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可100%网上申报，行政审批事项平均审批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50%以上，推进至少500个事项实现全城通办，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

郑州将实现100项高频服务眨眼办，申请人刷脸眨眼后即完成申请;自助终端机提供超过100项政府服务;100项服务主动推送办理;每一项便民举措，全年必须完成100万次的业务量，才算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同时，郑州将建设全市统一政府移动应用APP，实现政务服务贴身随行，整合超过500项服务内容，下载量超过100万次。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要求，这不仅推动了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向新型智慧城市演进，更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金鹏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Ⅳ 如何当好城市治理公众委员

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公共资源和服务也出现紧缺和分配困难，给城市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必须转变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方式，强调公众参与及公众主体作用。本章主要论述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具体实践及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3.1 我国城市治理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我国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较大发展，公众主体意识和政治需求也不断增加，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为发挥公众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
3.1.1 创新城市治理制度，提高决策民主化程度
南京市于 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颁布《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将城市治理的理念制度化，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城市治理的地方综合立法，它在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上具有大量突破和创新。
首先，突出了民主行政理念。《条例》在第一章总则部分便指出本条例是以“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建设宜居城市和幸福城市”为目的， 《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意在保障公众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权利，体现了从传统城市管理向更加民主的现代城市治理转变的新思路。
其次，健全了公众参与的制度。《条例》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众、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参与城市治理的多种具体方式，并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为公众依法、高效参与城市治理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再者，创新了城市治理体制。《条例》首创成立了城市治理委员会，并引入公众参与，且规定公众委员比例不低于 50%,公众委员可以通过提案、调查、微博等多种方式建言。可以说城市治理委员会成为了公众参与的平台，公众通过这一平台参与城市治理并获得有力支撑。
《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颁布，是我国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实施推动了公众积极有序参与城市治理，并提高城市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最终将提升城市的发展和公众生活品质。
3.1.2 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方参与力量
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培育出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它在推进城市大型项目、发展城市文化、带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打造城市品牌以及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①.
近年来，杭州市为了实现构建“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开始逐步进行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各群体、各层次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例如，“杭州城市品牌网群”即是杭州市为了构建“生活品质之城”而积极进行培育的社会复合主体，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媒介人士，以推进城市品牌发展为共同目标，组成了一支高素质、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创业团体，积极开展城市品牌的研究活动，发挥各自优势、交叉联动、互相支撑，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不仅创新了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模式，而且开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路径，更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城市治理的模式、拓展了公众参与的形式。社会复合主体的构建和运行，让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城市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在推进社会民主的同时，有力整合了城市各行各界的各种资源，整合了多方参与力量，最大限度统筹了社会利益。
3.1.3 推行“城管革命”,发挥群众参与作用
武汉市政府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开始启动“城管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改变城市形象的工程，更是一场革新城市治理理念、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大革命。
第一，从“小城管”向“大城管”转变。传统的“小城管”主要是管理城市市容和城市环境问题，而武汉“城管革命”开创了“大城管”概念，不仅要做好城市综合管理本职工作，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城市公众素质，从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提升城市管理标准，革新管理体制机制。武汉市《武汉城市综合管理手册》首次明确规定了各项城市管理工作的标准、流程，有力推进了城市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同时通过组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对城市管理各项职能进行协调，对交叉职能进行重新明确，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
第三，推行柔性化管理，创新执法方式。武汉城管在“城管革命”中积极探索新的执法方式，将柔性执法作为传统执法的补充方式（如鲜花执法、举牌执法等），获得公众好评，促进了和谐治理，提升了执法效率。
第四，动员群众参与，加强城管考核。在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武汉各区政府抓住环境治理重点、难点工作，发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鼓励市民志愿者包路段、包路口，构建了全民参与的氛围。而对于城管执法人员，武汉市则制定了《武汉市城管员工作守则及考核办法》，对执法人员进行分类考核，增强城管人员责任意识，提升城市管理业绩。
在这场“城管革命”中，武汉市政府对外瞄准全国一流，力争塑造“大武汉”形象；对内力求摆脱武汉“大县城”、“大工地”形象，表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力度和标准。这场“城管革命”离不开每位公众的努力，公众的参与不仅发挥了集体力量，增加了治理效果，也提高了市民自身素质，在整个社会上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更使得城市治理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
3.1.4 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拓展市民参与途径
“数字化城市治理”就是指以信息化手段和移动通信技术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部件和事件信息，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①.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取得重大成果，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公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的趋势。
