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⑴ 为什么要建设农村社区怎样建设农村社区

新型农村社区的出现不是哪一个人的想像，也不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有其现实的客观基础，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已进入一个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通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加速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加速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加速向农村传播，城市资源加速向农村流动，以城带乡，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
从农民需求和实际支付能力看，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农民群众对居住环境、社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过上城市人生活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热切期盼，青年人要求尤为强烈。突出表现在住房上，富裕起来的农民首先投入的就是改善居住条件，旧房危房得到翻新改造，青年一代结婚必盖新房，因此，农村建房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不可阻挡。抓住时机，做好规划，因势利导，适时地将农民建房积极性引导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轨道上来，扭转农村建房无序和浪费土地的现象，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
从发展机遇看，当前我国已把扩大内需特别是广大农村消费需求作为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根本措施，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扩大内需的要求。实践证明，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过程中，政府的一定量投资，就能拉动多倍的农民群众投资和其他社会投资，带动钢筋、水泥、玻璃、塑料、木材、砖瓦等一系列建材工业的振兴，以及家电、运输、通信等行业的繁荣，有效地扩大就业，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因此，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正逢其时，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必然。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不仅仅迅速改变农民的居住条件，而且必然伴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必然促使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土地制度、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村经济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
但是，我们看到，各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普遍遇到以下难题，成为农村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
1.农村环境“脏、乱、差”。由于长期缺少规划和治理，农户任意选址盖房，造成有新房没新村，村内建筑参差不齐，道路高高低低，垃圾乱倒、污水乱排、粪土乱堆、柴草乱垛、鸡鸭猪羊乱跑、车辆乱停乱放，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每到夏天到处是乱糟糟、臭烘烘的一片，严重影响了农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近几年来尽管各地都开展了“清洁家园”活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农村土地浪费多。农民富裕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居住条件，翻盖新房，青年农民结婚也必盖新房，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农民一般选择在交通便利的村头和乡村公路旁边盖房。加上一部分农民长期进城务工，全家已搬进城市定居，这样以来老宅基地大量闲置，“空心房”、“空心村”逐步增多。另据调查，农民住房加上院落和围村林，平均每户占地一亩左右，个别农户占用更多，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必然造成土地的严重浪费。尽管各地采取措施，严格禁止在可耕地上建房，但法不责众，很难阻止农民乱盖房的趋势。
3.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大。建设新农村，必然需要对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必然要对教育、卫生、文化、社保、治安等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大量资金，由于村庄小而分散，现有的资金只好“撒胡椒面”，很难顾及各个方面的需求，这样就使本来就不充裕的建设资金更趋紧张。同时，由于村庄分散、人口不集中，很多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也大大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率。
4.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工作已经开展多年，但由于多数农民还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土地零碎，决策分散，经营理念陈旧，很难形成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营，很难大面积开展社会化服务和推广农业科技，很难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5.农民自主投入少。一是农业产业不发达，农民生活还不富裕，没有更多的剩余资金投入基本建设；二是农民利己思想和狭隘观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公共服务，也不愿意投资投劳；三是村民共同体日益弱化，不同利益的人很难形成共识，让农民自发地搞水利、修路、改造农田等基础建设不可能，自发地搞合村并点、建设新社区更不可能，这些工作只能由政府引导和推动。
要落实中央提出的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尽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彻底解决目前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实行合村并点、合村并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无疑是最佳选择。

