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

⑴ 谈谈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对我国协同发展有何启示

体系构建对我国协同发展有启示：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
.全面协同高效履职完善宏观调控促进科学治理。

⑵ 多中心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一样吗

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治理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本身就很模糊。从主体来看，治理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展开合作，另一种则是政府与非政府的组织、个人展开合作。

多中心治理应该属于后者，多中心治理是一系列平等的主体，如政府、私企、非营利组织等，他们在治理中地位平等。

协同治理则比较混乱，在具体定义、内涵这些方面，学界对此都没有形成共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仅从西方学界来看，有说joined-up governance的，有说joint-up governance的，还有说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有的人将其主体分为公共部门、私企、公民个体等，也有人仅将其主体限为公共部门（政府、公共企业、非营利组织）但其实都是指不同主体展开合作，所以协同治理也属于后者，但其主体间地位并不一定是平等的，可能是政府主导。

⑶ 建设网络强国协同治理原则

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

要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下大气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要出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让他们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成为信息产业发展主体。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建设网络强国,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培养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要发挥集中统一领导作用,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⑷ 对妇联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参与社会协同治理有何意见建议

建议
加强妇联与其他组织的联系
辅助国家安抚 治理民众

⑸ 跪求关于 协同治理 方面的外文文献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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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为什么要提出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是富足、网络、流通时代的一种组织、发展和连接社会结构（国家，版企业，各种组织）的系统。它权要求某种“历史的终结”，即被称为普世的西方价值胜利的时代，既没有战争，也没有贫困。权力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强制性的，也不再使用暴力，而是善于鼓励和说服。那些严厉的、僵化的规定融化在温和的调控体系之中，其规则对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政府执政不再独断专行，而是创造谈判的空间，并保证其正常运行。因此，协同治理的空间成为一个广阔的活动场所。然而协同治理也有某种乌托邦的成分：它需要所有人的行动都处在一个多元文化和透明的环境之中。

