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治理

Ⅰ 税务部门为什么要加强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税收现代化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社会各阶层利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税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
主要处于执行层的省级以下税务机关，面对税收现代化这一宏伟工程，务必找准着眼点，把握施力点，把切实提升税收治理能力作为推进税收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着力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要克服本位主义，打破部门壁垒，将税收工作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去定位、推进、考量。要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税收治理体系出自“顶层设计”，但扎根于基层实践，设计科学与否，取决于是否真实掌握了基层情况、是否准确把握了税收规律。打通自下而上的决策通道，在税制改革、依法治税、优质服务、信息管税、廉洁办税的实践中，运用现代税收理念和全球化视角，为“顶层设计”提供思路、素材、论据，促使税收治理体系更加科学完善。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要精于深度分析税收数据，通过税收视角观察和反映经济运行态势，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税收政策。每项税收制度性安排，都有宏观调控的深意，必须坚决执行到位，使之达到预期目的。
着力提升依法治税的能力。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生命线。一切税收工作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以制度为基础，严格依法办事，按照规章办事，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努力防范和化解税收风险，确保干成事而且不出事。优化组织，逐步改变以收入为导向的税收管理模式，努力实现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优化流程，依法依规取消和下放涉税行政审批事项，以纳税人为中心再造税务机关工作流程；逐步建立税务决策公众参与机制，税务机关的重大工作决策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纳税人代表参与，且纳税人代表的选择要坚持自愿原则并随机抽取；建立健全涉税救济机制，纳税人在涉税事项上受到不对等、不公平的对待时，可以方便地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法律、政策和服务上的救济。
着力提升改革创新的能力。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创新是发展的力量源泉。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动力，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优势，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资源，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空间。不能坐而论道或坐等上面出台现成的、拿来就用的征收、管理、服务等一整套科学的、完美的办法，而是在法治的框架内，深入到纷繁复杂的市场主体进行调查研究，盘点、分析、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提炼进步的因素，舍弃过时的做法，围绕促进税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强化税收征管等目标，出台贴切实际的、符合潮流的有效办法。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改革，以绩效管理为抓手，建立起抓工作落实的长效机制。
着力提升倾情带队的能力。事业成败，关键在人。没有税收治理主体，治理能力就无法生成；没有治理主体的优化，治理能力就无法提高。税收治理主体主要是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优化主体的关键就是要提升倾情带队的能力。要优化机构设置和机构职能配置。在充分考量经济基础和行政环境、充分兼顾征纳双方权益和效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前提下，科学推进专业化、扁平化，实现机构功能最大化。要优化人员增量和存量。既要着力于个人素质提升，又要着力于团队能力建设，更要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尤其是激励机制的创新，来激发全体税务人员持续释放最大的正能量。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善待与严管的统一，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严肃税风税纪，筑牢反腐倡廉的坚强防线，为税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Ⅱ 如何利用大数据平台提升税收治理

一、用“互联网+”大数据强化税源控管

“互联网+”大数据条件下，税务部门在积累了纳税人大量有价值数据基础上，通过与工商、银行、海关、技监、住建、房产、规划、社保、审计等部门联网，在云计算数据综合分析判研的驱动下，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经济税收数据，从所有经济税收数据信息中扫描、控管全部的经济税源。如地税部门要建立个人财产收入信息大数据平台，通过对个人的房产租赁、存款利息、有价证券溢价、财产增值、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等财产收入的海量数据进行综合的逻辑判研和严密的数理分析，使个人财产的税源在“互联网+”大数据的透视下一览无遗。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的运用，通过对税收弹性分析、税负分析、税收关联分析等方法，对经济形势作科学研判，对税收收入作精准预测，就能对动态的经济税源进行有效严密控管。一言蔽之，税收数据挖掘有多深，云计算数据就有多精，税源控管就有多准。“以票控税”时代将终结，“人海战术”被“云海战术”所取代，以专业、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牢牢控管住所有的经济税源。

