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2009~年，我国GDP持续增长；（1分）从2011年起，我国GDP增速减缓；（1分）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1分）这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1分）
⑵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起决定性作用。取消和下放
审批项目有利于更好地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3分）②财政、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专业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3分）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要求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建立自贸区有利于培育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拓展经济增长空间；（3分）④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相关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3分）
⑶①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的机统一；（3分）②有利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
治理中的作用。（3分）③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表达权与知情权，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3分）④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法治政府、
服务型政府，提升
行政管理水平。（3分）
（若学生回答“有利于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文明化、法制化”、“有利于科学民主决策、民主
监督”、“有利于贯彻依法治国的方略”、“有利于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也可一点给3分，但总分不能超过12分）
『贰』 如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应注重用创新引领和推进社会治理，着力提升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应彻底改变那种认为社会治理就是单纯用行政力量管控社会的传统理念和粗放做法，按照以人为本和建设现代化社会的理念和要求，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多种形式引导、服务、组织、协调社会活动。通过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理念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方式创新和科技运用创新，运用创新思维、创新路径、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现代化。
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应注重解决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着力补齐短板，着力提升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突出表现在社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建设滞后等方面。社会治理应更好服务于促进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好加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建设，着力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应注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着力提升通过社会治理加强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水平。一些地方由于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社会矛盾有加剧之势，影响社会安定和群众身心健康。应切实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依法加强生态环境和城乡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幸福指数。
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应注重把握全球治理与各国社会治理发展趋势，加强同各国开展社会治理研究的合作交流，更好促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文明进步；同时，运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智慧，彰显“和谐、和睦、和平”的中国风范，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应注重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提升社会治理全民共建共享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国内外许多事实表明，贫富差距过大是最大的社会不安定、不稳定因素。如果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势必导致社会动荡，就不可能建设平安社会，更谈不上建设和谐社会。为了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我们看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包括大力推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特别是集中力量打好脱贫攻坚战，积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等。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和制度安排，以更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叁』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其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措施与体现。城市治理和管理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过去的几年间，我国近三百个城市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有效改善了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了管理能力，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
一图全面感知、一号走遍郑州、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一站创新创业、一屏智享生活……让城市更智慧，生活更便利，郑州要对标世界一流，走在全国前列。郑州市经贸信息委有关负责人透露，郑州正在制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瞄准2018年建成全国一流、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总体目标，以提升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为重点，通过建设十大工程，努力在2020年实现“六个一”发展目标，建成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一、提出“六个一”发展目标
根据正在制定并征求意见的方案，郑州提出了到2020年智慧城市建设要实现的“六个一”发展目标：
“一图全面感知”——建成全面感知城市安全、交通、环境、网络空间的感知网络体系，更好地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社会运行态势;
“一号走遍郑州”——建成电子公共服务体系，个人通过身份证号+生物识别、企业通过社会信用代码+数字证书可以办理各类公共服务事项;
“一键可知全局”——建成基于大数据、信息共享和人工智能的决策辅助体系，在一个地方鼠标一点即可获取所需的来自全市各部门、各系统的所有数据，并能提供各类定制化决策支撑报告;
“一体运行联动”——在公共安全、城市运行管理的各领域通过信息化手段建成反应快速、预测预判、综合协调的一体化城市运行管理体系，实现市区联动、部门联动、军地联动;
“一站创新创业”——通过数据开放平台和大数据交易平台，释放数据红利，打造成基于开源数据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提升数字化产业经济活力;
“一屏智享生活”——融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的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各类服务，建设一体化市民服务平台，市民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可方便快捷获得高品质生活服务。
二、重点推出“十大工程”
据悉，围绕“六个一”目标，郑州将重点推进高速宽带网络工程、全面感知体系工程、城市大数据工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工程、智慧公共服务提升工程、智慧公共安全体系工程、智慧城市治理优化工程、智慧产业发展工程、网络安全保障工程、标准规范保障工程等十大工程。
其中，智慧公共服务提升工程将以贯穿服务市民和企业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为主线，优化整合各级各部门服务内容，建成国内领先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民生服务体系，包括构建新型卫生管理和医疗服务模式、建设面向社会需求的教育智慧服务体系、建立智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打造智慧气象服务新模式、构建口岸智能化便捷化通关体系等等，市民和企业服务体验和便利程度将极大提升。
