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有偏差整改措施

⑴ 如何解决政令不畅，执行不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

关键还是解决下面的干部，他们不要求，不检查，不落实，阳奉阴违，就无法执行。必须采取高压态势，一级一级抓落实，不换思想就换人。

⑵ 如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一、当前基层干部政绩观偏差的主要表现形式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在对待“基层干部政绩观是否存在偏差”的问题上，23.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普遍存在偏差”，52.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存在，但不严重”，13.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不存在”，还有10.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不好说”。据调查分析，基层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避“实”就“虚”，热衷于表面文章。当下，基层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主要在于太过热衷时间短、见效快、形象好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对于一些不易凸显亮点、不在考核范围内的基础性工作能拖就拖。此次问卷调研中，认为干部“热衷政绩工程”、“喜欢玩数字游戏，弄虚作假”、“只顾领导满意，不顾群众满意”分别占49.1%、39.4%、68.5%。
二是重“当前”轻“长远”，追求短期效应。94.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基层干部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5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干部“习惯做表面文章”，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为了短期内出成果，盲目上项目、抓工程，寅吃卯粮、涸泽而渔。一些论坛网友反映，在城镇建设方面，一些地区实行剥皮式开发，沿路能卖的卖光、能盖的盖满，即使违章用地也在所不惜；在农业发展方面，盲目搞连片开发，热衷于搞观摩点、造盆景，大肆举债，往往造成“前任风光、后任遭殃”的局面。
三是重“个人”轻“集体”，醉心自我设计。在对“基层干部追求政绩，主要动力是什么”的问题调查中，49.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要“谋求个人职务晋升”，58.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要“得到上级领导重视和肯定”，35.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要“实现个人价值”，只有25.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追求政绩是要“为人民用好权、谋好福祉”。一些干部执政掌权“以自我发展为中心”，追求个人的升迁或其它私利，重领导印象、轻百姓利益，缺乏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福祉的基本观念。有的干部3年不提拔心里就有想法，有的干部为了保住“乌纱”，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
四是追求经济增速增量，虚抓党建民计民生。在对当前基层干部的政绩在哪些方面最容易显现的问卷调查中，52.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是“招商引资”，54.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是“重点工程建设”，仅有36.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是“改善民计民生”，而认为是“党建”的仅占8.5%。一些领导干部目光紧盯GDP硬指标，一味追求增速和增量，却轻视民生、党建等，工作上出现 “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的领导干部把管业务还是管党务分得清清楚楚，甚至以“业务型干部”自居，忘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党内职务所对应的责任。
二、基层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原因探析
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不仅仅关系干部个人自身成长，更直接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事业的顺利发展。当前，导致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原因较多，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干部思想观念存在偏差。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政绩观。一些基层干部对新常态有错误认识，认为经济新常态就是要慢发展，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就是要明哲保身，加之工业用地指标萎缩、政府负债控制增长，基层干部抓发展动力下降了，有的甚至无所适从。调查中，有58.2%的被调查对象将“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评价”作为追求政绩的出发点，工作只顾“对上唯上”，不顾“对下唯实”，对地方发展缺乏独立的理性思考，缺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气度和担当。
二是部分干部素质出现“短板”。干部思路眼界不宽，就容易跟不上形势；能力水平不突出，工作就容易跟不上脚步。此次抽样调查，47.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与干部思想僵化、能力不足存在一定关系。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满足于已有经验，习惯于走老路，目光紧盯“指示和命令”，唯唯诺诺，修修补补，对当地所处环境的变化与特征审视不清楚，对地方优势与不足分析不透彻，对发展方式与目的反思不深刻，一定程度上缺乏化解发展中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例如，在目前土地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不愿创新思路想办法解决问题，不能主动外出招引好项目，而是百般寻找不招商的理由。一些副职干部产生“上面有一把手撑天，下面有办事员具体办事，自己高枕无忧”的惰性思想。
三是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存在缺陷。在干部考核中，多头考核、重复考核、繁琐考核、“一票否决”泛化，基层迎考、迎评负担沉重。问卷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反映干部政绩考核缺乏科学合理的体系和行之有效的抓手，集中反映在以下四个维度上：①考核指标。指标设计上，经济发展类占绝对权重，社会事业类占比偏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建设等指标比例严重失衡。②考核形式。形式过于单一，政绩仅仅体现在数字的完成上，量化考核的同时有绝对化、数值化倾向，仅凭数字说话，容易造成数字政绩、虚假政绩等作弊现象。③考核标准。“一套表”，“一刀切”现象普遍，差异化考评不明显。一方面照顾不到各地客观实际上的差异，体现不出地区和部门工作特色；另一方面，围绕与本单位工作联系不紧密的“考核指标”做文章，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消极应付和敷衍了事。④考核项目。项目过于笼统，缺乏精细化设计，部分工作达标即可，工作考核不出成效，对于副职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调动不足。
四是干部选拔任用体系有待改进。165名被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与当前选人用人体制有一定联系。一是实绩考核与选拔任用脱节。实绩采集—甄别—研判的过程对考核结果有很大影响，在考核过程中缺乏有效抓手，一定程度上存在考不准、考不实现象，无法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有效依据，无法发挥应有作用。二是干部调整没有严格按任职期限履职。客观上刺激干部追求政绩，争取“挪一挪地方，换一换位置”，不利于干部在现有岗位上作长远打算，扎根一个地方工作。三是干部选用程序不够透明。干部提拔“一把手”说了算，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干部使用的“发言权”和“监督权”虚化，对干部“如何提拔”、“为何提拔”无从知晓。
三、基层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破解路径
关于促进基层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最关键因素是什么？调查问卷结果显示，20%认为是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理想教育；16.36%认为是加强对基层领导干部的能力培训；56.36%认为是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44.85%认为是完善基层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办法；16.36%认为是加强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
