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层治理探索

㈠ 如何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探索推行“1234”工作法，进一步强化社区基层党建，深化基层治理创新，助推“双强六好”基层党组织建设。
“1”即建强“一个核心”，突出社区党建龙头引领。“2”即依托党建带动社建、依托社工带动义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壮大志愿服务队伍。“3”即坚持民事民议，让群众由“普通听众”变为“议事主体”；坚持民事民办，让群众由“单纯业主”变为“自主管家”；坚持民事民评，让群众由“旁观看客”变为“大众评委”，社区基层民主自治管理不断深化。“4”即实现“四个提升”：创星级自治社区，提升群众参与度；创建文娱风尚社区，提升群众文明度；创建平安法治社区，提升社区和谐度；创建真情温暖社区，提升群众满意度。

㈡ 利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五微共享社区”如何促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五微共享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走出一条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之路，蹚出一条互联网上走好群众路线的为民解忧之路，探出一条多方资源共同参与的共建共享之路。
“五微”这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令建邺的社会治理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化。上线两年多，“五微共享社区”注册用户超17万人，1000万人次登录，发表评论近500万条，为群众解决“微心愿”超过88万个！ 《人民日报》、《瞭望》、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权威媒体十多次对“五微共享社区”进行报道；全国著名党建专家、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也公开点赞，平台入选了智慧江苏建设成果优秀案例；蚂蚁金服、钉钉在官方公号对“五微共享社区”运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养老问题进行重点推荐。
开门搞党建 破解陌生人治理难题
“五微共享社区”是建邺区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新探索。2017年5月，建邺在社区体制改革基础上，围绕“互联网+党建”主线，以微平台、微心愿、微行动、微实事、微星光为框架，打造了“五微共享社区”——
“微平台”是党组织网上工作的“连锁店”，全区各级党组织都在“微平台”上设有独立端口，把日常工作延伸到网络，构建了120个子平台，子平台之间信息互联、资源共享、服务效率更佳。“微心愿”汇集民意诉求的“大数据”，居民在网上发布微心愿，各级党组织、党员群众都可以认领并及时帮助解决，同时对收集到的心愿进行数据分析，以便有针对性地施策。“微行动”树起为民服务“公告栏”，发布全区各党组织的活动，群众可以根据时间、地点有选择地参与任何一项活动，党员可以“菜单式”参加组织生活。“微实事”设立惠民工程“投票箱”，在网上发布全区民生实事，由居民投票决定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部署轻重缓急的事项，及时公布项目推进完成情况，供居民现场监督。“微星光”亮起先进模范“光荣榜”，每个党组织、党员为群众服务的成效都能在网上留下足迹，充分展示先进党员事迹、优秀党建品牌，并以此作为各级党组织、党员评先评优依据，形成比学赶帮超氛围。
打造“五微共享社区”，建邺基于特殊的区情实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省市委全会吹响“高质量发展”冲锋号，作为“城市中心”的建邺，必须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走在前列。
更现实的原因还在于，现代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社会矛盾更多元，社会治理更复杂。特别是建邺是一座新城，新市民、国际友人不断集聚，钢筋水泥丛林对人际交往的阻隔也更加显著。打破“陌生人社会”藩篱，让各类人群融洽相处，是建邺亟需求解的基层治理“必答题”。与此同时，建邺也在思考，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如何在互联网上走好群众路线，以党组织为纽带，破解陌生人治理难题。
建邺区委书记，南京市河西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沈剑荣表示，抓好基层治理，各级领导干部关键是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和群众思维。“五微共享社区”建成后，党员积极踊跃认领“微心愿”，有针对性地开展“微行动”，通过平台倾听最真实的民声、掌握最基本的民情、了解最急需的民盼，党群之间从“你们”变成了“我们”。莫愁湖街道文体社区书记吕欢说，“社区以八十年代老旧小区为主，矛盾多元，以往居民反映问题都打12345，如今就上‘五微共享社区’，党群之间联系更紧密，关系更融洽。”
更重要的改变是，“五微共享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动作用下，居民群众、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自发认领“微心愿”的频率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开门搞党建，建邺逐渐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社会氛围，党组织成了主心骨，陌生人成了好邻居，社会治理从“一家”变“大家”。
