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湖治理

㈠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怎样保护

历史上的洞庭湖曾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今常德）、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寰湘阴，凡四府一州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皆出没其中。”到了近代，由于围湖造田以及自然的泥沙淤积等因素，洞庭湖面积由最大时的约6000平方千米骤减到1983年的2625平方千米。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围湖开垦、滥捕滥捞等人类活动影响加剧，洞庭湖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湖面不断萎缩，调蓄洪水功能退化。20世纪中后期，洞庭湖被鄱阳湖超越，沦为第二大淡水湖。

2002年4月4日，《中国水利报》在第4版刊登了《长沙洞庭湖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报告》，全文如下：

一、洪水调蓄功能减退洞庭湖由于大量的泥沙淤积，导致湖泊萎缩，调蓄滞洪功能降低。1949年以来洞庭湖容积相当于三峡工程总库容（235亿立方米）的50.6％，调节库容（89亿立方米）的1.3倍，与1949年相比，减少40.6％。与此相应，20世纪50年代多年平均削减洪峰流量值达13246m3／Ｓ，占入湖洪峰流量的27.7％；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一步下降至5660m3／Ｓ，占入湖洪峰流量的15.6％，削减调蓄能力仅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50％。

二、生态破坏与污染仍然存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曾大量围湖造田，累计围垦面积约1933平方千米，导致湖泊面积萎缩，生态失调。

——乱捕滥猎猖狂，有的结成团伙，配备先进设备，使用火力威猛的大抬铳。湖里“迷魂阵”遍布，电捕船横冲直撞。

——造纸行业是洞庭湖区主要污染行业，年排放的工业废水、ＣＯＤ、ＢＯＤ5占湖区年排放总量的49.6％、81.7％、79.13％。大量的小造纸厂基本上没有进行污染治理，继续向湖区周围排放污染物，严重影响水体环境质量。

——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农药、化肥仍在大量施用，畜禽养殖污染面广量多。生活污染是污染主要因素，排放的污染物占湖区总量的４０%～５０％。

三、富营养化日趋突出——洞庭湖外湖的富营养化在湖泊过水能力很强的情况下，仍由10年前中贫营养状况发展到了现在的中富营养状况。

——内湖由于水体交换慢，各种营养物质来源广，富营养化比较普遍。加上人工水产养殖发展迅速，加速了湖泊的富营养化进程，大通湖就是如此。

四、生物多样性下降——１９１６年首先在洞庭湖发现的白鳍豚，由于泥沙淤积，君山与下飘尾之间水位变浅，使其活动受到限制，现已难觅踪迹。

——银鱼是洞庭湖的名贵鱼类，１９２８年产量达到９０吨，现不足２吨。

——胭脂鱼、鳗鱼等重要保护物种越来越罕见。

——斑嘴鹈鹕、大天鹅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常见的鸟类，近年考察中很少发现。

——蛇类等被大量捕杀，导致东方田鼠等有害物种泛滥成灾。

——局部区域由于污染的缘故，水生生物几乎绝迹，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沅江的塞南湖、汉寿的蒋家嘴等水域。

五、血吸虫病疫情回升洞庭湖区现有流行区人口３３６万，血吸虫病人２２.４万，病畜近５万头，有螺面积３９１５万公顷，占全国现有钉螺分布面积的５２％。且泥沙淤积，洲土不断扩大，每年有螺分布面积还以６０万公顷至９０万公顷的速度增长。

从上述报告可以看出，洞庭湖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渐走向恶化。你知道吗？

㈡ 中国四大淡水湖有哪些

中国四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

中国四大湖泊分别位于江苏省南部的太湖、江西省北部的鄱阳湖、江苏省洪泽县西部的洪泽湖和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

淡水湖是湖水含盐量较低的湖泊。中国的淡水湖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淮河中下游和山东南部，这一地带的湖泊面积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中国主要的五大淡水湖都分布在这一地区。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的南岸，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面积 3960平方公里。

