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复杂系统

㈠ 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一旦发生问题，再来治理，非但费时、费事、劳民、 伤财，而且，有.....

1.1"先发展，后治理"的观点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危险的。
2.1在与人的交往中，最困难的是相互间内在的沟通。
3.1开卷要学会提纯拔萃，弃莠存良。

㈡ 如何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体现了我国对30多年来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了我们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丰富了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是对改革目标的拓展和延伸。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放在总目标的高度，是对其他各领域改革的高度提炼，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治理理论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是对传统理论的超越和发展。从新公共管理角度看，服务型政府的理想模式是公共治理模式，公共性是治理的灵魂和宗旨，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治理，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持续互动过程。
1、从治理能力角度看，强调将市场的激励管理机制以及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强调效率、市场化、竞争性和灵活性。
2、从治理主体角度看，强调“三部门”合作治理。政府和市场均存在失灵现象，传统的“二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管理需求。治理主体应具有多元化，政府作为第一部门、市场作为第二部门、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共同构成治理的主体。
3、从职责权限角度看，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公权力机构;市场是提供私人物品的私权力组织;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营机构。三者彼此分离又相互依赖。
总之，治理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它不同于行政和管理，它掌舵而不划桨。治理与管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区别：
1、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是政府等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机构，也可以是市场和社会组织。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主体共治的理念。
2、权力来源不同，管理的权力来自统治阶级及国家法律授权;治理的权力来自公众认可及社会契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达到自治的效果。
3、适用范围不同，管理是一个制度性概念，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只适用于政府权力所及领域;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全社会。
4、手段机制不同，管理以政府命令、控制和规制为主，强调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治理强调对话、协商、长期合作，强调权力的自上而下或平行运行。
5、价值取向不同，管理强调的是行政观、制度观和责任观;治理强调民主观、社会观和法治观。
6、达成效果不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管理多头痛医头、就事论事，效果往往事倍功半;治理更注重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顶层设计与摸石过河有机结合，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就具体内容，包括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制度安排，如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就构成要素，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及治理效果三个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指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有利于扩大人民民主、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它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新的目标愿景，是实现以发展为诉求的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个良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
1、国家机制、市场机制、公民社会机制的互相支撑与平衡；
2、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宪法与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社会契约和价值认同成为公共治理的社会土壤；
3、民主与效率的相互补充与协调，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主体地位，且有利于提高行政与经济效益。
全面深化改革，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关键要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体系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使社会主体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最终达到国家、社会、市场三者良性互动的“善治”效果。那么，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灵魂，当前不论是权力机关干部还是广大群众对国家治理的认识还不够到位，甚至存在很多过时的、不与时俱进的观念和思想。例如，官本位思想十分盛行，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主人，将行政权力看作是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取利益的私人物品，将权力的运用看作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命令和管理，习惯以管理者身份干预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缺乏服务意识，缺乏法律与规则意识，习惯以自由裁量权对权力的运用进行界定，习惯于“家长式”管理模式，认为政府或公权部门是唯一的管理者，将公民、市场及社会组织看作被管理者。同时，从公民角度而言，官本位思想同样存在，遇事找政府成为既定的思维模式，缺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参与政治生活、争取自身利益的内生动力和能力，公民社会的发育仍处在萌芽状态。
因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刻不容缓。就政府而言，必须树立公共权力观，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委托属性，人民群众是权力的委托者、监督者、制约者，运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执行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必须树立法治权力观，用法律规范、治理和控制国家的权力，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必须树立牢固的服务意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做到执政为民、勤政为民。从人民群众角度而言，必须树立主体意识观，认识到自己是权力的委托者，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理顺各治理主体的协调匹配，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关系。
一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内部权限分工合理、职责范围有限、高效运转、与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政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深化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与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到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到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市场经济的活力不断得到释放。然而，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依然采取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的管理导向。随着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复杂化，国家决策范围不断扩大，政府已经无力包揽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失灵现象在众多领域开始显现。
因此，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效的政府必然是职责有限的政府。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各归其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分工体系。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体组织化发展，分散国家治理资源，在多元、集体、互动的治理模式中，解决庞杂、专业的社会问题。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为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提供坚实基础。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应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谋划各个治理领域的改革方案和具体举措，加强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
四、在具体治理方式的创新上，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思路：
1、契约化与合作方式，转命令为协商，转独占为合作，为权力寻求新的合法性途径。
2、市场化与竞争方式，转官办为民营，转垄断为竞争，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3、法治化与服务方式，转人治为法治，转管理为服务，让权力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下运行，汲取现代治理的思想精髓。
4、注重信息与科技手段的运用，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武装国家治理，提高治理效率、减少治理成本。
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放权于社会、让权于市场，既是政府转型的现实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一个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必将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健康运行、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的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的国家。

㈢ 如何理解"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社会治理具有主体多元化特征，国家权力、地方力量、社会内组织、广大民众等容在其中相互交叉、彼此影响。对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需要进行必要的规范和调整，而法治就是最有效的规范和调整手段之一。法治具有系统性、规范性、稳定性，没有法治就没有善治。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公共事务日趋复杂，社会建设任务繁重艰巨，社会治理创新十分紧迫。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借助法治力量、运用法治方式。为此，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㈣ 什么是“综治系统”