党员的初心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不断被激发。去年初，南京连降大雪，不少社区通过“微平台”发布志愿者召集令，号召党员志愿者带头扫雪，短短一天上万人响应。话园社区党员志愿者丁丽娜说，“不少居民在‘五微’平台上为我们点赞，激励了我认领更多‘微心愿’，参与更多‘微行动’，用真诚的服务把党员身份亮起来，让党员的称号响起来，使党员的形象树起来！”
“五微共享社区”将党建落实到服务群众中，落实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之中。著名党建专家李洪峰认为，“五微共享社区”微而不微、小中见大、惠而不费，探索出一条与互联网紧密结合，“开门搞党建”的新路子，实现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精准解民忧 微心愿照亮群众笑脸
连日来，建邺区莫愁湖街道兆园社区居民崔永详逢人就夸“五微共享社区”好。老崔患尿毒症多年未工作，女儿考上大学，5600元的学费难住了他。老崔在“五微”平台上发布“微心愿”——“希望有人资助我女儿念大学”。党员带头，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积极参与，不到一周，老崔女儿的学费就获“众筹”解决。
通过“五微共享社区”圆梦，老崔不是个例。建邺初级中学学生刘心怡圆了拥有足球教练的心愿；洲岛家园社区赵汉玉家滞销的农产品因“五微共享社区”销售一空……一桩桩烦心事通过“五微共享社区”得到疏解，一个个“微心愿”在“五微共享社区”上被点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微共享社区”写下生动注脚。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直接难题是，面对日趋多元、层次不一的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实现精准解民忧？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五微共享社区”实现了从“政府配菜”到“百姓点菜”的转变。88万个“微心愿”正是群众个性化的、最期盼的、最亟需解决的事情。通过分析“微心愿”，可以找准民生痛点、难点，从而优化政策供给。社区工作人员称赞，以往服务群众有心发力却无处下手，如今“五微共享社区”汇集全区“微心愿”，形成民意“大数据”，为民服务有了清晰的路线图、任务书。
“五微共享社区”关心群众的每一个微小需求，其在社会治理领域方面的探索，从平台名称可窥深意。“微”不仅是指群众个性化的小需求，还代表一种“微公益”，社会成员不需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就能帮助他人。南苑街道一在职党员表示，平时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其他，“五微共享社区”上线后，自己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能认领心愿，帮助群众。
“五微共享社区”之“微”更代表一种“微力量”。建邺区委研究室主任徐文政说，“每一个社会成员，不论能力大小，都能在平台上尽一份绵薄之力，人人参与、人人尽责，激发了人人向善的社会正能量，点滴力量汇成河海，激励大家携手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
发展过程中，“五微共享社区”不断创新。去年9月，首家“五微共享社区”线下实体店“五微驿站”在南苑街道话园社区揭牌，“五微共享社区”从线上延伸至线下，实现了“键对键”与“面对面”的结合。“小微游建邺”小程序、丰富多彩的短视频等内容吸引居民不断加入，黏度不断上升。日前，建邺区第三届“共享社区节”幸福启幕，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轮又一轮联系群众、走近群众、服务群众的高潮。
建邺区委副书记李方毅说：“我们以打磨产品的标准进行‘五微共享社区’的设计开发，就是要让平台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切实发挥出作用。”从线上到线下，从“五微共享社区”的“点对点”服务到“共享社区节”的“嘉年华”式服务，邻里关系更和谐了，党群之间更融洽了，“城市中心”更温暖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邺探索”不断完善。
多方聚资源 新时代共享幸福建邺
今年以来，建邺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发展速度与日俱增，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增幅均居南京主城首位。建邺区的决策者们却认为，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中心，要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与经济指标、高楼大厦一同攀升，让发展成果“更加过硬”。
近日，兴隆街道“五微驿站”内，一个“特别”的书吧吸引不少居民流连驻足。说其“特别”，是因为这个书吧是流动的、共享的，在线上，居民将闲置的书籍赠与或预约登记，在线下，就能完成捐赠和借用。兴隆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共享书吧”依托“五微共享社区”3.0版本新增的“共享吧”功能，今后交换内容还将拓展至居民的所有闲置物品，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让邻里之间从陌生人变成熟人甚至“一家人”。
“五微共享社区”里“时间银行”、“公益档案”、“诚信档案”等功能全面整合社会资源。“时间银行”将志愿者服务老人的时间用区块链等技术记录下来并形成积分，积分可兑换由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项目，还将与饿了么、淘票票、口碑等平台打通，让志愿者享受更多样、更丰富的兑换权益；“公益档案”将记录用户的服务时间、次数、内容等，借鉴蚂蚁森林形式，以形象直观的“养成模式”展示党员群众参与公益服务情况；“诚信档案”将记录用户认领“微心愿”、参与“微行动”情况，参与度、信用度高的用户将优先享受平台的公共服务项目。