㈢ 有人发现四大淡水湖形状很像我国古代的四大神兽吗

在我们古代的封建迷信中一直存在这样的东西，那就是古代的四大神兽，它们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虽然是封建社会存在的东西，但是其中所蕴含的一些神奇的现象也不得不让我们信服。可能是就是因为有类似的东西才让人们联想出这样的四大神兽。就比如在地图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四大淡水湖在地图上的形状非常像我们古代的四大神兽，洞庭湖比较像青龙，鄱阳湖像白虎，洪泽湖像朱雀，太湖像玄武。但是会出现这个现象，很可能只是因为人们能够联想到一起。也根据这些湖的形状，画出四大神兽的姿态。

虽然拿出四大神兽的画面，看上去的确四大淡水湖有点像这个4个神兽，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牵强的。

㈣ 关于韩生才等干部拟提副厅干部公示

根据《中共青海省委关于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试行办法》规定，现将拟提任的干部公示如下：
王秀琴，女，藏族，1962年10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玉树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
张谦，男，汉族，1960年6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青海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拟提任青海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厅级)。
姚宽一，男，汉族，1964年4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
田惠源，男，汉族，1963年3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省农牧厅副厅长，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
杜贵生，男，汉族，1962年11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省外事办巡视员、副主任，省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省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
杨自沿，男，汉族，1962年7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巡视员、副部长，拟提任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何灿，男，汉族，1967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城乡规划和建设局局长、党委副书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郭力克，男，汉族，1964年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党委书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韩生才，男，回族，1964年12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大通县委副书记、县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瓦世德，男，藏族，1963年9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海东市政府秘书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王元斌，男，汉族，1961年10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海东市财政局局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田知星，男，汉族，1957年3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大专学历。现任海西州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叶忠措，女，藏族，1969年12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海南州文化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江海梅，女，藏族，1968年4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玉树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拟提任中共玉树州委常委。
张文庆，男，汉族，1967年5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果洛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党国，男，藏族，1962年8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久治县委副书记、县长，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才让多杰，男，藏族，1964年1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中共甘德县委书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拉结加，男，藏族，1961年8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黄南州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徐卫方，男，汉族，1963年12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中共河南县委书记，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吕先华，男，汉族，1968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中共青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拟提任中共青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副厅级)。
潘锋，男，汉族，1967年1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中共青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正处级)，拟提任中共青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副厅级)。
段博，男，汉族，1963年11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大学学历。现任海东市编办主任，拟提任青海省编办副主任。
甘韬，男，汉族，1968年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综合处处长，拟提任青海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副厅级)。
刘小宁，女，汉族，1963年7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处处长，拟提任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兼省招商局副局长。
李顺福，男，汉族，1970年8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火电部主任，拟提任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兼省招商局副局长。
熊嘉泓，男，汉族，1964年2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拟提任副厅级领导干部。
李嘉瑞，男，汉族，1969年3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拟提任青海省司法厅副厅长。
马晓潮，男，汉族，1964年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正处级)，拟提任青海省水利厅副厅长。
沙德林，男，回族，1961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民和县委副书记、县长，拟提任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马正军，男，汉族，1962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扶贫开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拟提任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盛宗毅，男，汉族，1964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处长，拟提任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副局长。
杨庆元，男，汉族，1964年12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现任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综合计划财务处处长，拟提任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
黄国俊，男，汉族，1963年5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正县级)，拟提任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任延明，男，汉族，1972年9月生，中共党员，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处级)，拟提任青海大学副校长。
焦胜章，男，汉族，1966年4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海西州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拟任县委书记。
张琨明，男，汉族，1975年3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玉树市委副书记(正县级)，拟任县委书记。

西热，男，藏族，1967年8月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玛沁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委书记。
韩华，男，汉族，1965年8月生，中共党员，省委党校大专学历。现任黄南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拟任县委书记。
公示时间为2015年12月4日至11日。公示期间，请各界干部群众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形式，署名对公示对象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

㈤ 青海省大通县机构改革状况如何

据了解，此次机构改革，大通县在落实市委“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大胆探索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着力构建适应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党政机构职能体系，真正使各类机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各项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更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机构改革后，大通县共设置党政机构31个。其中，党委机构8个，政府机构23个。

