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治理

Ⅰ 如何进行学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政府宏观管理，就是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创新方式，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学校自主办学，就是要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明确权利责任，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社会广泛参与，就是教育质量要接受社会评价、教育成果要接受社会检验、教育决策要接受社会监督，最大限度吸引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政府、学校、社会，管、办、评三者之间，权责边界既应当是清晰的，又一定是相对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由此形成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现代教育治理能力。

Ⅱ 如何提升高校的综合治理能力

2017年岁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双一流”方案陆续公布。方案是各高校围绕“双一流”建设总体目标，旨在开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新征程的具体的“路线图”与“任务书”。

专家表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决不是重复人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发挥引领作用，从学习到超越、从跟踪到引领，不仅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飞跃。这不仅需要资源上的持续投入，更要求思想观念的转变、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发展模式的创新。

Ⅲ 什么是学校治理请结合实例谈一谈基础教育学治理经验。

您好，其实学校治理的话也是一个团队的治理，只是说这个团队比较大而已。学校的话也是分的层级管理的，校长，副校长，管理干部，老师，后勤等等。在学校的一个治理中的话，更多的是要有一个人文关怀。

Ⅳ 大学校园社区治理存在什么问题

在大学的校园社区治理呢，存在着一些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学生和教师都是在一起生活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比较难解决

Ⅳ 大学治理体系是什么

从起源来看，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初步形成于建国后的高校院系调整时期，并在此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得以巩固和发展。结合当时的历史境遇来看，我国大学治理治理体系从本质上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诸多特点，比如计划管理，行政权力主导，管理过程缺乏灵活性和参与性等特征。大学治理体系决定着大学治理的制度与结构，大学治理能力则反映着大学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功能。

Ⅵ 高校现代治理体系 解决哪些问题

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
遏制教育职能部门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建立权力边界清晰、权责匹配、相互制约、执行有力、接受监督的国家公共教育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要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张志勇说。
“‘确权’即确定教育行政权力归属，改变多头管理导致互相扯皮、管理效能低下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管理、民办教育管理和校外管理方面。建议将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的技工教育、技师教育交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由门统筹管理整个职业教育。劳动人事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和严格实施职业资格制度。另外，要将民办教育和校外教育的资格准入交给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张志勇说。
对于教育、编制、人事部门管理权限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现象，张志勇提出，要尽快“分权”。张志勇建议，在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方面，国家必须厘清各自权力边界，将教师招聘权和职务（职称）评审权还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财政权力配置方面，要与教育、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权力清晰、权责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在“放权”方面，张志勇认为，加快教育管理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向地方和学校放权，是激活地方和学校办学活力的关键。一方面，中央要向省级下放地方教育的统筹权，包括教育管理职能的调整，教育事业的规划等；下放高等教育的统筹权，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权、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权等；下放统筹推进教育改革的自主权，包括符合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的各项教育改革试点。另一方面，各级要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自主权、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等。
“在归还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和学院也必须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石中英说，从高校而言，学校要为学院发展服务，要建立学术委员会，确定以学术权力为轴心，同时要用好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党政联席会议等民主管理的，才能激发基层创造改革的活力，促进中国大学的内涵式发展。
对于一所中学来说，郭涵认为，学校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要全面、准确理解改革的任务，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来思考问题、谋划思路、改进工作，要进行综合改革，不能顾此失彼、跑偏走样，也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要明确学校的办学目标。第二要广泛凝聚共识，有所担当。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在不断加大。过去合理的做法，现在可能不适应现实需要了。以前长期有效的，可能现在失灵了。要建设学习型学校，解放思想，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第三要协调推进改革，在教育内部，统筹推进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从人民群众和广大师生最期盼的事项改起，从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师生员工形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促公平、抓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刘畅也认为，在放权的同时，学校也应加快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从管理走向引领，从标准走向个性，从制度走向文化，从行政走向学术，从资源走向开放。“一方面，要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把各种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事务。此外，要带动家长、社区一起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教育环境。”
“让权”，即改变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集权管理教育的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与教育管理、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张志勇说：“一是向社会组织让权，各级可以把各种决策、专业管理、质量管理、教育改革项目等委托给具有资质的教育专业服务或者行业协会。二是向社会让权，让作为教育利益相关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的决策、监督和管理。”
“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的角色定位，改变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委员会制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和教育内部管理。要真正建立和发展一批中介，特别是学术性的专业组织来参与教育的管理。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学校的章程来完善学校制度。还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刘宝存说。
“此外，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制约。”褚宏启说，第一要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依然需要对学校进行监控，但应该强调服务和支持，强调间接管理、宏观管理。第二要进行程序立法，通过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申诉等手段限制权力。第三要实行行政问责，三者合一能让权力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受到一定制约，这才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特点。