三、创新推动“数字政府”建设
作为河南省“数字政府”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郑州将通过改革和创新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工作，建立以大数据驱动政务创新的政府信息化建设新模式，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可100%网上申报，行政审批事项平均审批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50%以上，推进至少500个事项实现全城通办，切实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
郑州将实现100项高频服务眨眼办，申请人刷脸眨眼后即完成申请;自助终端机提供超过100项政府服务;100项服务主动推送办理;每一项便民举措，全年必须完成100万次的业务量，才算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同时，郑州将建设全市统一政府移动应用APP，实现政务服务贴身随行，整合超过500项服务内容，下载量超过100万次。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要求，这不仅推动了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向新型智慧城市演进，更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金鹏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肆』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家治理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
最主要的抄其实就是两个时代，一个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差异很大。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新发展治理扩展阅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虽然曾一度为中国早期的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弊端日渐明显，对国内经济的控制达到惊人的程度，政府企业职责不分，无视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的作用。
一切以计划为纲，无法适应消费群体的需要，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生产商品的数量都在计划之中，购买商品还需要相应的商品票（如购买粮食就需要有相应的粮票），造成消费者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需要的商品。
『伍』 公共治理之于政府转型的目标诉求
摘要：中国正在发生从旧到新的治理转型，治理转型实际上是一场全球性变革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为中国探索和建立更为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实现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转型提供了某些启示。
关键词：治理；转型；全球变革
改革开放30年来，快速推进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使政府的管理从理念、制度到结构和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出现了中国治理从旧到新的转型。走向新的治理是当代各国公共治理转型的必然结果，治理转型作为公共治理领域发生的一种系统化的、大规模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过程，是一场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全球性运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公共管理领域围绕着加强政府能力和满足公民意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球性改革运动，其结果是公共管理发生了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型。探索更为有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也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论域。这种探索将为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和正在发生的公共治理转型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论。
一、背景：全球公共管理改革与治理转型
在14世纪末就开始使用的“治理”，是与统治( 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等政府活动联系在一起，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政治活动和管理活动。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者开始认同关于“治理”概念的新解释：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乃至私人机构在内的多个主体，协同处理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的过程。这一定义主要是在“公共治理”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意味着： ( 1 )治理或者说公共治理与政府管理不同，主体并不是惟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 ( 2 )治理权威的运用并不像政府管理那样，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而是上下互动、相互协商、彼此合作的方式； ( 3 )治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网络状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标也是多元的，但最终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
传统治理受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从而向现代“新”治理转型，在西方国家是很早就发生的事。但治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兴起。当代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发端于西方国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之所以首先掀起公共管理改革，源于两个基本原因：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和公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普遍不满。而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在公共支出中形成节余(经济) ，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使政府的运作更有效率，增加使选用和实施的政策变得有效的机会”。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 1)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 ( 2)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 3 )政府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
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西方各国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按照澳大利亚学者欧文·休斯的说法， 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已发生了变化，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转变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等，但它们都表示同一种现象，即传统的官僚制已被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所取代。
尽管对当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还很难作出恰当的界定和全面的评价，但它意味着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的深刻变化，意味着公共治理的转型，意味着传统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在西方国家的终结。而现代公共治理的发展，正如莱恩所言： 20世纪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使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成为过时的东西，“新公共管理(NPM)是有关公共部门治理方式最新的理论范式变化” 。事实上，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变化，也是实践模式的革命。按照莱恩的说法，传统的公共治理强调政治，强调公共管理与私人部门管理之间的区别，而在现代的公共治理中，公共部门的目标实现原则上与私人部门的目标实现没有任何差异，都是通过契约制度，而契约中的提供者既可能是公共组织， 也可能是私人组织。
