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图片

⑴ 如何加强特大城市精细化社会治理工作

一、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背景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然而，受到行政领域粗放式管理思维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习惯于运用笼统的、模糊的处理方式进行社会治理，表现为管理浮于表面，标准化程度较低，工作不到位等，导致“大概差不多”、“最后一公里”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使得政府既投入了成本，又无法收获预期的治理效果。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进入“体验政治”时代。“体验政治”的突出特点是：首先，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实际效果好与否，评判的对象是民众，民众根据自身的体验来评判。很多时候，虽然一些领导干部学历高、能力强，常常“5+2”、“白加黑”，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但往往吃力不讨好。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没有能够恰到好处地了解并且改善群众的体验，老百姓的用户体验并不好。其次，民众的体验更加偏重于“小事”。民众的体验更加深切地来源于自己家小事和不公正是否得到解决。因为这类的事是人民群众自己家的事，这种体验感或痛感非常地强烈。也许让办事群众多跑一两次冤枉路对于某些部门来说是小事，但群众对这样的小事的感受却远远深过对gdp增长的感受。因此，政府在做好大事的同时，更加关注群众的小事，让群众有更好的体验，是当前政府的重要任务。
五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正是要通过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从而改变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改善群众的体验。
二、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精细化”的理念最早由日本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之后推广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乃至政府管理领域。精细化管理是通过规则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运用程序化、标准化和数据化的手段，使组织管理各单元精确、高效、协作和持续运行的管理方式。与传统的粗放式、唯经验的社会治理模式相比，精细化的社会治理要求在充分尊重科学规律和运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社会风险的精准研判、社会需求的精准回应、社会矛盾的精准调控，进而推进社会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精细化”不能仅局限于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流程再造、结构优化等技术变革，还需在治理过程中倡导人文关怀，追求更好、更精致生活状态。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的结合。
社会治理精细化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粗放式”治理思维转换。精细化治理不追求颠覆式的改革，而是着重于细微内容深化和方式完善，为达到更高层次的治理状态进行积累。同时，克服“官本位”思想所造成的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弊端，塑造服务理念，重视人文关怀，以实现“人”的需求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改善民众的用户体验，做到“不以善小而不为”。二是管理服务细节化。要求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紧紧围绕着人，就是围绕人的生活、人的生活质量做文章。“做细”，就是社会治理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做起；“做小”，就是社会治理着眼于小问题，就是从小事情做起，比如养老、社区治安和社区环境。三是执行框架标准化。这是政府社会管理精细化的关键，有了标准才能使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明确化，才能将细致的管理理念通过具体的操作规范落实到实践层面，才能对管理行为和服务效果提供有效的监督和评判依据，促进治理成效的不断更新。
总的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既要求提供普遍的标准化的服务，又要针对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就对管理和服务的细节化和标准化提出双重要求。
三、努力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落实五中会全提出的“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首先要在理念上变自上而下的垂直管控为重视基层的协同治理，突出基层群众的需求导向，做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努力做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跨一个门槛、少走一道程序”，把简单的带给群众，把复杂的留给政府，让群众在家里小事上有更好的客户体验。理念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源头，要将重视“细节文化”的行政理念和治理思维作为一系列技术化、标准化、细节化社会治理的前提。
其次，从管理和服务标准化的视角出发，剔除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和流程，简化行政程序；形成强制各部门接纳认可的格式化、标准化的统一作业标准，促成规范行政；通过建立信息互联平台，破除参与治理各方的信息鸿沟，减少沟通成本。在这方面佛山市禅城区推行的“一门式”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再有，发挥基层社会的社会创新前沿阵地优势。针对当前社会治理存在的纵向深度不足，服务难以到位的问题，可以利用基层进行有限成本“试错”的途径，激发民间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不断尝试、调整，逐步完善当下社会治理的漏洞。注重发挥社区委员会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重视社区群众组织横向沟通的协调作用。
当然，社会治理精细化可以在更多领域实施。比如在公共安全、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实施标准化的流程再造，通过细节性的制度安排，科学防范每个环节的风险；在相对成熟的区域性、行业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加大数据整合力度，提高智能化水平，打造“互联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社会治理的不断创新、协调、共享理念。

