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交易成本

『壹』 交易成本是社会学中哪个章节的知识点

交易成本指达成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包括传播信息、广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以及谈判、协商、签约、合约执行的监督等活动所花费的成本。这个概念最先由新制度经济学在传统生产成本之外引入经济分析中。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又称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oase, R.H., 1937)所提出。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
所谓交易成本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
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企业的本质加以解释。由于经济体系中企业的专业分工与市场价格机制之运作，产生了专业分工的现象；但是使用市场的价格机能的成本相对偏高，而形成企业机制，它是人类追求经济效率所形成的组织体。 由于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系统化的工作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森做的。威廉森最先把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他广泛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各种主要经济制度，包括市场组织、对市场的限制、工作组织、工会、现代公司(包括联合企业与跨国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垄断与反垄断和政府监管等等，并开创性地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应用到对各种经济制度的比较和分析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体系。威廉森在1980年代初期出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已成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影响至今不衰。可以说，他是科斯思想的集大成者，如同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一样。

『贰』 排污权交易计算怎么求总治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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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交易费用受交易频率影响

就是说总交易成本不变，交易次数增加每次交易的成本就下降。

『肆』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提到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这里根据威廉姆森的概括，再集中进行一下讨论。威廉姆森的概括虽然是针对狭义交易成本的，但也可以推广到广义交易成本。至于为什么会存在交易成本，威廉姆森概括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与交易有关的人的因素，另一个是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 除了人的因素以外，还有三个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也导致了交易成本。一是资产的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二是不确定性的程度(extent of uncertainty)；三是交易的频率(frequency)。所谓资产的专用性是指一种资产一旦形成，就只有一种用途，而不能转作他用。比如，一个企业生产汽车发动机，一个企业组装汽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将发动机卖给组装汽车的企业。在竞争条件下，这两个企业在投产之前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如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除了将发动机卖给组装汽车的企业以外，没有其他市场，则一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投产，他的资产就具有了一种专用性。如果组装汽车的企业还有其他的发动机供应来源，则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严重依赖于组装汽车的企业。结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在交易中就处于不利地位。但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可能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事先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种预防措施就成为一种交易成本。假如这种交易成本足够大，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不会投资生产发动机。如此一来，在没有其他供货来源的情况下，组装厂就只有自己生产发动机了。于是，两个企业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成为一个企业。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条件下上下游企业会一体化。
所谓不确定性的程度是与有限理性联系在一起的。不确定性的范围是广泛的，既包括可以预期到的意外事件，但进行预期并在合约中提出解决办法是有成本的；也包括一方具有信息，另一方缺乏的信息的那种不确定性。
所谓交易的频率是指交易发生的次数。如果交易双方经常进行交易，那么，双方就会想办法建立一个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但若交易是很少发生的，那么，就不容易建立这样的治理结构，其交易的成本就要高得多。如房地产的交易成本就比日常用品的交易成本要高得多。