㈥ 五大淡水湖传说故事

巢湖
巢湖本是一片平坦丰腴的鱼米之乡，有一座商埠兴旺的城镇。东海鲤鱼精嫉妒这里百姓的富足生活，想要淹没这里，被观音菩萨知晓。

城里有一对贫苦母子，观音念其平日吃斋念佛，尽做善事，决定搭救这对母子。于是观音菩萨托梦于母亲告诉她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菩萨说，土地庙门口的石狮子眼睛变红了，就是大水到来之日，你们母子俩赶紧逃命去吧。最后不忘嘱咐，此乃天机，万万不可告诉他人，否则自身难保。

善良的母亲自从知道了鲤鱼精的阴谋后，每天早晨都去土地庙看狮子的眼睛。她挨家挨户告诉大家大祸即将来临，劝大伙逃命，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她的话，都认为她疯了。

终于有一天早上，母亲看见石狮子的眼睛红了，母子俩再次挨家挨户动员大伙，此时风起云涌，大家才知道之前错怪了这对母子，于是大家开始扶老携幼拼命向高处奔去。当这对母子通知完最后一户时，鲤鱼精已经赶到。

儿子背着目前艰难地向高处奔去，然而气急败坏的鲤鱼精看到这对母子破坏了他的阴谋，便要惩罚他们，当他举起浪头准备向他们打去的时候，泥沙涌起，托着母亲化成了一座山，这就是巢湖中风景秀丽的姥山。与姥山相对的湖中还有一座小一点的山叫孤山，也叫儿山，是儿子化成的山。远远的湖边两座小小的孤岛，叫鞋山，那是他们跑丢的两只鞋。

