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治理中

A. 如何改革我国高校学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产生的,学术性是其最本质的属性之一。时至今日,尽管大学的职能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但大学以知识和学术为核心的组织系统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因此,学术管理即为大学管理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核心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作为学术管理核心部分的学术管理组织,也理应予以充分重视。然而在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学术管理组织的建设以及运行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职能不全,机构设置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学术管理组织发挥其应有作用,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探讨大学学术管理组织及其运行的问题与对策,对于充分发挥学术管理组织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组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内容、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等。第二章概述,对学术管理组织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整体概述,并阐述了大学学术管理组织的特点以及职能。第三章则阐述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组织的运行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则试图提出对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组织建设的建议,即从学术管理组织外部环境、内部职能以及运行监督三方面促进学术管理组织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职能。
文章采用文献法、历史法和调查法,以整体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了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组织的运行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并且尝试把公共服务理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与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组织运行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为大学学术管理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同时在内部建立组织成员共同愿景,以利于其功能的完善和发挥,具有创新性。

B. 什么的优势在此次抗议战争中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高校治理关键因素

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在此次抗议战争中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高校治理关键因素版。

依法治国，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2)高校治理中扩展阅读

发展需要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C. 什么是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启动实施的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战略，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它既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我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展露实力与自信，并率先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必然要求。
可以说，“双一流”建设，是为世界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举措，它体现的一个重要价值意蕴是对当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展模式和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超越。

“双一流”建设不能简单照搬“世界一流”标准

中国的“双一流”建设，需要体现对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超越。

“双一流”建设需要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可比的指标来衡量。“双一流”建设强调“世界一流”标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高校、一流学科经验的视角来探寻我国“双一流”建设道路，完全走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双一流”建设必须超越这种发展道路。因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些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因此，“双一流”建设不能简单地照搬“世界一流”标准，还需要以中国特色为统领，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要考虑如何建立由中国主导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提供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

美国著名学者阿特巴赫曾运用依附理论来分析全球高等教育的不均衡发展现象。他认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全球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是由世界各国的不均衡发展所决定的。位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学术平台、政策法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位于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在世界科学发展、学术研究、知识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而位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则依赖于和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高校进行知识交流和人才培养。

教育部已在9月21日上午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包括A类36所，B类6所；原39所“985工程”高校全部入列，另新增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原“211工程”高校全部入列，新增25所非“211工程”院校。从这份名单看，“双一流”建设体现了在肯定以往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基础上稳中求进、平稳过渡的特点，以及以学科为基础，不搞终身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身份固化，体现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导向，激发了建设活力。

人才培养永远是高校的首要职能

由于“双一流”建设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进行“双一流”建设时也要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偏差和误导。

“双一流”建设要防止对一流大学功能作狭隘化的理解。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的职能不断扩大，逐步由人才培养扩大到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高校之所以称之为高校，人才培养永远是首要职能。但是因为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成效难以测量，所以在现有评价体系中往往容易被弱化甚至忽略。人才培养是我国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基础的大学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它应该构成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特色的一个起点。“双一流”建设要关注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逐步影响和发展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双一流”建设要防止因过分强调竞争而加剧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双一流”建设不搞终身制，将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将根据建设周期对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重新确定下一轮建设范围。这必将进一步加剧高校之间的竞争。因此，在“双一流”建设中，虽然强调竞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中西部地区一些高校和学科，可能根据世界一流的标准来衡量，还达不到要求，但是国家战略需要，培养一流人才需要，我们仍然应该加强建设。

从历史经验看，我国一些一流学科甚至一流机构，有的当时甚至是一张白纸，但根据国家需要建设起来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仍然有许多与世界一流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国家急需建设的学科领域，对这些学科我们应该加强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对中西部地区一些居于国内一流的高校和学科，可以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和倾斜，将其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并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防止和避免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进一步加剧。此外，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其与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之间的关系。要通过“双一流”建设，推动各地区、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和学科的发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作者陆根书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

D. 学校七大专项整治行动是指哪些方面

(1)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回；(2)积极稳妥推进公车制答度改革，努力解决“车轮上的铺张”这一难题；(3)继续解决好领导干部多占办公用房问题，推进办公用房资源公平配置和集约使用；(4)抓好“三公”经费、会议费等预算管理，继续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从源头上斩断不良作风的资金链；(5治理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培训中心、疗养院等问题，防止这些机构成为不正之风的法外之地；(6)继续整治“会所中的歪风”，防止其成为奢靡腐败的温床；(7)加强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等的规范，坚决堵住铺张浪费的漏洞和后门。