⑵ 如何依托网格化管理推进社会治理

社会综合治理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社会治理由过去的“综合治理”转为“平安建设”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和创新。虽然平安建设不是郑州最早提出的,但郑州经验为平安城市建设的科学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9+X”模式,并且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我们需要在四个全面战略格局背景下来看郑州市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经验,金鹏信息专家认为其如下七条经验值得肯定:
一、深化平安建设,安全幸福为本
从全国的情况看,一般的平安建设推行已久,而郑州推行的是深化平安建设,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安全为本、幸福为本、民心为本。
二、整合社会资源,全民共建共享
这一点,前面发言专家谈的较多,我就不展开了,只要看看郑州各类社会组织、各类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大格局和正能量,就可知概况。
三、抓住疑难重点,建设善治区域
比如“9+X”的重点行动经验。我们去开发区,他们提供的经验就是规定动作9,后面用其他颜色标志出自选动作3,就是9+3,也即根据不同时空条件来确定各基层、领域的疑难重点,更有效地建设善治区域。此经验符合郑州的实际且有成效,值得点赞和推广。
四、深入宣传发动,加强督导考核
此点是以往人们坚持群众路线、落实责任机制的通行经验,用到深入平安建设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也是值得点赞和推广的。
五、保障队伍建设,优化执法环境
郑州的做法表明,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抓好法治队伍建设,才能在高层决策、顶层设计和基本方针确定之后,由上往下直到基层都能扎实推进;同时,须要不断改善执法环境,否则,执法工作、社会治理没有良好环境,得不到社会各方理解和支持,那就不能持久;其次,从建设法治中国的愿景来看,郑州的做法回应、契合了现代法治的新趋势、新理论。
六、郑州网格化管理经验，民主参与共治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治理,这不是简单地要求加强管制的含义,而是指公众参与、政民合作、共同治理。郑州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顺应了现代法治的新趋势,既与世界接轨,也是中国特色,其实质是增强民主性、走向民主化。
七、运用精细法治建设理论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注重法治建设,但与经济建设一样,过去是粗放发展,无论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存在粗糙、欠科学、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到现在,我国法治建设开始进入精细化、民主化、科学化发展阶段,如果我们对此未有深刻认识、未予足够重视,仍搞粗放式的法制建设,就会产生许多弊端和矛盾。在社会治理领域,也须要有精细化的法治建设理论作指导,郑州正是按此方向探索前行,其创新精神可嘉。

⑶ 心得体会：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新)

1、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思路，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发生，使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社会治理工作布局现代化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基点，以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以解决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风险为着力点，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立足点，不断提升平安中国建设水平。

3、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政治优势，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3)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图片扩展阅读：

实现：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1、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作为首位工程。构建党绝对领导的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工作机制，深化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铲除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

2、把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坚持依法严打方针，打、防、管、控、建并举，加快推进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开展专项斗争为牵引，着力治乱点、补短板、除隐患。

3、把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作为控制性工程。坚持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有效化解历史遗留累积的存量问题，着力管控新形势下出现的增量问题，坚决遏制变量问题。

⑷ 在推进市域治理新格局建设，视联动力做了哪些努力

视联抄动力作为我国拥有自主研发通信协议、具有领先市场地位的高清视频通信企业，我从新闻中了解到，前段时间，视联动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其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视频产品并集成信息安全防护技术，围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业务，将视频会议、视频监控、视频通讯、视频培训、视频点播、视频调解、视频信访、视频调研、信息发布等功能整合在同一平台上，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指挥调度、分析研判、应急处置、服务管理等业务应用可视化、智能化、扁平化。