『伍』 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 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 交易成本经济学（TCE），是新制度经济学当中惟一在实证检验方面成功的领域。 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交易成本经济学是融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为一体的、新颖的边缘学科。 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他们认为，市场运行及资源配置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交易的自由度大小，二是交易成本的高低。他们认为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科斯定理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由此，科斯定理可被定义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初始的合法的权利配置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无关的。这就是说，只要交易界区是清晰的，资源配置就能有效。根据这种定义来解释上述科斯所举的案例，他们认为，纠纷解决的结果如何取决于火车主和农场主的交易成本比较，如果火车主是一个人，而铁路沿线的农场主有很多个，那么农场主之间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便会远远高于火车主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这样纠纷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外在性无解。相反只有在农场主个数减少，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相当时，才可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克服外在性。在这里，产权界区的明确，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体制的完善与政策的推行等等，都是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换言之，产权界区的明确等措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也是减少交易摩擦的润滑剂。基于这种认识，交易成本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向了企业组织理论。G．斯蒂格勒、张五常等产权理论研究者对科斯定理的解释与威廉姆森一致，都属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编辑本段]什么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一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比其他经济学更为现实，因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总是面临着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这就使人们不可能象新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近十几年来西方经济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之一。一.什么是交易（概念） 威廉姆森是这样定义交易的： A transaction occurs when a good or service is transferred across a technologically separable interface (技术上不同的界面). One stage of activity terminates and another begins.(1985.1) 根据这种理解，交易限于这样一些情形：资源在“交付”（delivery）这一物理意义被转让。这种交割可以发生在企业内，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因此我们可以称为企业内部交易和外部交易，以及市场交易。这种交易主要是由分工造成的。 企业内部交易可以用亚当·斯密（1776）的制针例子来说明。在那里，制针需要许多步骤的工艺，每个工人只从事一部分工艺，他们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就是一种交易。 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1934，58）提出了另一个交易概念：他认为交易“are the alienation（让出） and acquisition（获取） between indivials of the rights of future ownership of physical things”. 可以看出，康芒斯的交易也涉及到资源的转让，但他的转让却是法律意义上的，是法定产权的转让。 法律意义上的和物理意义上的交易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但在分析交易成本时，我们发现，把这两种意义上的交易看成是反映了资源转让或经济交易的两种不同的类型。 在关于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关注的目标不只是经济交易，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社会行动。因为这种社会行动是建立、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因而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交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易。这就是说，社会行动是形成和维持制度框架所必需的，而经济活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这里涉及到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实施机制。政治交易看起来特别重要，因为必须说明政客、官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并考虑这些集团对于行使公共权威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和计划。还要考虑的是官员们以司法行政形式行使的日常政治权力。 根据威廉姆森（1979，239）的看法，经济和政治交易都具有下列三个关键特征：一是不确定性；二是交易发生的频率；三是进行特定交易投资（transaction-specific investments）的程度。新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不确定性对交换的影响，但它没有注意到交易频率和特定交易投资的重要性。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的这三个方面都被看成是对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二．交易成本的定义 狭义交易成本是为履行契约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在某种条件下，这种交易成本可以非常高，以至阻碍市场交易的实现。 广义交易成本是为谈判、履行合同和获得信息所需要运用的全部资源。威廉姆森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对交易成本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并将其区分为“事先的”和“事后的”两类。事先的交易成本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议的成本”。在签订契约关系时，交易关系的当事人都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困扰，因此需要事先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在明确这些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过程中是要花费代价的，这种代价的大小与某种产权结构的事先清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成本是交易已经发生之后，它可以有许多形式： (1)当事人想退出某种契约关系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2)交易者发现事先确定的价格有误而需要改变原价格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3)交易当事人为政府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付出的费用。 (4)为确保交易关系的长期化和连续性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交易成本涉及到实际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进行上述社会交易（包括经济交易）都需要资源。因此，阿罗把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1969， 48）。但除了这种日常成本以外，交易成本还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体系的基本制度框架的成本。因此，相对于正式制度来说，我们可以说，交易成本来自建立、维持和改变下列方面的成本： （1）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宪法和民法）； （2）权利意义上的制度（如根据自愿协商的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具体索取权）。 此外，由于存在与基本的正规制度运行相联系的非正式活动，也会出现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典型例子是使用市场的成本和在企业内行使发号施令的权利的成本。其中前一种成本可称为市场交易成本（market transaction costs），而后一种成本可称为经理交易成本（managerial transaction costs）。此外，还要考虑的是运行和维持一个政府的制度框架而产生的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可称为政治交易成本（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这三种交易成本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固定”交易成本，即建立制度安排所进行的特定投资；二是“可变”交易成本，即与交易数量有关的成本。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三种类型的交易成本。三．市场交易成本 关于市场交易成本，科斯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market trans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iscover who it is that one wishes to deal with, to inform people that one wishes to deal with and to what terms, to conct negotiations leading up to a bargain, to draw up the contract, to undertake the inspection need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are being observed, and so on.(1960,15) 市场交易成本主要由信息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构成。信息成本显然是重要的，但讨价还价成本也不能低估。在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立即知道或自动地知道谁会买卖一种产品或以什么条件买卖。 一般来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也不会发生匿名交易。典型的情况是，潜在的交易对象必须相互搜寻对方。一旦这种有兴趣的交易者相互接触，他们就要了解更多东西。具体来说，包括交易对象是谁，他愿意且能够达成什么协议。因此，要通过协商来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并确立具体的交换条件。交易也可能需要法律保障。由于可能会出错，因而必须监督合约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通过法律行动来执行合约。使用市场的代价可以更具体地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准备合约的成本（狭义定义的搜寻和信息成本）；二是确定合同的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的成本）；三是监督和执行合同责任的成本。一、搜寻和信息成本 想在特定市场进行交易的个人必须搜寻适合的交易对象，搜寻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成本。这种成本之产生，是因为个人进行搜寻，直接需要支出，如广告费、访问潜在交易对象的费用等等。间接支出包括创设有组织的市场（如建立股票交易所、集市或周末市场等）等。此外还包括潜在交易对象之间交流信息的费用（如电话费、邮寄费等）、收集不同供应商关于同种商品价格的信息的费用，以及因检验和质量控制而产生的成本等。从理论上说，关于搜寻和信息成本的讨论属于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但在这里，它也表现为一种交易成本。二、监督和执行成本 由监督按商定的时间交货，度量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等引起的成本。在这里，信息也起了重要作用。三、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 这类成本主要与起草合约及交易双方对交易条件进行协商有关。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花费时间，还可能需要昂贵的法律工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随着情况的不同，合约的繁简程度及协商的难度不同。决策成本包括收集信息的成本，支付顾问费和在集团内形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等。四．经理交易成本 经理交易成本涉及到在企业和雇员之间执行劳动合同的问题。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雇佣合同已经存在，因而现在是如何实施的问题。经理成本交易包括： 1、设立、维持或改变组织设计的成本。这种成本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人事管理成本，信息技术投资成本，防止接管和公共关系，以及院外活动成本。这些是典型的固定交易成本。 2、运营一个组织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如决策成本、监督命令的执行成本、度量工人的劳动业绩成本、代理成本和信息管理成本等），与产品和服务在不同界面物质转让有关的成本（如企业内部的运输成本等）。这一项是可变交易成本。 经理交易成本有一些进入了会计帐户，这些成本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五．政治交易成本 市场交易和经理交易都发生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这种政治背景的形成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都是有成本的。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治交易成本就是通过集体行动来供给公共物品的成本。它类似于一个企业内的经理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如下： 1、设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系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组织的成本，包括与建立法律制度、行政框架、军队、教育体制和司法等等有关的成本。此外，还包括与政党和压力集团有关的成本。实际上，所有这些成本都不是微不足道的。 2、营运一个国家的成本。这就是为了维护主权而发生的日常开支，如立法、国防、司法行政、运输和教育等支出。就象在私人部门一样，这些政府活动也有搜寻和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发布命令成本和监督与执行官员遵守原则的成本。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经理交易成本和政治交易成本都可以看成是代理成本。[编辑本段]交易成本的性质和来源概述 交易成本是用来描述达成和履行合同协议的阻碍的术语。这一成本被认为是“经济系统运作的成本”（阿罗，1969：60），与讨价还价、签订契约和监督契约履行等等活动有关，这些活动都不是直接的生产性活动，而是在交易者之间协调活动的时候产生的行为。 交易成本的存在源于人类两大天性（威廉姆森，1975，1985）：第一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指的是尽管个体期望以理性的方式行动，但是他们的知识、预见、技能和时间等都是有限的，这一切都阻碍了个体完全理性的行动（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1957，1961）。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个体不能瞬间解决复杂问题，也无法预知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对于他们所预见到的突发事件（contingency），他们也不能总是计划周详并有效的做出恰当的反应。