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治理

Ⅰ 包拯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你还知道历史上哪些清官说说他们的事迹．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清官中，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十人作一简要介绍。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参考资料：http://www.nygdgs.com/qylzwh/data/371.htm

Ⅱ 《论语·子路第十三》全文

全文：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翻译：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出处：《论语·子路第十三》，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所著。

儒家一直注重内在的修炼，给人们提供发展的秩序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过程。自身正需要自己能管好自己，需要具备自制的能力，管好自己是管好他人的前提，也是管好他人的起点和基础。

有自制力的人往往都有威信，不能管理自己的人难有威信，没有威信又何以服人？俗话说：“正人先正己。”本章里孔子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把“正身”看作是从政为官的重要方面，是有深刻的思想价值的。

(2)守正治理扩展阅读：

子路少年时，从事各种劳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甚至据不可考之传言，常吃野菜充饥 。拜入孔门之前，《史记》记载，志气刚强，性格直爽，头戴雄鸡式的帽子耍威风，佩戴着公猪装饰的宝剑显示自己的无敌，曾经瞧不起柔弱的孔子，屡次冒犯欺负孔子。

为此孔子设计出少许礼乐仪式慢慢加以引导，后来，子路穿着儒服，带着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学生的引荐，请求成为孔子的学生。

《论语·子路》是出自《论语》的文章，共有30篇，有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孔子的教育思想，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品格完善，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论语·子路

Ⅲ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清官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

   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

   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Ⅳ 古代的时候有多少清官啊

中国历史上十大清官：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3.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4.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7.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8.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9.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10. 汤斌(公元1627 -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

Ⅳ 江夏学院的校训是什么

尚行、守正、出奇、明德
来 源：
尚行：
北宋易学大家邵雍提出：“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 ”“尚行”意即推崇行动与实践。
守正：
“守正”是遵守常规，胸怀正气，是对传统精神的恪守。大学不仅要教书育人，更有承续优秀民族文化血脉、承传优秀民族传统精神的职责，因此，“正”，也就是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正”，是一种精神人格的体现；“守正”，就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守”。
出奇：
“出奇”顺天应人，守正出奇 就是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创造奇迹。
即勇于开拓、创新，不断前进发展。“明德求真”，就必须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出奇”。
明德：
“明德”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至真至善。”明辨是非善恶，修德正心，养成正直高尚的人格，是为大学之本意。这是对师生人格修养的规定。“明德”是做人、做学问的要求
主要含义：
作为优秀传统思想的传承 学校办学以尚行在先，同时发扬人们天赋的善良美德，极力推崇行动与实践创新以达才德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顺天应人，守正出奇，使天下至奇至明之人才治理天下的人伦纲常，树立天下的根本事业，懂得天地的变化繁育。

Ⅵ “粉丝经济”是一道治理课题。对此，你怎么看

粉丝经济是一道治理课题，当然是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

Ⅶ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重点是什么

即创新和责任.

创新型政府可以说是本届政府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推动的政府治理目标.创新型政府的要义就是通过政府创新来推动企业、社会和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创新.政府创新的要点主要是通过放权来给予企业和社会组织更多的空间,同时,政府也要进一步发挥引领和监督的功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等,都是对政府的简政放权,即通过减少政府的干预来增加企业和社会的活力.

在政府创新的基础上,通过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并推动中国经济进入质量时代,这就是李总理讲的"成就创新大业"的要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简政放权是政府创新的一个核心要义.需要指出的是,简政放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全面退出所有的领域,而是说政府在一些关键的领域要发挥引领和监管的功能.因此,这就引入了第二个关键词--责任.

责任是本届政府在"十三五"期间的一个内在重要目标.生态建设、保障民生和主动作为应该是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责任政府的三个重点.

第一个内容是美丽中国,也就是环境保护的问题.由于近年来关于环境污染,特别是雾霾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所以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一问题多次强调.李总理在这个问题上坦言政府工作还远远不够,强调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并制定了比较明确的年度计划,例如年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等.在这一部分的报告中,李总理用了"铁腕治理"的表述,这也反映政府在责任问题上的担当.最后李总理特别强调,治理雾霾人人有责,贵在行动、成在坚持,打好蓝天保卫战,更需要全社会的不懈努力.

保障民生则体现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如食品药品的监管.李总理强调要严而又严,把好每一道关口,因为食品安全直接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保障民生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安全生产,李总理使用的词是"人命关天,安全至上".报告还提出了多项关于保障民生的具体建议,例如当李总理提到一个具体建议,即在年底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的时候,引起了代表们雷动的掌声.具体的民生保障措施对政府的信誉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李总理在报告中的另一个表述是"民生是为政之要",这也反映了政府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伴随着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官员开始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来消极看待自己的工作职责,因此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干字当头","主动作为".