二、用“互联网+”大数据应对新生业态的税收征管

在“互联网+”大数据的作用下，网络销售平台、互联网金融等新兴经济业态以其虚拟、无址、跨域、高效、隐蔽等特点，使经营地点、税源归属、征管权限、税收分配等发生重大变化，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税收征管模式。为加强对新生业态税收征管，税务部门要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从“管事制”向“管数制”转变，实施“数据管税”：将纳税人税收、财务、经营等信息链条完全打通，实现涉税信息电子化，税务机关、纳税人、消费者和第三方部门的信息数据，完全取代纸质申报和发票等实物载体，构建以信息数据为核心要素展开的税收征管新模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助推纳税人自助式管理，使纳税人自主申报、税收政策自动适用成为征管主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改变以往征管强调抓大放小、集中精力管好重点税源，转变为大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重，重点税源与非重点税源并重；对税收信息判研出纳税人的异常数据，为一线税管员提供“精确制导”，以强化税收征管。

三、用“互联网+”大数据加强税收风险管理

“互联网+”大数据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使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逐步互联共享，税务部门从海量数据库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涉税数据，为推动税收风险管理提供有利条件。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涉税事项逐步发展为纳税人对照税法和税收政策、自行掌握执行、税务机关进行后续管理的方式。税务机关更多地通过大数据、涉税信息平台抓取有关经济涉税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评估判研，将所有的海量涉税信息转化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据，实现涉税信息的数字化管理。通过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整合技术等判研，对纳税人涉税情报进行智能化分析、计算、比较、判断、甄别、联想和定性，依据采集和积累的征管基础数据、风险分析数据、第三方数据等信息资源，多角度对税收风险进行综合关联分析，精准计算出如税负、税种、行业、纳税规模、纳税信用、纳税遵从等各种税收风险指数，揭示涉税风险的发展规律。针对不同类别、不同税收风险的纳税人，采取不同的税收风险应对措施：对高风险的纳税人实施税务稽查，对中等风险的纳税人进行税务约谈，对较低风险的纳税人则通过纳税辅导以促进纳税遵从。

四、用“互联网+”大数据做好纳税服务

“互联网+”大数据条件下，纳税人类型、办税业务、时空跨度、新兴业态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纳税服务需求的多元化。针对当前税务部门大众化的纳税服务资源和能力过剩，个性化纳税服务不足的困局，必须从纳税人的个性化需求出发，切实改进纳税服务的有效供给，以满足纳税人个性化的纳税服务需求。税务部门要依托大数据分析制导服务供求，做到始于需求、终于满意。在“互联网+”大数据相互作用下，个性化纳税服务需求容易被识别，对于纳税大户、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等个性化、特殊化的纳税服务容易实现。因此，税务部门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纳税人，从改变纳税服务的供给侧角度入手，根据每个纳税人所需求的纳税服务进行“私人定制”，一改粗放型“端菜式”的纳税服务为精准型“点菜式”的纳税服务。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超越时间、空间、地域、业态等限制，使纳税人可以在家里、办公室、旅行途中通过互联网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所有涉税事务，在大大降低纳税成本的同时，享受到精准、便捷的纳税服务。要充分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构建“实体办税厅+网上办税+移动办税终端+自助办税终端”的纳税服务平台，将申报缴税功能拓展到移动互联网，支持银行转账、POS机刷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支付等税款缴纳方式，使纳税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

Ⅲ 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哪些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早在2013年12月就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税收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税收现代化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社会各阶层利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税收治理能力，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是新形势下税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
税收现代化主要包括六大目标体系。即：完备规范的税法体系、成熟定型的税制体系、优质便捷的服务体系、科学严密的征管体系、稳固强大的信息体系、高效清廉的组织体系。
就税务机关而言，要着力四大能力的提升，即：着力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着力提升依法治税的能力，着力提升改革创新的能力，以及着力提升倾情带队的能力。

Ⅳ 关于税收新常态的几点思考

在笔者看来,新常态既是一个有待实现和奋斗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进发的过程回,同时是一个必答须逐渐适应的新境遇.因此,税收新常态意味着:第一,税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与传统税制相区别,更突出纳税人在税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第二,税收治理的全球化视野.第三,税收治理的文明目标.应超越传统的赋税文化,更加敬畏税收治理的平等、公正等精神价值,自觉削减税收治理中的主观性成分.

