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未来

Ⅰ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首先，治理体系有失均衡。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在金融危机中虽受到冲击，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治理机制，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着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因而可望通过资本链与货物链向下游国家转嫁危机。危机发生以来，20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首次以平等地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崭露头角，但仍不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第二，治理主体存在缺失。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政府间组织，这些组织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推进国际治理。但是，现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缺乏主权国家享有的排他性公共权力，因而无法有效行使话语权。
第三，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均有待于适应全球治理新形势。20国集团虽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仍停留在“临时性政治俱乐部”阶段，尚待建立和完善全球化监管机制、政策执行机制、治理主体结构，等等。
第四，治理客体存在争议。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国际制度或非制度安排，就需要治理的领域和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然而，世界各国对各类问题的关切度不同，因而围绕全球治理的议题设定展开激烈的博弈，围绕治理规则展开较量。
第五，治理效果有待彰显。缺乏监管机制的经济全球化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样，缺乏“同舟共济”精神的全球治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受国内政治或本国利益驱使，纷纷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利用全球治理推销西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维护本国既得利益，而置他国利益于不顾。
第六，治理理论存在争议。回顾历史，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然而，迄今为止，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主要停留在国家层面。进而言之，现行全球治理理论由发达国家学术界率先提出，因而有悖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第七，需要适应国际法规。全球治理需要各主权行为体依法让渡一定的主权，并容纳更多的非主权行为体成为全球治理的伙伴。显然，上述行为直接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独立的原则相违背。如何处理好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各利益攸关方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八，国际社会亟待培植集体行动意识。从全球范围看，受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影响，各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各行其是倾向愈益明显。未来，南北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地位失衡的状态均难有改观，任何新的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创立，只要无法得到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只得“绕道走”。

Ⅱ 什么是"全球治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发生了那些重要变化

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形态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7国集团成为主要由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自2003年后，7国集团根据不同议题邀请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进行对话，逐步形成G7+5等对话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在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建设者，再到引领者的三重身份转换。从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中国真正地参与到了国际制度建设之中；而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2000年以后，中国努力成为国际制度建设的引领者。G20峰会在杭州的圆满召开，体现了中国声音、中国责任、中国担当和中国主张，证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这样的国际制度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的作用明显增加。
中国的角色转变建立在国际制度不断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陈岳将国际制度分为传统型、改良型和创新型三种。传统型是指二战以后，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建立的国际制度，例如联合国体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改良型国际制度指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国际合作制度，以及那些对传统型制度进行过适当改革与调整的制度，例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而目前的创新型国际制度则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创新型的国际制度与原有国际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推动新国际制度的诞生，而中国在其中应当发挥引领、主导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袁正清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合法性明显不足。当前的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的治理挑战，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治理规则的制定工作，为全球治理提供创造性的中国方案，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Ⅲ 如何面对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一、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
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普遍性和工作范围的广泛性是独一无二的。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它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其执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重大责任。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作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
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

二、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
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

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如以八国首脑会议行使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以北约取代安理会承担维和职能等。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
中国政府的主要担心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可见是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惟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今后，他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它国家同类组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惟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它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它行为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监督。
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
从历史传统上看，古代中国一直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中国的朝廷与周边国家朝廷的关系，只知皇权(王权)而不知国权，更不能承认除朝廷以外的其它政治实体的对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于外”和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成为调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潘一禾，张丽东：《作为国际组织建设思想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9月，第46页。〗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朝廷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对它们可以采取怀柔或照顾的政策，但却不会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纪末，当国力已远超出中国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仍顽固地要将其纳入这个朝贡体系中。〖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按古代儒家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天下”秩序就是

父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的层层环绕的同心圆结构，周边国家在理论上或观念上以较为松散的方式被纳入皇权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多元国际体系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现代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列文森：《儒教中国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但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感受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的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集体意识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斥心理。
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
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4—11页。〗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

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余潇枫，贾正君：《论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与理性选择》，《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2月，35—42页。〗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念一样不合时宜。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性的一面。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外化。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导的。由传统的统治(governmaent)向治理的转变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先被用于市政学，用于解决城市和地方问题，而后上升到国家中央政府层面。最近十几年，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组织又将他们在国内的经验用于国际层面，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先在地方事务和国家层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观念，学会了治理的行为方式，养成了治理的习惯，而后应用到国际事务中。而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却没有在国内相应的经历。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内获得的经验用于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治家在国内的施政经验和行为习惯却与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远。政府官员不习惯于与其它政

治行为体共享权力，与它们建立调和而不是支配的关系，并通过共同的参与、谈判、协调活动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构成对政府行为方式的挑战。
全球治理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的影响。中国近几十年来，走上一条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国采行的政治模式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就特别容易招致批评，遇到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全球治理的进程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缠结渗透，国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没有一个国家还能坚持作为无法穿透的政治实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全球治理手段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的前景怀有深深的疑虑。这种疑虑无疑会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转变的态度。

Ⅳ 中国在未来全球治理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你有什么感想剪短一点，有三点即可

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天，亚洲人都太自私了，大到国家领导小到平民。看中国和日本，再看看德国和欧洲就相行见拙了。体制决定了一切，面对，越、菲、日。和强大的宋朝是不是一样？

Ⅳ 如何看待全球治理中国理念和方案

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创始成员，始终在为推动该机制成熟完善和有效发挥作用而不懈努力，作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贡献。
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火车头”。据统计，2008至2013年，中国经济维持7.7%以上的高增长，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总量的贡献率高达37.6%。中方在历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宣布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切实得到落实，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大。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重大倡议和机制建设，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性经济格局，让地区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这将为二十国集团实现未来5年整体经济增长额外提高2.1%的全面增长战略提供更多信心保证。
在促进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积极参与议题讨论，不遗余力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二十国集团成员提出的近千项改革建议中，中国贡献了约15%。在二十国集团历次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倡导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推动货币体系多元化，努力营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国积极响应加强国际金融机构救助能力的倡议，以实际行动支持欧洲摆脱欧债危机，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金融风险。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中国更在各种场合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是推动全球经济架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建设性力量。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弱复苏态势，主要经济体表现有好有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难度进一步加大。二十国集团自身也处在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阶段，亟须在制度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不负众望，再次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指明道路，带来希望。推动会议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税收和反腐合作、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埃博拉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发出积极声音，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新兴市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树立了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领军形象。

Ⅵ 谈谈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涵义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有哪些

中国随着自己的发展越来越意识到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所以中国从两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一方面积极参与先行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推行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方面，现行的全球治理是事实存在的，中国也是现有体系的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加大了各个国际组织的费用分摊，中国的代表成为越来越多国际组织的领导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不断贡献自己的治理方案，成立了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推行了一带一路。为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
中国会越来越多参与全球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希望世界越来越和平，越来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