⑵ 如何做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担负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一、问题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价值旨趣 当下中国农村，村改社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城市郊区农村因城市空间拓展被改制为社区，一些远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区的速度，江苏、山东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区为“村改居”社区。这些脱胎于农村村庄的新型社区，正如有论者说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会牌子换成居委会牌子的“换牌”社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行政村没有什么差别。如此，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区项目或工程，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村改社区，其动机在于寻土地财政这个“经济租”；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村改社区的方向没有问题，改制是必要的，且迟早要发生，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逻辑方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问题凸显，于是政府加大了对这些农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综观近年来有关城中村和郊区农村的改造或建设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主要企图不是建设，而是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措施，使这些地方脱胎换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管理单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进行自治型农村社区建设。这类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社会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进行的，是村庄自觉开展的社区建设活动，如一些地方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志愿者协会、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会互助救济站、问题活动联络站、民间纠纷调解站等，以便于更好地发展农村社区的公益事业、调节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丰富农村社区的服务生活。 以上两种社区建设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不具有借鉴意义：自2006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少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加快了社区建设速度，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等省市都开展了以农民向城镇或集聚社区集中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农民转移或集中型社区建设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这类建设行为，②但更多学者对这一实践予以肯定，认为农民集中促使了工业化程度高的村落农民向城镇或聚集区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它符合城乡一体化引导农民到城镇或中心社区居住的趋势要求，“体现了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积极回应和对‘村民自治’体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现代色彩，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也是当前中部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重点推介的模式。”③ 我国城市化已经升级为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不能仿照城市社区的建设逻辑，冀望把农村社区建成为类似于城市的社区，也不能承继城乡二元分化时期的“村治”逻辑，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同于社区治理。由于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强调“城乡社会的有机融合和整合”，④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向，这既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旨趣，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皈依。 二、追溯失误：农村社区建设的演进与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改造了传统共同体，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先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然后再吸引乡村人口到城镇聚集；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村共同体的人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并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国近代对乡村共同体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共同体的改造，村庄与社会步入同构状态。起初，国家权力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经济合作，企图改造村庄农民的个体性、自私性，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又在农村建立了“政经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直接从事农村“工、农、兵、商、学”等各项事业。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共同体表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农民的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管理单位仍为村庄共同体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血缘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并没有因国家权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其社会资本如信任资本、关系资本等并没有减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让村庄原生态共同体转变为生产集体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体；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事务日益颓废，最严重的是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设施损坏严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国家权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为村庄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农村不再是组织化、行政化的集体组织，而又回归为人们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确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此时的农村社会共同体已经“去行政化”、“去集体化”，好像是拟单位制的队、社重新回到社区，并且与城市社区相似。但其实不然，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的放权让利没有赋予农村社会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同样的发展权利，农村社区仍延续着二元固化结构前行。其一，国家行政权力上收至乡镇，村民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农村社区，但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外，大多数农村社区“难做无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其二，“三提五统”取消后，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但政府并没有像对待城市社区那样承担起建设农村社区的责任，村庄必需的公共产品只得求助于“一事一议”方式解决；其三，国家发展公共事业的重点没有真正转移到农村，农村居住环境及其配套设施与城市社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继续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农村社区建设落后及其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制度诱因。城乡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响并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必须听从国家制度的歧视性安排，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建设资金，反而还要从物质、资金上支持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国家在农村社区建设上仍延续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停滞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这种状况直至新农村建设开展后才有所转变。就此而言，国家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三、新型农村社区：温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就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后人在有关共同体的诠释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体”喻为“天堂”：它是一个“温馨圈子”，“在这一‘温馨圈子’内，人们不必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期待人们的同情与帮助”；⑧人们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⑨相对于滕尼斯的“社会”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体看似十分完美，“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⑩当今中国农村正在大力推进“村改居”和社区建设，其目标是要建构一个新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区。对此，早有学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区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德鲁克的，他认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鲍曼的，他认为滕尼斯的天堂社区是建立在“单纯天真”基础上的，“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原来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被再次整合为一体”。 瑏瑢尽管德鲁克和鲍曼看待滕尼斯社区的视角不一样，一个把它的消亡归因于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将使“新兴社会体”代替“传统共同体”，另一个把它的消亡视为共同体“天真和原始”的失去，并且认为“再多的汗水，也永远不会重新打开那扇通往共同体的天真、原始的同一与安宁的大门”， 瑏琐但他们都认为滕尼斯社区是“天堂”，且已经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那么，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区”。 