徐文政说，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多元，单靠行政力量已难以满足。“五微”坚持党建+互联网的创新之路，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打破陌生的边界、聚合分散的力量、汇聚社会的资源，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五微”的不断进化，体现的是大治理的思维。1.0版本的“微心愿”实现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全区统一战线集中认领群众“微心愿”、驻区企业主动帮助居民解难题、居民自发认领心愿帮助邻里……在党员的带动作用下，区域内各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党组织成了主心骨，陌生人成了好邻居。
2.0版本引入社会组织、市场资源。平台打通了各部门、条块之间的信息边界，整合了物业、律师等各类资源，从而实现群众手指动一动，各类服务送上门。同时加大社会组织服务力量引入力度，力求党内资源引领带动更多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在“城市中心”厚植了一片枝繁叶茂的惠民森林。
3.0版本的平台更加开放，“链接”的资源更多、范围更广。阿里巴巴江苏总部、小米科技华东总部等互联网企业纷纷参与进来，推动“五微”以更开放的理念、更市场化的思维持续改革创新，“时间银行”“共享吧”等新增功能，将为建邺居民提供更优质、更多样、更丰富、更有趣的服务。
永远在路上 治理能力提升无止境
身边事、烦心事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关系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评价。“五微”从小切口入手，在汇集民情民意大数据的基础上，把党的组织优势与互联网的扁平化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系统整合各方面资源，科学分析、精准对接，逐一解决群众的难题，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五微共享社区”在实践中探索出五点思考——
其一，基层党建要与社会治理高度融合。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各级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和政治功能结合起来，以党的建设贯穿社会治理、保障社会治理、引领社会治理。“五微共享社区”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创新党群互动的方式，将基层治理生态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在服务群众的鲜活实践中不断得到提升，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夯实了党在基层的政治根基。
其二，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在基层实践更加生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走进社区，发挥其专业化、连心桥的作用，积极参加“五微”的线上线下活动。“五微”平台上开辟了专门的板块，将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面纳入平台，群众可以在平台上直接@代表、委员，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更好地凝聚各界共识。江心洲街道积极发挥“五微共享社区”智能化优势，开展了“协商民主在基层”系列专题活动，汇智聚力、共商共议形式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其三，大数据对基层治理至关重要。“五微”能够做到小而不散、聚沙成塔，大数据和智能化是关键。在“五微”大数据中心，用户登陆、阅读、评论等数据分类显示，微心愿、微行动、微实事、微星光的类别、数量一目了然，志愿者参与服务的次数、各单位党员参与服务情况、群众对服务的满意度都有精准统计。依靠这些“大数据”，“五微”平台能够对群众需求、党组织工作情况开展精确分析，从而检视工作差距，对社会治理热点问题进行预判，民生服务更加精准。
其四，基层治理要实现社会化、市场化力量整合。建邺区坚持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向推动“五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全区60家社区与区内150家社会组织结对共建，在深化区域化党建的同时将各类社会资源进一步整合。“五微”也与蚂蚁金服合作，引入市场化资源，拓展了平台服务体量种类。随着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五微共享社区”筑起了汇聚各方资源的“强磁场”。
其五，要推动法律服务等区域内各类优质资源进街道、社区。近年来，建邺积极推进法律化资源整合，引进金杜、盈科等数十余家品牌律师事务所进驻，打造了法律服务产业园。一方面法律服务产业园中的优质律所与社区结对共建，另一方面“五微”平台上开辟“云尚建邺”法律服务板块，同步将法律服务资源引入街道、社区，为居民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引导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在法制的轨道上妥善解决。
“五微共享社区”不断进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探索，正助力建邺向着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活力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中心蝶变。2017年、2018年在南京社会建设创新案例评比中，建邺区获奖数量均位居全市第一。在民生幸福建设群众满意度测评中，建邺区连续两年位居全市第一。