Ⅶ 高校怎么推进依法治校

高校推进依法治校，能力、章程、治理、文化四个关键词缺一不可。一是要努力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提升高校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就是要增强法治思维，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在学校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这样一个制度机制和工作局面，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二是要加强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学校要以章程为核心，进一步实现制度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系统化。当前，学校的制度规范体系比较健全，基本上能做到有章可循，比较缺乏的是制度的实施体系、监督体系和保障体系，这是学校下一步制度建设的着力点。三是要建立健全体现法治精神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要把依法办事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把是否有违法违纪的记录作为各类考核重要指标，该一票否决的就一票否决，该扣分的就扣分。四是要努力增强全校师生员工遵纪守法意识和依法办事习惯。要把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全方位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引导。要依法解决好各种核心诉求的问题，走上按照法治要求来处理诉求的轨道，坚决杜绝“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存在。

Ⅷ 如何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措施
一、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攻坚重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激发体制活力、促进科学发展的过程。在高等教育领域，宏观上简政放权、微观上激励搞活一直是改革的主旋律，目的是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为此，分别进行过轰轰烈烈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目前开始着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得到凸显。
1．体制改革 “突破性进展”后剑指何方
1978年以来，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改革探索，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于世纪之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突破条框分割的局面，建立起“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之后，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增长，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
因此，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是大的改革方向没有变，但为了质量提高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管理手段上加强了调控，如实施了一些项目工程、开展了检查和评估工作等，教育主管部门甚至还回收了部分以前已下放了的一些权力；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却在加大，如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人事制度改革，但由于主要面向教师群体，有称赞也有争议，实施效果打了折扣。
那些年，发展成为事实上的主旋律，也逐步暴露出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冲突、学术评价向数量导向偏离、办学条件不足等问题。
2．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逐步成为热点
现代大学制度涉及政府、社会与高校的关系及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既涵盖原来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也面对后来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听起来还比较响亮，因此自提出后特别在《教育规划纲要》制订前后迅速成为显学。笔者曾经专文探讨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异同1，认为二者改革目的一致、改革内容相近、改革路径相同、改革重点相关，但前者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重在解决权力集中问题、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过程，后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在规范权力的结构、是政府、市场约束下的学校自我建设过程。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学校内部治理的协调、规范任务更为突出。
《教育规划纲要》提到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四项内容——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扩大社会合作、推进专业评价，均涉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完善治理结构包括内外部两方面的关系，外部关系中使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方向是明确的，教育主管部门近期转变职能放权的力度也比较大，而目前社会经济的转型又使得稳定发展的压力突出，因此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将构成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加强章程建设涉及大学使命、目标定位、事实描述、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内部架构与运营是重中之重；扩大社会合作既针对今后办学的方向，也包括组织机构的应对；推进专业评价是外部对学校施加影响的方式，也是学校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以上，表明在后续工作的推进中，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攻坚重心。
3．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总目标中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既是执政党需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健康科学发展重要保障。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开篇第一部分标题就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二级标题“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里，提出了“完善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加强高等学校章程建设，促进学校加快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制订落实加强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意见，制订直属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落实《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等具体内容。