（一）坚定理想信念，固守党的宗旨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补钙凝神要时刻抓牢。一方面要加强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要把握重点，突出抓好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教育，真正弄清当官“干什么、为什么、比什么、留什么”的问题，从而增强转型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行动自觉。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从严从实抓好党建工作。另一方面要以民生改善为己任。千万不能忘记的是发展，万万不能忘记的是百姓。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政绩感受最直接、最真切，也最有发言权。任何行政行为，如果不同群众实际的需要相契合，即使是废寝忘食、夙夜在公，也不算政绩。只有经过历史检验、为老百姓所公认的政绩才是真正的政绩。干部要增强群众观念，找准自身角色定位，弄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每一个项目、每一项工程、每一个决策，都应充分征求群众意见，考虑群众承受能力，看能为群众带来多大好处。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政策最大限度用到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尽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行路、饮水、就学、就医等难题，不能搞任何不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二）精塑干部能力素质，强化干部履职能力
真正的政绩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绩。正确的政绩观要靠工作来体现，靠落实来保证。在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大背景下，企业生产、销售低迷，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扩张项目建设速度放缓；国家对土地、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各地普遍面临环保压力和土地瓶颈制约等严峻形势。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局部效益和全局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短期效益和长远效益“四个相统一”，才能在此大背景下找准改革发展新路径。一方面要着力提高干部能力素质。要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新型城镇化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培训力度，不断增强领导干部推动改革发展、驾驭复杂局面、创新实践、依法办事、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增强干部的执行力。抓落实，既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是工作能力问题，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落实抓得越彻底，工作成效就越大，政绩就越突出。决策一旦出台，制度一旦制定，就要一个声音传下去，一个调子喊出去，一个标准执行到底，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三）坚持导向引领，建立科学可靠管用的干部考核评价和遴选机制
科学设置政绩考核评价指标是政绩考核工作科学化的基础。一要科学设定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设置既要全面，又要合理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要搞好分类考核，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尤其要增加党建工作质效考核占比，以往考核干部实绩主要看经济发展指标和稳定等因素，今后要将抓党建成效放在考核重要位置，并相应增加考核比重。更加重视人才招引、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幸福指数等方面的考核，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防止急于求成、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二要创新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杜绝考核标准“一刀切”。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需要制度机制做保证，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政绩考核工作实际，简化考核程序，提高考核效率，把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以及其他考核考察与日常考核、平时考核结合起来，精简各类专项业务考核，多渠道、多层面、多角度考核干部的“声名”、“实绩”。在整个指标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干部。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要既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又重视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的其他指标。在评价标准上，既要看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实数字，又要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问题发生，同时要减少计生、信访维稳等众多一票否决和的问题。要稳定干部队伍，尤其是“一把手”和班子成员不能随意调整，对一些重点乡镇，要延长“一把手”任期，不预设晋升路线图，让干部能够安心干事创业，不致急功近利、贪大求洋、盲目求成。三要充分运用政绩考核结果做好选人用人工作。“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要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辩证地看待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前任基础与现任业绩、个人贡献与集体作用等等，既看发展成果又看发展成本与代价；既注重考核显绩，更注重考核“潜绩”；既考核尽力而为，又考核量力而行，全面、历史、辩证地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要切实纠正简单把经济增长速度与干部的德能勤绩廉划等号的做法，形成按照好干部标准综合评价干部、凭科学发展实绩选人用人的导向。要探索建立干部实绩公示、公议制度，建立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公众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干部实绩档案、双向评议捆绑考核、岗位代理、末位淘汰等制度，明确考核奖惩导向，形成“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的正向激励效应，并把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使用、培训教育、评先评优挂钩。对考核排名靠前、群众满意度高的干部在选拔使用、培训教育、评先评优时予以优先考虑；对考核排名靠后的予以诫勉谈话、调整岗位或降职使用，并通过跟踪管理，定期提醒谈话等措施，督促尽快改进。
（四）坚持从严从紧，强化问责追责监督力度
领导干部之所以不计发展成本，敢做“三拍”型干部，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建立起问责追责机制。要建立起责任追究制度。制定完善的问责体系，对问责的内容、原则、对象、方式、程序和处理作出具体规定。要强化监督问效力度。凡是涉及到重大问题决策、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批准，均应签字背书，做到谁签批谁负责，谁主抓谁负责。对不计后果乱为、“为所欲为”，并因此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损害群众利益造成恶劣影响的，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生态严重破坏、违法用地激增以及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要记录在案，根据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及时疏通向下的渠道，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要及时进行警示教育，将为官“乱为”“不为”的干部在一定范围内曝光，用反面典型来警示鞭策干部，让庸官、懒官不容易过关；要通过多种形式选树身边典型，努力营造功成不必在我任，一张好蓝图绘到底，一切政绩为了人民的良好氛围，积极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的政绩观。
（作者：李冬冬 闫 颇，宿迁市宿豫区区委组织部）

