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港治理思路的论文

1. 形势与政策 从人大释法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坚持了哪些原则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对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集中阐述，其提出的所有观点在宪法、基本法以及中央关于香港方针政策的文献中都能找到依据。

有一些人认为白皮书偏离了中央当初提出的基本方针政策，也有人担心中央是否会收窄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这都是毫无根据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央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后，香港社会也曾出现过担心中央的政策会变的声音。

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1)对港治理思路的论文扩展阅读：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要继续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进一步发挥香港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就必须继续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这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香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需要；不仅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也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因此，“一国两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始终没有改变，也绝不会作出改变。

2. 关于盐田港港口物流仓储方面的论文，要求写文献综述，各位给点意见

到知网用关键词：港口、物流、仓储搜 研究生论文

3. 从人大释法看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有什么意义·

对于维护“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准确贯彻基本法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大释法表明了中央政府反对“港独”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和香港法治，顺应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人大释法均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国家与香港的整体利益。事实证明，人大释法不会损害香港的法治，反而可以帮助香港解决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人大释法涉及到国家重大利益，又是香港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举，实质是为“一国两制”保驾护航，使其继续沿着正确方向航行。

(3)对港治理思路的论文扩展阅读：

人大释法是慎重之举，不会轻易进行。香港回归以来的释法（不包括本次基本法104条释法），即：

（1）1999年6月26日，对基本法第22条和24条作出解释，针对事项是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留权问题；

（2）2004年4月6日，对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作出解释。针对事项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问题；

（3）2005年4月27日，对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作出解释，针对事项是新行政长官任期问题；

（4）2011年8月26日，对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作出解释，针对事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应适用中央政府采取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的问题。