制度是一种激励，创新能力提高和创新人才培养都与制度性因素相关；制度又是一种约束，是对权力的规范与约束。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要切实能对学术创新和人才成长起保障作用，并体现对外满足社会、对内自我约束、学术创新发展、大学战略管理、师生共同参与的多目标要求。治理方式满足了这些要求，也就实现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得以提升的原因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重要性凸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改革的节点到了这里，不突破很难继续前进，如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也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但不少问题久攻未下；二是它与其它改革间的关联性上升，相互影响和制约，如高校的特色发展、自主办学权力的落实、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等。因此，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成为当前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进一步阐述如下：
1．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不仅要激发发展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构筑起保障活力的体制环境和治理结构，实现持续和科学发展。高等教育改革从扩大办学自主权、到建立高校法人制度、再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直至目前的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科学发展的意图十分明确。但是，我们提出的目标还没有达到。过去每一个目标、每一段理念阐述得都很美，但缺乏具体的治理结构设计。目标不能适时转化为制度，不能操作，只能沦为空洞的口号。例如，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教育法》、1998年《高等教育法》有关学校地位、制度关系的描述和规定，至今看来仍不过时，夸张地说如果它们当时真正实现了的话，也许就不会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提法了。这也许就是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既有行政权力行使不当的问题，也有高校在获得更大办学自主空间后办学走偏的问题。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大学制度的一般规律方面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的，问题出在治理结构的不科学，很好的理念没法用治理结构来保证。比如，不断出现的放权收权循环、学术寻租现象、学者追逐官位、学校过于行政化、官学商通吃现象等问题，早期可能是认识上的原因，后来则完全是治理结构所致。这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创新，创新需要制度来保证。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就是因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的需求，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
因此，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与扩大办学自主权是共存的，办学自主权须由规范的治理结构来保障和约束，要通过依法治校、按章管理使每一所学校都能有效行使自己的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只有当高等学校既有自我发展的自主权，又有适当的自我约束机制，并能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时，学校的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2．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要着力保障教育的本质内涵
转型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共性问题。如我国正在进行着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面对着结构的调整、教育转向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也开始了从后工业社会向再工业社会的转变。发展不忘本质，转型为科学发展，如我们国家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和人民群众的福祉、教育的发展是为了人的成长和社会的需要。
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是思想观念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发展文化中，扩张、外延式发展深入人心，感觉地盘大了、楼高了等有形的发展才叫发展。在教育领域，大家都知道盲目升格、跑部钱进、论文唯上、官学通吃等不属于内涵式发展的内容，可现实中这样发展却得到了具体实惠。发展愿望与游戏规则不一致，造成了对创新文化的破坏。
内涵式发展就是按事物的本质属性发展，完善治理结构就是要通过制度和原则保证不让坚持内涵发展的人吃亏。要干好本职工作，不能功夫在“诗”外。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需要：2教师心无旁骛，潜心学术醉心育人；行政格守尽职，提高效率把握方向；学校面向社会，满足需要提高质量。不能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占必走歪门邪道，“通吃”是内涵发展之大忌，特色是内涵发展之结果。
学校制度建设的根本是为了人，具体来说是提高质量和推动创新。因此，内部治理结构首先要能够保证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要遵循教育规律进行制度设计和工作安排，保证教学成为学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学科、专业、课程建设应遵循社会需求和人的发展规律，评价、考试制度要以内涵发展和因材施教为导向，行政要切实做好服务育人工作；其次，要着力保护教师的专业发展，努力建设让广大教师醉心于学术工作的机制。放弃提拔干部式的重用人才方式，杜绝以权谋学现象，让一流人才在学术框架内成长，建立学术、行政“双阶梯”发展道路。
3．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要致力推进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依法治校、加强章程建设、实现民主管理和管办评分离，最终目的是保证质量和创新。因此，我们在做具体的改革探索时不能忘记学校制度建设之大义，在谈制度重要性时又需要务实地进行治理结构设计。
在学校自身运转方面，要由过去主要根据上级的指令、指示、项目办学，转变为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学校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这需要健全学校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管理职能部门和院系设置科学有效。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大教师的参与管理，实现教授治学。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在高校与其它利益相关方关系方面，还应探索社会各利益群体参与治理的方式。
高等学校需要构筑起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国内外已有的一些制度性创新模式，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归纳，如同行评议制度、学术访问与讲座制度、跨学科研究中心、产学研结合模式、高等教育国际化、科学共同体范式等。可见，创新是问题、交流、碰撞、灵感、逻辑、范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好的治理结构能够孕育创新的文化氛围，我们需要去构筑这种制度性的东西。
三、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需要进行战略性架构