⑶ 爱沙尼亚、阿塞拜疆、拉脱维亚如何着力纠正部分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回避问题、爱惜羽毛、慵懒无为

我觉得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制定完善奖惩措施及评议制度，对于真抓实干的，大家认可的给予奖励，对于庸碌无为，大家一致差评的一律清除出队伍。

⑷ 党组织抓工作落实缺乏狠劲和韧劲的具体整改措施

抓落实，要有善抓的巧劲。一个“善”，一个“巧”，体现的是能力，要求的是科学的方法。“实干就是水平、落实就是能力”。

抓落实，要有常抓的韧劲。一个“常”，一个“韧”，体现的是持之以恒的作风，要求的是坚持不懈的耐力。抓落实，贵在持之以恒，也难在持之以恒。

崇尚实干、狠抓落实，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大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方向，为中国这艘承载着13亿多人的巨轮前行立起了新的航标。有了好的决策、好的蓝图，现在关键在落实。

(4)政绩观有偏差整改措施扩展阅读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在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作出了系统阐述。

他指出：“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他强调，抓落实就“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抓落实”。

这些重要论述就什么是抓落实，为什么抓落实，怎么样抓落实给出了明确答案，对于全党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指明了方向，需要全党同志深刻领会，以新气象新作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实处，把宏伟的蓝图化为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

⑸ 个人对政绩观，权力观，世界观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分析有哪些

(一)形式主义

1、理论学习不够。对学习只是流于形式，不具体深化，不刻苦钻研学习，导致学习时间没有得到保障，学习内容上没有做到系统，因而不深入、不全面，学风明显不实。比如：只强调工作、开会、下乡为由，存在敷衍应付的想法。

2、在反对形式主义以及对形式主义危害的认识上还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宏观多，重视微观少，关注细节不够。

存在以上的问题，主要源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把握不好，认为理论学习只是形式，不深刻领会，最后导致自己的政治思想出现偏差、意识偏差，工作的方式方法欠缺。