㈦ 张含英的治理黄河

1981年，张含英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之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
黄河召唤系我心”。这个命题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他为黄河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努力的奋斗历程。张含英的家乡是山东省菏泽县，地处黄河下游沿岸，深受黄河泛滥之苦，幼年的张含英，就经常听祖母和母亲讲述黄河决口改道的故事。每年夏秋季节，黄河涨水的警报声，人们紧张防汛的呐喊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学他又听到老师讲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兰封县铜瓦厢决口改道的情况，黄河河道一下子从菏泽县城的南边滚到县城的北边，此后20年间无人整治，任其泛滥，灾情特别严重。这些事，迫使张含英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蕴育了中华民族的黄河却为什么这样残暴？为什么它会决口改道？他决心要探索这个奥秘。他认为，水利也是科学的一个分支，他要通过研习水利，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1925年，张含英从美国留学回国。恰在这一年，黄河在濮阳县（当时属河北省）南岸的李升屯民埝决口，泛水于下游黄花寺冲决南岸大堤，祸及山东省。山东省河务局请他同往调查水灾，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治理黄河的实践机会。经过调查，他认为黄河决口是由于堤防不固，而固堤之法，必须改埽工为石头护岸，但遭到保守思想与腐朽势力的反对。从这次石埽之争中，使他悟出一个道理：治理黄河不单是工程技术问题，其中还有社会问题。
1928—1930年，他在山东省建设厅工作时，曾先后提出引黄灌溉和发展省内水电等建议，同样遭到反对。在他一再坚持下，只修成一座小型虹吸管和一座小水电站，但得不到推广。
治河实践遭到挫折，但张含英的治河意志没有改变。他积极从事治河历史与治河理论的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曾向柯乐斯教授借阅过4册黄河资料，内容十分丰富。这给他回国以后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回国后，他又详细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历代治河的大量论著，提出两点新的认识：第一，要制订切实可行的治河计划，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第二，过去治理黄河，多侧重于孟津以下的黄河下游，而黄河为患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上中游的洪水和泥沙，所以专治下游，不能正本清源。
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于1931年2月24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一文。3天之后，张含英也在该报发表了“论治黄”的文章。该文认为，对于传统治河观点而言，李仪祉提出要注重上游的意见，无疑是治河策上的新发展，但就治黄整体而言，就上中下游并重。此外，该文还深刻分析了黄河得不到治理的社会原因，如河政不统一，许多矛盾无法解决；保守思想作祟，新的科学技术得
不到推广应用；政治腐败，河工人员存在“利河多事”的思想等等。此文发表以后，他曾担心会得罪于当时已负盛名的李仪祉先生，以后的事实证明，他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时隔不久的一次聚会中，李仪祉先生笑容满面地和他握手，表示了对他的论点的赞许。1933年9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李仪祉出任第一届委员长，张含英被任命为委员兼秘书长。两位专家的相识与共事过程，成为水利科技界的一段佳话。1933年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国民党政府匆忙命令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并指定黄河堵口事宜由后者负责，前者“不必过问”。身兼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的冀、鲁、豫三省主席也声称，下游河防仍由三省河务局主管，黄河水利委员会不得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黄河水利委员会只能从事科学治河的前期工作。虽然提出“十年一小成，三十年一大成”的设想，但要实际展开工作，仍然受到各方面的牵制，如水文测验、地形测量、模型试验、水土保持试验工作，实施起来阻力很大。尽管如此，张含英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的3年里，加强基本资料的观测研究，并多次深入现场调查，探索自然规律，先后发表论文多篇，于1936年连同以前著作汇集出版了《治河论丛》一书。同年还出版了《黄河志第三篇水文工程》一书。
1947年，张含英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发表了“黄河治理纲要”论文。这是他回国20多年研究黄河的总结论，可称之为其代表作。该文分总则、基本资料、泥沙之控制、水之利用、水之防范、其他共六部分，80条意见，约18000余字。他在总则中首先提出治河的基本原则：“治理黄河应防治其祸患，并开发其资源，藉以安定社会，增长农业，便利交通，促进工业，由是而改善人民生活，并提高其知识水平”。还指出：“治理黄河应根据需要达到之目的，政治经济之现实背景与未来之发展，及天然因素或条件，先行拟定治河之方策。此项方策并应随资料之补充，学术之进步，与社会之需求，每5年检讨一次，必要时修正之”。“治理黄河之方策与计划，应上中下三游统筹，干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治理黄河之工事，凡能作多目标计划者，应尽量兼顾”。“治河之各项工事，彼此相互影响，应善为配合之”。“黄河之治理，应与农业、工矿、交通及其他物资建设连系配合”。在泥沙之控制部分，首先指出“黄河为患之主要原因为含沙量过多。治河而不注意泥沙之控制，则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并建议：“为求彻底明了泥沙之来源及河槽冲积之现象，应于流域以内布设观测站，河道择设观测段，并根据实地情况作控制之研究。”认为减少泥沙来源的主要方法是：“对流域以内土地之善用，农作方法之改良，地形之改变，沟壑之控制诸端
”。还指出这些“多为农林方面之事，故应与农林界合作处理之”。 关于水之利用部分，他首先提出应推算全河各段之水流总量与潜能，“进而支配全流域灌溉之用水，航运最低之接济，以及电力之供给”。并指出：“水之利用，应以农业开发为中心、水力、航运应配合农业”。同时又要注意，对各河段作具体分析，明确各河段的主要目标。如“贵德之龙羊峡，循化之公伯峡，皆可拦河作坝，用水发电”。“龙羊峡以下，经松巴、李家、公伯、孟打、寺沟、刘家、盐锅等七峡而至兰州”，均可进一步研究拦河作坝。兰州至中卫间，则“应先于大峡之西霞口，红山峡之吊吊坡及黑山峡之下口筑坝”。上述两个河段，“必于利航，水力、灌溉、蓄水数者同时兼顾。而高地之灌溉，又须藉力抽水……故此段工程最宜作多目标之计划”。同时应顾及大通河、大夏河、洮河等支流的开发治理。
“宁绥平原土壤肥美，气候适宜，引水便利，素有粮库之称。惜旧有灌溉，工事虽多，今已逐渐湮废，且效能低微，故彻底整理扩充，应视为该区首要工作”。又提到“宁绥沿河地势较平，改进航运须以调整河槽方法为之。惟以目前需要而言，改善航道与修筑铁路两者孰为最宜，应先作比较研究，然后定之”。
晋陕间河段，“倘于龙门上之石门一带筑坝高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尺，更于其上游建坝二处，即可将全段化为三湖……故此段亦为多目标开发计划之良好区域”。“河在陕县与孟津间位于山谷之中，且临近下游，故为建筑拦洪水库之优良区域。其筑坝地址应为陕县之三门峡及新安之八里胡同”。对于此段开发方案，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认为应作一级开发（即八里胡同建高坝）和两级开发（即八里胡同和三门峡各建一低坝）两种方案的比较研究，并以国家财力而定取舍。八里胡同高坝方案可以进行综合利用，可控制下泄洪峰流量不超过10000秒立方米，发电装机可达120万马力以上（约90万千瓦）。如由于国家资金困难，可先筑低坝以拦洪。低坝坝址，八里胡同与三门峡都有条件，或先建三门峡以拦洪，以后再建八里胡同低坝以发电；或先建八里胡同低坝以拦洪，等到国家财力允许时再加高大坝，作综合利用。不管采用哪种方案，水库回水都不宜超过潼关，以保关中平原安全。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级开发方案（即在八里胡同建高坝，进行综合利用），最为适宜。
“黄河下游……可建闸引水灌溉”、“应利用河水灌溉，并配合排水系统，引水洗碱”、“下游航行之利素不甚大，轮船行驶全不可能。应先配合防洪之需要，整理河槽……以期航运之逐渐发展”。
关于水之防范，首先指出“黄河下游为水患最多之区，亦河患特别严重之地，其治理目标，应列防洪为首要”。上述陕县至孟津间之筑坝拦洪与上中游泥沙之控制等事，均“应视为下游防洪之有效办法”。此外还提出在“郑县及兰封南岸，原武及开封北岸，长清或济阳北岸等处，可否开辟泄洪道，应分
别研究并考其利”、“当其他防洪工程进至相当阶段时，再作束窄堤距之图”、“初期修整，不可贸然束窄”、“若仅以堤为防洪之具，则应以安全排泄郑县22000秒立方米洪水为初步标准”。下游“可备一平时河槽及洪水河槽”。下游河槽之固定，“应视为今日急要工作。而固定之法尤宜即行着手研究，并选择适当河段早日试行”。“黄河上、中游之水患，范围均尚不大，灾情亦较轻微。但若干年后，可能因经济建设，人烟日密，财富日增，而渐威胁严重”。并提出兰州、绥远、韩城、朝邑等地区水患防范之意见。河口段之治理，亦应拟定计划。此外，文中还提出“防洪不应以决口能堵为己足，而应以预防免决为职责”。亦“不能视为纯粹之慈善或赈济问题，应顾到其与经济方面之关系”。防洪“必须有一适当之标准，而此项标准之拟定，亦为社会经济之问题”。
在基本资料部分，该文详细列举了应调查研究水文、泥沙、蒸发、地下水、地形、地质、经济等情况及资源蕴藏量等项。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科学治河的思想。这篇论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治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㈧ 洞庭湖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哪些具体一点 谢谢了

