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Ⅰ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首先，治理体系有失均衡。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在金融危机中虽受到冲击，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治理机制，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着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因而可望通过资本链与货物链向下游国家转嫁危机。危机发生以来，20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首次以平等地位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崭露头角，但仍不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第二，治理主体存在缺失。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数以百计的政府间组织，这些组织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推进国际治理。但是，现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缺乏主权国家享有的排他性公共权力，因而无法有效行使话语权。
第三，治理机制缺乏弹性。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均有待于适应全球治理新形势。20国集团虽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但仍停留在“临时性政治俱乐部”阶段，尚待建立和完善全球化监管机制、政策执行机制、治理主体结构，等等。
第四，治理客体存在争议。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因而需要通过国际制度或非制度安排，就需要治理的领域和具体问题达成一致。然而，世界各国对各类问题的关切度不同，因而围绕全球治理的议题设定展开激烈的博弈，围绕治理规则展开较量。
第五，治理效果有待彰显。缺乏监管机制的经济全球化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样，缺乏“同舟共济”精神的全球治理也不具有可持续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受国内政治或本国利益驱使，纷纷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优势，利用全球治理推销西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维护本国既得利益，而置他国利益于不顾。
第六，治理理论存在争议。回顾历史，全球化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然而，迄今为止，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主要停留在国家层面。进而言之，现行全球治理理论由发达国家学术界率先提出，因而有悖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
第七，需要适应国际法规。全球治理需要各主权行为体依法让渡一定的主权，并容纳更多的非主权行为体成为全球治理的伙伴。显然，上述行为直接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独立的原则相违背。如何处理好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各利益攸关方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八，国际社会亟待培植集体行动意识。从全球范围看，受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影响，各主要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各行其是倾向愈益明显。未来，南北国家之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地位失衡的状态均难有改观，任何新的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创立，只要无法得到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只得“绕道走”。

Ⅱ 怎么解决全球问题

全球化面临四大挑战

目前，全球化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1

第一，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既定轨道，“不合算”“吃亏了”的思想占据上风，对维护现有国际体系逐渐失去兴趣，推动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秩序“失序”、全球治理“碎片化”，都处于“自由漂移”状态或“自我驾驶”模式，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大，前途难卜。

2

第二，全球化主要参与方——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不仅没有及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反而不断激化，引发社会撕裂、精英与百姓阶层对立和对抗。

3

第三，全球化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给地缘政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4

第四，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困惑。当代出现的许多问题事实上都与文明之间缺乏对话与融合有关，无论是“西方中心论”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还是中东乱局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治社会秩序崩溃、难民潮涌现，或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从根源上看，都与文明、文化之间没有很好地交流、沟通、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

解决全球化难题需新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厦门金砖峰会的系列讲话中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又为改革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从世界历史发展和金砖自身发展两个维度来看待金砖机制，希望以“金砖+”等创新机制加强和拓展金砖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难题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有几重意义：

第一，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大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改写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是21世纪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现在仅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就超过50%。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路径，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克服南北发展失衡、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二，有利于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

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实力上升，世界格局出现

Ⅲ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
1.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2.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什么是全球化？我们真的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以往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过什么？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

科技进步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全球化的依托。交通的进步促进人员和物质产品的全球化，通讯的进步促进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当然，两类技术的作用经常分不开。互联网能调动资本，轮船也能传播精神。

抛开技术进步因素，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亦是关于资本之“主义”的全球化，即利润至上观的全球化——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讨论了全球化的这个本质。除了战争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里疯狂地追逐利润，每天24小时，从不疲倦。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体现为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的扩张。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包括国际化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若世界市场的扩张是必然的，全球化也是必然的。既然全球化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人们当然希望拥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四类变量无限多。既然人们无法预知所有的变量，只好依赖意识形态决定自己的立场。

对众多的支持者而言，全球化是一种基于世界大同理想的意识形态。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历史潮流。对众多的反对者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基于平等世界理想的意识形态。反全球化就是反对扩大贫富差距，反对霸权。意识形态倾向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笔者在这里不想谈论意识形态，只想就事论事。

我们正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

“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全球化比美利坚时代逊色吗？如果麦当劳、肯德基能体现全球化，中餐馆可是在上上个世纪就在世界各地登陆了，如今其普及程度远非美国快餐能比。我怀疑，今天的全球化被迅速膨胀的“新闻界”给夸张了。