4. 如何突破香港治理的结构性难题

民众期待梁振英带来香港的新时代，但梁振英能否突破香港目前的结构性困局？这无疑要看行政长官率领的施政团队的能力，更要看中央治港的思路和策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梁振英所面对的难题不是新问题，而是香港回归之后就面临的老问题。董建华和曾荫权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能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问题乃是香港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这固然意味着我们不能对梁振英寄予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但是，面对老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新思路，找到对香港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关键点。香港经济：产业发展再出发香港社会民生面临的首要问题乃是贫富分化问题，也是由于抓住了这个问题，梁振英赢得了行政长官选举的胜利。但是，贫富分化绝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财富分配问题，应该说香港政府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好，即使比不上欧洲，也不比美国差，和内地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内地许多人希望到香港生孩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享受香港优质的社会福利。然而，单纯派糖的高福利政策不可能持续。香港一方面采取低税收，可另一方面却要高福利，政府只能依赖土地收入来增加财政，政府的土地拍卖市场无疑会影响到楼市的稳定，而楼市不仅集中了大商家的利益，而且裹挟了中产阶层的利益，更是基层群众的生活负担。可见，仅仅楼市就裹挟了政府、商家、中产和基层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香港经济的脆弱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中央几年前就反复强调特区政府要解决香港深层次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关键就在于香港要解决未来发展的问题。换句话说，香港经济的根本问题不是财富如何分配，而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贫富分化的根源在于基层就业不足，缺乏稳定持久的收入，单靠政府福利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而基层就业不足的根源在于香港的产业结构集中在金融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只能吸纳少数人才，缺乏能够有效解决基层就业的产业。这种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单纯的财富分配并不能解决香港的贫富分化。要从增加就业角度来寻求香港经济发展，就意味着香港经济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主导，而必须由政府来推动、选择相关产业的开发。如果我们比较一下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路向，就会发现根本区别在于新加坡不断致力于产业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香港却依然停留在金融、航运和贸易领域，而这些行业过分依赖内地，以至于逐渐丧失了这方面的优势。董建华时期就曾经对香港提出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这些发展计划可能在当时缺乏条件，难以落实，甚至一度成为笑柄。然而十多年回过头来看，香港恰恰错失了发展的最佳时机，尤其是九七回归之后内地经济急需要香港的带动，而香港未能抓住时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这些领域内地已经初具规模，而香港的发展必然面临着与内地的竞争。无论如何，要让香港经济社会走出目前的停滞状态，不能单纯发展服务业，而必须发展自己的实业。因此，发展应当成为特区政府的第一要务。由此，新一届特区政府应当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框架下，推动产业发展再出发，尤其要利用粤港合作的机会，推动香港经济的发展。特区政府要把经济发展作为未来的首要目标，就意味特区政府必须围绕行政长官形成强有力的施政团队。董建华时期虽然提出了宏大的发展计划，但缺乏施政团队和公务员的配合，致使其计划付诸东流。而曾荫权时代虽然提出强政励治，但依然集中在传统行业，并没有新的产业发展计划，后来虽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许多产业发展的构想，但政府临近届满，已经难以推动发展。如果特区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施政团队，就不可能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提升公务员政治素质：施政团队与政策研究的互动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施政团队，不仅政治任命官员本身就应当围绕行政长官形成具有统一意志的团队，更要有效协调政治任命官员与公务员队伍的关系。港英时期确立的公务员队伍是香港施政的核心力量，但面对回归后的格局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执行能力强，决策能力弱，缺乏研究意识。港英时期，整个决策权都握在英国人手里，华人往往被排斥在外，英国人作出决策，华人公务员负责执行。香港回归之后，由于中央未能填补英国人留下的决策真空，致使特区政府对政策缺乏有效的研究，难以形成有效的决策，致使回归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其二，专业能力强，政治能力弱，缺乏政治团队意识。由于缺乏决策经验和决策意识，香港公务员强调专业，而忽略对问题的全局把握和政治意识，以至于当香港从港英的精英政治向回归之后的大众民主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公务员难以适应香港民主化时代的大众需要。而对专业能力强调影响了其团队合作意识，致使公务员长于单打独斗，不利于围绕行政长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施政团队。其三，公务员强调“政治中立”，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效忠对象。事实上，港英时期确立确立的公务员“政治中立”是指公务员对香港本地的各派政治力量保持中立，而不是对港英政府或者英女王保持中立。这种中立的前提恰恰是建立在对英女王和港英政府政治忠诚的基础上。然而，香港回归之后，由于中央未能填补英女王留下的真空，行政长官未能填补港督留下的政治真空，致使公务员队伍缺乏政治忠诚的对象，甚至长期以来形成了公务员队伍与行政长官的对峙局面。正是由于上述缺陷，公务员队伍的传统思维已经不适应香港回归之后的民主政治格局，使得中央任命的行政长官及政治官员与公务员队伍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结构性对峙。而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解决思路就是扩大政治委任官员，试图增加行政长官的政治力量来驾驭公务员队伍，目前五司十四局的改革依然是这个思路。增加政治任命官员从而广泛吸纳政治人才无疑是必要的，但这种思路不应当导致从外部增加政治任命官员，而在无形中削弱和打击公务员的士气。真正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如何从整体上调整和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政治素质，调动公务员队伍的积极性，重新打造新型的公务员队伍。首先要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政治教育，培养公务员的政治意识。公务员队伍的“政治中立”就意味着公务员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意志，而必须服从民选的行政长官和中央的政治意志。这就意味着公务员队伍应当效忠中央和行政长官，成为中央和特区政府管治香港的核心力量。