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新要求

1. 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措施有哪些

一、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二、坚持多方参与，努力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三、坚持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首先，要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增强以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逐步培育起全社会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坚定信仰，进一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1)社会治理的新要求扩展阅读

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遇到不少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法规范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就需要在综治、信访、基层自治、社会组织发展等重点领域加快立法进程。

一方面，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范围及政府职能法定，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加快基层社会治理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根据新型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的发展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注重提升群众法治观念，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2. 要全面形成什么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城乡基层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重大进展。新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中国已经从社会管理跨越到社会治理时期。既往改革基本塑造了社会治理体制的大框架，对于今后深化改革起到了指导和引领作用。更好确立多元主体合作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2)社会治理的新要求扩展阅读：

社会治理要求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的作用，但这并不等于政府责任的弱化。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可以确立政府与社会的新关系、新秩序。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切实落实政社分开，就必须扩大社会事务“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的适用范围。从原则上讲，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承担制定规则、完善协调机制、加强能力建设等职责。

3. 当前社会治理面临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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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不易化解。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瓦解，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不断产生，随之各种新的利益诉求不断涌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缺乏一些制度规范，也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导致一些矛盾问题久拖不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加快，涉法涉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增多。

安全防控压力不断加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农村的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压力不断增大。尤其随着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多，很多针对目标人群的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加之老人和儿童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有限，极易产生各种群体性问题。

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需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多样化、优质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机构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人员队伍建设难度加大。就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看，主要存在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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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理念相对落后。当前，个别地区将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而对于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足够重视。同时，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很大程度上把治理当管理，缺乏服务意识和理念，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严重虚化。

治理方式创新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创新，运用行政干预手段过多，硬性的规定办法过多，服务机制没有完全跟上，没有做到“疏堵结合”，缺乏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载体和机制。同时，一些地区和部门缺乏足够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较低，制定政策和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导致很多治理制度形同虚设，无法落实。

治理机制尚不健全。阻碍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另一原因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导致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突出问题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划分模糊，很容易造成个别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

突破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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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一要突出以人为本理念。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二要突出系统治理理念。在突出党委领导作用的同时，大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三是突出依法治理理念。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办事，树立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治理机制。一是以党组织为引领。要切实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到党建计划之中，努力健全基层党组织。二要以自治组织为重点。要让村委会、社区等自治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监督、教育和服务。三要以服务能力为保障。通过社会化方式，引导市场力量参与提供社会服务，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一要注重预防。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应急处置和日常管理并重，最大限度地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要科学化解。对于一些偶发性问题，要及时化解，特事特办。而对于一些周期性问题，要制定制度和办法，通过制度来化解。对于一些长期性矛盾，要突出制度的延续性，通过持续工作，解决矛盾。三是严格追责。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并细化责任追究机制，倒逼矛盾化解，推动基层社会矛盾的科学、高效解决。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机制。一要创新服务模式。要革新传统服务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网格化服务模式，推动社会服务进基层、基层事务进网格、工作责任进网格。二要突出高效服务。在完善传统服务方式的同时，突出社会服务的科技化和高效化特点，努力构建10分钟服务圈等高效服务网络。三是突出服务反馈。要设立完善的服务反馈机制，及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及时掌握群众的服务需求。

不断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和活力。一要激发主体意识。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形式，逐渐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二要拓宽参与渠道。要通过村务公开和集体表决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决权。三要科学确定公共事务。将一些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事务纳入到基层治理的内容和计划中，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 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上,《决定》提出哪些要求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首先要在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上下功夫。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的内涵不断丰富。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让基层创新的活力竞相迸发，推动形成民主协商格局。近年来涌现的“民主恳谈”“村民说事”“四议两公开”等因地制宜的基层民主探索，提出了“提、议、调、督、评”“说、谈、问、办、评”等一系列相对制度化的做法，有效补充了村/居民（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等民主载体的不足，让民众真正参与到基层的常规决策之中。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还要用好科技支撑，以“互联网+治理”打通政府之间、部门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壁垒，提升基层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归根结底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旨归。既要规范有序，又要充满活力，新格局既意味着政府服务的精细化，更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具体化。

5.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上,《决定》提出哪些要求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归根结底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专题，以让人民群众属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旨归。既要规范有序，又要充满活力，新格局既意味着政府服务的精细化，更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具体化。从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入手，为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可持续机制奠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创造过程，必将见证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灿然进展。