E. 无论是对我国高校治理还是对推动整个高等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娶老婆没钱了

F. 如何健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保障学校权利依法依归行驶和有效监督

一、按照层级明晰权责利一致原则，建立与法人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学校管理机构
事业单位法人结构治理，是从效仿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伸来的，目的是建立现代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落实事业单位自主权，确保公益目标实现，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和事业单位自身的健康发展，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益服务需求。在学校实行法人结构治理，就是指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举办者(出资人)、决策者、管理者和教职工等权益相关人之间建立的有关学校运行与权利配置的一种机制或组织结构，以及通过这种组织结构形成的责权利划分、制衡关系和配套机制(决策、指挥、执行、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等运行规则构成的有机整体。
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现代学校中，只要利用了国有资产就应建立学校理事会，并由这个理事会来承担办学责任。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不同机构依据不同的职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与制衡，以保障学校的正常决策和管理秩序。通过这一结构，出资人将自己的资产交由理事会托管；学校理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相当于企业的董事会，作为拥有治理权的常设机关，全权负责学校的管理活动，拥有对学校法人财产的支配权，对学校校长的选聘、奖惩以及解雇权；校长（即实行校长负责制的管理层）是学校以校长为首的校内运转的执行机构，相当于企业的总经理，受聘于理事会，作为理事会意志的执行者，在其授权范围内管理学校，负责学校日常事务的管理。同时学校应配有以教代会、家委会、社区委员会为主体的监督反馈系统，形成民主决策机制与系统自我调整机制。理事会必须有自己的章程，并按章程行使职权。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决定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经费投入、校长任免、预决算和办学效益评估等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在现代学校中，师生员工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学校理事会——校长（管理层、党组织）——监事会（教工组织、家长、社区组织）等共同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校长带领下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于现代学校内部的运行，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共通的，即理事会与校长的关系是掌舵与划桨的关系，校长与学校职能部门的关系也同样是掌舵与划桨的关系。学校内部的组织机构、岗位设置、职责制度、工作程序、自评调整机制都应根据这一基本原则予以设计与实践。
校长是现代学校的CEO，他的任务是通过建构(价值、信仰、目标、途径)——建立(共同愿景)——带领(员工行动)—再建构……使学校得以持续发展；通过校内分权使学校成员都成为有使命感的组织成员而不是雇佣者；通过必要的制度建设，使学校形成“依法治理”、高效运行的组织。
二、围绕法人治理结构特点，兼顾出资人的权益和社区居民的关切，构建学校组织制度，科学组建理事会，民主选聘学校校长。
法人治理结构讲的就是决策、执行和监督之间的法律关系，其特点也就是让决策权、监督权与执行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相互合作。同时应以建设现代学校为目标，充分考虑与片区生源适度的办学规模，集中资金，优化资源配置，从而达到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的目标，提高教师队伍的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使更多的学生接受到优质教育，满足家长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根据当地财力供给和支撑的状况，兼顾出资人的权益和社区居民的关切，构建学校组织制度，科学组建理事会，民主选聘学校校长。
一是建立完善理事会章程，选举产生学校理事会成员，在校内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事会章程中要明确理事会组织形式、职责、权力和义务，理事会成员的资格条件及产生办法，理事会议事规则，章程修改办法等内容；要根据学校教育覆盖的片区范围和办学规模，确定理事会人数。理事会的工作必须依据理事会的章程来开展。组建理事会应当由举办者（出资人）、教职工代大会、家长委员会、社区委员会推选的人员组成，在举办者（出资人）较多的学校，也可以由出资人（或股东大会）选代表参加理事会，联合学校代表、社区代表和教育界知名人士或社会知名人士共同组成。各方都应当遵循理事会章程关于成员名额的规定，理事会成员名单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理事会议选举产生的理事长负责主持理事会的日常工作和组织召开理事会会议。对进入理事会的成员必须把握2个关键点：1、进入理事会成员应当以不增加学校的负担，不在学校经费中开支为前提，宜是政府公职人员，使用国家编制由财政供养的教师应有适当的比例；2、理事会的成员结构应多元组成，也就是理事会的人员必须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理事会的成员要由举办者（出资人）或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社区代表等具有代表性的人员组成，且1/3以上的人员应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
二是建立健全监事会制度，引入社区、家长的参与和监督。社区与家长是现代学校办学的一大资源，现代学校不应自我封闭，使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没有什么机会，而是通过理事会的形式广泛吸纳愿意捐资助学的社会力量，通过理事会议选