由此，公务员队伍不仅要进行专业培训，还要进行综合性知识的培训，更要进行政治教育，从而在不同专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意志，有利于围绕行政长官形成具有统一政治意识和共同施政理念、从而相互有机配合的施政团队。为此，特区政府应当建立类似国家行政学院的公务员培训学校，专门培养和训练高级公务人员，而这样的任务不仅要由行政长官推动，而且要由中央来积极支持和推动。公务员的综合知识训练和政治教育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长期教育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但对于新一届特区政府来说，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就在于推动公务员队伍参与到特区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制定过程中。香港回归十五年来，特区政府竟然没有一个专门统领政策研究的机构，而各个政策局也没有内部专门的研究人员，致使特区政府无论是经济发展、政制发展，还是社会文化建设，都缺乏有效的政策研究。这使得特区政府无法提出相对长远和稳定的施政目标和方向，行政长官施政也满足于每年一度的《施政报告》，其内容是各个部门推行的政策大杂烩，缺乏内在的灵魂和共同的目标，而各个年度之间的报告也缺乏有机联系和整体目标。这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施政局面显然无法承担起港人治港的重任。因此，行政长官要调动公务员的政治积极性，就要把民主成分带入到传统公务员的科层官僚体制中，让他们成为参与政治决策的主人，而不能仅仅是政策执行的工具。这就意味着要加大公务员队伍研究政策的力度，通过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调研、民主讨论、相互协商，调动公务员队伍的积极性，从而让每个公务员理解行政长官的施政理念，理解其他部门工作，从而自觉有效地相互配合来实现特区政府的整体施政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特区政府要改革行政会议，提升行政会议在特区政府施政中的重要地位，使行政会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会议，使得政治任命官员与公务员队伍围绕行政长官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同时，也应当增加行政会议的透明度，在公共政策上吸引社会的关注，从而对立法会形成某种制约。除此之外，特区政府要全面提升中央政策组，让中央政策组真正发挥在协助行政长官统领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并联系协调民间智库政策研究的机构。应对反对派的新思维过往特区政府施政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立法对行政的制衡，这已成为特区政府老生常谈的难题。其实，所谓“有权无票”、“有票无权”的说法乃是表面现象，这个问题与行政长官是否普选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这种制约关系的背后乃是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矛盾。由于梁振英的亲中政治色彩，以反中面目出现的反对派必然会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反对梁振英和特区政府。这意味着梁振英面临着比曾荫权更加恶劣的政治环境。与此同时，“双英对决”造成了爱国爱港阵营内部的分歧，虽然中央推动大和谐，但香港的熟人社会使得这些裂痕难以短期修复。而这两个因素显然不是梁振英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可以解决的，尤其是爱国爱港阵营的团结问题，必须由中央给予梁振英强有力的支持才有可能解决。至于反对派，梁振英也应当坚持三个原则来处理：其一，也不能简单地囿于亲中与反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来处理，而是要从行政长官的立场出发努力促进立法与行政的良好关系，尊重立法会在基本法的地位，尊重立法会议员所代表的民意。行政长官尊重立法会的政治立场和姿态，不仅有利于缓和行政和立法的关系，缓和反对派对梁振英的敌意，更重要的是争取到香港中间派和广大市民的支持。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策略，而必须有发自内心的行动来争取香港市民的支持，这意味着梁振英不应当满足于亲中力量的支持，而应当获得大多数香港市民的支持。其二，处理重大政策问题，直接诉诸民意，用选民来影响立法会。“双英对决”已经带有了行政长官普选的色彩，梁振英在深入基层、诉诸基层选民的民意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这一套诉诸民意的策略不仅应当在选举时期，更应当运用到特区政府的施政中。尤其当特区政府符合民意的施政措施遇到立法会反对派的阻扰，行政长官应当直接将政策诉诸基层民意，动员民意给立法会施加压力。这就意味着梁振英必须始终走入群众，以民选政治家的姿态来动员民众的支持。董建华和曾荫权都曾经高票当选，曾经获得民意的强有力支持，然而在其施政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走入基层，吸引民众的支持。如果说香港是一个媒体左右的社会，那么行政长官就应当利用媒体引导民众，利用民众给立法会施加压力，从而使媒体的眼球从立法会逐渐转向行政长官和形成决策的行政会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行政会议势在必行，增加行政会议的透明度，让民众理解特区政府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理由。一个获得民众支持的政府决策，很难在立法会遇到阻力。因此，改革行政会议，增加行政会议的透明，既是行政长官吸引媒体和公众关注政府决策，从而给立法会施加民意影响、改善立法与行政关系的主要举措。其三，鉴于梁振英的亲中身份和中央对其信任，梁振英应当推动反对派与中央的沟通与和解。与反对派的沟通与和解是香港市民的普遍愿望，也是香港政治的客观需要，应当还是一国两制健康发展的要求。“一国两制”已经落实十五年，可是香港市民选举的立法会议员，作为中国地方的公务人员，竟然不能回到祖国内地、不能参加国家层面的庆典，这本身就不正常。而禁止反对派进入内地，恰恰使得中央丧失了用统战的方法来团结反对派、分化反对派的渠道，反而强化了反对派在香港的悲情，使得反对派的悲情牌在香港获得更大的支持。由此，梁振英应当利用自己获得中央充分信任的有利条件，促进中央与反对派的沟通与和解，假如梁振英在今年国庆节能够率领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参加中央举办的活动，那无疑会促进中央与反对派的沟通，促进香港社会的和谐，有利于为特区政府的施政创造了好的社会环境。由此可见，香港进入了一个求变的时代，梁振英能不能率领特区政府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他能不能推动特区政府进入香港的新时代：这不是政府扮演守夜人的时代，而是政府积极规划、主动谋求发展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公务员固守专业、照章办事的时代，而是要求公务员拥有政治意识，主动服务于施政目标的时代；这不是政府因循守旧、依靠经验的时代，而是主动研究新问题、探索新思路的创新时代；这不是相互敌对、内讧消耗的衰落时代，而是相互和解、相互信任、相互激励开创新局面的时代。至于香港能否进入这样时代，依赖所有香港市民的努力，也依赖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努力，更要依赖中央因应香港民情的变化，从而对其治港思路进行完善和调整，从而共同推进香港进入新时代。（未完待续）强世功，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挂职），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代表作有《立法者的法理学》、《中国香港》等。此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二篇，后续观察将会陆续刊发，敬请期待。欲与强世功老师探讨商榷请致信[email protected] ，期待你的声音。相关阅读强世功：香港人为什么选择梁振英？版权声明：观察者网特约稿件，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出处或来源为观察者网。 强世功，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挂职），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民族问题专家、法学家。代表作：《法律人的城邦》、《立法者的法理学》、《中国香港》等。