为此，北京市东城区对“数字城市”理论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新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应用、整合多项数字城市技术，通过数字网络和信息平台，实时、全方位收集城市管理信息②.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施需要经过信息收集阶段、案卷建立阶段、任务派遣阶段、任务处理阶段、处理反馈阶段、核查结案阶段，在信息收集和案卷建立阶段，社会公众可以利用无线智能终端向监督中心举报城市管理的一切问题，所有问题会被采集并核实。公众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实时反馈信息和提出意见，实现了城市管理信息化、动态化、精细化。
2005 年 7 月，北京“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被国家建设部确认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数字化城市治理模式的创建，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整合城市管理资源，节约了职能部门人力和物力成本，而且还拓展了公众参与方式与途径，提升了公众参与热情和满意度。
3.2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许多城市已经接受了新的城市治理理念，并为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积极进行实践。但在具体实践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诸如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
3.2.1 公众参与热情不高，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
近年来，城市政府逐渐认识到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公共服务、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公众作为参与主体之一拥有越来越多发言权，公众主体地位明显提升。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公众对于自身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还不充分。在现实城市治理中公众参与的自觉性、理性化程度不高，参与热情普遍较低。大多数人表现的比较冷漠，并认为自身的参与对于决策影响不大或不够直接，而最终决策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里，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参与。有些人受传统封建集权思想影响，认为政府是城市治理中的唯一主体，并把城市政府的主导作用简单理解为“政府说了算”或“与自己无关”.有许多人更是是基于“从众心理”而参与，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城市的主人真正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更没有充分享受公众应有的权利，使得公众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对于保障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投入不足，使得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得不到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参与的热情。
3.2.2 公众参与层次较低，主体作用发挥比较局限
虽然我国正在积极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也在努力做好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工作，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的阶段，城市政府依然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主导着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势致使其依靠行政手段完成治理过程，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形式、内容和参与层次上也基本是听从政府事先安排，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限制，参与作用不明显。
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还比较落后，仍然停留在公示、发表意见、咨询、听证等较低层次，而且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配套制度和机制依然不健全，公众代表的选择机制和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建立依旧滞后，公众在城市治理各项事务中的决策参与权和参与途径也无配套法律法规来保障，从而使公众参与层次较低①.另外，虽然我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城市问题和政府治理目标的理解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城市社会中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层次不齐，并且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城市政府的政策议题不断更新，公众参与的门槛也逐渐提高，导致公众参与层次降低，主体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3.2.3 公众参与途径单一，主体作用发挥缺少渠道
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比较有限，在正式途径中，公众参与的形式、资格、原则等基本由行政管理者来确定，公众参与的合法渠道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利，难以在决策中表达其意志。实际操作中，公众参与的范围、界限也不够明确。一般只是少数公众代表来参与，并且公众代表参与的内容局限在征求意见阶段，是否采纳、何时实施都无明确可靠机制来保证。另外，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公众无法对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有效介入和监督，从而削弱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往往会通过媒体、网络、社交工具等表达自己参与治理的愿望。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的参与一般是自发、无组织和无序的，并且许多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和利益相关度影响，对于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难以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于舆论传播速度较快，很多人容易受到偏激、不实信息的误导，难以保持正确立场，加上政府信息公开不彻底，难免有公众为了个人利益而采取非理性的极端方法表达诉求。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比较落后，大多数社会组织难以形成公众参与的渠道，已有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治理过程中也常常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参与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
3.2.4 公众参与法制滞后，主体作用发挥缺乏保障
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是政府行政更加民主的表现，也是符合公众参政议政需求的普遍做法，但公众参与必须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否则公众主体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法制建设同公众迅速增长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相比，仍然非常滞后。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公众参与做出阐述，但是依然没有比较具体的法律制度对公众参与的形式、范围、方法、手段等作出具体规定，公众应该享受哪些权利、承担何种义务都无详细规定。比如现行的《城乡规划法》虽然强调了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却没有确立公众参与的具体原则，这就导致了在城市治理实践中作出的某些决策可能与公众的意愿和利益相矛盾，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①.在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情况下，公众一般难以依法主动争取或维护自身参与权，其参与积极性会大大降低。更有一些人因为不满转而采取非理性表达诉求方式，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影响城市政府形象。另外，公众参与缺乏相应激励机制。城市中有许多外来人口，经济能力较差，政治参与需求不高。在城市治理中很少有人代表这部分人发出声音，为他们争取利益，长此以往可能使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政府除了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他们的参与权，还应该出台相应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参与城市治理，发挥弱势群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3.3 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