之所以如是说，不仅在于滕尼斯社区的那份“天真”、“原始”无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是让人羡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区中的人们尽管过着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是封闭保守、循规蹈矩、清贫无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诱惑或“开化”，将在顷刻间分崩离析，并且再也无法修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滕尼斯社区，不要因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农村共同体改制中构建一个类似滕尼斯社区的“天堂”；也不要全盘否定滕尼斯社区，毕竟它蕴涵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难以割舍的、令人向往的“天堂”因素。 鉴于此，今天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区的“天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社区改制或建设中抛弃“天堂”社区的“温馨”。城乡一体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以单个大型的家庭或氏族为主体型构村落共同体必然要被多异族的新兴社会体所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要被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所取代，血缘关系纽带功能将逐渐式微。尽管如此，但新型农村社区毕竟起源于传统共同体，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还将继续持久地影响新型农村社区。这正如滕尼斯强调的：“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一些村改社区，包括城中村社区和市郊社区，在其建设过程中，虽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新型社区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已经不便于居民串门聊天，不便于居民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尤其是社区内“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幸存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区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区演变， 瑏瑦居民间的关系渐趋生疏、冷漠。对这一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引发的次生现象，社区建设者必须给予足够重视。诚然，城乡一体化战略是赋予了我们改造传统农村社区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使命，但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农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设是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守住“天堂”社区那份温馨。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挑战与取向 （一）面临挑战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国家权力改造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原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网络被打破，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让位于组织化、单位化、制度化的业缘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不乏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但这些精英对社区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长——精英们为赢得社区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力、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达“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很少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来解决此类问题”；四是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村民的“私性”，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动频数减少、关系网络疏远、活动空间缩小，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陌生”。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比较利益驱使下，离乡进城的农村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日渐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社区建设行动。 由此观之，眼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处理能不能建设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安排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把公共事业建设重心转移到农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增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系列强农惠农举措，为建设好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过程看，尽管中国农村社区总体上仍较落后，城乡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按照城乡一体化理念建设高水平农村社区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取向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的农村社区建设速度快，整体发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过部分城市社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超越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在农村建设城市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兼顾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方面，遵循自身的发展取向。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符合村情。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主要有：（1）城市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职业，人员结构复杂，加上日常交流少，难有共同的社区认同；而农村社区居民多数来自同一个或临近几个行政村，大家相互认识、彼此熟悉，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达成文化认同。（2）城市社区成员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径庭，阶层差距大，难形成共同的意志表达，更缺乏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农村社区成员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加上在同一地域劳动、生活中结成的深厚情谊和真诚信任，有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3）城市社区与生产单位是分离的，社区仅是社会生活场所，其经济功能微乎其微；而农村社区与农田相邻，成员的经济行为多发生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的亲戚、朋友多是农业劳动者。（4）城市社区有党委（党支部）、居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及各式各类民间组织；而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比城市简单，尤其是改制不久的农村社区，仍延续行政村的组织建制，大多数事务都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来承担。既然农村社区具有与城市社区不同的特点，那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要立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惯习，尽可能多地在社区建设中守住熟人社会的“脉脉温情”，不能让“城市病”感染了农村新型社区。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对接城市社区。 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超越传统农村建设方式，强调与城市社区对接。传统农村建设是农村集体组织主持实施的，主要依靠农村社会成员出资、出力进行，其档次、规模、水平都没有与城市社区对接或并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则要突破乡村藩篱束缚，从节约建设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乱的村庄，即不仅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要“借鉴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理念和机制，以社区为公共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事业，让居住在农村同一区域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防止复制城市社区建设样式。城市社区公共设施齐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这些无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参照物，但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建设要立足于农村发展趋势，其目标是建设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适宜居住的美好家园。这个家园的形体特征可能没有城市社区“高贵”、“妖娆”，但内在美毫不逊色于城市社区，即新型农村社区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又能拥有城市社区居民冀望但又很难在城市社区得到乡土生活。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着力培育居村市民。 “农村社区建设者在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否充分认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事关农村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瑏莹社区与行政村不一样，自治机构、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组织机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区别，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在加强居住区的道路、水电、路灯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乡村城镇社区和农民集中（中心）社区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农村社区里的居民不再是农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最终将要分化为非农职业者和职业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都是居民；其次，虽然当前居住在农村社区里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仍有区别，一个居住在城市，一个居住在农村城镇或集中居住区，享有的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也不尽完全相同，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他们间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甚至相反。

