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2014

Ⅰ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什么方面的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顺了、和谐了，社会才能安定有序，才能和谐稳定。因此，社会治理要紧紧抓住人这个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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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创新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提高市场化程度的主要内容。

二是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体制。现在所有制单一，国有资产比重太大，要大力推进调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竞争性的待业国有资产尽快退出，让市场去选择投资者，在市场中实行优胜劣汰。

三是营造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办照、待遇、服务等方面，都要创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法规，改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硬件建设，拓展市场运作领域，营造有竞争力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

Ⅱ 社会治理需要哪些素质

公民文明素质包括四大素质：
①思想道德素质。其中个人品德包括：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权，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②科学文化素质。其中科学素质包括：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等等。
③实践能力素质。其中包括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就业和创业能力等等。
④体质心理素质。其中心理素质包括：兴趣的多样性、情绪的可控性、意志的坚定性等等。
参考文献：高金华，《增强大学思政课实效性的三个根本要素》，《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14年第3期（5月20日出版）第149～152页。

Ⅲ 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

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统治。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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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

第一，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社会要和谐稳定，平安具有极端重要性。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牢记和谐稳定是根本大局的道理，着力提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既同邓小平同志的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大道理的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有了新的丰富发展，特别是把平安提到极重要的民生高度，是对我们党民生思想的创新发展。

第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顺了、和谐了，社会才能安定有序，才能和谐稳定。因此，社会治理要紧紧抓住人这个核心。

第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重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主要的就是社会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因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重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怎么样，群众诉求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

因此， 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

第四，坚持活力和秩序的统一。一方面，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因此，“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既不能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也不能管得太松、暗流涌动。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动全社会一起来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使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第五，着力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既是新形势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客观要求，又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利用好互联网和网络信息技术，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我们要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提高网络管理水平，加快增强网络空间安全防御能力，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

Ⅳ 扶不扶是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这一观点,指出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

①2014央视春晚被网友热议最多的莫过开心麻花小品《扶不扶》。其经典台词“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要是倒了就扶不起来了！”被不少网友、观众热议并竞相转发，小品还被戏称为“全球华人老太太讹人教学录像带”。

②不少人都认为，这个小品深刻地拷问了社会道德，既拷问了搀扶者的道德良心，更拷问了跌倒在地、需要被搀扶的老人的道德良心。

③曾发生在四川达州的“三名儿童扶老人后被索赔”事件，终在5个月后经警方调查确认，老人系自行摔倒。老人也因涉嫌敲诈被处以行拘。而在近期，广东汕头高中生也因扶老人反被索赔，终在报警找到目击证人后，还己清白，老人上门道歉。

④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一些老人的道德水准已降到“零度”以下，称他们的道德为“冰点”道德。在西安，一位老人索座不成，坐在少女腿上；还有在楼道里乱堆东西、将公共体育设施拆毁卖废铁等不文明现象，似乎给人一种印象：一些老人道德水准偏低。

⑤老人跌倒扶不扶，难道拷问的只是社会道德问题吗？难道拷问的只是每个人特别是被搀扶老人的道德良心吗？

⑥其实，老人跌倒扶不扶，不只是道德问题。

⑦因此，在这些看似社会道德良心被无情的“软性钢刀”捅得鲜血淋淋的搀扶事件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搀扶者被“软性钢刀”捅伤后流血的伤口，还要寻找被捅得复杂因素。

⑧有哪些复杂因素呢？

⑨道德良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今日大陆一些人的法律意识欠缺，加上某些地方法律机构的判处失当，给社会道德投下阴影。“跌倒老人扶不扶”这不只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

⑩今天不乏这些现象：法制观念淡漠，对个人权利的边界没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导致公共意识的缺乏，有老人在公共花园开菜圃，有老人在闹市区占着人行道卖小菜等。正如已故社会学者费孝通所指出，在个人权利伸张的社会，是有如一捆捆筷子组成，整齐有序而人人平等，有着个人权利还有对等的公共义务。而当个人对自身权益缺乏约束，就只剩下人性中的自私，不顾他者。再在各种运动驱使之下，由于法制观念的缺失、社会的无序，又使得人们的恶性缺乏约束，敲诈、好占便宜、以怨报德，等等。

11个人道德与体制机制不是相互隔绝的，人类发展史证明，从生态系统到社会系统，每一个要素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互生共生的关系。以一些老年人为例，缺乏法纪约束导致了非理性，乃至社会失范。而司法执行机构的判断失误，又误导了社会心理和行为。

12我们的社会，应该是道德良知的光辉照耀人心，法制约束的栅栏维护人心。让13亿中国人付不起一个跌倒在地的老人的悲剧不再上演吧！

说说第①段写央视春晚小品《扶不扶》在文中的作用。（4分）
第⑤段在内容上强调什么？结构上有什么作用？（4分）
联系第⑦段内容，画线句中“软性钢刀”指什么？（3分）
请简要分析第⑩段的论证方法及其在文中的好处。（4分）
本文鲜明地提出“扶不扶”是“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这一观点，作者认为有哪些“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4分）

5、照应题目，从反面引出论题，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6、在内容上强调了老人跌倒扶不扶拷问的不仅仅是社会道德问题，也拷问的是每个人的道德良心尤其是被搀扶者道德良心，结构上提问引人思考，树立靶子，引出中心论点。