此外，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一局限性，所以不存在能够为交易者提供上诉帮助的、准确而且廉价的解决协议纠纷的全知全能的第三方。第二方面 第二个方面，因为至少部分个体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威廉姆森，1975，1979），交易的潜在收益有可能无法实现。尽管合作提高了从交易中得到的价值，所有交易都蕴藏潜在的冲突：每一交易者都希望从交易中攫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份额。机会主义（Opportunism）指交易者背信弃义、合同欺诈、逃避责任、规避法律、钻空子的意愿，或者其他各种为了尽可能榨取更大份额的交易产生的租金而利用交易对手弱点的意愿和行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不道德，但是有限理性决定了很难区分诚实可靠的和厚颜无耻的行为，这使得对机会主义行为保持警惕成为谨慎的做法。 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1）对联合剩余最大化行为的偏离，这将导致现有合同条款下交易收益的事实上的再分配。（2）从一开始就指望榨取更有利的合同条款或者强迫重新谈判以便合乎法律地修改以前商定的条款（克莱因，1992和马斯腾，1988）。第一种 第一种机会主义是一种对合同包含的价格信号的反应，经济学家通常称之为道德风险。卸责、偷工减料、以某种不易发觉或不易诉讼的方式降低质量或者在合同中事先没有指定或者没有界定清楚的地方做手脚等等，都是此类行为的例子。逃避责任的人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对联合剩余最大化的偏离，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是寻求改变现有合同上的明确无误的条款，而是设法利用现有合同具体条款的漏洞以及执行中的失误。犯规者的理想境界是他的机会主义行为不被法庭和交易伙伴发现。第二种 第二种机会主义包括各类敲竹杠（hold up）的行为，涉及旨在订立新条款而不是依照现存协议行事的各种做法。第二类的机会主义行为不限于直接使交易者受益的行为，还包括为单方面行动提供更多资源的可能性，机会主义者的单方面行动会增加交易伙伴成本而有机会得到对方的让步。在契约酝酿形成阶段，机会主义行为的例子有杀价（haggling）和罢工（strkes）。在契约执行过程中，机会主义者可能会采取种种行为，如因为微不足道的偏差而控诉对方，虚伪地声称自己不满意，“合法的消极怠工”（working to rule），或者隐瞒相关信息以让对方违规等等[5]。因为这些伎俩通常既会给被施加者带来损失，也同样会给施加者带来损失，所以只会在以下场合应用才有利可图，即这些行为能够使现状如此之差以至于交易伙伴认为在重新谈判中让步并不比坚持原有条款更加烦琐。 机会主义行为的代价是高昂的，其原因有2个，一方面，敲交易对手的竹杠――加上对手反击的努力――是直接消耗资源的，另一方面，交易者没有达成协议或者没有采取应有的行动，会使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不能实现。问题是限制机会主义的努力，无论是事前精心设计更缜密的合同条款以保护自身利益，还是事后辅以更多的监督和检查，都不可避免的对有限理性提出了额外的苛求。结果，在选择和设计组织安排的时候，交易者面临“有限理性困境”和“机会主义威胁”两者之间的持久冲突（威廉姆森，1985）。[编辑本段]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提到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这里根据威廉姆森的概括，再集中进行一下讨论。威廉姆森的概括虽然是针对狭义交易成本的，但也可以推广到广义交易成本。至于为什么会存在交易成本，威廉姆森概括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与交易有关的人的因素，另一个是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1．关于人的因素 进行交易的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ly rational）和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有限理性是指个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意外因素（contigencies），这将增加事前起草合约的成本，同时也将增加事后解决意外情况的成本。所谓机会主义是指个人可能违反一切合约，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中国俗语有一句话，说有些人就象墙头草，遇风两边倒,这是形容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还有“食言而肥”是诅咒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坐上观虎斗”，谁赢了投靠谁，都比较形象地概括了机会主义的特征。这些机会主义的行为使交易成本增加，因为人们在进行交易时不得不考虑如何防止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需要一些资源的支出。如保险和公证就是这样的一些预防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机会主义行为与简单的自利是不同的，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可能从来不会违约，也不会投机取巧，但他仍然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一个人出售一辆旧车，诚实的人也想卖一个好价钱，但他绝对不会向买主隐瞒有汽车质量方面的信息，但机会主义者却会隐瞒这种信息。以前有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说明诚实的人如何自利，但却不是机会主义的。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结合起来，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2．关于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 除了人的因素以外，还有三个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也导致了交易成本。一是资产的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二是不确定性的程度(extent of uncertainty)；三是交易的频率(frequency)。所谓资产的专用性是指一种资产一旦形成，就只有一种用途，而不能转作他用。比如，一个企业生产汽车发动机，一个企业组装汽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将发动机卖给组装汽车的企业。在竞争条件下，这两个企业在投产之前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如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除了将发动机卖给组装汽车的企业以外，没有其他市场，则一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投产，他的资产就具有了一种专用性。如果组装汽车的企业还有其他的发动机供应来源，则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严重依赖于组装汽车的企业。结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在交易中就处于不利地位。但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可能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事先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种预防措施就成为一种交易成本。假如这种交易成本足够大，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不会投资生产发动机。如此一来，在没有其他供货来源的情况下，组装厂就只有自己生产发动机了。于是，两个企业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成为一个企业。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条件下上下游企业会一体化。 所谓不确定性的程度是与有限理性联系在一起的。不确定性的范围是广泛的，既包括可以预期到的意外事件，但进行预期并在合约中提出解决办法是有成本的；也包括一方具有信息，另一方缺乏的信息的那种不确定性。 所谓交易的频率是指交易发生的次数。如果交易双方经常进行交易，那么，双方就会想办法建立一个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但若交易是很少发生的，那么，就不容易建立这样的治理结构，其交易的成本就要高得多。如房地产的交易成本就比日常用品的交易成本要高得多。