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可为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担负着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大使命，然而，它当前的建设方向并不明确，正在实施的建设行动也颇受争议。本文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性”，又要留住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 一、问题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价值旨趣 当下中国农村，村改社区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城市郊区农村因城市空间拓展被改制为社区，一些远郊农村甚至边远农村也在加快村改社区的速度，江苏、山东等省有近一半的社区为“村改居”社区。这些脱胎于农村村庄的新型社区，正如有论者说的，①其中不少是把村委会牌子换成居委会牌子的“换牌”社区，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等与行政村没有什么差别。如此，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正在推行的村改社区项目或工程，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村改社区，其动机在于寻土地财政这个“经济租”；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村改社区的方向没有问题，改制是必要的，且迟早要发生，这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主要按照“改造”或“治理”的逻辑方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和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问题凸显，于是政府加大了对这些农村的改造力度，努力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综观近年来有关城中村和郊区农村的改造或建设政策，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主要企图不是建设，而是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措施，使这些地方脱胎换骨，直至被城市同化。其次，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管理单位，在村民自治制度基础上进行自治型农村社区建设。这类农村社区建设主要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社会施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不足而进行的，是村庄自觉开展的社区建设活动，如一些地方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志愿者协会、卫生环境监督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社会互助救济站、问题活动联络站、民间纠纷调解站等，以便于更好地发展农村社区的公益事业、调节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丰富农村社区的服务生活。 以上两种社区建设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不具有借鉴意义：自2006年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少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加快了社区建设速度，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等省市都开展了以农民向城镇或集聚社区集中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虽然有一些学者对农民转移或集中型社区建设提出了质疑，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叫停”地方政府这类建设行为，②但更多学者对这一实践予以肯定，认为农民集中促使了工业化程度高的村落农民向城镇或聚集区集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它符合城乡一体化引导农民到城镇或中心社区居住的趋势要求，“体现了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积极回应和对‘村民自治’体制局限性的超越，具有真正的现代色彩，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也是当前中部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应该重点推介的模式。”③ 我国城市化已经升级为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不能仿照城市社区的建设逻辑，冀望把农村社区建成为类似于城市的社区，也不能承继城乡二元分化时期的“村治”逻辑，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同于社区治理。由于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强调“城乡社会的有机融合和整合”，④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取向，这既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旨趣，更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皈依。 二、追溯失误：农村社区建设的演进与制度安排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改造了传统共同体，所不同的是，有的国家先发展工业、建设城市，然后再吸引乡村人口到城镇聚集；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农村共同体的人们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并使其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我国近代对乡村共同体的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全面介入乡村共同体的改造，村庄与社会步入同构状态。起初，国家权力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民经济合作，企图改造村庄农民的个体性、自私性，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国家权力又在农村建立了“政经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直接从事农村“工、农、兵、商、学”等各项事业。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共同体表现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农民的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管理单位仍为村庄共同体的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血缘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并没有因国家权力介入而瓦解：它仍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其社会资本如信任资本、关系资本等并没有减少；人民公社的“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管理模式只是让村庄原生态共同体转变为生产集体化、生活集中化的共同体；国家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事务日益颓废，最严重的是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设施损坏严重，有的已失去其基本功能。好在这种状态持续时间不长，国家权力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为村庄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至此，农村不再是组织化、行政化的集体组织，而又回归为人们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交往，且具有明确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此时的农村社会共同体已经“去行政化”、“去集体化”，好像是拟单位制的队、社重新回到社区，并且与城市社区相似。但其实不然，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的放权让利没有赋予农村社会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同样的发展权利，农村社区仍延续着二元固化结构前行。其一，国家行政权力上收至乡镇，村民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农村社区，但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外，大多数农村社区“难做无米之炊”，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其二，“三提五统”取消后，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但政府并没有像对待城市社区那样承担起建设农村社区的责任，村庄必需的公共产品只得求助于“一事一议”方式解决；其三，国家发展公共事业的重点没有真正转移到农村，农村居住环境及其配套设施与城市社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继续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农村社区建设落后及其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制度诱因。城乡二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一直影响并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必须听从国家制度的歧视性安排，不仅得不到国家的建设资金，反而还要从物质、资金上支持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国家在农村社区建设上仍延续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取多予少，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停滞不前，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这种状况直至新农村建设开展后才有所转变。就此而言，国家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农村社区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首先要在制度上“去二元化”。唯有制度安排做到城乡一体化，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三、新型农村社区：温馨的“天堂” 1887年，滕尼斯在他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共同即社区的概念，认为社区就是由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人们在这个“共同体”中“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⑦自此，后人在有关共同体的诠释中通常把滕尼斯描述的“共同体”喻为“天堂”：它是一个“温馨圈子”，“在这一‘温馨圈子’内，人们不必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无论做了什么，都可以期待人们的同情与帮助”；⑧人们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⑨相对于滕尼斯的“社会”而言，滕尼斯的“天堂”共同体看似十分完美，“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⑩当今中国农村正在大力推进“村改居”和社区建设，其目标是要建构一个新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肯定不是滕尼斯的天堂社区。对此，早有学者研究指出，滕尼斯社区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代表性观点有两个：一是德鲁克的，他认为滕尼斯所看到的共同体，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全都消失了”； 瑏瑡二是鲍曼的，他认为滕尼斯的天堂社区是建立在“单纯天真”基础上的，“一旦单纯天真失去了，原来的幸福也就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即“共同体一旦‘解体’，它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被再次整合为一体”。 瑏瑢尽管德鲁克和鲍曼看待滕尼斯社区的视角不一样，一个把它的消亡归因于社会发展，认为社会发展将使“新兴社会体”代替“传统共同体”，另一个把它的消亡视为共同体“天真和原始”的失去，并且认为“再多的汗水，也永远不会重新打开那扇通往共同体的天真、原始的同一与安宁的大门”， 瑏瑣但他们都认为滕尼斯社区是“天堂”，且已经不存在。 既然滕尼斯社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已经瓦解且“一去不复返”，那么，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不能找回“天堂社区”。 之所以如是说，不仅在于滕尼斯社区的那份“天真”、“原始”无法找回，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是让人羡慕的“天堂”：生活在滕尼斯社区中的人们尽管过着无忧无虑、自得其乐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是封闭保守、循规蹈矩、清贫无欲的，一旦遇到利益的诱惑或“开化”，将在顷刻间分崩离析，并且再也无法修复。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辨证地看待滕尼斯社区，不要因为它是“天堂”，就一定要在农村共同体改制中构建一个类似滕尼斯社区的“天堂”；也不要全盘否定滕尼斯社区，毕竟它蕴涵诸多合乎人性需求的、难以割舍的、令人向往的“天堂”因素。 鉴于此，今天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虽然不可能找回滕尼斯社区的“天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社区改制或建设中抛弃“天堂”社区的“温馨”。