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治理
❶ 为什么要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进行总体分析
转：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 城市化进程加快。1978 年到2004 年, 城市数量由193 个增加到661 个, 建制镇由2173 个增加到20312 个, 市镇总人口由1.7 亿人增加到5.4 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41.8%。如此迅速的城市化, 必将对我国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更大的冲击。巨大的人口压力、日益紧缺的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恶化, 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随着城市化模式在全球范围的迅速发展, 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 在显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不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一、存在的主要污染问题
一是城市水污染仍十分突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生活污水排放量迅速增长,1998 年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2001年, 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00.7 亿吨,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为227.7 亿吨, 其中生活污水COD 排放量比上年增长8%, 而同期工业废水COD 排放量则减少13.8%。目前, 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只有34.3%。城市河道成了纳污沟。大量生活污水直接排放使城市水环境恶化, 七大流域城市河段都形成明显污染带,还有一些城市的饮用水源也受到污染。
二是以北方城市颗粒物和南方城市酸雨为特征的城市大气污染依然比较严重。全国城市居民燃气普及率只有60.2%, 相当多的城市仍以煤炭为主要民用燃料, 大量燃煤造成煤烟型污染, 二氧化硫浓度年均值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占21%。许多城市受到酸雨侵害, 城市裸露地面多、建筑施工现场管理不规范、渣土垃圾粗放收运使得城市空气中颗粒物常年居高不下。在全国重点监测的338 个城市中,63.5%的城市达不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三是生活垃圾未得到妥善处置, 严重影响地表水、地下水的环境质量。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约1.18 亿吨, 仅有60%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处置, 每年有7900 万吨生活垃圾简易填埋或露天堆放在城市郊区、江河沿岸, 破坏城市( 特别是城乡结合部) 的自然景观。另外, 各城市第三产业、居民生活产生的各类废物都是混合收集的,医疗垃圾等特殊废物多没有专门的集中处理设施, 普通生活垃圾的处理或堆放, 成为传播疾病和污染环境的隐患。
四是大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越来越突出。我国已成为世界汽车第四大生产国和第三大消费国, 2004 年汽车保有量达到2742 万辆。近几年, 虽然采取了淘汰含铅汽油、限制汽油中其他有害物质含量、新车采用电喷加三元催化、出台新的排放标准等措施, 单车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但由于机动车数量上涨很快, 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在增加。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郑州、沈阳等城市氮氧化物污染较重, 交通干线两侧一氧化碳严重超标, 部分城市的大气污染类型已经由煤烟型转变为复合型。此外,道路增长与车辆增长不匹配, 现代化交通管理手段不足, 机动车行驶常处怠速状况,也是造成机动车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
五是噪声污染已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环境问题。交通、社会生活、建筑施工是主要的噪声污染源, 目前, 交通对城市噪声污染占70- 80%。在开展交通噪声监测的214 个城市中, 31.3%的城市处于中度或较重污染水平。在开展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的176 个城市中, 55.6%的城市处于中度或较重污染水平。一些城市在建设高架路桥改善交通状况时, 却往往未能很好解决高架路两侧的降噪隔声问题, 交通干线两侧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 城市绿化、城市人口等方面因素也是城市环境面临的重大问题, 城市生态失衡问题不断严重, “城市热岛”、“城市荒漠”等问题突出。同时, 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 加剧了资源环境供给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这些城市环境问题不解决, 将严重制约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解决城市污染的主要建议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要从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整体功能出发, 运用综合的对策、措施来整治、保护和塑造城市环境, 以达到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和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措施, 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 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以求保持生态平衡, 扩大有用自然资源的再生产, 保障人类社会的发展, 以协调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合理规划, 完善城市功能。遵循生态规律, 从城市环境容量和资源保证能力出发, 制定和实施城市总体规划, 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和发展方向, 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逐步解决城市功能区混杂问题,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2、治理城市水污染。所有城市都要制定改善水质的计划, 重点保护城市饮用水源。20 万人口以上城市要建立水源地水质旬报制度, 环保重点城市要实施生活饮用水源水环境质量报告制度。采用截污、治污、清淤、保证城市河湖用水、加快水体交换、维护城市湿地等措施, 使城市地表水按功能达标。综合运用价格、行政、科技和工程措施, 推行城市节水、污水处理及其资源化, 创建节水型城市。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量, 严禁超采地下水。
3、治理城市大气污染。提高城市清洁能源比例, 改善能源结构, 大中城市要建设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在人口稠密的市区逐步取消直接燃用原煤。促进西气东输沿线城市积极利用天然气。加快城市供热、供气能力建设。禁止在城市的近郊区内新建燃煤电厂和其它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企业。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鼓励开发和使用清洁燃料车辆, 逐步提高并严格执行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大中城市以及城市群地区要综合控制城市大气污染物的相互影响。按照生态要求进行绿化、美化、硬化, 加强建筑施工及道路运输环境管理, 有效控制城市扬尘。建立城市空气质量日报和重点城市空气质量预报制度。
4、治理城市垃圾污染。加快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等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垃圾分类收集、储运和处理系统, 在优先进行垃圾、固体废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基础上, 推行垃圾无害化与危险废弃物集中安全处置。建立废旧电池回收处理体系。2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医疗废物必须全部实现安全处置,鼓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5、治理城市噪声污染。加强对建筑施工、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噪声的监督管理。限制机动车、火车市区鸣笛, 对造成敏感建筑物声环境超标的交通重负荷路段, 采取降噪措施, 控制交通噪声污染。
6、做好重点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综合考虑城市规模、性质、区域分布和环境状况等因素, 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扩大到113 个, 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继续开展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 提升模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完善公众、社区和媒体参与城市环境管理的机制, 建立城市环境污染应急响应系统。
❷ 现代安全生产治理体系概念模型一个总体要求是什么意思
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
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依照我国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担负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使命，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国家治理涵盖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党的建设，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面。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一是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三是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四是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动乱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也要看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国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程度还不高，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农业、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为主要特征;如果说“熟人社会”难免是“人情社会”的话，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必然是法治社会。就是说，我国社会转型已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❸ 你如何理解“制度”和“治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理解的制度和智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这两个要一起运用管理。
❹ )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下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其实我觉得这种决定的话我们国家的大事我们要关注一点
❺ 综合治理措施总体配置应遵循的原则