6. 完善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完善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第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第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第四，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第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第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第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第八，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

7. 如何全面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

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在不断巩固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中的村落、社区乃至一基层组织的治理，都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是在封闭的“封建化城堡”中独自运行的。无论是奉行自治原则的基层治理还是与国家政权体系相勾连的基层治理，都是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石而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基层治理与上层治理、国家政权的内部治理又是有区别的。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而存在的。这样就决定了基层治理既要依靠基层政府、法律、选举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于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区认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使基层治理体系得以运转的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社区精英。基层治理要过得硬，仅仅依靠地方政府正式的公务人员是永远无法奏效的。这是基层治理的特性和逻辑所决定的。因此，要想提高基层治理的质量与水平，就得依靠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在社区拥有强劲影响力的“社区精英”。
一般来说，社区精英的成熟度与基层治理的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完善的基层治理体系得益于基层政府管理人员与社区精英的支持与合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何培养社区精英,如何提高社区精英的影响力,如何配置与基层治理要求、基层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区精英，都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水平与质量。
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在不断巩固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都是与特定时代的逻辑和特色联系在一起的。
（一）革命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巩固
革命型社区精英孕生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此后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革命型社区精英在基层治理体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国城乡社会的整合、国家政权末梢的巩固都是与革命型社区精英的诞生与成长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城市和乡村基层社会尽管都经历了被正式体系不断吸纳的过程，但国家对社会的吸纳并没有导致基层管理人员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脱社会化或脱社区化。以居委会为载体的城市社区精英和以村委会为载体的乡村社区精英，都在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沟通价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经证明，尽管革命型社区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与国家政权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着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个人魅力、人际信任、服务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这恰恰说明了基层治理有着独特的逻辑、路径和成效标准。
（二）经验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重构
经验型社区精英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体制的松懈以及国有企业的转制等结构性、体制性和政策性变动而逐渐孕育出来的。就城市基层治理而言，大量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因为企业的转制而脱离原有组织。在随后的历程中，他们被吸纳到社区之中，从国有企业脱胎而来的管理者们在其原有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迅速转化为支撑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经验型社区精英队伍。他们对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巩固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夯实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层治理还不得不依赖于这一类型的社区精英以及他们在社区共同体中所缔造的制度传承与文化传承。就农村基层治理而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经济能人等填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所产生的精英真空。农村新型社区精英的成长既内嵌于农村权力和经济利益结构之中，又与正式的国家政权体系相嫁接，成为农村社会重塑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年龄等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经历和特殊转型时期而诞生出来的经验型社区精英，即将退出基层治理的舞台。中国基层社会社区精英的代际更替能否顺利完成，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够依然坚不可摧、固若金汤。诸多迹象表明，新型社区精英的培育和成长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所面临的紧迫使命。
（三）知识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走向
伴随着经验型社区精英的隐退，一种新型的社区精英正在成长，这就是知识型社区精英。农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区中年轻的社区总支书记和居委会（社区）主任，已经成为当下社区治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村社区基层治理中担当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识（很多是高中毕业）、有见识（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与早期革命型社区精英以及后来的部队转业型社区精英，在其成长路径、个人特质、管理方法和视野上都有了显著的不同。知识型社区精英的诞生，已经证明中国基层社会的社区治理在经历着社区精英替代进程。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节奏，同样，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主角。在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过程中，基层管理队伍特别是社区精英的成长都有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方位。任何一种类型的社区精英的成长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和路径。从革命型社区精英向经验型社区精英的转变，既是与基层社会的世俗化运动密切相关的，又是与国家政权对基层管理人员的结构性配置、新型社会空间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吸纳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成长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基层治理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仅仅依靠知识是难以奏效的，基层治理的具体化、生活化、人际化、议题化以及应对的迅速性、及时性，都对知识型社区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调查，我们的观点是：（1）知识型社区精英的发展空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换言之，知识型社区精英可能不是永远沉淀于社区之中的，他们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为新型高层管理者的一员。如果说以前的高层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经济和主政一方的经历，那么未来部分高层管理者可能会经历社区化的洗礼。（2）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学校、社会、机关都应该成为向基层社会输送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源头。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只有经受社区的洗礼和锻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3）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灵魂和使命是统一的、一体的、连续的。如果将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总结中国基层治理的经验，探索中国基层治理体系演进的规律，进一步巩固社区精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效应”和“基石地位”，则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