城乡一体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以单个大型的家庭或氏族为主体型构村落共同体必然要被多异族的新兴社会体所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必然要被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人际关系所取代，血缘关系纽带功能将逐渐式微。尽管如此，但新型农村社区毕竟起源于传统共同体，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基，如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还将继续持久地影响新型农村社区。这正如滕尼斯强调的：“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 然而可惜的是，我国一些村改社区，包括城中村社区和市郊社区，在其建设过程中，虽然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但新型社区的高层住宅和防盗系统已经不便于居民串门聊天，不便于居民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尤其是社区内“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一些幸存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也弱化了”，社区正在向城市“陌生化”社区演变， 瑏瑦居民间的关系渐趋生疏、冷漠。对这一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引发的次生现象，社区建设者必须给予足够重视。诚然，城乡一体化战略是赋予了我们改造传统农村社区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使命，但我们不能片面地追求农民集中居住，惟改造和建设是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守住“天堂”社区那份温馨。 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挑战与取向 （一）面临挑战 从近年来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国家权力改造了传统的农村社区，原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网络被打破，沾亲带故的温情关系让位于组织化、单位化、制度化的业缘关系，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大大削弱；二是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村社区不乏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但这些精英对社区的整合能力不及昔日族长——精英们为赢得社区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不仅影响、削弱了精英们自身力量的发挥，而且还致使农村社区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力、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权威中心；三是村民的利益表达“碎片化”、“原子化”，村民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解决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很少出现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来解决此类问题”；四是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了村民的“私性”，随之而来的是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互动频数减少、关系网络疏远、活动空间缩小，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陌生”。更严重的是，由于在比较利益驱使下，离乡进城的农村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村庄日渐空心化或半空心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很难进行有效的社区建设行动。 由此观之，眼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处理能不能建设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安排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把公共事业建设重心转移到农村”等系列政策，以及国家增加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家电下乡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增加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等系列强农惠农举措，为建设好农村社区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实践过程看，尽管中国农村社区总体上仍较落后，城乡差距大，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常缺乏，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按照城乡一体化理念建设高水平农村社区是完全可能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取向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社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的农村社区建设速度快，整体发展水平高，有的甚至超过部分城市社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超越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也不意味着可以在农村建设城市社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兼顾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两个方面，遵循自身的发展取向。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符合村情。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主要有：（１）城市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职业，人员结构复杂，加上日常交流少，难有共同的社区认同；而农村社区居民多数来自同一个或临近几个行政村，大家相互认识、彼此熟悉，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容易达成文化认同。（２）城市社区成员的生活、工作背景大相径庭，阶层差距大，难形成共同的意志表达，更缺乏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而农村社区成员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加上在同一地域劳动、生活中结成的深厚情谊和真诚信任，有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３）城市社区与生产单位是分离的，社区仅是社会生活场所，其经济功能微乎其微；而农村社区与农田相邻，成员的经济行为多发生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即使一些居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的亲戚、朋友多是农业劳动者。（４）城市社区有党委（党支部）、居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及各式各类民间组织；而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比城市简单，尤其是改制不久的农村社区，仍延续行政村的组织建制，大多数事务都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来承担。既然农村社区具有与城市社区不同的特点，那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要立足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传统美德和良好惯习，尽可能多地在社区建设中守住熟人社会的“脉脉温情”，不能让“城市病”感染了农村新型社区。 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对接城市社区。 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超越传统农村建设方式，强调与城市社区对接。传统农村建设是农村集体组织主持实施的，主要依靠农村社会成员出资、出力进行，其档次、规模、水平都没有与城市社区对接或并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则要突破乡村藩篱束缚，从节约建设成本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整合分散、凌乱的村庄，即不仅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更要“借鉴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理念和机制，以社区为公共平台，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事业，让居住在农村同一区域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平等、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防止复制城市社区建设样式。城市社区公共设施齐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高，这些无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参照物，但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也不是要消灭农村，建设要立足于农村发展趋势，其目标是建设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更适宜居住的美好家园。这个家园的形体特征可能没有城市社区“高贵”、“妖娆”，但内在美毫不逊色于城市社区，即新型农村社区里的居民既能享有城市居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又能拥有城市社区居民冀望但又很难在城市社区得到乡土生活。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着力培育居村市民。 “农村社区建设者在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能否充分认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事关农村社区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瑏瑩社区与行政村不一样，自治机构、居民集中程度、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组织机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较大的区别，居民的身份也不同。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在加强居住区的道路、水电、路灯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新型居民，即居村市民。 居村市民是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的，指居村乡村城镇社区和农民集中（中心）社区的居民。居村市民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城市市民。首先，居住在农村社区里的居民不再是农民，即使有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最终将要分化为非农职业者和职业农民，与城市市民一样，都是居民；其次，虽然当前居住在农村社区里居民与城市社区居民仍有区别，一个居住在城市，一个居住在农村城镇或集中居住区，享有的公共服务范围、水平也不尽完全相同，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他们间的差距势必越来越小，甚至相反。 注释 ①蓝常高：《村改居”和增进城市特质》，载于《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２期。 ②刘奇：《“灭村运动”是精英层的一厢情愿》，载于《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１期。 ③甘信奎：《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及政策推进》，载于《江汉论坛》2009年第２期。 ④李增元：《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载于《东南学术》2009年第３期；李增元：《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在变迁中重建》，载于《江汉论坛》2011年第５期。 ⑤项继权：《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２期。 ⑥曹海林：《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载于《人文杂志》2009年第４期。 ⑦［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页。 ⑧⑨⑩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６、３、２、４、１２、１６页。 13 ［美］彼得·Ｆ·德鲁克：《社会的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14 丁元竹：《理解社区》，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４期。 15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载于冯钢《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6 王玲：《乡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区整合——以川北自然村落Ｈ村为例》，载于《理论与改革》2007年第１期。 17 马卫红、桂勇：《社区建设中的城市邻里：复兴抑或重构》，载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６期。 18 吴卫平：《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载于《乡镇论坛》2009年第６期。 19 袁方成、王剑虎：《社区建设中的农民：认知、意愿和公共需求》，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３期。 20 吴业苗：《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载于《社会科学》2010年第７期。

