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区治理

⑴ 为什么要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1、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明确提出了优化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目标，旨在通过重塑经济地理格局，完善区域发展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强调要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级区域发展新战略。

2、通过重塑经济地理格局来彰显国家战略，不仅是中国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3、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相容并相互促进，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资源的优化配置，拓展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空间，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发展趋势。

(1)大都市区治理扩展阅读：

在新常态下重塑经济地理格局的区域发展新战略，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准确理解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

要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型放到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全球治理模式转变这一全新的国际背景当中来考察，通过重塑经济地理版图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国家区域发展新战略的完善结合。

二、准确理解全球治理模式变迁与中国第二波全球化改革红利之间的关系。

要从全球治理模式变迁这一国际背景出发，探索新常态下中国如何通过第二波全球化获取改革红利。

同时，要通过理论演绎来理解美国次贷危机如何引发全球治理模式的演变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通过第二波全球化改革红利实现全球价值链（GVC）向全球创新链（GIC）的战略转变。

三、准确理解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国家区域发展新战略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一国内背景出发，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式。不仅要从理论上廓清如何通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来选择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区域，而且要客观评价这些区域在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四、准确理解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职能可分离下的大都市圈协调发展的战略问题。

在大都市圈的行政中心职能与经济中心职能相互分离之后，基于不同的公平标准和效率标准，应当有不同的福利补偿手段与之对应，并且功能定位及战略协调措施也应当是因地制宜的。

五、准确理解战略性区域治理模式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在机制。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是双轮驱动的关系，关键是如何做好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联动与协调，包括新型城镇化与地区产业分布的协同与耦合。

⑵ 为了加快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国家采取了哪些战略举措(至少两例)

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分析不同区域城市群发展的经验教训，使区域的协调发展更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减少“有形的手”的干扰。
三是要充分发挥城市的整体功能布局，谨防过度依靠房地产开发实现城市发展，导致城市群建设沦为“造城运动”。
四是要加快推进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使资源要素配置更符合不同城市发展的需要。
五是要加快打破行政区划边界，使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之间更多依靠经济纽带形成连片发展格局。此外，还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群发展经验教训，及早预防和治理城市群发展中的“大城市病”。

⑶ 大城市病的治理，重点是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 对还是错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⑷ 我国实施大都市发展战略存在的制约因素

对大都市区的治理既是创新大都市区行政管理体制，促进我国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推进我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尚处在探索中的大都市区治理机制，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诸多制约因素。不过，站在全球视野来看，目前我国大都市区治理进程中遭遇的瓶颈之困，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曾遇到过。
中国大都市区治理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以东部沿海地带的开放城市为龙头，我国大都市区迅速成长起来。大中型城市内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拉动了区域内与区域间生产、运输以及消费，使得城市极化功能得以显现，中心城市对区域内其他部分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然而，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都市区不断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治理瓶颈日渐凸显，严重制约着我国大都市区的持续发展。
1.区域治理理念滞后。
由于当前我国在大都市区建设和管理中，主导思想仍是“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管治理念，即注重管理的“硬件”(城市基础设施)，轻视管理的“软件”(人文环境和人的素质)。(1)“重建轻管”会导致投资效益低下，建设项目无法发挥作用，城市功能难以充分体现，其具体表现为：城市管理投入与建设投资增长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因管治滞后导致建设好的设施得不到很好的维护。
(2)管治理念的“单一化”，主要表现为：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和物质性扩张；把“管治”理解为政府单一主体的行为，并以行政性行为为主导。“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管治理念，已远远不适应国家、市场、政府之间各个层次的各种需要，也不能积极回应大都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区域治理主体单一。
在大都市区内，缺乏真正行使区域协调性职能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独立性又不强，治理主体“权”、“利”界限不明。对于一个面积和人口都极为庞大的都市区来说，如何做到统一管理，实现利益整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根据治理理念，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均是大都市区治理的主体，但是，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目前也只是理论上存在的治理主体，要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缺少自主性。实际上，政府是唯一的管理主体，相对于其他主体在治理权利享有上的匮乏状态，政府的权力处于一种过度饱和的状态，所以政府官员就可能出现权力的“寻租”。此外，行政区域分片分块、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通，遏制了大都市区发展的动力。
3.行政管理制度障碍。
在我国，地区间条块分割严重，各级行政区自上而下行成层次状体系而缺乏横向协调机制，这给大都市区各发展单元间的有效协作带来了巨大障碍。
(1)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行政体制呈现出围绕上级政府的高度分割型，这给大都市地区多市镇政府间的协作，带来了制度性的障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市管县”，这种体制决定了我国的城市管理内容庞杂，从城市自身的治理，到对县域经济的指导以及领导农村地区村民自治，还要负责辖域内的思想教育、组织管理等等。政府职能复杂，一方面会导致政府机构膨胀，行政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会使城市政府无暇有效探索市、县的合理发展道路，行政效率下降。此外，通过地级市来统计区域城市化水平，往往会得出大大高于实际水平的结果，这不仅会误导我们对大都市区真实情况的了解，而且会对大都市区体制的探索起到揠苗助长的消极作用。
(2)干部任用体制。我国“对上负责”的干部任用体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独特的府际关系，即“相互阻隔的横向关系”和“相对顺从的纵向关系”。这种纵向管理机制体现到大都市区的治理方面，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会导致行政资源的浪费，造成城市政府管理的不经济性；二是造成政府管理的低效率，城市(大都市区)政府很难依靠单纯的行政手段有效解决日益庞杂、层出不穷的城市问题，甚至使一些问题成了久拖不决的难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都市区管治中特别强调建立更高层次协调机构的原因所在。
4.政府协调职能缺位。
过去，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资源流动主要表现为纵向上的流动，政府机构以及政府职能也是按照自上而下、科层式的模式建构起来的，它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点经济的需要；现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在经济高度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大都市区内，资源和产品需要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间自由流动，不能有地域间的人为阻碍，在制度方面要求实现平等竞争，遵循同一的市场规则，这呼唤政府职能由管治、管理向服务、协调转变。此外，随着大都市区的发展，一部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需要跨越各个城市的管辖区域提供服务；各城市间面临着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共同问题，需要彼此合作进行应对。然而，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政府，其职能仍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服务与协调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位问题。
此外，行政经济区与大都市区发展间的矛盾，也是我国大都市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行政经济区是指在既定的行政区划范围内，由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是我国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应中央权力下放与市场经济走向活跃的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搞活地方经济的职能。在目前的城市行政组织和管理体制下，各城市从追求自身发展出发，极易滋长地方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人为设置行政障碍，画地为牢，使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逐渐离散，导致各城市均以行政区域为界，相互封闭，建立起“小而全”的经济体系。可见，“诸侯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理念正好背道而驰。正如刘君德先生所讲“中国大都市区行政组织和管理矛盾的实质是各种利益的冲突”，它限制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生长和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极大地抑制了大都市区的持续发展。