5. 有关海峡两岸关系更进一步的整治小论文

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础回，努力构筑两岸交流答合作的前沿平台，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 ——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从服务、引导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发，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海空港为主骨架主枢纽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使之成为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的综合通道。 ——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立足现有制造业基础，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积极对接台湾制造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两岸产业合作基地。 ——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武夷山、闽西南土楼、鼓浪屿等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使之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富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游中心。

6. 急求《一国两制对香港澳门稳定和发展的意义》论文

“一国两制”在尊重港、澳人民的生活习惯，社会价值，意识形态，延续港、澳地区繁荣稳定的基础上，促进和加快了中国的统一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重要贡献。
“一国两制”将“共同合作”超越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同一国家内两种不同所有制地区的和谐共存。
中共官方称：“一国两制”为解决世界各国社会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解决道路。
中国大陆能够给予特区援助和支持，并承诺不会由于国内困难而向港澳地区要钱，内陆和港澳日益增长的经济来往，是香港、澳门经济重要的推动力之一。（请参见香港经济）
“一国两制”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新思路。
“一国两制”下，港、澳等特别行政区能够获得或保留国际组织（非主权独立国家地位）及运动的参加资格。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港、澳的“高度自治”仅限于内政，而外交、主权、军权则由中国中央政府统筹管理。港、澳两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但须经中央政府批准任命，港澳当地《基本法》的起草与修改需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和当地立法机构的三重核准方能发行。但港、澳在经济领域仍然以独立的经济体存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与中国大陆地区混合计算，港、澳政府均有权自由参加所有只有非主权独立国家才能够加入的国际组织。
“一国两制”原则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实践，基本上维护了当地的生活习惯，社会价值，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繁荣稳定与和平过渡，并且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故而得到多数中国大陆人民的支持。在港、澳地区，也有正反意见存在。然而在台湾，一国两制的支持率仍然偏低。[6]