根据上文对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本节主要论述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3.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从目前全国各城市治理现状来看，政府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支持力度不够。
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主要是听证会式参与和活动式参与，但是政府在这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听证会和政府举办活动只能是由少数市民代表参加的小范围参与，无法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还导致政府各种公众参与活动难以形成常态，形式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二是政策宣传不到位。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各类人群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人群甚至不会使用网络。而政府在政策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官方渠道（如电视，网站，社交媒体等）进行传播，导致一部分人无法了解政策走向；同时，政府在宣传过程中容易忽略不同人群受教育程度差异，也缺乏对国家政策的人性化解读来帮助公众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导致宣传效果有限。
三是信息公开程度不高。虽然我国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化，但是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开范围、领域、级别等事情上基本是自己做主，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普通公众难以获取关键信息，更无从参与对政府政务的有效监督。
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也很少以开放的态度回应公众质疑和需求，导致信息沟通不及时。
四是制度支持不够。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该享受何种权利、该承担哪些义务都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缺乏可用的法律法规保障公众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权的落实。另外，公众参与城市治理需耗费一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我国目前并未构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公众参与积极性。
3.3.2 公众参与能力欠缺
我国公众长期以来缺乏对城市治理的参与，虽然公众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但是大部分公众并未具备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
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公众参与的认识和重视不到位，目前还未有专门的制度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操作规范和原则进行规定，包括具体的参与范围、形式、步骤和路径等，都无明确说明。这直接导致公众长期无从了解参与城市治理具体方式和做法，也无相关人员对他们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进行培养和指导，因此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公众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安排，表现为外在参与能力的缺失。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但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大量农村人口为了改变低收入现状涌入城市，形成了差异化的城市人群。城市人群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方面的差异造成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层次和参与能力的不同，面对由于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城市治理问题和不断增高的参与门槛，公众难免感觉力不从心①,表现为内在参与能力的欠缺。
3.3.3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传统“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制约了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的参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维护封建集权体制为目的，从而禁锢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无论在官场还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等级思想深入人心，政府行政管理者认为自身是行政决策和执行的领导者，城市治理中的各项事务是自己分内的事，与公众无关，大部分公众也没有能力参与治理，因此更多时候把公众参与当成是一种形式；普通民众也逐渐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价值导向，认为公共事务都是政府的事，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能力处理好一切，因而没必要关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各级政府依然过分充当“划桨者”的角色，对于国家各类事务管得过多过细，导致公众形成了听从国家和政府安排的习惯。“官本位”思想长久以来影响我国公众价值取向，导致公众在国家事务中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偏低，多数参与者也比较被动，缺乏对政策的独到见解。
本章主要介绍了我国部分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如南京市创新城市管理制度、杭州市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武汉推行“城管革命”、北京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等，这些城市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治理效果，但依然存在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和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本章结合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

Ⅳ 数字治理包括哪几个方面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网络建设现状

(一)物质层面网络建设

经过近十余年的努力，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物质网络系统已经基本构建完成。这一系统从政府与社会的角度可划分为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从行政级别角度可划分为国家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和地方电子政务传输网;从专业领域角度可划分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系统的业务网络。

1.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政务内网也可称为专业领域数字政府治理网络，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业务网络组成，其主要功能是:为各级政务部门的内部办公、管理、监督、决策及部门内部或之间的协调提供平台，并为副省级以上政务部门的特殊办公需要提供平台。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务内网的构建步伐得到进一步加快，各层级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均在中央的领导下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业务网络。政务外网的主要功能是:为各级政务部门展开社会管理、公众服务提供平台。我国电子政务外网目前已连接中央政务部门53个，连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随着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网络建设的进一步展开，这一网络将覆盖更多的地方政务部门及各级政府，继续保持在我国数字政府治理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2.数字政府治理的传输网。这一传输网由国家传输网、地方传输网和专业领域业务网络(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业务网络)共同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相互交织，呈现网状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某些领域信息资源的较好整合。

(二)组织任务层面网络建设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均可通过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提供诸多公共服务，下文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网络建设的情况为例展示这一领域的现状。

1.认识不断深化，构建进程稳步推进。近年来，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和广东等一些发达省市持续加大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方面的投入。这些省市以数字政府治理物质层面网络为依托，以及时、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其所需的公共服务为目的，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步伐。总体而言，这些省市在深化对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认识的基础上，依靠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方面领先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

与此同时，云南、陕西、新疆等西部省份也加快了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步伐。与东部的经济发达省市相比，西部省份在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过程中面临地广人稀等现实困难，且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撑，但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借鉴东部省份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经验，避免其走过的弯路。此外，我国西部省份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可利用这些资源获取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所需的资金。获得资金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培养的方式创造构建公共服务网络所需的人力资源和技术，以图在构建公共服务网络的进程中尽量缩小与东部经济发达省市的差距。

Ⅵ 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如何体现公民参与治理

大数据就是最好的体现
每天有多少市民拨打市民热线？给市长邮版箱发邮件？
每天有多权少市民参与市政、媒体的微博、微信、等电子渠道互动？提出多少建议、意见？
每天有多少线上听证会？征求意见多少条？
北屋northhouse智库为您解答，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