G. 如何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措施
一、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攻坚重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激发体制活力、促进科学发展的过程。在高等教育领域，宏观上简政放权、微观上激励搞活一直是改革的主旋律，目的是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为此，分别进行过轰轰烈烈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目前开始着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得到凸显。
1．体制改革 “突破性进展”后剑指何方
1978年以来，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改革探索，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于世纪之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突破条框分割的局面，建立起“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之后，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增长，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
因此，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是大的改革方向没有变，但为了质量提高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管理手段上加强了调控，如实施了一些项目工程、开展了检查和评估工作等，教育主管部门甚至还回收了部分以前已下放了的一些权力；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却在加大，如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人事制度改革，但由于主要面向教师群体，有称赞也有争议，实施效果打了折扣。
那些年，发展成为事实上的主旋律，也逐步暴露出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冲突、学术评价向数量导向偏离、办学条件不足等问题。
2．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逐步成为热点
现代大学制度涉及政府、社会与高校的关系及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既涵盖原来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也面对后来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听起来还比较响亮，因此自提出后特别在《教育规划纲要》制订前后迅速成为显学。笔者曾经专文探讨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异同1，认为二者改革目的一致、改革内容相近、改革路径相同、改革重点相关，但前者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重在解决权力集中问题、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过程，后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在规范权力的结构、是政府、市场约束下的学校自我建设过程。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学校内部治理的协调、规范任务更为突出。
《教育规划纲要》提到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四项内容——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扩大社会合作、推进专业评价，均涉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完善治理结构包括内外部两方面的关系，外部关系中使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方向是明确的，教育主管部门近期转变职能放权的力度也比较大，而目前社会经济的转型又使得稳定发展的压力突出，因此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将构成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加强章程建设涉及大学使命、目标定位、事实描述、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内部架构与运营是重中之重；扩大社会合作既针对今后办学的方向，也包括组织机构的应对；推进专业评价是外部对学校施加影响的方式，也是学校内涵式发展的要求。以上，表明在后续工作的推进中，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攻坚重心。
3．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总目标中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这既是执政党需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健康科学发展重要保障。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开篇第一部分标题就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二级标题“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里，提出了“完善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加强高等学校章程建设，促进学校加快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制订落实加强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意见，制订直属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落实《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等具体内容。
制度是一种激励，创新能力提高和创新人才培养都与制度性因素相关；制度又是一种约束，是对权力的规范与约束。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要切实能对学术创新和人才成长起保障作用，并体现对外满足社会、对内自我约束、学术创新发展、大学战略管理、师生共同参与的多目标要求。治理方式满足了这些要求，也就实现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得以提升的原因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重要性凸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改革的节点到了这里，不突破很难继续前进，如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也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但不少问题久攻未下；二是它与其它改革间的关联性上升，相互影响和制约，如高校的特色发展、自主办学权力的落实、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等。因此，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成为当前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进一步阐述如下：