7.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思考论文

实现香港、澳门的回归、台湾的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指导我们完成这一使命的基本方针，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一构想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开创了崭新的思路，成为我国处理港澳台问题的基本国策，是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不配的政治遗产。 一国两制的实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这一过程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验，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许多法律问题。以香港为便，如何坚持基本法，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如何坚持单一制，妥善处理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权形式，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国内多种法律体系并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等。正确地顾几和认识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妥善处理这些法律问题，关系到一国两制的实施和成败，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坚持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台问题，也存在着一个依法治理的问题。这个法就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国两制中的法律问题，说到底就是坚持和实践基本法的问题。 （一）基本法全面地体现了“一国两制”方针 直到1990年4月以前，“一国两制”还只是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形式出现。虽然宪法第31条有原则性规定，但是它首先由香港基本法，然后由澳门基本法具体化的。这两个基本法以庄严的法律形式，全面地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以香港基本法为例，它以宪法第31条为依据，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中我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及香港的实际情况，在第一章总则中集中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其余八章及三个附件，则以总则为依据，规定了“一国两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基本法载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直呈中央政府，外交与防务属中央政府管理；同时，它又享有高度自治权，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样，基本法一方面强调了“一国”，坚持了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了单一制国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两制”，坚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从而使“一国两制”的方针获得了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形式。 （二）基本法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保障 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实施的效力，基本法就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保障。基本法由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颁行，是一部全国性法律，不仅香港居民要遵守，全国人民都要遵守，具有崇高的权威性。香港基本法序言指出，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目的在于规定香港特区衽的制度，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 首先，从中央来看，基本法是中央最高国家机关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中央既要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又要依法尊重、保护特区的高度自治，不干预属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过程中，中央只能以基本法而不是别的政策或法律为依据来处理特区问题。遇到中央和特区权限划分的争议或基本法的解释、修改等问题，更是必须严格遵循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毫不含糊。中央带头模范贯彻。维护基本法，有利于增加港澳台地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繁荣稳定，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均不得干预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如需在特区设立机构，须得特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其在特区设立的机构及其人员均须遵守特区的法律。 其次，对内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而言，基本法也是它们片埋与港澳关系的法律准绳。港澳地区虽然加归了祖国，但是实行高度自治、特殊管理的地区，不能简单视同一般省、直辖市、自治区。基本法是全国范围内生效的法律，对内地同样有约束力，内地不得随意干预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包括在港澳设立机构、派遣人员等事务，都必须严格遵循基本法的规定。 最后，对特别行政区而言，基本法更是具有高于特区其他法律的地位，是它们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依据和准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基本法所赋予的，只能在此范围内行使。不论是特区政府，还是港澳居民，不论处理本地区事务，还是处理和中央或外部了世界的关系，都应视基本法为其利益的根本保证，排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干扰或破坏，自觉地坚持、维护基本法。需要指出的是，港澳特区有义务依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复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政治组织在港进一步， 港澳特区政治性组织与外国政治性组织建立联系。这不但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需要，也是维护港澳自身繁荣稳定的需要。 （三）实践证明，基本法就能顺利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香港后过渡时期，特区筹备委员会和预委会的工作所以能顺利进展，它们的决议、建议所以能获得港人的普遍支持，就在于它们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按基本法办事，把基本法付诸实践。同样，中英之间关于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斗争，也是遵守还是违背基本法的原则问题。香港基本法颁一年来的实践已经将将继续证明，维护还是背离基本法，关系到一国两制的成败，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生命线。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论是中央、各地区，还是香港本身，也不论香港问题会出现怎样的风风雨雨，处理香港及与香港有关的问题，都必须坚持以基本法为准绳，严格按基本法办事。 一国两制是一项浩大繁复的社会系统工程，而基本法正是保障其实施的法律手段。只要中央、港澳和全国各地都坚定不移地遵守、维护基本法，一国两制的宏伟大厦就将岿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 二、坚持单一制，妥善处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主权和特区的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方针由“一国”和“两制”两方面组成，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偏一不可。如何处理二者关系，是实施一国两制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国两制也就有了基本保证。从法律的触芭考察，一国和两制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权限划分问题。一方面要坚持中央对特区的管辖权，维护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特区的高度纂以，维护其繁荣稳定。下面分三个问题讨论二者的关系。 （一）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们 法律地位问题是确定特别行政区与中央关系的前提。作为我国行政区划中的一个新建置，它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呢？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单一制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离的部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特别行政区不是联邦制下的州或邦，不具有州或邦的特征。单一制国家中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立法机关、一部宪法，而不在在所谓“一国两府”、“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问题。（2）香港特区是我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也就是说，香港不仅是我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且是我国的一个地方，不能与中央平起平坐。（3）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 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种自治权要比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大得多，比其他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自治的权力也要大，甚至在一些方面比联邦制下的州或邦的权力还要大。尽管如此，我国的单一制国家[

8.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提高香港的治理能力

首先一个是民生问题，下一个就是爱国教育，爱国学习，爱国能力，还有就是有更多的人去传播正能量，这样子才让年轻人更加的爱国。

9. 人大释法对香港治理有什么重要意义

强调一国两制中一国的重要性

10. 关于香港的议论文

关于香港的议论文可以以香港回归作为主题，描述事情的原由到结束，最后以中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收尾。

香港回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件。

1997年7月1日当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结束长达155年的英国的统治，香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绝大部份香港华裔居民自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时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清朝战败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及鸭脷洲割让给英国。1860年，清朝再次被英法联军打败，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给英国管治。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清朝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这三份条约正本由台湾当局外交部典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2年，英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虽然《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皆指香港岛及鸭脷洲与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及昂船洲永久割予英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所有相关不平等条约，只承认香港受英国管理，而非英国属地，并要求英国将香港岛和九龙连同新界一并交还。1997年，英国政府决定将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国，但同时争取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12月19日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了1997年7月1日起，中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行使主权和治权。

(10)对港治理思路的论文扩展阅读：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间曾受英国殖民统治。二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并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众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