一、洪水调蓄功能减退
洞庭湖由于大量的泥沙淤积，导致湖泊萎缩，调蓄滞洪功能降低。1949年以来洞庭湖容积减少量相当于三峡工程总库容（235亿立方米）的50．6％，调节库容（89亿立方米）的1．3倍，与1949年相比，减少40．6％。与此相应，50年代多年平均削减洪峰流量值达13246立方米／S，占入湖洪峰流量的27．7％；80年代以来进一步下降至5660立方米／S，占入湖洪峰流量的15．6％，削减调蓄能力仅相当于50年代的50％。
二、生态破坏与污染仍然存在
——20世纪50－70年代曾大量围湖造田，累计围垦面积约1933平方公里，导致湖泊面积萎缩，生态失调。
——乱捕滥猎猖狂，有的结成团伙，配备先进设备，使用火力威猛的大抬铳。湖里“迷魂阵”遍布，电捕船横冲直撞。
——造纸行业是洞庭湖区主要污染行业，年排放的工业废水、COD、BOD5占湖区年排放总量的49．6％、81．7％、79．13％。大量的小造纸厂基本上没有进行污染治理，继续向湖区周围排放污染物，严重影响水体环境质量。
——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农药、化肥仍在大量施用，蓄禽养殖污染面广量多。生活污染是污染大户，排放的污染物占湖区总量的40%－50％。
三、富营养化日趋突出
——洞庭湖外湖的富营养化在湖泊过水能力很强的情况下，仍由10年前中一贫营养状况发展到了现在的中一富营养状况。
——内湖由于水体交换慢，各种营养物质来源广，富营养化比较普遍。加上人工水产养殖发展迅速，加速了湖泊的富营养化进程，大通湖就是如此。
四、生物多样性下降
——1916年首先在洞庭湖发现的白鳍豚，由于泥沙淤积，君山与下飘尾之间水位变浅，使其活动受到限制，现已难觅踪迹。
——银鱼是洞庭湖的名贵鱼类，1928年产量达到90吨，现不足2吨。
——胭脂鱼、鳗鱼等重要保护物种越来越罕见。
——斑嘴鹈鹕、大天鹅等20世纪50年代常见的鸟类，近年考察中很少发现。
——蛇类等被大量捕杀，导致东方田鼠等有害物种泛滥成灾。
——局部区域由于污染的缘故，水生生物几乎绝迹，如20世纪90年代沅江的塞南湖，汉寿的蒋家咀等水域。
五、血吸虫病疫情回升
洞庭湖区现有流行区人口336万，血吸虫病人22．4万，病畜近5万头，有螺面积3915万公顷，占全国现有钉螺分布面积的52％。且泥沙淤积，洲土不断扩大，每年有螺分布面积还以60万公顷至90万公顷的速度增长