1．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不仅要激发发展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构筑起保障活力的体制环境和治理结构，实现持续和科学发展。高等教育改革从扩大办学自主权、到建立高校法人制度、再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直至目前的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科学发展的意图十分明确。但是，我们提出的目标还没有达到。过去每一个目标、每一段理念阐述得都很美，但缺乏具体的治理结构设计。目标不能适时转化为制度，不能操作，只能沦为空洞的口号。例如，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教育法》、1998年《高等教育法》有关学校地位、制度关系的描述和规定，至今看来仍不过时，夸张地说如果它们当时真正实现了的话，也许就不会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提法了。这也许就是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既有行政权力行使不当的问题，也有高校在获得更大办学自主空间后办学走偏的问题。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大学制度的一般规律方面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的，问题出在治理结构的不科学，很好的理念没法用治理结构来保证。比如，不断出现的放权收权循环、学术寻租现象、学者追逐官位、学校过于行政化、官学商通吃现象等问题，早期可能是认识上的原因，后来则完全是治理结构所致。这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创新，创新需要制度来保证。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就是因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的需求，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
因此，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与扩大办学自主权是共存的，办学自主权须由规范的治理结构来保障和约束，要通过依法治校、按章管理使每一所学校都能有效行使自己的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只有当高等学校既有自我发展的自主权，又有适当的自我约束机制，并能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时，学校的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2．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要着力保障教育的本质内涵
转型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共性问题。如我国正在进行着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面对着结构的调整、教育转向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也开始了从后工业社会向再工业社会的转变。发展不忘本质，转型为科学发展，如我们国家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和人民群众的福祉、教育的发展是为了人的成长和社会的需要。
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是思想观念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发展文化中，扩张、外延式发展深入人心，感觉地盘大了、楼高了等有形的发展才叫发展。在教育领域，大家都知道盲目升格、跑部钱进、论文唯上、官学通吃等不属于内涵式发展的内容，可现实中这样发展却得到了具体实惠。发展愿望与游戏规则不一致，造成了对创新文化的破坏。
内涵式发展就是按事物的本质属性发展，完善治理结构就是要通过制度和原则保证不让坚持内涵发展的人吃亏。要干好本职工作，不能功夫在“诗”外。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需要：2教师心无旁骛，潜心学术醉心育人；行政格守尽职，提高效率把握方向；学校面向社会，满足需要提高质量。不能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占必走歪门邪道，“通吃”是内涵发展之大忌，特色是内涵发展之结果。
学校制度建设的根本是为了人，具体来说是提高质量和推动创新。因此，内部治理结构首先要能够保证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要遵循教育规律进行制度设计和工作安排，保证教学成为学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学科、专业、课程建设应遵循社会需求和人的发展规律，评价、考试制度要以内涵发展和因材施教为导向，行政要切实做好服务育人工作；其次，要着力保护教师的专业发展，努力建设让广大教师醉心于学术工作的机制。放弃提拔干部式的重用人才方式，杜绝以权谋学现象，让一流人才在学术框架内成长，建立学术、行政“双阶梯”发展道路。
3．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要致力推进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依法治校、加强章程建设、实现民主管理和管办评分离，最终目的是保证质量和创新。因此，我们在做具体的改革探索时不能忘记学校制度建设之大义，在谈制度重要性时又需要务实地进行治理结构设计。
在学校自身运转方面，要由过去主要根据上级的指令、指示、项目办学，转变为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学校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这需要健全学校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管理职能部门和院系设置科学有效。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大教师的参与管理，实现教授治学。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在高校与其它利益相关方关系方面，还应探索社会各利益群体参与治理的方式。
高等学校需要构筑起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国内外已有的一些制度性创新模式，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归纳，如同行评议制度、学术访问与讲座制度、跨学科研究中心、产学研结合模式、高等教育国际化、科学共同体范式等。可见，创新是问题、交流、碰撞、灵感、逻辑、范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好的治理结构能够孕育创新的文化氛围，我们需要去构筑这种制度性的东西。
三、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需要进行战略性架构
应当表明，经过建国后60多年的前进探索，我国高校已经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内部治理结构，近些年也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完善，这一治理结构也基本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全方位的转型及高等教育自身转型发展的需要，原有的治理结构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并导致产生一些问题。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来需要调整和完善，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需要进行战略性架构。