Ⅳ 如何理解和应对税收法治的新常态

像经济“新常态”一样，税收“新常态”尚未完全成为一种稳固的形态。所谓税收“新常态”指在现代税收治理新理念和新规则的基础上构建的较稳固和可持续的新秩序、新态势和新状态。笔者认为，税收工作转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收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思维惯性正从“管理纳税人”向“服务纳税人”的“新常态”转变。制度变迁往往由新理念引领，而改革的本质就是改掉传统的不良习惯或思维惯性。自200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服务型政府”以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广泛开展了创建服务型、企业型以及顾客导向型税务机关活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良性互动的新型和谐征纳服务关系已在建立。事实上，传统的税收工作思维以纳税人有罪判定为假设前提，以管理和监督纳税人为惯性思维，习惯于用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税收执法中的问题，把打击逃税作为税收执法工作的全部内容或主要方面。现在，在尊重纳税人，服务纳税人，引导纳税人，满足纳税人合法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和遵从度，将是不可逆转的税收工作“新常态”之一。

二、在收多少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行为惯性正从“任务至上”向“税收法定”的“新常态”转变。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决定财政（即支出），是财税活动的基本规律。但在现实财税实践中，“任务至上”、“唯税收任务马首是瞻”的导向问题长期存在，任务和税法孰轻孰重或谁大谁小的争议一直不断。不难发现，在不择手段确保完成各种税收任务的行为惯性下，必然出现两种不良现象：1.是经济不景气或衰退时，为确保年度税收任务的完成，税收机关往往倾向于收“过头税”或“刮地皮”；2.是经济景气或繁荣时，为确保以逐年递增为特征的下年税收任务的完成，税务机关往往倾向于“有税不收”或“留有后手”。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严重地削弱了税法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从税法的角度来讲，“有税收税、无税不收”是基本的行为准则。告别税收增长的“速度情结”，强化税收的颗粒归仓原则，则是税收法定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8月3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预算法的决定, 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即“经济宪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不得向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下达收入指标。这条前所未有的法律规定和限定显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标志着税收任务时代的淡出以及税收长期“超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税收法定时代的到来。

三、在怎么收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制度惯性正从税收管理员“各事统管”模式向税源管理的“分级分类+专业协作”模式的“新常态”转变。为适应新的税收征纳环境，近年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都不同程度地试行了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基础的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税收征管制度正向专业分工与协作模式过渡，从而有效提升了税源管理工作的质效。事实上，我国税收征管制度长期实行“一人盯多户”模式，税收核定征收的随意化或情绪化特征明显。随着纳税户或税源户的大幅增长以及跨行业、跨区域企业集团的日益增多，关联交易、虚拟市场、电子商务等新兴经营模式蓬勃发展，税收征管制度必然需要升级换代或转型升级。以信息管税为依托（包括纵向信息的大集中以及横向信息的大分享），以分级分类管理为原则（如按规模、行业和区域相结合的科学划分原则），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大量组建了税源专业化管理团队，重组了税收征管流程，实现了税务人员与企业类型的“专业对口”，大大提升了税收征管工作的质效或绩效。尽管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导向的税收征管改革依然在路上，但这种税收“新常态”已然确立。

四、在收哪些税以及由谁收的问题层面，税收的体制惯性正由“随意修补”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态”转变。理论上，财税体制安排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利益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处于基础性位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税制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不适应、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依然突出。例如，现行税制在应对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危机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重大社会问题上调节作用不够明显；多年来在构建地方税体系、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降低间接税比重、开征房地产税和全面改革资源税等问题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营改增”背景下如何给予地方像样的主打、主力或主体税种，国税、地税两家之间的“责任田”如何科学划分，已对新一轮税制改革呈现倒逼之势。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税制体系既迫在眉睫，也正在启动。尽管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但税收体制由“随意修补”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态”转变已是改革的大方向和大趋势。

税收工作需要保持“平常心”，适应“新常态”。但应指出的是，税收“新常态”在现实中依然存在认识不清、不深和不透问题，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出现交集或纠缠，税收“新常态”也不宜和不能加以绝对化的理解，其内涵也必然会与时俱进地发生渐变，但无论如何，我国税收工作从理念、行为、制度以及体制等方面正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并在“为什么收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以及由谁收”等方面逐渐形成不可逆转的“新常态”。