公共管理改革是全球性的，它在英国(开始于1979年撒切尔夫人登上首相宝座) 、美国(开始于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 、澳大利亚(开始于1983年) 、加拿大(开始于1984年马尔罗尼总理执政) 、新西兰(开始于1984年)等一些西方国家首先发生后， 迅即席卷全球。无论是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原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处在现代化较低发展阶段的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改革运动。虽然各国进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因为经济危机或预算赤字如英国、美国、新西兰等，有的是由于经济危机伴随政治领导变革如日本、韩国、乌干达等，有的是期望达到欧盟要求的标准如匈牙利、希腊等，有的是期望达到国家开发组织要求的标准如马尔代夫、肯尼亚、乌克兰等，有的是因为民主转型如格鲁吉亚、赞比亚、南非、俄罗斯等，有的是期望效率更高如瑞士等， 所拥有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具体特征也很不相同，有如彼得斯所说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拿破仑模式、日耳曼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伊斯兰模式、儒家模式、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模式等七大模式， 但改革的总方向和主要措施是趋于一致的，正如卡马克对世界123 个国家的调查所显示的：“各国的改革努力有非常相像之处”，换言之，“各国的改革运动存在全球仿效的特征”。不能否认，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现也是全球性的。如果说20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原则建立其公共治理模式，那么20世纪末发生的全球公共管理改革，就意味着各国在争相超越20世纪的官僚制模式，走向21世纪公共治理新境界。
二、社会转型与治理转型
当代公共治理的转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改革的产物，本质上则是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结果。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一种与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共管理相适应的实践模式，当人类社会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必然会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人类必须寻求一种与新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治理模式。
转型是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就称为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 其主体是社会结构， 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各个方面，因而它也是许多学科关注的论域。社会学非常重视对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经济学学科群中甚至产生了一门被普遍认可的有明确含义的称为“转轨经济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和规律。转轨经济学一般都关注影响转轨进程的经济因素，而没有对转轨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即“政府的转轨”给予足够重视。 政府转轨、治理转型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伴生物或者说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应当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予以足够关注的学术领域。
所谓治理转型是公共治理领域发生的一种系统化的、大规模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治理转型并不是什么新事物。19世纪，西方国家工业化民主体制追求的是政府目标极少的“小政府模式”，而到19 世纪末，原有的那种中央权威极弱的“小政府模式”被彻底打破，因为这种政府已经无法应对工业化民主体制中出现的许多现实问题：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整个新兴产业正在孕育。这些新的现象引发了许多新的需求：大型运输系统、铁路和桥梁，大型的城市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普及教育的体制。
在原有政府模式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创造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替代旧的小政府模式，也就成为必然。简言之， 20世纪初韦伯式官僚制模式在西方国家的确立，是公共治理的一次重大转型。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纪初，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对官僚制的引入使公平行政和效率行政得以实现，并使组织结构优化，层级节制的组织结构使得官员和机构都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督，这客观上加强了对腐败行为的控制。在专业化方面，曾经一度由专业人员完整从事的工作被分割成了若干细小的部分，更趋近一个无缝隙的政府。而官僚组织的指挥系统大多采用统一命令的方式，信息上下双向传输快捷，有利于实现政府组织的充分整合。它与早期的治理模式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官僚制的优点开始逐渐蜕变成了缺点：本位行政、低效行政和组织整合失灵， 官僚制开始受到怀疑，被宣布为一种过了时的治理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了怎样新的特点？ 公共治理为什么必须发生新的转型？
首先，就西方社会来说，后工业社会(或者说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来临。这一新类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 1)服务性经济取代了制造业经济，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 (2)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 ( 3)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 4)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技术鉴定是可能的； (5)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线性规划、计算机技术等新的“智能技术”成为制定决策的工具。其次，公共管理自身出现了危机。对政府和官僚的不信任在像美国这样具有个人主义传统的国家，可以说由来已久。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有两种看法，认为他们有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但政客是腐败的，政府的计划是处理不当的。今天的美国公众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政府制造的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政府的政策与计划不仅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益处，反而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愈益显得无能的政府导致了公共管理领域的危机。 作为传统治理基础的官僚制成为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公共管理体制模式，有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 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在政府越来越无能、低效的时候，私人部门却显得很有效率，各种称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在蓬勃兴起、不断壮大，并对社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承担着许多在其他国家由政府机构来发挥的功能。危机的出现预示着“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传统的治理已经死亡”， 新的比传统治理更具现实性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即将来临。
三、走向良好治理： 21世纪的公共治理
“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是治理得以复兴的重要原因，而治理也可能失效。在当代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成效愈来愈依靠政府与公民、社会、企业之间相互影响和良性互动， 即“良好的治理”(或称“善治”) 。良治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新的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走向“良好治理”是治理转型的惟一选择，是21世纪公共治理所应追求的目标。21 世纪的公共治理会呈现怎样的新景象？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界一位多产的学者唐纳德·凯特预言， 21世纪的公共治理必须有效解决公共治理中的诸多关键性问题和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源源不断的新问题，主要是： ( 1)向公众提供更多的非传统、非政府的服务。(2)更多的公共治理的权力分散到政府机构的较低层次，权力下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内容。( 3)服务协调的负担增加。过去以代理为基础的改革的一个主要副作用是政府提供的服务支离破碎、不成体系。21世纪的公共治理要求加强政府组织的能力，特别是与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能力，从而使得政府和它提供的服务对市民来说更完美、更透明。(4)加强公共治理中的国际合作。成长中的全球化对21世纪的公共治理发生着更为重大的影响，它使公共治理确立这样的原则：国家政府拥有自己的主权，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与国际组织和其他主权国家协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必须小心地定义自身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新角色，并为更有效地扮演这样的角色提升能力。(5)国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新角色，并需要有新能力。权力下放和国际合作使公共治理中更多的政策性问题被移交给地方政府和国际性组织去解决了，在21世纪的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它需要重点解决至少五个核心问题：一般防务和引领对外政策等作为国家主权识别性的基本职能、重新分配收入(这是低层次的政府不可能充分运作的) 、收集数据和推动信息流通、建立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与市民社会之间新的密切联系合作的桥梁以确保公共服务的高效率、进行公众需要的应付各种公共问题的战略思考。