1．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现实基础
我们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不是从零做起，至少已有以下三方面的基础。
第一，业已支撑高校正常运转的治理结构。如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院系所学术架构、职能处室行政架构等，包括机构间的运作程序，有些已经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而行之有效。我们要做的是完善，是发扬优点、克服弊端，不是推倒重来，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第二，目前正在改革完善的治理环节。如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发布学术委员会规程，加强章程、理事会、教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等。这些，需要试点、完善和制度化构建，注重吸收成功的经验。
第三，国外大学治理结构的现状与经验。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学界对国外大学的认识和研究已比较深入。在内部治理方面，不同国家的特点，董事会、理事会、校务委员会功能，评议会、教授会构成与运转，校长遴选与责任，学部、学院等学术机构架构等，许多经验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2．完善内部治理结构需要针对哪些问题
经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长期探索，当前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面对的问题是明晰的，而如何解决问题却不清楚。如大的改革方向有理顺高校内部领导决策体制、推进教师学术权力的有效行使、改革学术评价方式、探索多样化的治理模式、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章程建设等。进一步具体归纳，问题集中为三类：
一是权力关系问题。如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书记、校长的职责分工，大学与其二级学院的职权界限，教师、员工权力和学生权力等。这类问题看上去容易解决，其实特别难，关键是权力边界很难界定，常常交叉、交织在一起，而且还有利益纠纷。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是尽可能让职责边界清晰，甚至可以人为规定。
二是行政效率问题。如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工作运转、岗位责任等，也包括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治理。这类问题倒好解决，关键是规矩、公平、正气、监督，避免好处都要、责任推诿现象。
三是积极性激励问题。这类问题关乎质量和创新，涉及评价方式和机制，技术含量很高，不能简单处置。需要关注的重点是让学术人员有成就感，让每个岗位都有成就感，工作要细致和有针对性。
3．当前进行高校内部治理战略性架构的着眼点
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跳出已有的治理结构和当前大家关注的重点，进行战略性架构。架构的基础一是高等学校的学者共同体特征，二是高等学校的外部责任特征，需要把二者统起来、整合进行考虑。当前的重点是在不背离外部责任特征前提下，使学者共同体特征充分得以体现。也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学术创新，而这也就更好地满足了大学的社会职能。
第一，正视大学的“分裂人格”现象。现代大学已成为分裂的整体，既需要相对独立，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学术殿堂、社会理想的栖息地，又要联系社会，实现社会目标、国家战略、区域发展和学子升学诉求。其实，教师、知识分子都是如此，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直存在。因此，高等学校治理要力求满足这双向需求。
第二，着力新型学者共同体模式构建。大学在成立之初是行会式的学者共同体，这其实也是所谓“教授治校”的本来面目。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职能的扩展，教授治校遇到困难，我们现在称之为教授治学。所谓学术权力，其实关键就是学者共同体特征的体现。英国的做法是：大学设置学术评议会、学部、学院及学院委员会等学术机构，负责安排或执行教学、科研等所有学术事务和活动，与以理事会为主的发展决策机制及校长负责的行政执行机制形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权力制衡格局。学术评议会是大学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享有制定大学学术政策的全部权力，是惟一和各个学部、系直接打交道的机构3；目前，教育部已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如何在学校层面形成以教师为主导的学术治理机制成为关键。而在院系层面，可设立教授会，为院系重大事务的决策机构，即把学者共同体的管理层次降低，在基层真实构建共同体的现实模式。
第三，限定学术型行政岗位。当前，大学的行政领导人多有教授头衔，这是有问题的，这样会破坏学术的神圣性和专业性，因为他们真实的工作是管理而不是学术。当然，领导水平一般比较高，也许过去还是专职学术人员，但从事管理工作后职责就发生了变化。只有那些与学术工作紧密联系的岗位可保留有关人员的职称称谓，如大学校长，主管科研、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教务处长、科研处长，院长及学术副院长等。这样，高校的大部分处以上岗位人员不再拥有学术头衔，他们是行政人员，考核的是管理才能和业绩，要从领导做起。而学术型行政岗位，领导人离职后不再享有行政级别待遇。
第四，扎实进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实现机制的探索，具体界定党委和校长的职责。党委的职责需要落在实处，一是大事，重大事项的领导权和决策权，如保证学校的办学方向、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组织章程的制定和修订、审批年度预算决算、组织发展战略规划的制订、牵头遴选校长、会同校长决定内部组织机构及其负责人人选等。二是协调重大关系，如组织协调理事会，协调学术委员会、教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等，发挥联系社会、群众等纽带功能以及对行政的监督。三是党务工作。这样，让党委成为大学的战略领导者、群众贴心者和行政监督者；校长是执行者，是行政首脑，按照党政分离的原则，校长在党委重大决策的基础上，独立负责学校行政体系的运转。不需要党委会议审议决策的事项由校长全权负责，定期向党委汇报。
第五，改革大学校长的产生程序。特色发展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对高等学校的新要求，因此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需要与所服务高校的使命相匹配，校长需要对特定高校的发展负责。在稳妥、有序、客观的前提下，在学校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改革校长遴选机制。为了减少日后的工作矛盾，可由党委书记牵头负责校长的遴选工作，再由主管组织部门予以审批。但校长一旦任命，书记和校长的岗位职责就要由章程来界定和约束。副校长实行内阁制，由校长提名，党委审查，上级任命，可以不受行政级别的限制。校长一旦离职，副校长也同时离任，并按程序更替。

