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新象
『壹』 如何推进中国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3、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这些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分析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路径，找到国家治理的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现阶段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因违法违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这就要求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而对于因身体缺陷、智识水平等合理差别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则应切实解决好其社会保障问题。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努力让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4、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但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有区别，不宜像定位政府调节经济那样，把政府治理社会定位于补缺。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检验治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果。实践证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关键在于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在阐述社会管理体制时，提的不是“政府主导”而是“政府负责”，这一表述启发我们，不必纠缠“主导”的问题，而应研究功能和责任问题。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5、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
『贰』 如何积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之反思
面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地方政府的处理机制也在不断调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习惯于采取封锁消息、强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实践表明，这种简单生硬的做法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社会冲突的导火线。近年来，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训，开始采取承诺给予好处甚至“花钱消灾”等“软性”手段来回应群众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诉求，希望通过强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会矛盾。
上述两种处理机制都可以纳入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的范畴。所谓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会的刚性稳定为目标，以单方压制或利益诱导等为手段，以矛盾的暂时消解为效果的处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模式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一模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制性”或“收买型”处理模式，其对象不是群众利益诉求所涉及的问题，而是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众本身，且其注重处理忽视预防。在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的利益诉求往往交织着复杂的利益纠葛，有的还是多年积累而成的情况下，这一方式治标不治本。此外，急风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无法保障对立双方争议的公正解决、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还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据导致并加剧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因此，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精神，反思过往教训，建立一种新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导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曾言：“通过冲突，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了社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社会中存在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少有效解决冲突的机制。同时，和谐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无矛盾、无纠纷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存在矛盾纠纷却能妥善迅速解决的社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指引社会通过完善治理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社会治理，是多方参与的治理，也是依法进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于主导地位，却必须把自身权力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且注重社会矛盾的预防。因此，对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须实现从行政主导型向依法治理型、从注重处理向注重预防的转变。笔者将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称之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会的韧性稳定为目标，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共治为手段，以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实质性化解为效果。与行政主导型处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标的长远性、手段的多样性、效果的彻底性和观念的前瞻性等优势，且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对乌坎村民的诉求，当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选举村委会，再依法处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财务审计、扶贫助学等问题，不仅有利于实质性化解矛盾，还有利于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与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关键正在于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不仅要求政府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还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会治理中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有效预防社会冲突的发生。