㈨ 长江上游水力资源的开发，中游荆江的治理，下游长江黄金水道的开发

截弯取直，荆江河段易弯曲，容易发生泥沙沉积，继而引发河流改道，下游地区河道较宽，而且没有结冰期，应该大力发展航运业，减少铁路、公路等交通的压力。
上游落差大，水能资源很丰富，应该开发水电站，既节能又环保。

㈩ 我国洞庭湖面临的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什么

一、洪水调蓄功能减退
洞庭湖由于大量的泥沙淤积,导致湖泊萎缩,调蓄滞洪功能降低.1949年以来洞庭湖容积减少量相当于三峡工程总库容（235亿立方米）的50．6％,调节库容（89亿立方米）的1．3倍,与1949年相比,减少40．6％.与此相应,50年代多年平均削减洪峰流量值达13246立方米／S,占入湖洪峰流量的27．7％；80年代以来进一步下降至5660立方米／S,占入湖洪峰流量的15．6％,削减调蓄能力仅相当于50年代的50％.
二、生态破坏与污染仍然存在
——20世纪50－70年代曾大量围湖造田,累计围垦面积约1933平方公里,导致湖泊面积萎缩,生态失调.
——乱捕滥猎猖狂,有的结成团伙,配备先进设备,使用火力威猛的大抬铳.湖里“迷魂阵”遍布,电捕船横冲直撞.
——造纸行业是洞庭湖区主要污染行业,年排放的工业废水、COD、BOD5占湖区年排放总量的49．6％、81．7％、79．13％.大量的小造纸厂基本上没有进行污染治理,继续向湖区周围排放污染物,严重影响水体环境质量.
——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农药、化肥仍在大量施用,蓄禽养殖污染面广量多.生活污染是污染大户,排放的污染物占湖区总量的40%－50％.
三、富营养化日趋突出
——洞庭湖外湖的富营养化在湖泊过水能力很强的情况下,仍由10年前中一贫营养状况发展到了现在的中一富营养状况.
——内湖由于水体交换慢,各种营养物质来源广,富营养化比较普遍.加上人工水产养殖发展迅速,加速了湖泊的富营养化进程,大通湖就是如此.
四、生物多样性下降
——1916年首先在洞庭湖发现的白鳍豚,由于泥沙淤积,君山与下飘尾之间水位变浅,使其活动受到限制,现已难觅踪迹.
——银鱼是洞庭湖的名贵鱼类,1928年产量达到90吨,现不足2吨.
——胭脂鱼、鳗鱼等重要保护物种越来越罕见.
——斑嘴鹈鹕、大天鹅等20世纪50年代常见的鸟类,近年考察中很少发现.
——蛇类等被大量捕杀,导致东方田鼠等有害物种泛滥成灾.
——局部区域由于污染的缘故,水生生物几乎绝迹,如20世纪90年代沅江的塞南湖,汉寿的蒋家咀等水域.
五、血吸虫病疫情回升
洞庭湖区现有流行区人口336万,血吸虫病人22．4万,病畜近5万头,有螺面积3915万公顷,占全国现有钉螺分布面积的52％.且泥沙淤积,洲土不断扩大,每年有螺分布面积还以60万公顷至90万公顷的速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