欧文·E·休斯预言，与20 世纪相比， 21世纪的公共治理可能会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由于更为注意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及改进二者之间的关系，公共服务将具有更多的市场导向性； ( 2)未来的行政将更有弹性； (3)政治性可能会增强，公共治理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 (4)行政也可能有更多的参与性；(5)公务员现在比以往能力更强，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
四、当代中国：转轨国家的治理转型
治理转型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20 世纪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波及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也使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发生了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型。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发生及其引起的治理转型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西方治理转型向全球扩散和示范的结果，它有自身独特的背景和动力。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时期，进入“转轨国家”的行列。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公共管理的主要特点和弊端是： ( 1 )全能政府。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高度集中化的资源配置者角色，垄断了社会的所有资源，无所不包，无所不揽，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被排斥在外。(2)管制型、人治型、封闭式行政。全能政府在体制上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使其在运行方式上主要通过内部会议、内部文件等进行封闭式管理，“红头文件”、领导批示而不是法律法规成为主要甚至惟一的行政管理依据。其突出弊端是政府权力很少受到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约，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机制，各部门间职能交叉重叠。
1978年开始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引起了公共治理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 ( 1)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的主要职能已不再集中在过去的政治统治或政治领导上面，而且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严格控制，并逐步转向社会的公共管理； (2)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呈现一种新型关系。民间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在提供各类公共商品以及从事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 ( 3)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行政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4)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步下放，作为政府补充物的“单位”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也大为弱化，而社区的作用、社会的作用增大，福利单位化也被逐步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 (5)职业化的公务员制度开始建立并得到逐步发展，专家和公众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专家咨询制度、公民参与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开始建立。
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会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都会推动治理除旧布新。治理转型的动力，是推动治理更新形态、与社会发展进程相协调的方向变化的各种力量的合力。这种合力来自于治理本身和治理所处环境两方面的变化，即治理转型的动力由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两部分构成。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唐纳德·凯特在解释何以有众多国家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卷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积极寻求相同的改革目标这一事实发生的原因时，指出有四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政治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卡马克认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动力在于全球经济竞争、民主化、信息革命和政府自身的绩效赤字。 这都包括了对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分析。
治理转型的外部动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等多种动力。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动力最重要的来自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许多变化最终都反映到公共治理的结构和方式上。社会发展同样是推动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已经发生的中国治理转型的历程，表明了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对治理转型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问题、污染问题、社会不公问题等等，不仅没有减轻，有些还有加剧的趋势。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呼唤着政府治理职能的继续调整，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变革。政治发展对治理转型的推动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它常常是较为直接和巨大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导致了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政府决策出现了许多困境，也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这都要求我国在政府治理中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中国治理转型也有其内在动力。中国治理转型的内在动力来自政府作用和能力不相适应导致低效无能的治理困境，来自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带来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体制转型时期政府治理行为失范而带来的形象受损。
总之，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动力是多方面的，这些动力目前仍然存在，有些动力甚至在加大，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使中国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进入需要在实践中寻求新突破的深层次攻坚阶段，意味着中国治理转型的脚步不仅不能停止，相反，必须加快。正在发生的中国公共治理转型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至今“尘埃未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去寻求突破。研究肇始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全球公共治理转型规律，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某些领悟。
『陆』 请从治理雾霾和发展新能源方面谈谈您的想法
治理方法一：个人出发
1
1.雾霾屡屡亮红灯,到底该如何去治理。雾霾屡屡亮红灯,它给身体健康造成的问题不容小觑,治理雾霾,首先要从自我做起!