首先，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互动协商”的理念。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全体人民的权力。所以，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应改变以往单向度的治理体制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模式，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与民众之间的上下互动、合作协商，达成社会治理的共识，从而减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摩擦，有效预防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发生。
其次，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会治理中严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现因违规违法行为而引发的与民众之间的冲突，还要求政府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应急化的管理。
最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树立“引导依法维权”的理念。面对维权方式的多元化趋势，各级政府应当大力宣传“依法维权”理念，并充分利用体制内的一切有利资源促使公民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关键是法治方式。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的法律应对应当以“预防与治理并举、重在预防”理念为指导，在预防和治理两个层面进行建构。
预防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公共决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实现“决策于未知之中”，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鉴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大调整的复杂性，完全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不现实。为此，应当建立回应型法律治理机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体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同时，还应当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要求，发挥司法机关在处理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中的作用，捍卫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唯有如此，社会转型中的群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会运行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叁』 如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适应社会治理新常态
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平台，建立高效多元的服务和矛盾疏导化解机制。
（一）整合公共资源，拓展服务功能，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新平台。
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任务越来越重，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二）实行网格管理，推动干部下沉，把服务和矛盾预防化解在田间地头。
在安排好“一办”和“中心”办事窗口的轮值服务人员外，其余80%的镇干部按网格化管理包组、包片、包户模式，每周3天以上的时间深入责任网格范围内走访、服务群众，担当起政策法规的“宣传员”。
（三）注重多元治理，凝聚共治合力，力求群众的问题更多地让群众解决。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积极鼓励培育基层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注重培育村民理事会、水利协会等矛盾化解类社会组织，引导广大群众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反映诉求，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四）强化支撑保障，全面系统推进，形成常态长效活力机制。
强化信息化支撑，开通手机版社会治理服务“一册通”，网格内重要信息和工作开展情况通过短信方式向镇社会治理服务中心传输，实时进行分类、交办、催办、查询、归档，实现情况及时掌握、矛盾及时化解、结果及时反馈、服务及时跟进，提高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规范化水平。
(3)治理新象扩展阅读：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适应社会治理新常态的背景：
服务群众不到位、干群关系不密切，日益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重大决定中，鲜明地提出“治理”这一概念，将“社会管理”表述变成“社会治理”，体现了由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共同治理的结构性变化，是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一次高度升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实质上就是要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这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肆』 创作一首诗歌，主题为赞美家乡在村庄环境整治中的新变化、新形象,七言或五言诗，儿童一点
新妆
高楼大厦似剑芒，绿树青草缀中央。
昔日苍凉无寻处，改革开放变故乡。
『伍』 如何治理腐败现象
中国腐败的防治
腐败是依附于权利而存在的政治行为。腐败意味着权力的异化和变质，使公权演变成为谋取不正当私利的私权，必然会损害公共利益，引起公众不满，进而损害执政党形象，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因此，一切执政党若想长期安全执政，必须坚决进行反腐斗争，加强廉政建设。
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腐败与反腐败始终是人民最关心的焦点，也是经济发展与改革事业前进的最重要的因素，腐败猖獗，人民深恶痛绝，但究竟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又应采取怎样的防治腐败的措施，以下就此两个问题进行深入解剖： 一、 腐败的定义
1.物体腐烂腐败食物 2.行为堕落的腐败行为 3.[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 混乱、黑暗政治腐败 。本质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 腐败的原因
首先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思想的原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思想、 “刑不上大夫”的无惧心理等。有些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铤而走险大搞权钱交易，或者不顾政策法规，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谋利。 也有一些腐败分子自认为身居高位 ,属于“大夫”阶层 ，他们中有些人也确实看到社会上的腐败很少涉及到中高级领导干部 ,即使被揭露也是批评教育或以挽救为名 ,给予宽释。在这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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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驱使下 ,这些人便凭借手中的权力 ,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胡作非为。