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含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基本含义是：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要求分解为若干具体目标，针对不同对象，签订不同的责任书，明确责任，定期考核，根据落实情况，实行奖惩。它是“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的具体化。

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意义
目标管理责任制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行之有效的手段，是保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到实处的有力措施。具体地说，第一，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把现代科学管理方法运用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去，提高了工作效能。通过目标管理，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地区、部门、单位，甚至每个责任人，使他们都明确各自的责任，增强这项王作的可操作性。第二，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就是把竞争机制引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检查评比，奖优罚劣，消除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弊端，从而使软任务变成硬指标，促使各级领导责任人增强责任感，按照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要求规范自己的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是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的一种有力形式，能极大地改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责任不明、元人负责的现象，建立起一套从上到下的多层次的责任制4度，从根本上保障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任务的落实。可以说，社会治安目标管理责任制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中的“混凝土”，它把广大领导干部和群众，把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有机地组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㈤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式有：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思想是行动的灵魂，当前不论是权力机关干部还是广大群众对国家治理的认识还不够到位，甚至存在很多过时的、不与时俱进的观念和思想。
例如，官本位思想十分盛行，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主人，将行政权力看作是为个人或者小集团谋取利益的私人物品，将权力的运用看作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命令和管理，习惯以管理者身份干预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缺乏服务意识，缺乏法律与规则意识，习惯以自由裁量权对权力的运用进行界定，习惯于“家长式”管理模式，认为政府或公权部门是唯一的管理者，将公民、市场及社会组织看作被管理者。同时，从公民角度而言，官本位思想同样存在，遇事找政府成为既定的思维模式，缺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缺乏参与政治生活、争取自身利益的内生动力和能力，公民社会的发育仍处在萌芽状态。
因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刻不容缓。就政府而言，必须树立公共权力观，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委托属性，人民群众是权力的委托者、监督者、制约者，运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执行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必须树立法治权力观，用法律规范、治理和控制国家的权力，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必须树立牢固的服务意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做到执政为民、勤政为民。从人民群众角度而言，必须树立主体意识观，认识到自己是权力的委托者，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理顺各治理主体的协调匹配，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一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内部权限分工合理、职责范围有限、高效运转、与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政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深化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与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到经济建设型政府再到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市场经济的活力不断得到释放。然而，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依然采取稳定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的管理导向。随着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复杂化，国家决策范围不断扩大，政府已经无力包揽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失灵现象在众多领域开始显现。
因此，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效的政府必然是职责有限的政府。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各归其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分工体系。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体组织化发展，分散国家治理资源，在多元、集体、互动的治理模式中，解决庞杂、专业的社会问题。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为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提供坚实基础。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中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应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站在全局的高度科学谋划各个治理领域的改革方案和具体举措，加强统筹协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
在具体治理方式的创新上，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思路：
一是契约化与合作方式，转命令为协商，转独占为合作，为权力寻求新的合法性途径。
二是市场化与竞争方式，转官办为民营，转垄断为竞争，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是法治化与服务方式，转人治为法治，转管理为服务，让权力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下运行，汲取现代治理的思想精髓。
四是注重信息与科技手段的运用，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武装国家治理，提高治理效率、减少治理成本。

㈥ 如何推进中国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3、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这些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分析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路径，找到国家治理的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现阶段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因违法违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这就要求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而对于因身体缺陷、智识水平等合理差别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则应切实解决好其社会保障问题。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努力让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4、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但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有区别，不宜像定位政府调节经济那样，把政府治理社会定位于补缺。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检验治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果。实践证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关键在于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在阐述社会管理体制时，提的不是“政府主导”而是“政府负责”，这一表述启发我们，不必纠缠“主导”的问题，而应研究功能和责任问题。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5、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

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大基本标杆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提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这一总目标中，大家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较熟悉，而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够了解。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呢？一般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就我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这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治党治国治军、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各种复杂国际事务等方面的能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形成的基础，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治理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治理能力彰显治理体系的功能，治理能力强大是治理体系完备的表现，只有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实践证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自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相比形势任务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还有许多亟待完善和提高的地方。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强调物质文明层面、精神文明层面的现代化建设。其实，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物质文明层面、精神文明层面的现代化，还应包括制度层面、治理层面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科学思维、民主思维和法治思维等，善于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来，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表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制度体系。不断改革那些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另一方面，要继续提升治理能力。当前，我们虽然在各方面都建立了制度，但在发挥制度效能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很多制度虽然建起来了，但并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治理能力的提升，努力把制度体系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参考文献：《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6日07版）

㈧ 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般说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就我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这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治党治国治军、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各种复杂国际事务等方面的能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形成的基础，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治理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治理能力彰显治理体系的功能，治理能力强大是治理体系完备的表现，只有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适应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治理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实践证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自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相比形势任务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还有许多亟待完善和提高的地方。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就必须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强调物质文明层面、精神文明层面的现代化建设。其实，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物质文明层面、精神文明层面的现代化，还应包括制度层面、治理层面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科学思维、民主思维和法治思维等，善于依靠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来，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表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制度体系。不断改革那些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另一方面，要继续提升治理能力。当前，我们虽然在各方面都建立了制度，但在发挥制度效能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很多制度虽然建起来了，但并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治理能力的提升，努力把制度体系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