因而,创新和责任分别是政府治理这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创新是政府的积极行为,通过创新激发企业和社会的活力,来推动整个国家治理向更为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而责任则帮助政府守住底线,使得人们更加信任政府.李总理还特别强调政府要带头讲诚信,通过解决影响国计民生的问题,从而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在创新和责任的合力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定会迈上一个

Ⅷ 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公务员工作应该把握哪些新要求

一、坚持以科学理念指导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顺应新时代发展变化，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建设新要求、新部署，用科学理念来提升层次、深化内涵、丰富内容、提高水平，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突出干部政治属性，人才智力支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化治理经验。一是坚持人民主体的理念。组织工作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造福人民群众作为组织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以群众的认识度、认可度和满意度作为检验组织工作的标准，让人民群众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坚定支持者。二是突出党建统领的理念。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体现出“众星捧月”，把党的全面领导具体落实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落实到各级各类组织的活动之中。三是树立系统建设的理念。组织部门要以大治理的大格局，提高工作的系统性、前瞻性和预见性，抓住治理的关键处，同向发力、系统推进，以组织工作推动城乡联合联动、区域联合，推进治理更加系统、全面有效。四是强化改革创新的理念。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创新的思路和办法补短板、破瓶颈、攻难题，激发创新活力，提升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五是提升治理效能的理念。要发挥组织工作的职能作用，以有效的方式，把法治与德治、人的力量和科技的力量、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让治理发挥最大的效能。

二、坚持以科学方法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面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推动组织工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找准组织部门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从我市来看，就是要坚持抓基本、抓整改、抓落实，着力破解组织工作困境，转被动为主动，守正创新推进工作从“做没做、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一是在落实党的全面领导上聚焦用力。立足组织部门的职能职责，充分发挥组织引领优势、组织体系优势、组织动员优势、组织选贤优势、组织培养优势、组织覆盖优势、组织吸纳优势、组织作风优势、组织凝聚优势、组织统筹优势，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把党领导一切的原则贯彻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在提升干部队伍治理能力上聚焦用力。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放到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谋划思考，认真贯彻《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进一步完善干部选任审批备案和纪实工作，持续强化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大力加强年轻干部培养，不断增强考核的科学性精准性，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三是在强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上聚焦用力。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做好整合、结合和融合三篇文章，深化各类工作载体和平台举措，充分利用党群服务中心、智慧党建系统建设成果，全面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基层治理体系。四是在推动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上聚焦用力。积极适应新形势，充分发挥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作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主动承接对接自治区人才工作布局，深化拓展载体平台建设，提升人才服务水平，加大人才引用力度，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鼓励各类人才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五是在完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措施上聚焦用力。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研究解决激励手段不多、容错纠错与党纪党规衔接不紧、能下调整标准笼统等问题，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及时大胆用起来。六是在建设“人民满意公务员队伍”上聚焦用力。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务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新修订公务员法，改进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稳妥、有序推进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工作，进一步改进公务员考核，着力提高公务员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三、坚持以科学制度保证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健全干部、组织、人才工作制度，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部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关键是完善科学精准的选贤任能制度、科学严密的组织制度、科学开放的人才制度。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制度的执行尤为重要，必须把提高执行力摆在突出位置，形成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体制，确保各项制度落地落实。一是完善科学精准的选贤任能制度执行机制。着眼于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的重大任务，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准，持续推进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大体系”建设。落实干部任用条例，加强政治素质考察，坚决防止“两面人”；贯彻实施公务员法，抓好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落实；健全干部监督管理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贯彻执行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二是完善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制度执行机制。着眼于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战斗力，遵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制度，推动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抓好涉及农村牧区、街道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各领域党建工作制度的落实，加强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互联网等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落实党支部工作条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发展党员细则等制度法规，从严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三是完善科学开放的人才政策制度执行机制。结合实际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政策；加强人才平台载体设计和工作抓手创新，抓好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规划实施；完善人才培养、评价、流动、激励机制，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工作生态。
（作者系乌兰察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Ⅸ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要坚持和完善什么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确立并完善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独特优势和鲜明特征，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绘就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强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长风破浪会有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阔步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迈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正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实践中，必须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起着决定、主导、统领作用，人民群众居于主体地位，起着探索、践行、确证的作用，二者作用相互补充，从根本上是统一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确立、完善发展过程中，党的领导起着根本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确定中国制度探索和建设的根本立场、根本原则、根本方向。根本立场就是人民立场，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就表明了我们党坚守根本立场的决心和意志。根本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党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坚定社会主义原则。根本方向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群众则是中国制度的主体力量。首先，人民群众是中国制度探索的主体。中国制度是在实践中闯出来的、试出来的，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实践的内在动力。其次，人民群众是中国制度践行的主体。中国制度建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公正的社会秩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它的优势要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力量，其主体是人民群众。最后，人民群众是中国制度确证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社会改革和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先进性都要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以确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主体作用的统一。党确立根本方向、把握发展规律、进行顶层设计，其智慧源泉来自人民的实践，最终也是在人民实践中得以体现；人民群众的实践方式、探索方法决定于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现创造历史的伟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作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展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普遍矛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改革、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思想。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分析具体问题，解决特殊矛盾，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改革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们的改革正是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由此，促进生产力发展，也正是通过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革，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由于社会生活条件的剧烈变化，随之发生具体政治形势和直接实际行动的任务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果忽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片面的、畸形的、僵化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制度建构中的指导作用正是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实现的。中国改革实践条件是中国制度建构的根基，它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精神因素，以及中国国情、历史方位等物质条件，它们构成了中国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和制约因素。随着改革和社会发展，制度建构的文化层面的精神因素不断丰富和创新，中国国情和历史方位也会不断变化，在解决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问题和矛盾中，中国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置于社会发展的现实中，才能显示自身的价值、生命力和力量；中国改革发展的矛盾和任务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改革实践的经验、方法和成果总结、凝练，上升为制度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改革创新发展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决定稿》突出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在道路方向上，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与改革创新相统一，这是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后，我们坚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制度改革的根本和底线，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价值追求的根本保证。偏离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等制度形式，都体现了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我们制度改革坚定不移的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在创新发展中不断彰显其制度优势。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前者使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后者则体现为改革创新精神。离开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不能得到保障；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缺少创新发展，失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也会失去活力和存在的力量。如邓小平所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基本文化制度方面，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制度的探索就是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制度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改革实践逻辑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和巨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