⑷ 建设农村新社区和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有哪些

发展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与有效途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
一、我国现有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从不同的视角可将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作不同的归纳,实际上这些模式可能是相互交叉的。
1.从农村社区的建置及其边界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模式:
(1)󰀁一村一社区󰀁。这是在现行的村委会的基础上,一村只设立一个社区。该模式比较切合农村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村民的认同感比较强,有利于实施村民自治,且没有增加管理层和管理成本。缺点是村委会和社区合二为一,社团力量相对薄弱。该模式由四川省宜宾市率先探索,目前已有226个县市区实行了󰀁一村一社区󰀁的建置,占实验县市区总数的76.09%,是最普遍的一种模式。
(2)󰀁多村一社区󰀁。这是在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中,选择中心村或较大的村为单位设立社区,形成的农村社区󰀁村委会󰀁农户模式。该模式的优势在于社区服务少了行政色彩、多了专业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资源浪费。但这势必要增加管理成本,且与村民自治的结合度不高。已有45个县市区实行该模式,占实验单位总数的15.15%,例如山东省诸城市。
(3)󰀁一村多社区󰀁。这是在一个村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区。在一些地方,由于建制村的辖区过大,故在一个行政村内设立多个社区,形成了村委会󰀁农村社区󰀁农户的模式。该模式能促进社区服务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充分体现村民的自我服务和管理。但是该模式中的社区实质上只是农村社区村委会下设的小区或服务站(点),故无法发挥社区的发展、建设、管理的功能。已有21个实验县市区实行该模式,总实验单位总数的7.07%。例如,湖北省远安县在洋坪镇双路村实行的󰀁撤组建社󰀁。
(4)󰀁集中建社区󰀁。这是在新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小区设立的󰀁社区󰀁。又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农(牧)民聚居设社区。如天津、成都等地支持和鼓励农民󰀁迁村腾地󰀁、󰀁集中居住󰀁;另一种是以甘肃阿克塞县为代表的在人口自然聚居形成的地区设立社区。该县将3个乡镇10个村整合成1个民族新村牧农村中心社区,建立牧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下设3个牧农村社区服务站,由此形成全县设立󰀁自然村󰀁社区一中心三站󰀁的社区模式。
2.依据与城镇的距离,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为以下三种:
(1)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有学者称之为城郊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它将城郊乡镇政府直接改为街道办事处或󰀁城中村󰀁村委会直接改为居委会社区模式。该模式充分利用城乡一体化的契机,对处于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区进行社区化建设和管理。例如,深圳全面撤销镇政府成立街道办事处,撤销村委会成立居委会。该模式使得城乡社区建设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节省建设成本。
(2)󰀁就地城镇化󰀁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称为集镇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它是以集镇为依托,以中心镇、中心村为中心展开社区建设。它主要包括:一是以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镇为中心的乡镇大社区模式;二是以村庄合并后的村部所在地或条件较好的自然村为中心的中心村社区模式,例如赣州模式。该模式与农村的城市化道路相一致。
(3)󰀁村民自治󰀁体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称为村落型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它是指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本单位展开社区建设。例如,湖北省秭归县杨桥镇各行政村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这一新型的农村社区自治组织,实行了村小组社区自治模式。这实质是对󰀁村民自治󰀁的一种内在调整,但未对村委会和社区理事会的职责进行明确界定。
3.从农村社区体制改革角度,形成了如下模式:
(1)村落自组织模式。这是指在没有外部强制指令的前提下,村落社区成员通过面对面协商,自发组织并管理村落社区事务。该模式以自然村落为界,边界和受益主体清晰;以村落民间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以自治和志愿为治理机制,在行政村党组织领导和村民委员会指导下,通过协商民主治理村落社区事务,例如江西省。该模式提升了社区的自治能力,但没有触动长期以来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问题,且由于村落社区自组织与村级行政的职责关系交叉,社区自组织功能的发挥受限。
(2)村社合一模式。这是指村委会与社区服务组织成员交叉任职,功能合一的社区模式。建制村与社区空间合一;村󰀁两委󰀁下设社区服务组织,村󰀁两委󰀁成员与社区服务组织领导成员交叉任职;村民委员会自治管理与社区服务职能合一;社区工作者队伍专兼结合,例如重庆市永川区等地。这节省了管理成本,工作效率较高,但村民委员会与社区服务组织职责不清,人员重叠,导致社区行政色彩浓厚,削弱了社区自治的功能,且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和效能面临挑战。
(3)村企主导模式。这是指村民委员会、村办企业、社区服务组织成员交叉任职,功能合一的模式。首先,在组织结构上,村民委员会、村办企业、社区服务组织负责人实行󰀁一套班子、三块牌子、交叉任职󰀁。其次,在组织功能上,社区的自治管理、行政管理、服务职能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分开。第三,村级组织是社区建设的主导者。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村办企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为农民带来了直接的利益。但村民委员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一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村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开展。这在江苏省等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较为普遍。
(4)联村建社模式。这是指介于行政村与乡镇政府之间,以一定服务半径设置社区服务组织,专门承接社区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的模式。在多个建制村基础上设置社区,建立社区服务组织和社区党总支,两个组织交叉任职;社区
服务组织性质定位为服务农民的平台,主要承接社区行政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这创建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农村社区和一部分人口密度较大的中西部平原地区,例如舟山市。该模式可以较大程度地整合利用社区资源,但容易制约村民自治。
4.按照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能关系的不同,社区建设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行政主导型。在该模式中,基层政府组织是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通过行政手段发挥政府组织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的优势,实施对社区资源和社区组织的控制,在短时间内体现出社区建设的效率。但是基层政府对社区建设的各项事宜统包统揽,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农民的参与,不利于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和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农民参与意识薄弱等原因,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暂时采取这种模式。
(2)合作型。该模式是由政府对社区进行间接和宽松的干预,政府部门人员与地方及其它社团代表共同组成社区管理机构,社区以自治为主,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规划和指导,并提供较多的经费支持,由社区内的社会组织履行政府原本承担的部分职能。这利于提高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尤其是农村社区的民主选举、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增加了资金投入的来源渠道。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村民自治得到很好地落实的地区,可以采取这种模式。
(3)自治型。该模式主要表现为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社区建设的支柱力量,成为承担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的自治性组织。政府与农村社区自治组织共同为农村社区提供资源。该模式使得社区内各种资源不断进行互补,提高了农村社区整合资源的能力。但这对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要求较高,是农村社区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地区,经济充分发展,市场机制比较发达,利益和权力多元分化,参与意识强烈,可以采取该模式。
二、以吉林省为例，新农村建设的20种建设模式：