应当表明，经过建国后60多年的前进探索，我国高校已经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内部治理结构，近些年也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完善，这一治理结构也基本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全方位的转型及高等教育自身转型发展的需要，原有的治理结构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并导致产生一些问题。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来需要调整和完善，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需要进行战略性架构。
1．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现实基础
我们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不是从零做起，至少已有以下三方面的基础。
第一，业已支撑高校正常运转的治理结构。如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院系所学术架构、职能处室行政架构等，包括机构间的运作程序，有些已经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而行之有效。我们要做的是完善，是发扬优点、克服弊端，不是推倒重来，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第二，目前正在改革完善的治理环节。如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发布学术委员会规程，加强章程、理事会、教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等。这些，需要试点、完善和制度化构建，注重吸收成功的经验。
第三，国外大学治理结构的现状与经验。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学界对国外大学的认识和研究已比较深入。在内部治理方面，不同国家的特点，董事会、理事会、校务委员会功能，评议会、教授会构成与运转，校长遴选与责任，学部、学院等学术机构架构等，许多经验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2．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需要针对哪些问题
经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长期探索，当前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面对的问题是明晰的，而如何解决问题却不清楚。如大的改革方向有理顺高校内部领导决策体制、推进教师学术权力的有效行使、改革学术评价方式、探索多样化的治理模式、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章程建设等。进一步具体归纳，问题集中为三类：
一是权力关系问题。如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书记、校长的职责分工，大学与其二级学院的职权界限，教师、员工权力和学生权力等。这类问题看上去容易解决，其实特别难，关键是权力边界很难界定，常常交叉、交织在一起，而且还有利益纠纷。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是尽可能让职责边界清晰，甚至可以人为规定。
二是行政效率问题。如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工作运转、岗位责任等，也包括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治理。这类问题倒好解决，关键是规矩、公平、正气、监督，避免好处都要、责任推诿现象。
三是积极性激励问题。这类问题关乎质量和创新，涉及评价方式和机制，技术含量很高，不能简单处置。需要关注的重点是让学术人员有成就感，让每个岗位都有成就感，工作要细致和有针对性。
3．当前进行高校内部治理战略性架构的着眼点
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跳出已有的治理结构和当前大家关注的重点，进行战略性架构。架构的基础一是高等学校的学者共同体特征，二是高等学校的外部责任特征，需要把二者统起来、整合进行考虑。当前的重点是在不背离外部责任特征前提下，使学者共同体特征充分得以体现。也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学术创新，而这也就更好地满足了大学的社会职能。
第一，正视大学的“分裂人格”现象。现代大学已成为分裂的整体，既需要相对独立，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学术殿堂、社会理想的栖息地，又要联系社会，实现社会目标、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学子升学诉求。其实，教师、知识分子都是如此，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直存在。因此，高等学校治理要力求满足这双向需求。
第二，着力新型学者共同体模式构建。大学在成立之初是行会式的学者共同体，这其实也是所谓“教授治校”的本来面目。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职能的扩展，教授治校遇到困难，我们现在称之为教授治学。所谓学术权力，其实关键就是学者共同体特征的体现。英国的做法是：大学设置学术评议会、学部、学院及学院委员会等学术机构，负责安排或执行教学、科研等所有学术事务和活动，与以理事会为主的发展决策机制及校长负责的行政执行机制形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权力制衡格局。学术评议会是大学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享有制定大学学术政策的全部权力，是惟一和各个学部、系直接打交道的机构3；目前，教育部已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如何在学校层面形成以教师为主导的学术治理机制成为关键。而在院系层面，可设立教授会，为院系重大事务的决策机构，即把学者共同体的管理层次降低，在基层真实构建共同体的现实模式。
第三，限定学术型行政岗位。当前，大学的行政领导人多有教授头衔，这是有问题的，这样会破坏学术的神圣性和专业性，因为他们真实的工作是管理而不是学术。当然，领导水平一般比较高，也许过去还是专职学术人员，但从事管理工作后职责就发生了变化。只有那些与学术工作紧密联系的岗位可保留有关人员的职称称谓，如大学校长，主管科研、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教务处长、科研处长，院长及学术副院长等。这样，高校的大部分处以上岗位人员不再拥有学术头衔，他们是行政人员，考核的是管理才能和业绩，要从领导做起。而学术型行政岗位，领导人离职后不再享有行政级别待遇。
第四，扎实进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实现机制的探索，具体界定党委和校长的职责。党委的职责需要落在实处，一是大事，重大事项的领导权和决策权，如保证学校的办学方向、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组织章程的制定和修订、审批年度预算决算、组织发展战略规划的制订、牵头遴选校长、会同校长决定内部组织机构及其负责人人选等。二是协调重大关系，如组织协调理事会，协调学术委员会、教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等，发挥联系社会、群众等纽带功能以及对行政的监督。三是党务工作。这样，让党委成为大学的战略领导者、群众贴心者和行政监督者；校长是执行者，是行政首脑，按照党政分离的原则，校长在党委重大决策的基础上，独立负责学校行政体系的运转。不需要党委会议审议决策的事项由校长全权负责，定期向党委汇报。
第五，改革大学校长的产生程序。特色发展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对高等学校的新要求，因此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需要与所服务高校的使命相匹配，校长需要对特定高校的发展负责。在稳妥、有序、客观的前提下，在学校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改革校长遴选机制。为了减少日后的工作矛盾，可由党委书记牵头负责校长的遴选工作，再由主管组织部门予以审批。但校长一旦任命，书记和校长的岗位职责就要由章程来界定和约束。副校长实行内阁制，由校长提名，党委审查，上级任命，可以不受行政级别的限制。校长一旦离职，副校长也同时离任，并按程序更替。