⑺ 方堃 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域协同治理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深入贯彻实施总书记有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这一讲话精神，有必要分析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难题，构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域协同服务管理机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难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离开长期生活的边远山区、村寨，逐渐流入中东部大城市务工经商。据统计，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3000万，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珠三角城市群的少数民族人口尚不足2万，而如今已接近200万；北京市1953年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还只有16.85万，但到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少数民族人口已多达80.1万；2010年上海少数民族人口为27.56万，较10年前增长了近165.9%。近几年，我国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西部民族地区与中东部非民族地区在地理上的距离也随之缩小，少数民族群众往返各大城市和农村更加便捷，使得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由此给传统城市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几大“碎片化”难题摆在人们面前——
1.城市社会治理的无序性
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的城市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有的城市则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呈现出城市社会管理无序的局面。例如，有的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差别化执法，认为流动少数民族来得快、走得也快，不想管、不敢管、不知道如何管等情况经常发生。在一些城市里，由于不熟悉当地城市管理相关法规等原因，少数民族流动商贩违章摆摊、占道经营、乱排油烟扰民等问题相当普遍。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在民族身份、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性，增加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难度和复杂度。
2.行政体制上的条块分割
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治理难的内在原因，而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呈现的条块分割特征，又从治理过程的层面加剧了这种管理难度。作为流出地的民族地区往往因其财政力量薄弱、技术条件有限难以为流动人口提供信息登记、就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作为流入地的城市虽然有能力和条件，但其主要精力用于本地户籍人口的服务管理。况且，在现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条条”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块块”相互分割的体制背景下，流入地政府也很难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持续、优质和高效的公共服务。一些城市和社区的管理主体仅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对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常规登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他们原来在民族地区享有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政策几乎很难与流入城市对接。此外，我国城市民族工作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在行政职权边界上不能直接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也不拥有执法权，通常处于被动协调的地位。只有当涉及到民族因素的纠纷出现时，城市民族工作部门才会和公安、城管、民政等部门联合进行应急管理，因此政府无法形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事务治理的合力。
3.族际交往中的社会原子化
少数民族群众在原来生活区域内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风俗习惯，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生活在城市，但仍是按照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模式生活，与城市人口之间就形成了社会文化和交往方式上的隔阂，具体表现为流动人口几乎都是以本民族或相近民族为主要成员在流入地聚居，形成相对封闭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网络。这种类似于原子“大离散、小聚居”的居住状态不利于城市社会融合，也妨碍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深究其原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比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接受新事物以及适应城市文化的能力较弱，这是他们选择“抱团”发展的主要原因。他们中多数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又无专业技能，不符合许多招聘单位的用工要求，一些职业中介机构不愿意为其推荐就业岗位。事实上，他们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也相对较少。近年来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获得的机会就更少了，许多人多方奔走却四处碰壁，最终不得不返回原籍或另走他乡。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力量，我国的城镇化离不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和市民却固持偏见，在就业岗位、劳动报酬和福利、政策执法和日常交流等过程中歧视甚至排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同时，在现实中也有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存在强买强卖、违法经营等扰乱公平市场环境的行为，这些都在无形中强化了城市族际交往的原子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域协同服务管理机制构建
1.以互嵌式社区为中心，构建流入地、流出地及流经地跨地域联动机制
社区不仅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出的起点，也是其流入的终端。要将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把城市社区打造成跨越森严层级的组织结构和条块分割的地域阻隔的“法约尔跳板”。可以借鉴“飞地”经济模式，激发城市社区的吸纳性社会融合的功能，增加其文化的包容性，提升互嵌式社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吸引作用，吸纳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突破传统嵌入性约束，从流出地“脱嵌”出来，重新嵌入新的城市社会生活。流入地政府要“关口前移”，将行政审批和公共管理权限下放到社区，在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或几个社区共同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面对面地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实行以常住地为主的属地管理，强化流出、流经和流入三地之间的利益分配、补偿与政策联动。流入地城市要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纳入绩效考核之中，主动兼容流出地政策，保障流入人口享有与城市户籍人口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形成“人在服务在、人走服务随”的动态机制；流出地与流经地也不应做“甩手掌柜”，要加强责任担当，可以考虑通过剩余劳动力定向转移、产业对接、精准扶贫、社区共建等多样化途径积极参与跨域协作，实现信息共享、同步追踪、及时反馈、政策共振和互利共生。
2.以需求为导向，构建政府、社会与市场之间的跨部门合作治理机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后主要依靠社会性交往和经济性生产生活，其实际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单凭政府动员和行政指令很难满足，需要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合作治理。要发挥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等主体内部相对规范的规章等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与影响力，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自我约束和针对性服务。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过程中出现纠纷矛盾时，相关工作部门要善于调动相关民族中代表人士、领袖人物的积极性，组织引导联谊组织、行业协会、同业工会等“支持型组织”协商合作，参与社会风险防范和危机治理。鼓励用工单位、私营业主等市场主体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不仅能有效减少政府支出，还有助于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为此，各级政府在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集中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推动建立“变事后为事前、变被动为主动、变盲目为有序”的流入与流出两地之间的互动协作机制。城市政府要监督企业在用工条件、福利待遇等各个方面公平公正对待少数民族群众，以定向招工、技能委培的方式与企业签订协议，给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多的单位更多的优惠政策，稳定少数民族员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进而将就业、医疗、卫生、住房等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维稳成本分摊转移到市场中，实现事权与财权、治权相匹配。
3.以信息技术为纽带，构建“线上”与“线下”跨功能无缝对接机制
当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缺乏统筹调度和协同配合，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重分工、轻合作，职责边界的模糊性强化了部门隔阂，使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被“肢解”。部门的边缘地带边缘化和公共政策综合化的变相执行，都给流入地城市治理增添了滋生矛盾的隐患。网络化治理的兴起，为打破部门间的界限、实现跨职能的无缝隙对接和全域覆盖提供了可能。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建设，将流入地城市社区划分为不同的网格，实现跨部门、全天候的服务管理，一旦发现人员异动或矛盾，便能精准定位、迅速反馈，联动各相关职能部门应急处置，使管理寓于无缝隙服务之中，破解以往“推诿”“扯皮”等问题。与此同时，“线上”网络化的虚拟治理模式需要以实体合作为支撑，尤其需要各部门集中精干人员组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形成横向各部门与纵向各层级行政系统协同办公的线下平台，确保“线上”向“线下”的有序转移。以“线上”和“线下”双向互动为特征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打破部门壁垒、共同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难题的有益尝试。当前，边远民族地区乡镇“人悬浮”“财贫弱”和“物不足”等空心化现象凸显，“线上”网络化治理还应重点向流出地辐射，形成跨区域公共服务整体性网络；着力完善“线下”政策法规，对关于政府部门职责的勘定，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按照流程和标准合作。在职能分工的基础上，要运用信息手段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建立顺畅的联系渠道，如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视频联席会议制度等。此外还要切实保证编制、经费、设施、技术和软件到位，为基层网络人员和服务管理人员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