Ⅵ 增加税收为何能治理通货膨胀

加税根本不能解决通胀，相反会引起经济萧条。
通胀是因投资过度，印钞过量引起的。如果加税企业的利润会大大削减，而这个税收的增加有可能使企业的投资都无法收回，也再无力追加投资，企业负担加重，工人数量及工资下降，产出不足，而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剩，生产固定投资的厂家产能又会过剩，而这一切都是经济萧条的特征。
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又要刺激投资，继而印钞，如此恶性循环，直至滞涨，最后到长期的经济萧条。控制通货膨胀的通常做法应该是紧缩流动性，具体说可以加息，加大投资成本，抑制投资，同时减税，对冲一部分因资金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负担加重，同时防止加息使经济过快消热。
增加税收等同于降低工人工资和减少企业利润，财政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减少，购买力会随着降低，物价会回落。

Ⅶ 谈谈你对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向经济单位和个人无偿征收财物的一种形式。

税收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相比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相对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
税收的强制性是指税收是依靠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制征收的。
税收无偿性是指国家征税后，税款即为国家所有，不再归还纳税人，也不向纳税人支付任何报酬。
税收相对固定性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征税的范围和标准等，非经国家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随意改变。
税收的三个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这是税收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的基本标志。

Ⅷ 互联网和税收现代化治理

利用互联网为摆脱税收，也而方便税收！

Ⅸ 如何加强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推进依法行政

(一)走依法治税道路，逐步健全税法体系。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法和税制体系。首先，制定《税收基本法》。规范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提高税收执法和司法的法律效力。其次，优化税种结构。全面实行营改增，提高直接税比重，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房产税、遗产税等新税种。第三，改革地方税制度与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制度。对非税收入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经一定程序，地方可以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在本地区开征某些独特的税种（如某些特产税和行为税），解决地方税税种划分和税收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第四，逐步建立规范的税收立法机制、科学的税收征管机制、有效的执法考核机制、严密的内外监控机制，把税收执法的各种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之下。
（二）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完善税收组织体系和征管体系。税收组织体系、征管体系建设应坚持科学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发展思路，稳步推进组织架构优化调整、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业务流程的重组再造，全面推进税务组织的扁平化、网络化，努力推动税源管理工作的重心从事务管理向风险管理转变，税收管理员工作的重点从涉税审批向纳税辅导和纳税评估转变，纳税评估从传统的“经验小作坊模式运作”向“科技产业化运作”转变，把税收征管推向更深层次、更新阶段、更高水平。统一征管机构设置，建立高效的税务征管体系。
(三)走服务型机关建设的道路，优化纳税服务方式。税收联系着每一个公民，关系到千家万户。征纳和谐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是税收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体现。未来的税务机关必须加快推进税收管理从强化执法的一元突进向服务和执法二元平衡发展的结构性转变，建立起以纳税人为导向，有利于促进征纳和谐、有利于促进自愿遵从的现代税制体系和税收管理与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税收电子服务，努力构建以网上办税为主体，自助办税等多渠道办税为补充，窗口办税为辅助的纳税服务工作格局，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更好地保障纳税人权益，促进纳税人满意度和遵从度不断提高。
（四）走科技兴税的发展道路，提升信息管税水平。信息技术对于税收价值创造，对于促进税收事业科学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未来的税收管理必须不断强化信息聚集和分析应用能力，不断提升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为此，要按照统一规划设计、强化信息集中、服务用户需求、推进开放共享的思路推进信息化建设，同时，以“信息管税”为核心，围绕发挥“大数据”优势，进一步强化数据挖掘，实现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转变、信息不足向信息充分转变。进一步调整信息收集重点，配合好税制的改革和转型，真正依托持续提升的数据应用能力，不断增强信息技术服务税收管理质效提高、税收成本降低的水平。在此过程中，要持续优化税务组织和税收业务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不断促进税务组织的简约化、敏捷性，以及税收管理和服务的精确性和人性化。
（五）走人才强税的发展道路，发挥人力资源作用。税收事业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人。未来的税收管理必须围绕人才兴税，建设学习型税务组织，大力培养税务领军人才，并拓宽基层税务干部职业发展通道；按照“制度+科技”的思路，依靠科技手段，深化内控机制建设，从根本上规范税收执法，从源头上促进税务干部廉洁从税；推进现代税务文化建设，提炼中国税务核心价值观，共塑税收现代化梦想，激发干事创业热情；要加强税收智库建设，引入更多的专业机构和团队科学研究分析税收改革与发展，探索建立税务机关、公众、智库共同参与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动绩效管理考核。绩效管理是目前较为薄弱的环节，也是未来税收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保障。为此，在探索税收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强化变革绩效管理，建立科学规划－科学实施－科学评价－科学改进的管理闭环，确保改革创新活动自身的持续优化；要建立健全组织、部门和干部“三位一体”的绩效管理体系，营造奋发向上、公平竞争、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激发队伍创新活力；要强化成本效益管理，既注重投入，更注重产出，综合运用管理创新、技术提升和人才资源优化配置，最大限度的用好有限资源，提升税收现代化转型发展效率。