(二)官僚主义

1、深入基层较少，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缺乏经验，解决的方式方法较少。比如：虽然也下基层走动，但主动性不强、不够深入，或次数较少，只注重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只关心生产技术指标情况，未能切实关心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没能认真做到角色转换，没有真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2、对分管工作考虑得不周全，缺乏新方法，比如：存在工作中衔接不好，有时存在上下不够统一的现象。

之所以存在以上的原因，主要源于自己缺失工作的新经验、新方法，工作中创新意识不强，党性修养不够，认为自己工龄长、经验丰富，“官本位”思想严重，以个人意识代替集体意识，有时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⑹ 如何做到政绩观偏差，价值取向扭曲，道德行为失范

一、政府行为失范的深层原因
所谓失范最早是由迪尔凯姆在1897 年发表的《论自杀》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当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时,社会体系各个部分因为变化速率不同而丧失原有的一体化,结果传统的规范失效,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人们陷入无规则的混乱状态,战争、经济危机和意想不到的经济繁荣都会导致一体化的破坏,许多人难以适应这种状态,就会产生离轨行为。
政府行为失范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是由于该行为的主客体不规范所造成的。从制度方面看,是由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方面的综合因素所引发的。首先表现为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政府的双重身份。转轨时期,作为改革主体的政府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政府是旧制度的供给者,为了维护它的既得利益与计划体制中“包办一切”的职能,政府可能成为原有利益格局与原有体制的维护者;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肩负着领导构建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的重任。无疑,政府的双重身份直接导致了政府行为的某些不规范性。
其次,政府“经济人”角色导致的“寻租”行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然而,政府本身又是由各种机构与政府官员所组成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其官员,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与行为目标,他们是“经济人”而不是“道德人”。政府作为“经济人”,一方面不断利用权力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另一方面与私营部门的利益结合十分紧密,在市场经济中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行动。布坎南认为,只要政府行动主要限于(即使不是全部限于)保护个人权利、人身和财产并实施自愿议订的私人合同,那么,市场过程就支配经济行为,并且保证出现的任何经济租金将因竞争性的进入而消失。但这种“标准化政府行为”理论是一种理论抽象,现实生活中的政府行为很难是标准化的。政府行为范围的扩大既有自身的原因,如追求租金最大化,也有外在的原因,如对管制的需求,还有一般选民对公共品的需求。萨缪尔森认为,许多物品都具有私有和公用特点,每一个消费者都愿强调公用成分,为私人消费寻求公家的补贴。因此,人们会经常希望政府提供多于“恰当”数量的公用物品。
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或服务的过程中,采用什么方式也是是否产生设租寻租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政府既可以指定某些私营企业提供公共品或服务,也可以通过市场公开招标来选择某些企业提供公共品或服务。前者往往与关系、私下交易联系在一起,因而容易形成设租寻租关系;而后者是政府公开在市场上选择公共品的经营者,一般不易形成设租寻租关系。只要有国家干预和国有经济,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寻租问题。寻租规模尽管与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国有经济的大小有关,但不一定是一种正比关系。如经济约束机制、权力约束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及其效率都将对寻租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再次,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决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决策手段的科学化、决策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决策过程的非利益取向等。这其中,尤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充分可靠、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为依据。然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政府决策的复杂性、政府机构的低效与“经济人”行为,无形中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是在不完全掌握信息或信息失真状态下进行决策的,这就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此外,在政策执行的博弈过程中,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的利益差别,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利益,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发生,这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负效应。并且,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行为的方式、力度和时机因信息的多变性与时效性而难以把握,造成政府行为失范,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运行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这其中隐含的深层原因还有行政性分权缺乏制衡监督机制这种制度保障,所造成的后果是政府对下放给企业的权力进行截留,形成了地区间的封锁。地方政府置全局与长期利益于不顾,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效能。政府行为失范,降低了政府推进改革的能力。
二、当前我国政府行为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其中包含着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还面临着加速发展的问题,许多社会的、经济的,包括公众的个人问题还须靠政府以解决。同时,我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有责任管理数额巨大的国有资产,使其不流失,增值增效,这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别。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创阶段,政府不仅有弥补市场不足的责任,而且还有防止市场失效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我国政府必须培育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完善市场运行机制。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政府的任务更加艰巨。
