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

A. 如何认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中，将以往通常使用的“管理”改为“治理”，就是一大创新。深刻认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决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管理”到“治理”，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与外延有了巨大变化。“治理”是特定范围内各类权力部门、公共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多向度相互影响，是公共事务相关主体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平等参与，是各类主体围绕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协商互动。相对于“管理”在内涵上的单打独斗、居高临下，“治理”的提出是理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有利于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使相应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外延得到极大拓展。
“治理”的着眼点是促进社会参与。“治理”这一概念，强调的是社会各类主体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趋势看，世界各国政府管理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单向走向互动，总的追求是公共治理。这是由传统政府管理暴露的公共权力局限性决定的。我国正在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落脚点是“简政放权”和“促进参与”，不断创新社会参与机制、疏通社会参与渠道，促进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意味着今后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各类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具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和舞台。
“治理”的着力点是激发社会活力。从“管理”转变为“治理”，就是要突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共治，并为此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平台、完善多元主体平等协商的机制，从而激发社会活力。《决定》为此设计了几个着力点。比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为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决策创造条件、拓宽渠道。再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决定》强调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和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有利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又如，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社会参与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之一。为此，需要畅通有序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公正的民权民利保护机制，健全接访制度和司法干预程序等。
“治理”的落脚点是增进人民福祉。让社会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最终落脚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需要把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社会和谐、社会安全等作为社会治理的聚焦点。实现有效社会治理，公平正义是根本准则，改善民生是基本追求，社会和谐是重要表征，社会安全是底线保证。将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社会和谐、社会安全作为社会治理的聚焦点，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的目标追求，又明确了政府和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参与的范畴和使命担当。

B. 怎样推动从"管理"到"治理"转变

当前，治理理论已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
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那么，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则是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的集中呈现。
“政善治，事善能。”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变，折射出市委、市政府对“怎样建设成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成都”的担当和自信。
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提出了成都的阶段性目标——到2015年，在群众最期盼的改革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017年，在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成果；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若干领域走在全国改革前列，努力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进城市。

C.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其内涵有何区别

“治理”是一个古老的词语，中国历代都讲治理，并且积累了大量国家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但这个概念在近二三十年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比，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研究将“治理”拓展为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重点是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我认为，《决定》中指出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是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治理”要体现四个统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统一，法治与德治的统一，管理和服务的统一，常规管理与非常规管理（应急管理）的统一。
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跨越，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个“关键词”的变化，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深刻的转变。这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说明我国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采取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D.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其内涵有何区别

在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

E. 如何理解国家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区别

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的区别如下：

1、主体不同

“管理”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界分，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治理”往往指“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

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

2、权源不同

政府的管理权，在我国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是通过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授权方式，实现人民间接授权。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是通过自治、共治方式实现的。

公民社会不仅要自身守法，更应参与立法，推动良法建设，优化法律环境；不仅要用好社会准则，更要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准则的立、改、废，补上公众社会参与意识差、参与能力低的参政议政短板。

3、运作机制不同

国家治理是制度结构的合理安排和有效协调，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秩序的和谐治理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治理过程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互动。

“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刚性模式，而“治理”则是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横向流动的多向复合型模式，更注重协调性、灵活性。

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多向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5)从管理到治理扩展阅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F. “管理到治理”有何不同

当前，抄治理理论已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
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那么，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则是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的集中呈现。
“政善治，事善能。”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变，折射出市委、市政府对“怎样建设成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成都”的担当和自信。
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提出了成都的阶段性目标——到2015年，在群众最期盼的改革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017年，在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成果；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若干领域走在全国改革前列，努力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进城市。

G. 从“管理”到“治理”，变的是什么

当前，治理理论已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 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那么，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则是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的集中呈现。 “政善治，事善能。”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变，折射出市委、市政府对“怎样建设成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成都”的担当和自信。 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提出了成都的阶段性目标——到贰0依5年，在群众最期盼的改革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到贰0依漆年，在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成果；到贰0贰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若干领域走在全国改革前列，努力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进城市

H.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其内涵有何区别

管理是把现有的人和物有规律有计划地安排好，治理是把有问题的人和事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