㈢ 中国城市基层由社会控制到社区治理转变对吗

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在不断巩固着中国执政的基础，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中的村落、社区乃至一基层组织的治理，都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是在封闭的“封建化城堡”中独自运行的。无论是奉行自治原则的基层治理还是与国家政权体系相勾连的基层治理，都是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石而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基层治理与上层治理、国家政权的内部治理又是有区别的。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而存在的。这样就决定了基层治理既要依靠基层、法律、选举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于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区认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使基层治理体系得以运转的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社区精英。基层治理要过得硬，仅仅依靠地方正式的公务人员是永远无法奏效的。这是基层治理的特性和逻辑所决定的。因此，要想提高基层治理的质量与水平，就得依靠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在社区拥有强劲影响力的“社区精英”。
一般来说，社区精英的成熟度与基层治理的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完善的基层治理体系得益于基层管理人员与社区精英的支持与合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何培养社区精英,如何提高社区精英的影响力,如何配置与基层治理要求、基层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区精英，都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水平与质量。
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在不断巩固着中国执政的基础，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都是与特定时代的逻辑和特色联系在一起的。
（一）革命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巩固
革命型社区精英孕生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此后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革命型社区精英在基层治理体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国城乡社会的整合、国家政权末梢的巩固都是与革命型社区精英的诞生与成长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城市和乡村基层社会尽管都经历了被正式体系不断吸纳的过程，但国家对社会的吸纳并没有导致基层管理人员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脱社会化或脱社区化。以居委会为载体的城市社区精英和以村委会为载体的乡村社区精英，都在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沟通价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经证明，尽管革命型社区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与国家政权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着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个人魅力、人际信任、服务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这恰恰说明了基层治理有着独特的逻辑、路径和成效标准。
（二）经验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重构
经验型社区精英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体制的松懈以及国有的转制等结构性、体制性和政策性变动而逐渐孕育出来的。就城市基层治理而言，大量国有的中层管理者因为的转制而脱离原有组织。在随后的历程中，他们被吸纳到社区之中，从国有脱胎而来的管理者们在其原有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迅速转化为支撑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经验型社区精英队伍。他们对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巩固和中国执政基础的夯实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层治理还不得不依赖于这一类型的社区精英以及他们在社区共同体中所缔造的制度传承与文化传承。就农村基层治理而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经济能人等填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所产生的精英真空。农村新型社区精英的成长既内嵌于农村权力和经济利益结构之中，又与正式的国家政权体系相嫁接，成为农村社会重塑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年龄等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经历和特殊转型时期而诞生出来的经验型社区精英，即将退出基层治理的舞台。中国基层社会社区精英的代际更替能否顺利完成，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够依然坚不可摧、固若金汤。诸多迹象表明，新型社区精英的培育和成长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所面临的紧迫使命。
（三）知识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走向
伴随着经验型社区精英的隐退，一种新型的社区精英正在成长，这就是知识型社区精英。农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区中年轻的社区总支书记和居委会（社区）主任，已经成为当下社区治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村社区基层治理中担当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识（很多是高中毕业）、有见识（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与早期革命型社区精英以及后来的部队转业型社区精英，在其成长路径、个人特质、管理方法和视野上都有了显著的不同。知识型社区精英的诞生，已经证明中国基层社会的社区治理在经历着社区精英替代进程。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节奏，同样，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主角。在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过程中，基层管理队伍特别是社区精英的成长都有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方位。任何一种类型的社区精英的成长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和路径。从革命型社区精英向经验型社区精英的转变，既是与基层社会的世俗化运动密切相关的，又是与国家政权对基层管理人员的结构性配置、新型社会空间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吸纳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成长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基层治理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仅仅依靠知识是难以奏效的，基层治理的具体化、生活化、人际化、议题化以及应对的迅速性、及时性，都对知识型社区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调查，我们的观点是：（1）知识型社区精英的发展空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换言之，知识型社区精英可能不是永远沉淀于社区之中的，他们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为新型高层管理者的一员。如果说以前的高层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经济和主政一方的经历，那么未来部分高层管理者可能会经历社区化的洗礼。（2）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学校、社会、机关都应该成为向基层社会输送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源头。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只有经受社区的洗礼和锻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3）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灵魂和使命是统一的、一体的、连续的。如果将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总结中国基层治理的经验，探索中国基层治理体系演进的规律，进一步巩固社区精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效应”和“基石地位”，则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

