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理

A. 如何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新时代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

新时代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形式，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主要是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B. 如何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

为规范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所出现的混乱局面，亟待加强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科学合理地规划智慧城市建设。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应该根据党的十八大有关促进新型城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战略出发，全面系统地规划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互融合的一条有效路径，不仅要服务于城市居民，也应该能够服务于城镇和农村居民。
2、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城市总体框架
与以往的城市信息化相比，智慧城市建设应该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充分应用以物联网、云计算、无线宽带、三网融合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二是与民生相关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为业务系统发展重点。智慧城市建设应该刷新当前城市信息化发展现状，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为人们呈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
3、智慧城市建设应该与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智慧城市建设将成为融合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智慧城市建设应该成为支撑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内需市场。在当前国际经济仍然持续低迷、针对我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这个庞大的内需市场对于促进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保障和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4、建立综合协调机制
智慧城市建设涉及面非常广泛，包括信息通信产业管理、城市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社区管理服务等诸多领域，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综合统筹机制去协调推进。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个综合、统一有效的机制去统筹智慧城市建设。从地方的智慧城市规划来看，最初主要是信息化主管部门主导，但是最近在一些地方，城市规划建设部门也开始规划建设"智慧城市"，最近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就在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从内容来看，信息化主管部门主导的好处在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效地整合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将现有的信息化管理资源融入其中，不足之处是信息化应用难以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具体业务项目上，而城市规划建设部门主导的优劣势则正好与此相反。
5、建立健全信息网络安全机制和体系
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我国根本没有技术和产业主导权，我国的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几乎是完全暴露在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的技术掌控之下，几乎没有安全可言。在以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的信息网络时代，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其潜在威胁也更大。为保障智慧城市的安全稳定运行，有必要从保障国家安全高度规划信息网络安全，整合当前分散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建立高效的信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6、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物联网与云计算时代，法律法规问题要比传统的互联网时代更加复杂。就我国而言，互联网法律法规建设存在大量"欠账"，许多的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处于无法可依状态。在物联网时代，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改观。

C. 如何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1、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
①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
②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
③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2、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①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
②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置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
③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3、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
①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②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③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1、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2、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3、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1、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2、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3、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1、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2、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3、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2、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4、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D. 简政放权 转变职能是城市社会治理吗

提问的朋友问题范围太大，我仅从企业部门的经济学角度回答。回溯撒切尔专的经济改革：国有私属营化，减税降费的政策，现在也在尝试。经济史上各国都在尝试所谓“大政府”“小政府”，但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在实践中受挫。现行的简政放权也是一种尝试，实体经济受束已久，各级政府负债较大。现在换一种方式，让企业主自寻增加利润的路，政府只需要做好基础建设，提供优惠政策，给点时间，让商人发挥逐利本性。这一过程中势必自下而上的提高生产效率，淘汰落后的产业。
回答的比较啰嗦，目的是从个人认为的本质深入思考近期的政策。

E.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哪些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来模式主要有以源下几种：
一是行政引导型模式。也有学者将其称为行政侧重型模式。行政引导型模式主要是指以政府的指导为主，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度较高，政府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体，行政管理手段是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
二是自治型模式。自治型模式的社区通常设置了社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政府将社区管理的有关职责交给社区，然后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社区运行机制，以一种间接协商的方式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三是混合型模式。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合作型模式。这种模式试图构建一种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政府对社区的干预较少，在培养、指导社区组织的过程中逐渐将管理职责让位于社区居民与社区组织。
四是企业主导型模式。这是一种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的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出现在资质、品牌、服务质量和企业形象都较好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的商品房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承担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主要职责，社区居民也乐于接受物业管理公司的安排，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各种社区活动。

F. 外来人口如何融入城市参与社会治理

外来人口社会管理新模式,旨在通过外来人口的积极参与、管理与服务的相结合以及提高服务的可获得性、构建梯度累进的公共服务获得机制等方式,使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

G. 外来人口如何融入城市参与社会治理

外来人口
社会管理新模式,旨在通过外来人口的积极参与、管理与服务的相结合以及提高服务的可获得性、构建梯度累进的公共服务获得机制等方式,使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