⑸ 市域社会治理的橄榄型管理模式是什么是管理模式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么

橄榄型城市管理模式（Olivary City Management Model）是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的橄榄型管理模式，又称橄榄型城市治理模式（Olivary City Governance Model），通过“多规合一”及“综合执法”改革推进，在市域社会治理中形成综合规划决策和综合执法监察“两个综合”，面向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构建从综合规划决策、到社会化专业运行服务管理、到综合执法监察“两头收敛、激活中间”的橄榄型现代城市治理结构，以城带乡，形成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运行管理一体，城市决策、执行、监督协力，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橄榄型城市管理模式，是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执法监察研究，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综合管理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将有助于推动形成从综合规划决策、到社会化专业运行服务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规划、建设、运行服务与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主体部分，不仅需要政府各专业部门的参与，更需要激活市场、社会各方主体的广泛参与）、到综合执法监察（城管综合执法及相关综合执法巡查监察力量、网格巡查员及协管员等辅助巡查监察力量、广大的社会监督力量）的橄榄型城市综合管理现代治理结构，形成面向综合管理的橄榄型现代城市管理模式，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⑹ 什么是市域社会治理的橄榄型管理模式

橄榄型城市管理模式（Olivary City Management Model）是城市管理服务领域的橄榄型管理模式，通过多规合一及综合执法改革的推进，在市域治理中形成了综合规划决策和综合执法监察两个综合，推动构建从综合规划决策、到社会化专业运行服务管理、到综合执法监察“两头收敛、激活中间”的橄榄型城市综合管理现代城市治理结构，形成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运行管理一体，城市决策、执行、监督协力，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橄榄型城市管理模式，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执法监察研究，通过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综合管理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将有助于推动形成从综合规划决策、到社会化专业运行服务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规划、建设、运行服务与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主体部分，不仅需要政府各专业部门的参与，更需要激活市场、社会各方主体的广泛参与）、到综合执法监察（城管综合执法及相关综合执法巡查监察力量、网格巡查员及协管员等辅助巡查监察力量、广大的社会监督力量）的橄榄型城市综合管理现代治理结构，形成面向综合管理的橄榄型现代城市管理模式，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城市规划决策作为城市管理的龙头及城市综合管理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的最前端，历来在城市管理中受到高度重视，也正经历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驱动转型。而城市建设及运行服务与管理随着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提上议程，城市运行管理的新网络、新数据环境也为社会各方参与城市专业运营和科学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各方力量的充分参与和协同。随着对大数据环境下城市管理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综合执法改革的推进及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察二重性的认识，城管执法监察作为巡查执法的第一线、问题发现的最前端和管理的最末端，将在城市管理服务转型中扮演重要作用，从而形成橄榄型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创新面向法治、精治、共治的市域治理新格局。
橄榄型管理模式是指在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两端小，中间大的管理结构，主要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领域及城市管理服务领域的橄榄型管理模式。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领域的橄榄型管理模式，即前端抓销售，中间抓生产，末端抓研发，这种管理模式目前正在被哑铃型管理模式替代称为过去。城市管理服务领域的橄榄型管理模式，即前端抓综合规划决策、末端抓综合执法监察、中间是各方参与的城市管理服务提供，这种橄榄型管理模式正在成为政府机构改革、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本刊编辑部. 综合执法改革与大数据环境下的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J]. 北京城管科技信息动态, 2019, (9):3-5.
宋刚,王毅,王旭. 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12):113-121.
俞娜. 哑铃型与橄榄型企业经营模式评析[J]. 区域经济评论, 2005(1).