其次是制度结构的问题。我国实行一党专政制度，并且又非司法独立，由此自身监督缺乏外在的制约，因此官员的腐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政府对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资金外逃防范制度、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等的建立又极其不健全，从而导致腐败的滋生。
最后是深层次的道德问题。腐败主体缺乏内在约束。绝大多数的腐败主体都是受错误世界观的驱使 ，或者为了实现其个人的利益期待,个人非法欲望膨胀 ,在从众、攀比、冒险等心态的刺激下 ,铤而走险 ,不择手段地受贿聚财等。 三、 防治腐败的措施
腐败的防治工作可以说是一项艰难曲折的过程，反腐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我们须制定科学完善的措施，才有可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但又意义重大的战争。
首先，就是要建立健全各种监督制度。防患于未然，监督是关键。除了纪委、检察等党和国家机关的部门监督外，还应加强新闻机构和群众等对相关部门人事权运作的全方位社会监督。行政审批权和腐败行为是密切相关的。政务公开，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避免“黑箱操作”，大大减少以权谋私的机会。“腐败是植根于、嵌入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环境既是腐败的结果，又有助于维持这种腐败。”因此，构建社会崇廉体系，弘扬社会崇廉意识，消除腐败嵌入的社会环境，是提高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政府廉政治理效能，乃至构建国家廉政体系的重要途径。同时，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向社会公开接受投诉举报的途径和方式，强化全社会对于政府部门人事运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此过程中，切实保护好举报人员的人身安全，防止出现“打鳄鱼”现象。
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特种审计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相关的监督制度等系列对策、措施建议，比如公务员的财务公开透明制度等。
其次，保持司法的独立性。我国《宪法》规定，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但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司法权力方面，让司法在财政和人事方面受控于地方党政。因此，有些案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完全无法做到公正。这导致司法行使的疲软，无法严厉准确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包括腐败行为。“不受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因此具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证司法的公平性与权威性，对腐败“零容忍”，由此遏制腐败的行为。
再次，加快经济市场化完善的进程。改革开放后，对政治经济各种资源的配置由计划调配转向市场竞争，各种非正常与贿赂的手段被发明和运用，包括跑官买官卖官、商业贿赂等问题。在资源市场化的同时，权力也出现市场化的异化现象。在转型过程中，有些制度和体制机制上的不健全、不完善等也为腐败问题产生了空间和机会。加快完善市场化进程，把市场需求作为调控，而不是国家或地方的调控，这样可以大大的缩小腐败的空间。
另外，确保公务员的福利保障制度。适当提高公务员福利，指的不仅仅是高薪，而且是其它形式的待遇，比如住房待遇、退休金、退休奖金等。对于退休奖金的颁发要严格考核公务员的工作事迹，对于工作表现积极或突出的并且没有犯过错误的公务人员给予较高的退休奖金。一经发现其犯有严重错误，对其采取“零容忍”态度，即取消对其一切的奖励，是各级干部“不敢腐败”，也“不能腐败”，最终在权力行使着的心中形成惩治预防腐败的自律机制。
还有，改“委任制”为推选制。应该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办法，而不仅仅使用“上级调动或者上级指定某一个人候选或担任”的方法。在选举中，切实做
到全民民主推举、民主测评，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防止操控选举的现象，有了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味道。
最后，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加强教育，即官德培训，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在当前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不断变化。现在，金钱至上的思想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根本追求，而在这个欲望横飞的物质世界，如果干部思想信念不牢固，就不能抵制腐败思想的侵蚀，成为金钱的奴隶。“道德制约在一切存在权力的地方都有着普遍意义。”所以在公共行政中，加之道德因素，建立行政道德的规范体系。在教育中，尤其是对年轻且有抱负的干部，通过思想教育使其自觉构筑起一道坚强的思想防线。再通过对资格较老的干部培训，进而营造一种环境，使正气上扬，邪气收敛，达到有效抑制腐败的作用，并且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执政为民。同时，构建和完善廉政评价和腐败预警机制。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加强对各级干部的廉政考核和评价，构建廉政评价机制。
尽管现在的防治腐败的形式也不容乐观，反腐败斗争也不是顷刻之间的事，但我还是有信心看到我们在学习、工作工程中，积小胜为大胜，以量变促质变，将斗争逐步深化，并彻底切除这社会之毒瘤。
『陆』 农村基层治理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同时，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着很多新矛盾和新挑战。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
一、在农村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干部群众沟通渠道不畅。一些村干部民主意识薄弱，民主作风欠缺，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事业发展、惠民为民政策落实上，向群众宣传沟通力度不足，出现“替民做主”现象。部分群众对村务工作不知晓、不理解、不支持，即使村干部为村民办了好事，也常常被误解，导致干群感情生疏、情绪对立。
（二）村务工作监督不到位。个别村干部仍然存在“家长制”作风，凭主观意志、人情关系办事，在生产和村务管理过程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不按规定召开党员、群众会议，不按照制度程序办事，提议决策不民主，村务管理执行不透明，过程结果不公开，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部分村的账务不进行公开，有的村公开的帐目不清，数目不明。部分地方低保户评选不公开、不透明，“关系保”、“人情保”时有发生。
（三）村“两委”关系不尽和谐。部分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工作仍存在碰到问题互相踢皮球、扯皮现象，造成有些工作重叠，有些工作死角无人管。有的村委会班子成员认为自己是全村群众选举的，而村党支部书记只是由占村民总数一小部分的党员“两推一选”的，于是盲目自大，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尊重党支部的领导；有的村党支部认为，基层党组织是领导核心，就是要领导一切，于是就大包大揽，妨碍了村委会班子正常行使应有的权力。
二、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少数群众大局意识不强。当前农村兴办公益事业，既要靠国家的优惠政策支持、引导，更要靠群众自力更生、自主筹资筹劳。但少数有承担能力的群众大局意识、公民意识不强，只想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导致农村发展不快，村级债务增大，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不和谐因素增多。