2
2..加大对资源的节约和宣传保护,引导身边的每一个人践行低碳绿色生活方式,每个人都为环保做出一份贡献,这样能量聚集起来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END
治理方法二：企业治理
1
1. 改变粉尘治理方法，从除尘到抑尘，从有组织到无组织。
2
2.从除尘到抑尘。传统除尘技术弊端重重，如水除尘造成的二次污染、布袋除尘因滤料粘结而造成的效果不稳定、电除尘造成的成本高。抑尘技术从源头治理，抑尘就是抑制粉尘，从源头抑制粉尘的发生，那么就自然而然地省却了粉尘发生后再来“除尘”的这一过程，这个理念来源于柏美迪康。
3
3.从有组织到无组织。有组织排放多存在于建设较为完善、规范的作业现场；无组织排放则在我国大气排放污染中占据着重要的席位。所以我们要转变治理方式，无组织治理可以采用现BME生物纳膜抑尘技术、云雾抑尘技术、湿式收尘技术、BME无组织排放技术等。
END
治理方法三：政府治理
1
1.需要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积极开发新能源,提倡大家积极使用新能源,不在让化石成为主要的燃料!
2
2.政府实施科学发展战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雾霾之痛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呼吸之痛,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因此我们也不能指望着一天就能把它治理好,同样需要我们各个方面共同努力,2014年北京招聘治霾公务员就是一个治霾的伟大举措,希望这项举措,能给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带来一定的成效,让我们一起期待蓝天白云的重现!
天猫美国普卫欣提示：雾霾天气出行记得做好防护。
『柒』 十八大以来我党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
1、第一来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自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2、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
4、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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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1、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丰富发展。
2、从当代中国的现实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3、从事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行动纲领。
『捌』 新时代有哪些新技术加强治理能力
一、准确把握中国智库发展的趋势定位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官方智库的职能不断转型拓展，已从传统的政策咨询研究这项单一职能，逐步向政策研究、政策解读、政策评估，以及智库间国际对话与合作等四大职能进行转变。高校、企业、媒体及民间智库快速发展，各类小微智库不断涌现，依托新媒体和新技术平台发挥出各自的政策舆论影响力。整体上，国内智库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专业化与大众化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存，面向决策、链接媒体、对接国际的发展新局面。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第一批试点的国家高端智库，一直在进行改革与探索，也在不断思考我们的发展定位。首先，我们始终强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服务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我们最根本的使命是促进国家决策的科学化，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撑。这是我们的根本方向。其次，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优化科研布局。在开展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研究的同时，加强对当前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切实可行、真正管用的对策建议。第三，始终立足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决策机制的特点，坚持智库发展的中国道路，不偏离中国的国情、社情和民情实际；积极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加快建设国际一流高端智库，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共同分享。
二、切实加强中国智库的机构和能力建设
第一，要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高端智库需要有一批专业水准高、影响力大的领军人才，这些人在保障研究质量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目前，官方智库的人才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一是进人环节讲级别、讲资历，致使不少体制外优秀专家难以引进；二是薪酬待遇按照国家机关或行政事业单位管理，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三是现行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往往让想留的人留不住，想辞的人辞不了。人才管理体制，理应成为智库建设的发动机，而不是制约因素。
第二，要加强智库专业化能力建设。核心是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水平，确保客观理性。这涉及我们的研究选题制度、课题组织管理制度、调研制度，以及研究成果的质量评审把关制度。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引导智库坚守专业主义精神，引导研究人员加强对经济社会现实及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发现新问题，找准真问题，持续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成果质量是智库声誉的根本，也是智库的生命线，需要用好的制度来加以保障。
第三，要加强智库的传播能力建设。智库既具有生产知识和决策咨询的功能，也具有传播知识和启迪民智的功能。当前，一方面，我们进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传统理论体系面临革新，新的理论体系有待建立。智库有责任成为这个时代公共政策思想的引领者和文化软实力的创造者。另一方面，新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要真正取得实效，需要社会各界充分理解、形成共识，因此，智库传播知识、解读政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中国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巨大成功，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关注，智库有责任顺应时代要求，把中国的政策思想讲好，传播好。
三、创造适宜中国智库发展的外部环境