1．美丽乡村模式（通化市东昌区夹皮村）

2．社区建设模式（农安县陈家店村）

3．旧村改造模式。（敦化市小山子村）

4．整体推进模式（通化县委县政府）

5．景观带建设模式（磐石市委市政府）

6．民族建村模式（和龙市光东村）

7．民俗文化模式（东丰县红榔头村）

8．产业富村模式（洮南市翻身村）

9．旅游兴村模式（长白县望天鹅新村）

10．合力共建模式（集安市上活龙村）

11．能人治村模式（公主岭市兴林村）

12．合作共赢模式（德惠市吉家村）

13．项目带动模式（伊通县保南村）

14．新式民居模式（扶余市广发社区）

15．环卫下乡模式（绿园区委区政府）

16．镇乡带村模式（吉林市小白山乡党委政府）

17．屯务管理模式（双阳区委区政府）

18．村规民约模式（伊通县营城子镇党委政府、磐石市永红村、公主岭市清林村、榆树市红庙子村）

19．志愿服务模式（扶余市委市政府）

20．服务外包模式（吉林市丰满区建华村）
来源： 吉林日报

⑸ 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权体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的基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撤社建乡”以来，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间通过分权改革、税费改革、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城乡发展加速融合。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实运转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其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政权的管理权有限，经济能力也有限，却承担着无限的政治责任，“一票否决”事项过多，不必要地增加了乡镇政权的工作压力和困难；其二，乡镇政权与农村群众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关系有待理顺；其三，乡镇政权的民主基础不牢，乡镇人大制度没有全面落实，不能适应农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和诉求，乡镇政府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高度信任。由于这些体制问题，不少乡镇政府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源放在应付上级下派的行政事务上，缺乏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难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必要通过改善行政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落实人大制度来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
强化基层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基层民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解决和完善我国当前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关键。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乡镇政权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包括乡镇人大、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权利义务关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遵循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定程序，使其规范运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运行的体制机制，有效回应农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府权力和行为必需受到的制衡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应体现民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呼声。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加强乡镇政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重点履行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乡镇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对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目前的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对乡镇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不再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考核乡镇官员的主要指标，而是将提供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增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能和财政的完整性，并相应地建立起必要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责任监督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平台和机制，实现地方政府治理有序化、法治化、民主化。针对地方发展的差异性，给予地方治理必要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探索符合各地实践要求的地方治理制度模式。
完善和推进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乡镇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国家权力机关，其对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作用。必须进一步完善乡镇人大选举，做实差额选举，遏止和消除选举中的“贿选”、“虚假选举”等乱象，使人民群众能真正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表。实行选举公开，改变代表候选人不透明不规范的状况。改革人大代表成员结构，提高农民代表与专业人士的代表比重，限制政府序列的人员参选人大代表。要建立履职规范，做实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实现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常态化、制度化，与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真正为他们服务。乡镇人大代表和人大主席团的履职，应从会议期间向闭会期间拓展。对那些长期不履职或消极履职的代表，要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其代表资格。同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监督职能。当前，乡镇人大缺乏对官员的问责和质询，必须在财政、人事、提案质询等方面真正履行监督职责；乡镇人大代表通过人大主席团依法行使权力，对犯有重大错误、不能胜任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行使罢免权。
乡镇人大制度的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改进乡镇党委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方式。各地应根据实际，大力开展创新乡镇人大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样化形式。不断完善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代表素质，为提高议政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加强基层社区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在乡村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一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村委会及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下设委员会。二是要不断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逐步建立责权明晰、衔接配套、运转有效的村级民主监督机制，保障村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有条件的地区要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其定位，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探索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首先，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明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职责。其次，明确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探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模式、工作思路和政策措施。再次，推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积极推进为民服务代理制度，改进服务方式，探索引导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劳动保障、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进农村社区的机制，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探索缩小城乡差别的有效措施。最后，开展农村社区互助服务。从解决农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以社区服务中心或服务站为基础，以志愿服务活动为抓手，把社区服务逐步向农村延伸，探索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组织动员村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效机制。
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型
积极培育和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各类民间社区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探索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经费投入机制，才能不断增强农村社区建设和乡村治理的新活力。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逐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有序发展民事调解、文化娱乐、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社区性社会组织，发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健全维护群众权益的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推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⑹ 如何创新农村新型社区管理