Ⅹ 对税收犯罪的惩治有哪些

防范和治理税收犯罪，是一项涉及到税制改革能否正常进行和我国经济建设全局的系统工程。必须针对我国目前税收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采取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刑事的等多种相应的措施，予以综合治理。

加大对税收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打击合力，则是惩治已经发生的税收犯罪的重要举措。

法律对违反税法行为的惩戒作用不明显，力度不够，就不足以抑制迅速增加的税收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加大对税收犯罪的打击力度，首先应在五法上解决打击不力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对违反税法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只规定在现行《刑法》第121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规定的不足日见明显。这种不足主要表现为：与税收犯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相比较，法定刑偏低；仅规定偷税罪和抗税罪两个罪名，不能涵盖各种严重危害国家税收管理活动所构成的犯罪行为。为了弥补立法的不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1992年9月4日通过了《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该《补充规定》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偷税、抗税犯罪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如扩大了税收犯罪的主体范围，注重了罚金刑的适用，变原来刑事法律中采取空白罪状规定偷税、抗税罪为叙明罪状等等；而且还增加了逃避追缴欠税罪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罪两个新罪名。1995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体现了严惩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其他有关发票的犯罪活动的精神。这两个法律的颁布使我国有关税收犯罪的立法更加趋于完整和细致，为惩治税收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税收管理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今后，在查处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以及利用发票的犯罪等税收犯罪案件时，应严格依照有关法津的规定，予以定罪量刑。

加大对税收犯罪的打击力度，在执法方面要坚决纠正“有法不依、以罚代刑、执法不严”的错误。对已经查出的税收犯罪案件要坚决依照《补充规定》予以定罪量刑，绝不能以补税、罚款代替刑事处罚。目前，部分地区存在的有法不依、以罚代刑、执法不严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税收犯罪活动的蔓延泛滥。因此，必须彻底纠正这一错误，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

加大对税收犯罪的打击力度，还应建立健全税务警察机构和税务司法机构等专门机构，保证对税收犯罪案件的及时查处和处置。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税务警察力量和机构，对税收犯罪主要由在人民检察院内设立的国税检察室和地税检察室行使侦查权。税务法庭或税务审判庭的建立正逐渐向全国推开。这些税务法庭或审判庭除受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税收犯罪案件外，还受理税收行政案件、税务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等。税务警察机构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税务司法机构也才在部分省市地区建立，正处于摸索阶段。如何建立健全我国的税务警察机构和司法机构，以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税收犯罪活动，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进行一定的试点。

税收工作涉及面广量大，单靠税务机关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同样，治理税收犯罪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和综合工程，必须要与公、检、法、司、工商、银行等部门加强合作，紧密配合，形成打击税收犯罪的合力。1995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海关总署六个部门联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机关发布通知，要求在严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中，加强配合与协作。在打击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活动中，公、检、法、司、税务部门也多次召开联席例会，商讨对策，共同打击这类犯罪。此外，还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对税收犯罪予以检举、揭发和举报，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箱，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税收犯罪线索。通过动员全社会力量都来参与对税收犯罪的综合治理，就会形成联手护税的良好社会风气，税收犯罪就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