Ⅸ 怎样理解大学治理体系

从起源来看，我抄国大学治理体系初步形成于建国后的高校院系调整时期，并在此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得以巩固和发展。结合当时的历史境遇来看，我国大学治理治理体系从本质上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诸多特点，比如计划管理，行政权力主导，管理过程缺乏灵活性和参与性等特征。大学治理体系决定着大学治理的制度与结构，大学治理能力则反映着大学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功能。

Ⅹ 什么是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启动实施的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战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它既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我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实力与自信，并率先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必然要求。
可以说，“双一流”建设，是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举措，它体现的一个重要价值意蕴是对当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展模式和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超越。

“双一流”建设不能简单照搬“世界一流”标准

中国的“双一流”建设，需要体现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超越。

“双一流”建设需要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可比的指标来衡量。“双一流”建设强调“世界一流”标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经验的视角来探寻我国“双一流”建设道路，完全走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双一流”建设必须超越这种发展道路。因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些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因此，“双一流”建设不能简单地照搬“世界一流”标准，还需要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要考虑如何建立由中国主导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提供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

美国著名学者阿特巴赫曾运用依附理论来分析全球高等教育的不均衡发展现象。他认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全球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是由世界各国的不均衡发展所决定的。位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学术平台、政策法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位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在世界科学发展、学术研究、知识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位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依赖于和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高校进行知识交流和人才培养。

教育部已在9月21日上午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包括A类36所，B类6所；原39所“985工程”高校全部入列，另新增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原“211工程”高校全部入列，新增25所非“211工程”院校。从这份名单看，“双一流”建设体现了在肯定以往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基础上稳中求进、平稳过渡的特点，以及以学科为基础，不搞终身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身份固化，体现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导向，激发了建设活力。

人才培养永远是高校的首要职能

由于“双一流”建设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进行“双一流”建设时也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偏差和误导。

“双一流”建设要防止对一流大学功能作狭隘化的理解。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的职能不断扩大，逐步由人才培养扩大到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高校之所以称之为高校，人才培养永远是首要职能。但是因为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成效难以测量，所以在现有评价体系中往往容易被弱化甚至忽略。人才培养是我国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基础的大学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它应该构成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特色的一个起点。“双一流”建设要关注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逐步影响和发展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双一流”建设要防止因过分强调竞争而加剧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双一流”建设不搞终身制，将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将根据建设周期对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重新确定下一轮建设范围。这必将进一步加剧高校之间的竞争。因此，在“双一流”建设中，虽然强调竞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中西部地区一些高校和学科，可能根据世界一流的标准来衡量，还达不到要求，但是国家战略需要，培养一流人才需要，我们仍然应该加强建设。

从历史经验看，我国一些一流学科甚至一流机构，有的当时甚至是一张白纸，但根据国家需要建设起来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仍然有许多与世界一流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国家急需建设的学科领域，对这些学科我们应该加强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对中西部地区一些居于国内一流的高校和学科，可以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和倾斜，将其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并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防止和避免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进一步加剧。此外，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其与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要通过“双一流”建设，推动各地区、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和学科的发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作者陆根书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