『陆』 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包括哪些方面

国家治理成本反映着整个国家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全球竞争能力。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速重构，全球竞争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未来中美竞争将趋于长期化、常态化和激烈化。为此，亟须降低我国的国家治理成本，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和能力，平稳度过未来二三十年国家转型的关键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成本是影响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国家治理成本是一国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综合成本，体现着整个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国家治理成本种类较多，反映在治理体系运行的方方面面，但政府运行成本、资源配置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则是国家治理成本的主要部分，并对一国的发展和竞争能力产生重要影响。政府运行成本，亦即维持政府体系运转所消耗的各种人力和物资等成本或支出。资源配置成本，是指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所形成的成本。这一成本并非是实际的耗费或支出，而是通过资源配置效率体现出来的隐性成本，或者是与理想状况的资源配置相比的效率损失。社会摩擦成本，是指维持社会稳定和健康运转所耗费的资源以及资源损耗，既包括稳定社会运转所耗费的经济资源，也包括社会矛盾、危机等所带来的隐性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损耗。

国家治理成本，既不同于企业的微观实际成本，也不同于制度交易成本等，它属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综合成本。除了体现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文明的社会性支出之外，一个国家治理成本较低，表明这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运行高效、资源配置效率高和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程度高。治理成本的降低，通常意味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质量的提升。

从全球竞争来看，大国发展的逻辑与小国不同。内部的治理水平和状况，是决定大国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国家治理的成本，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质量和市场主体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它又必然通过各种形式转化给市场主体，并体现在国家竞争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影响或转化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影响产品的创新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治理成本不仅影响该国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经济体的活力及其企业的竞争能力，而且影响该国聚集外部资本和技术的能力，决定着资源虹吸效应的大小。

因此，尽管各国的国情、制度千差万别，但高效有为的政府、竞争有序的市场和稳定和谐的社会，无不是当今每个国家的追求目标。现代国家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越是接近这一目标，其治理成本越低，相应的其全球竞争能力也就越强。相反，一个治理成本高昂的国家，则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运行的质量不高，并从不同的层面制约国家的竞争力。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塑时期，大国提升竞争能力的重心必然转到降低国家治理成本上来。谁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谁将在全球竞争中占得先机。

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是当前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柒』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措施有

一、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继续加大放权力度,坚持基层需求导向,变政府“端菜”为基层“点菜”,增强放权的精准度；采取委托、代办等方式,年内将适合由基层办理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交由基层办理。在投资建设领域创新实行“多图联审、多评合一、联合验收”审批模式。推行“一窗式”受理行政审批改革,将纳入审批大厅的行政许可事项实行“一窗受理、部门协同办理、一窗发证”,实现审批材料一次性提交、办事群众最多跑一趟。推进县级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逐步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继续推进政务服务网上平台建设,年内将服务平台延伸至镇街,达到省市县镇四级联通,完善服务平台功能,实现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提高网上审批效率。清理规范各类年检、政府指定培训,今年6月底前公布市县两级拟保留的年检和政府指定培训目录。
(一)“一窗式”行政审批服务运行机制改革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精神,市政务服务办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寻标对标,前期,会同市编办就推进“一窗式”审批服务改革赴广州和佛山等地学习考察,重点学习了当地“一窗式”改革经验做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潍坊市“一窗式”行政审批服务运行机制改革实施方案》(讨论稿),主要目的就是以推行“一窗式”集中受理为突破口,整合部门资源,优化办事流程,在政务服务标准化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窗口统一发证”的审批服务运行机制,着力解决审批服务过程中存在的条件互为前置、材料重复提报、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有效监管而导致的服务周期过长,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努力营造“国内一流、省内标杆”的政务服务环境。
目前,该方案已呈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阅,还未批示,下一步,在领导批示,且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对该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待市政府研究通过正式发文后,将组织有关部门根据任务分工开展工作,并制定相关政策解读。
(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牵头单位:市编办、市政务办；配合单位:市直有关部门。
具体措施:依托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组建行政审批局,将投资建设领域涉及的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统一划入行政审批局,统一行使行政审批权,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未划转行政许可事项,仍按照“两集中、四到位”的要求,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实行集中审批。
法律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五条:“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
第二十六条:“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两个以上部门分别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适用对象: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人。
办理程序:申请人直接向行政审批局提交申请,审批过程实行内部流转,最后由行政审批局出具审批结果。
办理地点:寿光市政务服务中心。
效果体现:以创新审批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公开审批标准、规范审批行为和加强监督管理为重点,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便于企业和群众办事,稳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推进政务服务平台向镇街延伸
牵头单位:市政务服务办；配合单位:市编办、市智慧办、市法制办
具体措施:全面梳理各镇(街道)政务服务事项,编制标准化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依托全市统一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为各镇(街道)建设独立的网上政务服务厅,全面公开镇(街道)政务服务事项,为群众提供规范、准确的办事指南。实现镇(街道)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潍坊市政务服务管理平台进行管理,推进全市所有镇(街道)政务服务上网运行。
适用对象: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办理程序:申请人在山东政务服务网进行申请注册,注册成功后,即可登录山东政务服务网潍坊市网上政务大厅,点击“站点切换”,选择所辖的镇(街道)网上政务大厅进行业务办理,也可直接到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效果体现:通过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向镇街延伸,进一步优化简化网上政务服务流程,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系,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多公平、可及的政务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四)编制《潍坊市市级年检事项目录》和《潍坊市市级政府指定培训事项目录》
牵头单位:市职能办；配合单位:市贸促会、市教育局等市直有关部门、单位。
编制原则:年检清单坚持“四不纳入”原则:一是没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依据的年检事项不纳入清单；二是已经改为年度报告公开的年检事项不再纳入清单；三是不需证照盖章的年度检查不纳入清单；四是到期换证、证照延期等事项不纳入清单。清单共保留市级年检事项27项。政府指定培训清单必须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二是要与权力事项或服务事项相关联且作为办理要件。政府指定培训清单共14项。
实施举措:凡未列入清单的市级年检和政府指定培训均不得实施。对列入清单的市级年检和政府指定培训,市级有关部门、单位本着精简、效能、便捷的原则,进一步规范事项内容,简化操作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按规定对两个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调整变化情况,由市级相关部门、单位提出申请,经市编办审核同意后进行调整。
二、继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推行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有序推进“多证合一”改革,为市场主体换发“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深化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今年11月底前全市实现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对民间投资进入自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外,取消最低注册资本、股东结构、出资比例等限制。简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程序,境外投资者在国家规定实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外的产业进行投资的,自今年1月起,商务部门的备案证明不作为企业进行工商登记的前置条件。