答：要建立健全社区“两委”班子及配套组织，理顺各种关系，绝不允许社区新班子与原行政村老班子“双轨”运行的状况存在；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社区规章制度，特别是集中办公、工作例会、目标责任、民主管理、考核评议等，逐步实现社区工作规范化；要切实落实好社区干部待遇和办公经费，解除社区干部的后顾之忧；要健全完善活动场所，把活动场所建设成为社区干部办公、党员村民代表议事、广大群众开展文体活动的综合阵地；要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积极推进以全方位渗透、无缝隙覆盖为内容的“网底工程”建设，健全完善综治、调解、警务、民政、社会保障等功能，不断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⑺ 如何健全农村新型社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要建立健全社区“两委”班子及配套组织，理顺各种关系，绝不允许社区新班子与原行政村老班子“双轨”运行的状况存在；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社区规章制度，特别是集中办公、工作例会、目标责任、民主管理、考核评议等，逐步实现社区工作规范化；要切实落实好社区干部待遇和办公经费，解除社区干部的后顾之忧；要健全完善活动场所，把活动场所建设成为社区干部办公、党员村民代表议事、广大群众开展文体活动的综合阵地；要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积极推进以全方位渗透、无缝隙覆盖为内容的“网底工程”建设，健全完善综治、调解、警务、民政、社会保障等功能，不断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⑻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意义包括哪些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是要让农村居民享受到现代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旨在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其意义有：
1、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农村变革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建设严重滞后，乡村自治难以真正实现。面对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不失为农村治理与发展的一种新路径。
2、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外在要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切入点。新型农村社区搭建起新的制度平台，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表明农村和城市一样是国家的基本单元，一起被纳入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节约资源、集聚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人口集聚、公共资源集聚和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各社区可以充分利用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加快其经济的发展，并修建配套的商业区、超市、文化体育等相关设施，为经济集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⑼ 现在农村社区政策是什么

一、方针：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1、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
2、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3、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4、要 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二、政策：解决"三农"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培育主导产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 首先，选准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对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的优化升级。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遵循广开思路、广辟渠道、多种经营、突出特色、搞活经济、提高效益的原则，按照调高、调优、调出质量和效益的方向，充分利用区内、区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量，发挥资源优势，尽快形成优势产区和产业带；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产品由产量型向质量型、专用型和高附加值型、高回报率型发展；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城市转移，广泛合理地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其次，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农业发展的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今后，我们应该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按照多层次、多样化的原则，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既要面向城市市场，又要注意满足农民要求；既要发展大规模的加工业，又要发展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小企业，使农产品加工业真正成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产业之一。 第三，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集中力量培植名优品牌，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 多年的实践证明，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拴在土地上，农民难以富裕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减少农民，要繁荣农村必须推进城镇化。因此，必须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城镇化步伐，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城市转移，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县城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健全小城镇的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增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正确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和到城镇就业，注重发挥小城镇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二是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等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实现农民就地转移；三要组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如防止拖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农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取消所有歧视性和限制政策。在长期内，要竭尽全力搞好农村教育事业，一则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使更多的农民子弟尽快通过高考升学实现高层次的转移；二则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社会急需的合格的技工型人才，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第二层次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
3、加大对“三农”投入和服务，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 要求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不断加大农业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灌区改造和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依法有偿合理有序开发水资源。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村村通电话”工程。抓好农村基础设施、整村推进项目建设，推进以特色种养和龙头企业带动为主的产业化扶贫开发，改善贫困村群众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全面整合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的培训资源，提高培训能力，加大服务力度，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