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交通技术并没有飞跃的进步。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以轮船、铁路、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个时候移民是容易的，入境管理并不严格，护照也可有可无。美洲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住满移民，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改穿西式服装，改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钉，以及下南洋、闯西洋、赴东洋。

即便是资本流动，旧时代恐怕也未必差得远。100年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里存钱、取钱、借钱。那时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本输出被列宁看成传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据说，今天的全球化体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每天全世界有1万多亿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赌博投机，每年全球“热钱”高达400万亿美元。可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当今的国际贸易量才8万亿美元。国际金融赌博能影响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资本是经济的三要素之一，其根本意义在于促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效率。可是，用于国际赌博的“资本”促进多少效率呢？全球化的脊梁是工业和商业资本，不是“赌博资本”。

电力的使用，广播的兴起，电话的出现，新闻出版的普及，乃至后来的电视时代，上述任何一种通讯技术的进步，其意义未必低于互联网。因此，过去精神产品的全球化程度不亚于今天，精神产品的多元化也不亚于今天。否则，民主思想、共产党人的思想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意识形态怎样传遍19和20世纪的世界？除了巨额的“金融资本”，据说今天的全球化还体现为互联网的兴旺普及。互联网使得信息传输变得快捷和方便。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显然不是一回事，信息量的增大未必增加观念的多元化。今日美国人的观念并不比越战时更多元，也不比印度更多元。中国知识界今日的观念甚至不一定比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多元。比起今天的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大在思想上难道不是多元化得多？中国人现在的观念当然比20年前多元化了，但那并不是互联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冷战，绵延80年，切断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使冷战后开始恢复的国际交流显得突然和新颖。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但倘若某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早年，人员、物资、资本和精神的国际交流程度高于今天，我不会感到惊奇。

当然，我并没有说未来的全球化不会超过以往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征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是什么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结 语

为了“经济效益”，人们从辽阔分散、自给自足的乡村走入了城市。他们密密麻麻地住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赖，但只有依靠斤斤计较、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才能生存。城里的人们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可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在追求与众不同。惟有不同才能在生存竞争里脱颖而出。残酷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变成缺少道德感、失去了正义观的人，他们崇拜资本所带来的一切“文明”，或者根本就是崇拜资本本身。人们很自然便忘记阿富汗贫民的生命与世贸大厦里的生命是平等的。他们会为纽约2000多条“文明的”生命燃起祭奠的蜡烛，但绝想不到为阿富汗那4000多个“野蛮的”殉葬者焚一炷香。人类可以公然声称自私自利和弱肉强食是其本性，并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此的人类，只好用钢铁制造的防盗门来取代分隔家庭的篱笆，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来取代调解邻里纠纷的长老。当贫穷辽阔的地球村变成了繁荣细小的地球城，各自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武力也自然成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当国际化开始倾向于代指这样一个过程时???，今天的全球化用来区别一系列的趋势，很多是在二战后变得尤为突出。它们包括：

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标准的数目的增长，例如：版权法

国际贸易以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速度增长

由跨国公司控制的世界经济的股份的增长

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

更多的国际间的文化影响，例如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出口

文化多样性的减少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通过诸如互联网和电话等的技术使得共享的信息资源不断增长

移民的增长，包括非法移民

很多的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全球化支持者的组织看作是积极的，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受到政府和其它人积极地推动。例如，有这个样一种经济理论：相对优势使得自由贸易可以使得资源分配变得更加有效，并且对参与贸易的双方都有利。

二战后通过很多诸如关贸总协定等的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得到相当大的降低。特别是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提升自由贸易

商品：较少或消除关税；建立自由贸易区来降低关税

资金：减少或消除资金控制(资金控制会影响贸易发展)

减少、消除对当地产业的津贴补助金(达到公平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在国家间对知识产权法律进行协调（通常来说，是添加更多限制）

跨国界承认知识产权限制（例如，在中国获得的专利权可以在美国获得承认）

也有很多反全球化运动认识认为这些是有害的。

质疑中的全球化

对关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是只是一个说法还存在学术上的讨论。虽然这个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争论到这个现象在其它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人相信我们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简单的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说，全球化程度比国际化要深。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

Ⅳ 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发布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Ⅳ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谈谈“一带一路”在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

马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谈一谈。一带一路在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化，这个相当的好。

Ⅵ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