适用对象: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我市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申请人。

『捌』 如何减少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费用

当前，“政府合作的制度短缺引发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盲目举措”，[34]增加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成为影响地方政府环境合作的障碍之一。为此，地方政府间要制定和完善区域环境合作的相关法律规范，如《区域环境合作章程》、《区域环境合作条例》等，尽可能细化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范围、形式和内容，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尤其是对违约方责任的追究与惩罚。只有健全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减少合作中的交易成本，形成有约束力的合作机制”[35]，从而为地方政府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创造可能的制度保障条件。其次，应加强跨区域地方政府合作的组织制度建设。地方政府区域合作中，打破政府官僚体制的行政分割，构建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平台尤为重要。为此，应积极推进区域环境综合性管理机构及其制度建设。一方面，国家层面上应推进区域环境协调管理机构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可以保证合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可以促使参与合作各方进行有效磋商。”[36] 同时，应探索建立可持续的区域合作组织运行长效机制。比如，对于业已形成区域联席会议制度，可从日常办公机构的设立、办公制度和工作流程的制度化方面着手，进行制度创新，以强化各方之间联系，减少地方政府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推进合作的可持续。

『玖』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的理论模型

交易成本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是否可以建立正规的理论模型，对交易成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呢？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是可以的。他们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人们怎样能够建立交易成本模型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二是人们怎样能够把组织当作一个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来分析或至少是描述？第二个问题是威廉姆森关于制度分析的中心。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也进行了分析，他们奇怪涉及交易的同类活动为什么组织形式常常非常的不同，由此他们对合约治理结构及其他形式的组织如何运作的细节特别关注。
相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各不相同。一些人试图通过简单地扩大新古典微观经济模型来回答，如Foley(1970)在标准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加入了“交易”活动。这种拓展可以解释商品的生产者价格与最终消费价格之间的差额和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但这种方法却忽视了交易成本和决策者的信息状况之间的联系，这使交易成本只代表了一组可以简单地加入标准新古典模型的关系或约束条件。由于在交易成本为正，以及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决策者将处于一种十分不同的状态，因而信息成为一种有成本的东西，每个人只有有限的能力获得和加工信息，结果就是每个人对经济体系所提供的选择只具有有限的知识，而且个人之间的知识禀赋也极不相同，由此，按照这种新条件定义的总体均衡将完全不同于正统的新古典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