㈣ 推进社区治理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1.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2.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3.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2.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3.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4.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

㈤ 近郊街道办事处（包含村和社区），站在街道的角度写一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调研报告该怎么写

从网上搜一下格式，然后从人口，经济，治安等基础入手，详细介绍，具体总结形成原因，再写一下，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大概是这个样子

㈥ 如何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域乡社区基层治理水平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服务民生、服务群众，发挥好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前进。要创新服务载体，提升服务质量、社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鼓励它们发挥好在社会自我调节。要从执政党的基层党组织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我们党是政治组织。通过考核评价，促使基层党组织更好地服务发展、做好事、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自我完善、自我管理、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就有党员的作用，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又要教育引导群众，用党的理论武装群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群众，给基层治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解难事始终坚持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促进事业发展搞好服务；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围绕促进生产经营，就有党组织的服务。要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和服务要求。农村党组织要围绕推动科学发展。
切实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一贯追求。对党的基层组织来说，最好的载体和抓手就是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应当履行政治组织的职能、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在群众的组织形式由过去的“单位人”为主变为现在的“社会人”为主的条件下，发挥好党组织的作用。我国社会治理的新格局新体制是、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搞好服务；各种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围绕凝聚群众，要高度重视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新的经济组织、维护农村稳定搞好服务；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围绕生产经营和职工队伍建设搞好服务；街道、自我教育中的特殊优势。另一方面、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搞好服务；事业单位党组织要围绕深化分类改革、建设队伍搞好服务；高校党组织要围绕立德树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服务上来，实现民心在基层聚集、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要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要把党组织的政治作用与服务作用统一起来。既要为群众办实事、法治保障。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组织、社区党组织要围绕建设文明和谐社区搞好服务；机关党组织要围绕服务中心。一方面、激发活力、促进发展搞好服务、新挑战，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生活方式。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基层党组织和新的经济组织，要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㈦ 社区党组织如何创新服务载体,拓展服务内容,引领城市基层治理。

社区是党和政府服务、联系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党组织应该积极创新服务，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完善党建网络体系，破解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难题。健全体系、整合资源、增强能力，这是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着力破解的核心难题。如何在传统治理网络难以覆盖的新兴领域形成有效的自治与共治联动机制，更是社区治理创新面临的首要问题。可以将强化街道党工委职能作用为突破口，将管理和服务力量向街道社区倾斜，在提高“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效能的同时，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共治新格局。建立了区委、街道党工委、居民区党组织“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在推动街道社区与驻区单位党建协作互补、社区党组织工作向新兴领域拓展过程中，通过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完善了党建网络体系。依托党建网络体系，在基层社区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群众团体、社会组织、群众活动团队等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不仅促进了纵向联动与横向协作，而且有效解决了传统治理网络存在盲区的问题。
第二，以党建带群建，统筹治理资源，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党的基层组织中蕴藏着强大能量。以党建带群建，把社区党建、驻区单位党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统揽起来，就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价值引领、组织动员、支持服务、统筹协调和凝聚骨干方面的作用，汇聚治理资源，协调治理行为，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
第三，从企业、高校、社区吸收优秀骨干力量，组建有良好作风的基层干部队伍和社区党支部书记队伍。社区治理创新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应该积极在体制、身份、待遇、出路等问题上创新思路，从源头上解决社区骨干队伍选人难、留不住的问题。真正使得基层干部和社区党支部书记来自群众、理解群众，具备服务群众的能力与热忱，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和良好口碑。为有效开展社区治理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层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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