⑸ 为何说城市发展的同时需要治理大城市病

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专家表示，城市发展的同时需要治理大城市病。

最后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希望城市发展的同时，大城市病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⑹ 西方国家大都市治理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一、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理论背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政治上，民众公共需求的不断增强与政府的软弱无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与政治冲突并存;经济上，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造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高福利造成了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社会方面，吸毒、犯罪、失业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在这些问题面前几乎束手无策，社会整合程度大大降低。所有这些都呼求人们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反思，要求政府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重大调整。豍在此背景下，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和模式应运而生。它主张将政府治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将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引入公共部门，通过组织与管理的再造来提升政府的服务品质，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府改革运动，并将其作为行政革新的主导性思想之一。哈佛大学的卡马克对世界上123个国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研究发现，80%的国家进行了公共管理改革，如表所示:表1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公共管理改革如上可见，新公共管理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公共管理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及到其他西方国家。

二、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一)西方政府体制内的改革实践1.转变政府职能，决策与执行分开。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的影响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98年宣布批准《改善政府管理:下几步》改革方案，到1995年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执行机构已经达到97个，在执行机构工作的公务员已经达到27.7万人。竖荷兰中央政府于1990年发起了“大效率”的改革，促使政府执行事务进一步自主化。与欧洲国家相比较，新西兰执行机构化的改革较为彻底且成效显著。机构改革后，新西兰中央政府有17个政策部、11个提供服务的部门，还有3个部门兼有政策和服务两种职能。豏2.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公务员制度。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对传统文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包括调整文官的管理机构、削减管理人员，废除不必要的管理法规、放松管制及改革职位分类制度和工资制度等。1979年上台执政的撒切尔夫人对文官制度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文官队伍，向非特权化方向发展。总之，西方各国政府在精简机构，减少公务员数目上都取得了显著地成效。英国中央机关公务员1979年为75.2万人，到1974年减到53.3万人;新西兰由1984年的8.8万人，减到1998年的3.3万人;澳大利亚从1990年至1997年，公务员减少25.7万人;美国从1993年至2000年联邦政府裁员27万余人。丰此外，为提高公务员的政治回应性，各国也相应设置了公务员系列。1981年加拿大设立了高级公务员之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设立了高级公务员系列，英国于1996年也创立了高级公务员的组织层次。

三，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放松规制是新公共管理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成为西方各国所倡导的行政改革的主题之一。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掀起了以放松规制，健全政府内部运行机制为基本取向的内部管理改革运动。1998年3月，美国各联邦机构删除了大约64万页的内部规制，删除了大量联邦规制，缩小了审批事项的管理范围。日本政府从1977-1994年进行了十多次大小不等的放松规制的改革，进一步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澳大利亚政府于1985年在放松规制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下放审批权限;废除失效的、过时的审批条例;明确界定不同行政层级的条例审批权限。