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全能政府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广泛,用集中统一的计划来指导日益复杂的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难以奏效。这种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已不能适应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要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对这种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关系还处于重塑之中,社会民间的力量还远未达到有效制衡政府力量的程度,再加上我国现有的公共决策机制尚不完善,这些都使得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程度不高。公众参与可以帮助克服决策者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要求认定政府政策的消极倾向,使广大民众的需求和利益从根本上得以保障。由于我国不同于西方国情的特殊情况,我国政府的行为模式的选择应具有特殊性。根据党的十五大强调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要建立完善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行政职能体系。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提出,一个有效政府应具有五项职能:一是建立法律基础;二是保持非扭曲的政府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三是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四是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五是保护环境。在转型期和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政府职能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要多一些,但不能沿用过去全能政府的行为模式。我国政府要适应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转变职能。
三、转型期我国政府行为规范化建设的相关对策
为实现和保证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以减少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确保政府形象的廉洁、公正、高效,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加强政府行为的服务性。政府是为社会需要、社会利益而存在的,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因此,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能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型行政,更应当是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的服务型行政。但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行政范式的最突出特征是“命令与服从”,社会的各个主体都被锁定在政府规定的社会位置上,很难进行社会流动。这样,权力主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所在,自然也不会对政府提出正当而合理的要求,而与此同时,政府却最大限度地行使其权力,恰恰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正因为如此,这种政府行政范式最终演变为管制型的行政。
我国的政府行政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我国政府本身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尤其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在呼唤政府改变干预经济方式的同时,也要求政府从管制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变,这表明了政府行为的公民取向,政府应切实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率,从而达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状态。
第二,倡导政府行为的有限性。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职能的实现是以政府能力为基础的,缺乏有效能力的政府即使在法律上具有广泛的职能,实际上也不会真正有所作为。由于政府所赖以建立的权力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的限制,政府的能力必定是有限,它不能承担无限的政府职能。所以,转型时期的政府应尽快走出全能行政的误区,将自己定位于有限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并理性地提升政府能力。
我国过去长期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下运行,政府行政取代了社会自治,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干预和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这种方式,极大地抑制了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并且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制约和监督,滋生了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大量腐败现象。公共行政的科学化,必然要求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原有的“包揽一切”转变为“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包括提供市场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护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等。改变过去由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治理方式,致力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状态的构建与实现,使政府真正成为掌舵者而不是划桨的“舵手”和“监管人”,从而达到政府行为的优化。
第三,加强政府行为的法制性。从人治社会逐步过渡到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而这种过渡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特别强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就政府的治国手段而言,政策和法律都是重要的手段。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行政机关主要依政策行政,即政府以政策为主要手段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政府的行政行为建立在政策的基础之上。当政策与法律发生冲突时,法律服从政策。而现代行政是依法行政,即政府以法律为主要手段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政府的行政行为以法律为根据。依法行政并不排斥政策的作用,而只是要求政策不能违背法律,一旦与法律相抵触,必须依法办事。它一方面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许可的职权范围内,对公共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通过法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采取措施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对不合法行为通过司法程序予以处理。可见,只有实施依法行政,才能为政府行为提供合法性资源。同时,还要协调好各种形式的监督,构建包括人大、政协、社团、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以人民利益为标准的监督体系。同时,应拓宽监督范围,加大事前监督、事中监督的力度,力求防患于未然。尤其应加强人大对政府的询问和质询制度。还应确立监督权威,保障监督效果。
第四,加强政府行为的责任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行政的宗旨在于为公民服务。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政府权力的滥用现象比比皆是。这实际上是政府责任缺位的一种表现。传统的行政是免责行政,即政府机关不仅在政治上不对公民负责,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对公民承担任何责任。对于公民而言,遭受不法或不当行政行为侵害的唯一救济措施,便是通过申诉、上访、上告等方式请求纠正,至于由此而遭受的利益损失,则根本得不到补偿。随着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现代行政逐渐演进为责任行政,即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时,相应地必须承担公共责任。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了行政法或刑法,就必须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制裁;如果政府机关不法或不当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就必须负赔偿责任。
总之,在政府行政管理中必须逐步建立和健全行政责任制度,如行政组织责任制、行政法律责任制、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岗位责任制和行政责任追究制等,明确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职责和义务,约束其行政行为,增强其行政责任感和使命感,依法惩罚不规范的行为,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实现政府行为规范化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