（二）部分村干部综合素质不高。当前大部分村干部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现代基层治理理念有所欠缺。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执行力不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在工作上满足于过得去，对工作质量要求缺乏高标准；有的干部在仍习惯于 “一班人”“说了算，定了干”的“为民作主”的领导方式，常采用强迫命令和强制性行政手段，不能正确运用服务群众、民主协商的工作方法。
（三）部分基层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基层干部有的民主意识较差，决策不民主，听不进群众意见，凭主观想象决策和开展工作；有的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存在享乐主义和盲目攀比现象；有的工作不深入，工作怕吃苦、怕担责任、怕吃亏，对群众存在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有的工作作风粗暴，为民服务的意识不强，群众办事难，未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新时期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对策和建设
（一）治理规范化，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建立健全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积极探索新型农村治理机制，着力强化农村基层自治结构，构建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政府管理为基础、村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因地制宜推广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等做法。推进村务、党务公开，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项实践。探索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指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
（二）培育民主意识，提高群众自我治理的能力。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当前基层干部的素质与村级治理机制还有一定的差距。进一步培养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仍然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集体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用制度规范村干部和全体村民的行为，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意识，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村级干部要在制度框架内管理村中事务，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学会运用示范、引导、服务的方式开展工作，运用说服教育、民主协商的方法处理农村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
（三）加强培养选拔，完善村级干部选人用人机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实行“两推一选”，先由党员推荐、群众推荐确定候选人，再进行党内选举，改变村支部选举“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做法。党委会成员的选举实行“两票制”，先由全体村民对本村现有党员投“信任票”，然后从得票超过半数的党员中提名村党委会候选人，召开党员大会“正式投票”选举村党支部组成人员。完善选民登记和投票程序，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加强对村委会选举的组织和监督，严查舞弊贿选，确保村民有效行使选举权。加强对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私营企业主、返乡务工人员等新生代村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以改变目前村干部年龄渐趋老龄化、学历偏低等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
（四）规范村务管理，完善议事决策机制。成立村民议事机构，由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议事委员会，通过村民议事委员会，把重大村务的决定权交给广大村民，凡村务大事，都要经村民议事委员会充分讨论后再决定，做到村干部、党员、普通村民三者决策的有机统一，使村民能够表达意见并参与决策，真正成为决策议事的“主角”。严格执行“一事一议”制度，充分发扬民主，严格履行程序。对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先由村党支部形成决议，然后提交支委和村委召开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通过后提交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凡涉及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事项，尤其是重大村务和财务,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努力提高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确保村务管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改革财务管理制度，探索每月到镇（街道）做账和每季度在联席会上公开账务和村级财务镇（街道）代管等制度，探索可行有效的村账审计方式，如第三方审计。
（五）深化“阳光村务”，完善村干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村民代表会、党员和群众代表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理财小组等群众性监督机构。进一步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议事会制度、党员和群众代表议事会等制度。实行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制度，听取和征求村民意见，深化民主监督工作。深化“阳光村务”工作，规范村党务政务、村务和财务等“三务”的公开内容、公开形式、公开程序和时限，将村事务“晒”在阳光下，“亮”在民心中，真正让村民知情，由群众监督，使村干部清白。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村“两委”干部执行村务决策、履行村务管理和遵守财务管理制度等情况进行检查和全程监督，并及时公开。上级部门进一步加强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定期检查村务、村账情况，听取村民意见。在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实行“项目公示制”，增强工作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增强村民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律意识，进一步打通民意反映渠道，让村民的意见顺利“上传”到有关部门，使村民成为村干部的“全天候”监督者。
『柒』 当前国家空间治理形成了什么样的新格局有没有什么典型项目
当下，随着“三区三线”、“四梁八柱”、“多规合一”等概念的提出，我国国土空间治理新格局已渐成雏形，各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相关政府部门和设计院也对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据我所知，深规院在这方面研究颇深，在这一领域发表了诸多论文，如《“三区三线”划定中的规划逻辑思辨》、《基于立法视角的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思路》等，这些内容让我收获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