⑺ 路域治理六个无是什么

切实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促进依法行政，提高办事效率，增强服务意识，营造了清正廉洁的政务环境，为建设“和谐公路”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为提高全社会爱路、护路意识，增强群众依法维护公路产权自觉性，加大宣传力度是其工作的基础。利用多种形式，借助各种媒体，并按照要求，注重做好宣传实效，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要让群众通过舆论监督，把路域环境治理的任务落到实处，营造大的治理声势、创造良好的治理氛围。
违章建筑的治理要与当前实施的“畅通工程”相结合，依靠当地政府和各职能部门间的相互配合，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针对辖区内公路两侧现状进行细致调查，属于各类违章建筑物、构造物，坚决予以拆除；坚决取缔占道经营和违法建筑；做好预防性管理，坚持每天上路巡查，避免出现房子建起再制止的被动局面。依照《公路法》和《关于加强公路管理通告》的有关规定执行，按符合公路长远发展的要求实施治理。
穿村城镇路段环境复杂，管理难度大，并且反弹现象严重，必须投入大量的精力，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以整顿穿村城镇路段的路宅不分、乱堆乱占为突破口，认真治理脏、乱、差现象，全面提高公路的整体形象。首先要达到实施公路两侧的“一低三化”的要求，条件允许的要建设高标准的路宅分家，对暂不适合搞路宅分家的穿村路段就采用公路两侧低于20公分和门前场地硬化的方法，确保安全与排水畅通。其次是严禁商户店外经营，为加强经常性管理，采取了与商户签定“三包”责任状，即包卫生整洁、包无乱堆乱放、包无占路经营，对现有的摊点，实行门外挂牌、店内经营，禁止搭建临时棚屋、乱倒垃圾，杜绝公路上乱停乱放、摆摊设点、堆放物料、打场晒粮、倾倒废渣等有害的污染物质、焚烧各类废弃物、设置路障的 现象发生。
为确保公路畅通，集市摊点应远离公路，主动与当地政府联系，取得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有效地开展公路集市贸易的清理、迁移工作。对一时无法迁移，确实不能避开公路的，就只能在公路一侧且必须在公路边沟以外设置交易场所。为防止反弹，我们会加大检查监督力度，不定期进行巡逻，对拒不履行责任和存在侥幸心理的业户进行严厉打击，通过行之有效的攻势，消除掉“公路集市”、“脏、乱、差”、“占道经营”现象，使路容路貌和通行环境明显改善，使其达到预期效果。
搞好辖区内省道美化、维护省道秩序、规范省道两侧建筑物，努力做好辖区内文明样板路的维护，做到规划先行、有序建设、整洁美观，努力提高公路管理水平。因为公路不仅是为社会服务的基础设施，它更是展示社会文明的一条亮丽风景线 和示范窗口。
通过制定实施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效管理机制，防止出现先治理后反复的现象，使路域环境真正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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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社会治理的内涵

社会管理从属于社会治理。社会不是一个实在的事物，所以社会管理是通过管理社会事务体现出来的，而治理，不仅包含了管理，同时也包含了规划，秩序，体制、规则的建立。所以概念内涵社会管理 < 社会治理。社会治理 = 规划 + 建立秩序 + 制定规则 + 组织 + 管理。说管理到治理是一个必然趋势这句话，可以这么考虑，建立体制与规划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这么说，当还没有建立规划、秩序的时候，社会仅仅处于响应社会事务管理需求的阶段，只有社会管理，没有治理，随着社会意识水平提高，开始能够预先规划，建立秩序，构成治理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的，许多原始部落，他们有解决争端的方式以及婚嫁丧葬祭祀仪式，所以也有实质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但是发展了几万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发展出秩序，也就是说的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社会治理，所以，社会管理并非必然发展到治理。

⑼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快推进什么社会治理现代化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⑽ 社会治理网格化是啥来的

一、从总体性社会到社区建设：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动员型集体主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社会始终是一个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总体性社会。在此种社会体制下,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而总体性社会的主要制度载体就是单位制。单位制的起源可追溯到建国前根据地时期所形成的对“党的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生活上对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并且具有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政治意识。建国后，党将这种组织结构延伸到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中，将其变成单位。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与成员有关的社会资源，使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国家，从而形成了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综合性社会管理体制。

二、网格化管理的勃兴

所谓网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区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按一定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网格，并搭建与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相连接的社区信息化平台，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种监督与处置相分离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作为我国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模式选择上的最新尝试，网格化管理模式最早诞生于“数字城市”建设之中，是一种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资源、传递信息以加强管理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维稳任务凸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背景之下，网格化管理表现出巨大的社会治理功效，在政府各部门得到较高的肯定性认同，并显示出极强的横向拓展和复制的能力，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其它领域，逐渐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网格化模式的功能