四，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分权与权力下放。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影响下，1982年法国进行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大调整，这一改革主要内容集中于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如1984年转交了交通运输、社会活动和司法等方面的权限，1985年转交了教育、文化和环保等方面的权限。豑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地方分权的力度。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执政时期，推行分权化改革，实行“新联邦主义”，并公开宣布将权力、资金和责任转向人民。

五，借鉴和引入企业管理方法和技术。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新西兰在1988年开始推行“政府部门法案”为蓝本的改革;加拿大于1990年发表题为“加拿大公共服务2000”的政府改革指导性纲领;美国于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这些改革都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即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西方政府体制外的改革实践

1. 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营建政企间的伙伴关系。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调整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说，调整政企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推行私有化、公私合作等形式。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在调整经济政策、民营化、公共服务承包等为内容的政府改革时，采取国有企业私有化形式，并鼓励公私竞争。1979年美国联邦政府新政部门用于向承包商购买公共服务的经费是230亿美元，到1989年则为480亿美元。

2.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倡导的“再造政府”运动的原则，就是建立“社区服务”，即授权社区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相关的教育、卫生等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与参与权，扩大社区在提供服务与管理上的作用。此外，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它在弥补市场失灵及政府能力不足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市场化推进了社区、非营利性机构在参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促使政府角色由“划桨”转向“掌舵”。

3.密切政府与公众的联系，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根据“顾客”的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以顾客驱动机制增强政府的回应性，以满足社会公民多样化的需求。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提出了公众是顾客，政府为顾客服务的原则，梅杰政府时期进一步提出“顾客导向”的观点，并以宪章的形式把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标准、责任等公之于众，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展了“重塑政府运动”，提出了“顾客导向”的原则，并力求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也都相应提出了“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

三、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浪潮，这股浪潮最终演变为一种国际性趋势，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调整政府职能结构，最大限度发挥和提升政府能力以求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愿景。理论思想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西方国家改革的实践给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思想观念的转变是推行政府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理论思想的酝酿成熟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政府必须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借鉴和引进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树立以人为本、顾客至上的执政理念。

2.强化立法，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政府顺利实施改革的保障。我国是一个法治化国家，众所周知，法治化之下的政府权力是有限权力。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这样认为，公共权力具有对价值的稀缺资源进行权威分配的功能。然而，我国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实施的公共权力“实质上是公共利益的分配过程，公民所得到的公共利益来自于政府，但直接决定谁享有公共利益的则是政府的公职人员。”艳从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纷纷推出了相关法律作为推行改革的保障，在法律的护航下，西方政府改革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因此，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有完善的法律为依托。

3.重组流程，提高效率。追求效率是政府改革的出发点。新公共管理主张建立“企业家型政府”，西方政府在实践中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就管理方式上而言，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借鉴和引入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对政府管理方式进行重新整合即政务流程再造，电子政务的推行则是提高效率的集中体现，也是政府管理领域的一种新趋势。因此，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应积极推行电子政务，通过服务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

4.找准定位，转变职能。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转变行政职能这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和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改革逐渐对政府进行了角色的重新定位，放松政府管制。比如英、美、法日、瑞典等国政府陆续放松了对航空、铁路、能源、电信、银行等行业的管制，实行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寻求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均衡点。我国在政府改革过程中也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将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交由市场去做，政府要无为而治;将那些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事情，政府应有所作为，要建立起多元互补机制。

⑺ 如何有效治理大都市区

这个问题很大，要从多种角度进行治理才可以。

⑻ 如何加快治理大城市的雾霾污染

毋庸置疑，根治雾霾，亟须科技的力量介入。在宏观层面，国家需要从工业布局、经济转型、产业调整等方面进行调整，但具体到每一个针对雾霾治理的措施，“无科技则难言成功”。加快产业调整，需要大力发展高科技，并对传统生产的工艺进行改进；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固然可以通过摇号限行加以控制，但也需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机动车尾气排放量；缩减工业燃煤和火电，更须对煤炭进行脱硫处理，并尽快发展新型替代能源……可以说，要将空气中的PM2.5的含量尽可能降低，让雾霾散去，蓝天重现，科技大有可为，科学家大有可为，中科院大有可为。
当前，中科院已经建立了完备的雾霾监测站。目前已在全国布设了由40个站（点）组成的大气污染化学联合观测网，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中科院将继续完善观测体系，并将利用立体观测、实验模拟和数值模拟手段，开展大型联合观测研究。
此外，中科院还在生态中心成立了整合现有相关研究基础条件和设施、集研发与系统集成为一体的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研究基地——“大气污染控制中心”。其研究方向包括大气污染物源辨识；大气污染数值模拟与协同控制方案；污染物监测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制；重点污染物控制技术研究等多项内容。