智库不同于一般的政府部门或工商企业，它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决策者强烈的战略谋划意识和对决策科学化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重视营造好智库发展中一些特殊的外部条件和环境。首先，要创造利于智库发展的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在研究领域，从思想观念、经费投入、政策导向等方面，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重自然科学，轻软科学”、“重硬件投入，轻智力投入”等问题。鼓励智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讲真话，鼓励不同政策观点的交锋和辩论。其次，要努力创造利于智库发展的信息数据条件。目前信息数据不完整、不一致是制约智库研究质量的最大因素之一。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健全统计制度，提高数据质量；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全面、充分地披露政务信息，打通部门、行业各自经济社会运行数据的信息孤岛，切实改善智库的研究基础条件。第三，要为智库发展创造更好的需求环境。逐步从制度上保障重大决策的事前咨询和事中事后评估，建立政府决策与智库咨询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联系，切实发挥好智库在决策咨询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智力支撑作用。
『玖』 五大发展理念 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五大发展理念是2015年10月提出来的，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提到首要位置，指明了我国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代表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体现了我们党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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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内涵丰富，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协调是发展的方法，绿色是发展的模式，开放是发展的途径，共享是发展的目的，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五大发展理念立足于对我国发展经验的认真总结，对人类社会发展思想精华的汲取，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五大发展理念切中了当前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了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必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拾』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有哪些大动作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其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措施与体现。
一、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方向
1、信息网络宽带化
推进光纤到户和“光进铜退”，实现光纤网络基本覆盖城市家庭，城市宽带接入能力达到50Mbps，50%的家庭达到100Mbps，发达城市部分家庭达到1Gbps。推动4G网络建设，加快城市公共热点区域无线局域网覆盖。
2、规划管理信息化
发展数字化城市管理，推动平台建设和功能拓展，建立城市统一的地理空间信息平台及建(构)筑物数据库，构建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统筹推进城市规划、国土利用、城市管网、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市政基础设施管理的数字化和精准化。
3、基础设施智能化
发展智能交通，实现交通诱导、指挥控制、调度管理和应急处理的智能化。发展智能电网，支持分布式能源的接入、居民和企业用电的智能管理。发展智能水务，构建覆盖供水全过程、保障供水质量安全的智能供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发展智能管网，实现城市地下空间、地下管网的信息化管理和运行监控智能化。发展智能建筑，实现建筑设施、设备、节能、安全的智慧化管控。
4、公共服务便捷化
建立跨部门跨地区业务协同、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信息服务体系。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城市教育、就业、社保、养老、医疗和文化的服务模式。
5、产业发展现代化
加快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推进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推动电子商务和物流信息化集成发展，创新并培育新型业态。
6、社会治理精细化
在市场监管、环境监管、信用服务、应急保障、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领域，深化信息应用，建立完善相关信息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二、“六个一”建设理念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六个一”建设理念即“一个体系架构、一张天地一体的栅格网、一个通用功能平台、一个数据集合、一个城市运行中心、一套标准”。
1、一个开放的体系架构
遵循体系建设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构建开放的体系架构，通过“强化共用、整合通用、开放应用”的思想，指导各类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2、共性基础“一张网”
构建一张天地一体化的城市信息服务栅格网，夯实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实现城市的精确感知、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惠民服务;
3、一个通用功能平台
构建一个通用功能平台，实施各类信息资源的调度管理和服务化封装，进而支撑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智慧化，有效管理城市基础信息资源，提高系统使用效率;
4、一个数据体系
建立一个开放共享的数据体系，通过对数据的规范整编和融合共用，实现并形成数据的“总和”，进而有效提高决策支持数据的生产与运用，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性和智能化水平;
5、一个高效的运行中心
构建新型智慧城市统一的运行中心，实现城市资源的汇聚共享和跨部门的协调联动，为城市高效精准管理和安全可靠运行提供支撑，更好对城市的市政设施、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宏观经济、民生民意等状况有效掌握和管理;
6、一套统一的标准体系
标准化是新型智慧城市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结合各城市特色，分类规划建设内容和核心要素，建立健全涵盖“建设、改革、评价”三方面内容的标准体系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随着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实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要求，这不仅推动了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向新型智慧城市演进，更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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