H. 如何提升高校的综合治理能力

2017年岁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双一流”方案陆续公布。方案是各高校围绕“双一流”建设总体目标，旨在开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新征程的具体的“路线图”与“任务书”。

专家表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决不是重复人家已经走过的道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发挥引领作用，从学习到超越、从跟踪到引领，不仅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飞跃。这不仅需要资源上的持续投入，更要求思想观念的转变、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发展模式的创新。

I. 高校现代治理体系 解决哪些问题

如何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
遏制教育职能部门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建立权力边界清晰、权责匹配、相互制约、执行有力、接受监督的国家公共教育行政权力配置机制，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
“要全面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采取‘确权’、‘分权’、‘放权’和‘让权’等四个重大举措，科学配置教育行政权力，建立完整的公共教育权力制衡机制。”张志勇说。
“‘确权’即确定教育行政权力归属，改变多头管理导致互相扯皮、管理效能低下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管理、民办教育管理和校外管理方面。建议将劳动人事部门管理的技工教育、技师教育交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由门统筹管理整个职业教育。劳动人事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和严格实施职业资格制度。另外，要将民办教育和校外教育的资格准入交给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张志勇说。
对于教育、编制、人事部门管理权限相互交叉、边界模糊现象，张志勇提出，要尽快“分权”。张志勇建议，在教育人事权力配置方面，国家必须厘清各自权力边界，将教师招聘权和职务（职称）评审权还给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财政权力配置方面，要与教育、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权力清晰、权责明确、分权与制衡相统一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
在“放权”方面，张志勇认为，加快教育管理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向地方和学校放权，是激活地方和学校办学活力的关键。一方面，中央要向省级下放地方教育的统筹权，包括教育管理职能的调整，教育事业的规划等；下放高等教育的统筹权，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权、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权等；下放统筹推进教育改革的自主权，包括符合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的各项教育改革试点。另一方面，各级要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自主权、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等。
“在归还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和学院也必须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石中英说，从高校而言，学校要为学院发展服务，要建立学术委员会，确定以学术权力为轴心，同时要用好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党政联席会议等民主管理的，才能激发基层创造改革的活力，促进中国大学的内涵式发展。
对于一所中学来说，郭涵认为，学校要提高治理能力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要全面、准确理解改革的任务，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来思考问题、谋划思路、改进工作，要进行综合改革，不能顾此失彼、跑偏走样，也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要明确学校的办学目标。第二要广泛凝聚共识，有所担当。随着形势的发展，改革的难度和风险都在不断加大。过去合理的做法，现在可能不适应现实需要了。以前长期有效的，可能现在失灵了。要建设学习型学校，解放思想，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第三要协调推进改革，在教育内部，统筹推进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从人民群众和广大师生最期盼的事项改起，从各个部门、社会各界、师生员工形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促公平、抓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刘畅也认为，在放权的同时，学校也应加快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从管理走向引领，从标准走向个性，从制度走向文化，从行政走向学术，从资源走向开放。“一方面，要激发教师的生命自觉，把各种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另一方面，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校事务。此外，要带动家长、社区一起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构建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教育环境。”
“让权”，即改变及其教育行政部门集权管理教育的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与教育管理、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张志勇说：“一是向社会组织让权，各级可以把各种决策、专业管理、质量管理、教育改革项目等委托给具有资质的教育专业服务或者行业协会。二是向社会让权，让作为教育利益相关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各级各类教育的决策、监督和管理。”
“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的角色定位，改变的管理方式。要建立委员会制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决策和教育内部管理。要真正建立和发展一批中介，特别是学术性的专业组织来参与教育的管理。要通过完善立法和学校的章程来完善学校制度。还要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刘宝存说。
“此外，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制约。”褚宏启说，第一要通过实体立法限制教育行政权力，依然需要对学校进行监控，但应该强调服务和支持，强调间接管理、宏观管理。第二要进行程序立法，通过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申诉等手段限制权力。第三要实行行政问责，三者合一能让权力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受到一定制约，这才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特点。