⑼ 如何加强特大城市精细化社会治理工作

一、深刻理解“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背景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然而，受到行政领域粗放式管理思维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习惯于运用笼统的、模糊的处理方式进行社会治理，表现为管理浮于表面，标准化程度较低，工作不到位等，导致“大概差不多”、“最后一公里”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使得政府既投入了成本，又无法收获预期的治理效果。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进入“体验政治”时代。“体验政治”的突出特点是：首先，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实际效果好与否，评判的对象是民众，民众根据自身的体验来评判。很多时候，虽然一些领导干部学历高、能力强，常常“5+2”、“白加黑”，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但往往吃力不讨好。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没有能够恰到好处地了解并且改善群众的体验，老百姓的用户体验并不好。其次，民众的体验更加偏重于“小事”。民众的体验更加深切地来源于自己家小事和不公正是否得到解决。因为这类的事是人民群众自己家的事，这种体验感或痛感非常地强烈。也许让办事群众多跑一两次冤枉路对于某些部门来说是小事，但群众对这样的小事的感受却远远深过对gdp增长的感受。因此，政府在做好大事的同时，更加关注群众的小事，让群众有更好的体验，是当前政府的重要任务。
五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正是要通过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从而改变以往粗放式和经验化的管理思维，改善群众的体验。
二、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精细化”的理念最早由日本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之后推广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乃至政府管理领域。精细化管理是通过规则的系统化和具体化，运用程序化、标准化和数据化的手段，使组织管理各单元精确、高效、协作和持续运行的管理方式。与传统的粗放式、唯经验的社会治理模式相比，精细化的社会治理要求在充分尊重科学规律和运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社会风险的精准研判、社会需求的精准回应、社会矛盾的精准调控，进而推进社会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治理精细化”不能仅局限于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流程再造、结构优化等技术变革，还需在治理过程中倡导人文关怀，追求更好、更精致生活状态。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刚性管理与柔性服务的结合。
社会治理精细化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粗放式”治理思维转换。精细化治理不追求颠覆式的改革，而是着重于细微内容深化和方式完善，为达到更高层次的治理状态进行积累。同时，克服“官本位”思想所造成的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弊端，塑造服务理念，重视人文关怀，以实现“人”的需求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改善民众的用户体验，做到“不以善小而不为”。二是管理服务细节化。要求把社会治理做“细”、做“小”，紧紧围绕着人，就是围绕人的生活、人的生活质量做文章。“做细”，就是社会治理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做起；“做小”，就是社会治理着眼于小问题，就是从小事情做起，比如养老、社区治安和社区环境。三是执行框架标准化。这是政府社会管理精细化的关键，有了标准才能使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工作明确化，才能将细致的管理理念通过具体的操作规范落实到实践层面，才能对管理行为和服务效果提供有效的监督和评判依据，促进治理成效的不断更新。
总的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既要求提供普遍的标准化的服务，又要针对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就对管理和服务的细节化和标准化提出双重要求。
三、努力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落实五中会全提出的“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首先要在理念上变自上而下的垂直管控为重视基层的协同治理，突出基层群众的需求导向，做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努力做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跨一个门槛、少走一道程序”，把简单的带给群众，把复杂的留给政府，让群众在家里小事上有更好的客户体验。理念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源头，要将重视“细节文化”的行政理念和治理思维作为一系列技术化、标准化、细节化社会治理的前提。
其次，从管理和服务标准化的视角出发，剔除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和流程，简化行政程序；形成强制各部门接纳认可的格式化、标准化的统一作业标准，促成规范行政；通过建立信息互联平台，破除参与治理各方的信息鸿沟，减少沟通成本。在这方面佛山市禅城区推行的“一门式”服务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再有，发挥基层社会的社会创新前沿阵地优势。针对当前社会治理存在的纵向深度不足，服务难以到位的问题，可以利用基层进行有限成本“试错”的途径，激发民间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不断尝试、调整，逐步完善当下社会治理的漏洞。注重发挥社区委员会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重视社区群众组织横向沟通的协调作用。
当然，社会治理精细化可以在更多领域实施。比如在公共安全、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实施标准化的流程再造，通过细节性的制度安排，科学防范每个环节的风险；在相对成熟的区域性、行业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加大数据整合力度，提高智能化水平，打造“互联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社会治理的不断创新、协调、共享理念。

⑽ 那些大城市治理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曲阜利用孔子故里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优势，把发展城市文化、培植城市个内性、突出容城市特色，作为重要的资产来经营，使城市这份国有资产不断升值，实物资产比5年前翻了两番，使曲阜成了外商投资的热点。其实现在很多城市，都有可以深挖的本地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