网格化模式之所以为政府所推崇，主要是较之原有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其在社区治理上所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功能：

1) 社会控制功能

网格化模式核心的特征，是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而网格化管理模式则有利于克服这一弊端，它通过政府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将原有的区级行政职权和资源直接下沉到街道，覆盖到社区，实际上是在社区层面上对原有“条线”部门进行了重新的横向协调。同时，由于它是在社区边界不变的前提下划分的更小基层单位——“网格”中展开，使得其对下沉的行政资源重新整合更为容易，变革的制度阻力也较小。网格化模式正是通过行政力的下沉实现了政权力量和社会个体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实现了联接，个体更加明确的被纳入了社区管理的轨道中，从而使社区治理的实际绩效大大提高。

2) 信息传递功能

网格化模式可以看做是数字信息技术嵌入到科层化行政体制过程中引发的制度与技术互动的产物。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往往会使社会事件产生一种瞬间无限放大的效应，故在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中，那些看似是微小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社会后果。而网格化模式通过网格管理人员的定时巡视和排查，将对社情民意信息的掌控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收集”，及时掌握第一手的社区动态，从而使得信息的“收集——反馈”间隔时间大大缩短。

3) 社区服务功能

网格化模式的另一功能优势便是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上，在以往城市基层权力结构下，公共服务资源只能下沉到街道一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布置的各种难缠事务的具体执行都落到了街道头上，面对面积过大、人口过多的社区，街道仍沿用行政化控制手段，自然难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而处于上级的条线部门又可以凭借其分工权限的制度设置，相互推卸责任。网格化模式则是将公共服务的权责直接下沉到社区，在街道和社区之下建立了一个更小的执行单元——网格，将过去各自为政的资源重新整合并合理配置，这无疑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

2、网格化模式的局限

网格化模式之所以能够体现出上述诸项优势，主要源于政府行政力的下沉。面对当前社会群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局面，网格化模式的推出体现了政府基于全面掌控基层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心态。通过社会管理的下沉，将城市社区个体纳入到社会行政管理体系当中，所体现的仍是传统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治理思维。在这一意义上，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仍然是技术治理背景下行政科层化力量的进一步展开。它是在未触动原有“街道——居委会”体制的前提下在网格——社区之下细化出的微小单位——实现的一次行政资源和服务资源的整合。从网格化模式的制度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三大功能中，仍是以社会控制作为目标的。正是因为如此，因缺乏社区力量的参与，在基层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它并没有实现由“垂直结构”向“平面结构”的转变，这使得它在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 从社会公共服务层面来说，网格化所能提供的服务较少，服务面较窄，带有很强的执行行政任务的色彩，其持久性令人怀疑。尽管在网格中几乎投入了街道——社区所能掌握的所有行政资源，但仍距城市基层全面的公共服务型治理甚远。也就是说，网格化模式中社会管理的“下沉”中，行政责任的下沉多，而服务资源的下沉少。技术治理改革的主要特征在于目标责任和量化考核，但是它并不能打破条线部门的科层结构和信息资源的垄断地位，而全面的公共服务治理仍有赖于条线部门的权责在宏观意义上的横向整合与联动，而网格化显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2) 从社会管理层面来说，由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质是政府行政力的强力下沉，将国家政权力量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刚性的行政力是其维系的核心，运作结构缺乏弹性。网格化模式主要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控制，它所代表的社会管理的下沉，实质上仍是政府行政力的下沉。

事实上，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一直存在于两个维度，即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维度与居民自上而下的自治维度。在社会矛盾显著增加、政府管理难度加大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实际上取决于这两个维度良性互动的程度。由于网格化模式所代表的行政力扩张的趋势，其具备潜在的形成新的城市行政管理层级的可能性，不仅与简化政府城市行政管理级别的趋势不符，同时也蕴含着基层政权内卷化的风险。这无疑与社区治理的另个维度——社区自治之间形成张力，使原有的“国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金鹏信息网格化管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