H. 如何加强特大城市精细化社会治理工作

一、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背景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然而，受到行政领域粗放式管理思维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习惯于运用笼统的、模糊的处理方式进行社会治理，表现为管理浮于表面，标准化程度较低，工作不到位等，导致“大概差不多”、“最后一公里”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使得政府既投入了成本，又无法收获预期的治理效果。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进入“体验政治”时代。“体验政治”的突出特点是：首先，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实际效果好与否，评判的对象是民众，民众根据自身的体验来评判。很多时候，虽然一些领导干部学历高、能力强，常常“5+2”、“白加黑”，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但往往吃力不讨好。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没有能够恰到好处地了解并且改善群众的体验，老百姓的用户体验并不好。其次，民众的体验更加偏重于“小事”。民众的体验更加深切地来源于自己家小事和不公正是否得到解决。因为这类的事是人民群众自己家的事，这种体验感或痛感非常地强烈。也许让办事群众多跑一两次冤枉路对于某些部门来说是小事，但群众对这样的小事的感受却远远深过对gdp增长的感受。因此，政府在做好大事的同时，更加关注群众的小事，让群众有更好的体验，是当前政府的重要任务。
五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正是要通过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从而改变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改善群众的体验。
二、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精细化”的理念最早由日本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之后推广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乃至政府管理领域。精细化管理是通过规则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运用程序化、标准化和数据化的手段，使组织管理各单元精确、高效、协作和持续运行的管理方式。与传统的粗放式、唯经验的社会治理模式相比，精细化的社会治理要求在充分尊重科学规律和运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社会风险的精准研判、社会需求的精准回应、社会矛盾的精准调控，进而推进社会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精细化”不能仅局限于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流程再造、结构优化等技术变革，还需在治理过程中倡导人文关怀，追求更好、更精致生活状态。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的结合。
社会治理精细化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粗放式”治理思维转换。精细化治理不追求颠覆式的改革，而是着重于细微内容深化和方式完善，为达到更高层次的治理状态进行积累。同时，克服“官本位”思想所造成的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弊端，塑造服务理念，重视人文关怀，以实现“人”的需求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改善民众的用户体验，做到“不以善小而不为”。二是管理服务细节化。要求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紧紧围绕着人，就是围绕人的生活、人的生活质量做文章。“做细”，就是社会治理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做起；“做小”，就是社会治理着眼于小问题，就是从小事情做起，比如养老、社区治安和社区环境。三是执行框架标准化。这是政府社会管理精细化的关键，有了标准才能使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明确化，才能将细致的管理理念通过具体的操作规范落实到实践层面，才能对管理行为和服务效果提供有效的监督和评判依据，促进治理成效的不断更新。
总的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既要求提供普遍的标准化的服务，又要针对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就对管理和服务的细节化和标准化提出双重要求。
三、努力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落实五中会全提出的“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首先要在理念上变自上而下的垂直管控为重视基层的协同治理，突出基层群众的需求导向，做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努力做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跨一个门槛、少走一道程序”，把简单的带给群众，把复杂的留给政府，让群众在家里小事上有更好的客户体验。理念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源头，要将重视“细节文化”的行政理念和治理思维作为一系列技术化、标准化、细节化社会治理的前提。
其次，从管理和服务标准化的视角出发，剔除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和流程，简化行政程序；形成强制各部门接纳认可的格式化、标准化的统一作业标准，促成规范行政；通过建立信息互联平台，破除参与治理各方的信息鸿沟，减少沟通成本。在这方面佛山市禅城区推行的“一门式”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再有，发挥基层社会的社会创新前沿阵地优势。针对当前社会治理存在的纵向深度不足，服务难以到位的问题，可以利用基层进行有限成本“试错”的途径，激发民间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不断尝试、调整，逐步完善当下社会治理的漏洞。注重发挥社区委员会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重视社区群众组织横向沟通的协调作用。
当然，社会治理精细化可以在更多领域实施。比如在公共安全、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实施标准化的流程再造，通过细节性的制度安排，科学防范每个环节的风险；在相对成熟的区域性、行业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加大数据整合力度，提高智能化水平，打造“互联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社会治理的不断创新、协调、共享理念。

I. 社会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区别是什么

社会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

基本任务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 。
一是促进社会自治，二是化解理性经济人与非理性社会人的矛盾，三是规范社会行为，四是监督和监测社会行为的社会效益。

城市管理是指以城市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对象，以城市基本信息流为基础，运用决策、计划、组织、指挥等一系列机制，采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围绕城市运行和发展进行的决策引导、规范协调、服务和经营行为。广义的城市管理是指对城市一切活动进行管理，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市政的管理。狭义的城市管理通常就是指市政管理，即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及城市运行相关联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一般城市管理所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狭义的城市管理，即市政管理。

概况分析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运行构成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城市管理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作为城市管理主体的城市政府,按照特定的目标和管理原则,采用特定的手段和组织形式,对管理对象的运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各项职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