1)应根据水土流失不同类型区确定各区的生产发展方向及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2)应根据规划区不同区的水土流失特点和开展工作的需要，以小流域为单元，分期分批进行。
3)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应以小流域四周分水岭为界，进行全面规划，建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4)根据流域内各类土地的适应性和发展生产的需要，确定土地的利用规划，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在不同利用的土地上分布配置不同相应的治理措施。
5)治理保护应与开发利用相结合，根据各类土地防治水土流失的需要，因害设防地部署各项治理措施，而各类治理措施的产品又要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通过坡改粮梯等基本农田建设，解决群众粮食问题；通过造林、种草和营造果园、经济林，解决群众燃料、饲料、肥料等问题，并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结合，建成商品生产基地，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群众脱贫致富。
6)不同类型地区的小流域，其治理措施各有不同，应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
7)小流域综合治理可分别在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小流域(流域面积20—50km2)，进行典型治理措施规划。
❻ 秦汉以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特征以及形成的原因
秦汉以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特征以及形成的原因？君主集中制，秦始皇奠定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
❼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本次两会社科界别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此来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没有总体规划，推进就容易走样
迟福林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
不过，迟福林认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政府过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统，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当前，社会方方面面对此有期待。迟福林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中央尽快制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总体规划。没有一个具体的“总体规划”，难免会把好事办走样。
“建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总体设想。”迟福林说，提出这条建议，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迟福林表示，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国的新局面。”
还有一点是回应社会期待。迟福林表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让人民满意，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让人民说了算。
在国家治理方面，迟福林认为，经过60多年的摸索，已经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如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国家制度等。不过，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还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国家治理总体规划要研究四大问题
那么如何设计、出台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规划？迟福林认为应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迟福林说，从现在的情况看，需要采取两个措施：首先，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建议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已进入一个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将是一个大趋势。现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资与消费不相适应、市场监管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为什么监管机构越来越多，但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消费不安全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合为一体。所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迟福林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样一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迟福林说，未来必须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机构调整。而关于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迟福林认为，橄榄形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无论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恐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近些年，我们一再呼吁尽快出台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规划以及调整相关的政策体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现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这样，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总体规模达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尽快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理论
在迟福林看来，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系统的理论作支撑。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对国家重大课题的攻关。迟福林认为，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论的攻关，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关，“建议把它作为国家重大课题。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依法治国等。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并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课题，应该组织力量进行国家重大课题攻关。”
二是，推进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从我国的情况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经济社会咨询研究，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因此，迟福林建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大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支持力度，对一些重要的咨询机构给予支持，并建议把对政策咨询机构的支持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资助的重要方面。
❽ 我国社会福利的整体治理思路是什么
加快推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全民覆盖与城乡统筹。现阶段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与发展所进入的全新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低水平、广覆盖”向“共享型”和“发展型”的转变阶段。毋庸讳言，“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尽管符合社会福利水平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根本原则，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撒胡椒面”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现阶段完成“广覆盖”向“全覆盖”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根据党的十八大所设定的“社会保障全民覆盖”的战略目标与时间表，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处于逐步走向“制度”“人员”和“服务”全覆盖的过程之中。为此，当前需要在巩固已有福利保障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就业、住房、教育、健康等方面的福利制度，同时通过深化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来实现城乡统筹和应保尽保。
强化第三部门在社会福利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开始兴起了多种所有制成分和多种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进程。结合目前社会福利社会化发展程度依然不够理想的现实，以及观念、体制、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当前是需要进一步强化“第三部门”重要作用的关键时期。一是应进一步完善第三部门参与社会福利提供及社会化发展的门槛和标准，以此明确具体的服务对象、范围和标准；二是应以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及其变化发展为导向，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引导第三部门的平衡发展和有序参与；三是加强对第三部门的宣传与监督力度，持续提高其自主性、影响力和自律水平。
着力构建和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传递与输送网络。在日趋混合或多元化的福利供给与治理模式之下，社会福利服务传递与输送网络的构建与完善，主要需要把握好行动能力提升、合作机制构建和输送路径优化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从行动主体能力的提升角度来看，政府部门的角色转变与市场和社会组织所承担的责任与功能的变化是同步的过程，而政府部门所设定的福利制度与具体政策，又影响和制约着市场与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与行动方式，因此就需要各个行动主体能够坚持创新变革和审时度势；从合作机制构建的角度看，各个主体间的平等互信是实现有效治理的最基本前提，而进一步理顺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关系实现合作与共赢，则是当前有效整合多元主体和实现治理目标的关键；从社会福利服务输送路径的角度来看，多元主体的多层次参与和有效供给，是社会成员多样化福利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的根本保障，因此应在破除角色困境和理顺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政策、资金和人才方面的扶持与绩效评价等手段来推动和实现福利服务输送路径的不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