J. 高校治理经验做法

高校经验办学做法；
经验办学就是在长期办学中形成的习惯做法，即路径依赖。即使在外部社会需求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依旧按照业已形成的习惯做法墨守成规，较少进行重大改革。
总体而言，我国积累的办学经验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延续下来的习惯做法，如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中观层面的学生入口的“严进”与出口的“宽出”，以及按专业招生；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强化专业淡化课程的教学管理，以及与之相关的学年制；课程设置中的强化专业课淡化通识课，重视必修课忽视选修课等，都是长期形成的“办学经验”。此类做法和经验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大学的管理体系之中。其二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的做法，学界将其称之为舶来品或西方经验。其实，在延续下来的习惯做法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舶来的西方经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高等教育做法的全盘照搬，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成了我们依赖的“办学经验”，这些经验至今仍有较大的市场和影响力。
无论是我们自己积累的经验，还是从西方学习来的经验，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经验，主要是基于个体的办学经验，且以个体价值判断的理论经验为主。今天回过头来看，西方经验依然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总体上讲，西方的高等教育经验是历史悠久的大学的经验，是精英教育的经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验。当然也不能否定西方经验的价值，因为它们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不能否定它曾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参照系，使我们有了追赶的目标。
近年来，“跟跑·并跑·领跑”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一组流行的话语，跟跑，即坦承我国高等教育是模仿或按照历史的轨迹前行的；并跑，即感觉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水平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并肩前行；领跑，既表明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对未来发展充满自信，也表明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己探索，并希冀具备带领我国和世界高等教育前行的能力。跟跑这一判断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但目前是否已经达到并跑的水平，还需要具体分析；如何实现领跑这一远大目标，似乎还有一定距离，而真正从跟跑和并跑实现领跑，就需要走出历史惯性和突破以往的办学经验。
2、经验办学的局限性
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在我国的应用有其局限性。许多在西方大学有效的经验在我国普遍出现了“水土不服”，其原因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土壤差别较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蹚出自己的道路，总结适合自己土壤的高等教育经验。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任何高等教育经验都有特定时代的痕迹，或许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许是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一个拐点，都有可能造成高等教育进入一个阵痛或全新的时代。如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德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再如美国赠地法案颁布之后，美国公立大学的腾飞，都加快了这两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转型，包括大学内部的组织架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等。我国高等教育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积累了诸多办学经验，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深水区”，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以往形成的高等教育经验和观念明显落伍于新时代的要求。例如：当今许多大学管理者，几乎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几乎没有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几乎没有接受过跨学科教育、几乎没有体验过学分制，几乎没有感受过慕课和翻转课堂……可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改革重点，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同时，我国现阶段的大学治理模式借鉴经济领域的经验也值得深刻反思。今天我国许多大学的内部治理制度，主要采用的是基于“工分制”的治理方式，即类似于当年生产队的管理模式，“工分”几乎涵盖了大学的所有活动，有的大学甚至把“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使用到了极致，如科研成果计算工分，包括科研立项、获奖、经费额度等；教学工作量计算工分，包括课时工作量、指导论文工作量、指导学生参加学业竞赛工作量等；社会服务计算工分，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从表面来看，“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使大学管理日益精细化和专业化，似乎十分“科学”。殊不知，基于“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模式是典型的“第一代”企业管理模式，与大学属性完全背离。
大学是社会文明的引领者，是学者的学术共同体，大学使用“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方式，只能说明大学正在逐步丧失社会的引领作用，在管理的起点上近似于原始落后状态。自“工分制”的绩效管理进入大学以来，一直以双刃剑的形式存在，其学术生产力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消极影响逐渐加大，破坏了大学的学术生态。在大学发展的特定阶段，实施“工分制”式的绩效管理，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但这种治理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既难以持续，又极易滋生学术不端行为。
然而，这种基于“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俨然成了当前大学治理、提高办学效率的最佳方式。对此，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说到底，在大学实施“工分制”的治理模式，是基于经济领域的经济人假设，这一来自经济领域的经验与学术共同体文化相背离，与大学价值取向相背离，与大学内涵式发展相背离；不仅扭曲了大学组织属性，更混淆了大学价值标准。如果大学内部治理依然采用基于“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根本无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因此，采用何种方式治理大学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推进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回答的一个命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