7、老太太故意跌倒而讹诈他人的卑劣做法，形象鲜明地揭示了这一现象对社会道德风气造成极大地伤害，从反面突出文章中心论点。

8、举例论证和道理论证，用老人在公共花园开菜圃、在闹市区占着人行道卖小菜事例，并引用费孝通有关个人权利与公共义务的关系观点，深刻而有力地论证了中心论点跌倒老人扶不扶这不只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
9、民众法律意识欠缺，法律机构判处失当。
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展示出的特征为：法制观念淡漠，对个人权利的边界没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导致公共意识的缺乏。正如已故社会学者费孝通所指出，在个人权利伸张的社会，是有如一捆捆筷子组成的，整齐有序而人人平等，有着个人权利还有对等的公共义务。而当个人对自身权益缺乏约束，就只剩下人性中的自私，不顾他者。再在各种运动驱使之下，法制观念的缺失，社会的无序，又使得人们的恶性缺乏约束，敲诈、好占便宜、以怨报德，等等。

个人道德与体制机制不是相互隔绝的，人类发展史证明，从生态系统到社会系统，每一个要素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互生共生的关系。以一些老年人为例，缺乏法纪约束导致了非理性，乃至社会失范。而司法执行机构的判断失误，又误导了社会心理和行为。

今日大陆一些人的法律意识欠缺，加上某些地方法律机构的判处失当，给社会道德投下阴影。“跌倒老人扶不扶”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综合问题。

Ⅳ 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行政管理论文

在 2014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 1000 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具体的提法是: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此前，在官方文献、学术着作和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 “社会管理”。新的 “社会治理”的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什么是社会管理? 什么是社会治理? 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要讨论以上问题，恐怕就要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且从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说起。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乍一看，“社会管理”一词似乎很 “社会学”，然而搜遍西方社会学经典，此概念却芳影难觅。不过在前苏联，有奥马洛夫所着的 《社会管理》，〔2〕此书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被译介到中国。书中的 “社会管理”，被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显而易见，这本书中的“社会管理”，是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下以当时风行世界的 “系统论”的语言表述的。
2002—2003 年爆发的 “非典”，给党和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极大的震撼。于是，“社会管理”一词被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4 年 9 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社会管理”一词首次亮相，当时的提法是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3〕试图用一个复合名词，从建设和管理两个不同的政策视角，对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回应，郑杭生论述了广义的和狭义的 “社会建设与管理”。他指出: 广义的界定是指 “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界定则着重指 “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作为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狭义的社会”。
〔4〕到了 2007 年党的十七大，作为对学界的回馈，“社会建设”与 “社会管理”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概念，“社会建设”与此前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合二而一，并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并列为 “四大建设”，①对 “社会管理”的新提法则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5〕对于这个变化，学界再次作出热烈响应。2006 年，王思斌在 《社会行政》〔6〕一书中，对 “社会管理”作了界定，他认为: 社会管理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任务，这里的社会管理是相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而言的，指的是由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和管理活动”。
2007 年，何增科撰文提出: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学者们倾向于从狭义上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含义”，“狭义上的社会管理，一般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了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
〔7〕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将 “社会管理”界定得更为偏狭。譬如说: “狭义的 ‘社会管理’主要集中在社会治安、信访和公共安全工作方面，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8〕这个说法与当年 “压倒一切”的 “维稳”挂得很紧，只能被看作是一个与党政部门的行政职责或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操作性定义。
但真正为学界认可的 “社会管理”虽然也被看作“狭义”，其词义也要比 “维稳”广泛得多。何增科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9〕李培林认为: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10〕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思彬和何增科定义 “社会管理”时，已经出现了 “治理”一词，并将其与 “管理”相并列。也许是为了与 “维稳”作一词义上的切割，在公共管理学界早已得到普遍认可的 “治理”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譬如张敦福、沈叶认为: 与学界常说的“社会管理”词义更为贴近的英文名词，实际上是 SocialGovernance，而 “Governance ” 一词在学界被译为 “治理”，“最常涉及的领域包括社会资本对当地地方行动者的作用、社区治理、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社会团结、社会不平等。这些领域均与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民生领域的重要问题。”
〔11〕以上的研究成果，最终在 2011 年胡锦涛的重要讲话〔12〕中体现出来，这个讲话的标题是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2012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再次强调: “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13〕

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
要进一步讨论 “社会管理”和 “社会治理”，就要展开讨论 “管理”和 “治理”。这通常会涉及到三个英文单词———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和 “Govern-ance”。前两个单词翻译成中文，都是 “管理”。但 “Ad-ministration” 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尤指政府机构中科层制架构中的行政管理; “Management”则取自于市场，因此蕴含着经营管理的意思。新公共管理理论试图用“Governance”一词来取代前两个常用词，并赋予一种新的涵义。中国的学者在接受这个新的概念时，为了表示与“管理”的差别，将其翻译成了 “治理”。
“Governance”或 “治理”的概念，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 “治理”的界定是: “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 “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 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
〔14〕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 “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 “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 “治理”的理解来看 “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 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 “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 “社会治理”和 “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 “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其一，社会治理必须强调 “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 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 “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 同时也不能靠一场 “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 “社会管理”的最显着的特点。
其二，社会治理必须倡导 “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 “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其三，社会治理必须兼顾 “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 “社会排斥”的色彩。
其四，社会治理必须注重 “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 “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
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 “理性”二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 “经济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的 “气场”就可能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但时空条件是有限的，个人利益的 “气场”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和碰撞。如果大家都坚守自己的 “气场”丝毫不让步，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其结果可能就是 “双输”或 “多输”。
因此，理性的选择是以 “妥协”为号召，请大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大家都在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后退一步，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 “气场”。通过妥协和让步，找出一个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按照老祖宗的古训，退后一步天地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碰撞和冲突，才能营造一个实际上是 “双赢”或 “多赢”的和谐局面。
究其原委，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和 “知本”常常表现为稀缺资源，所以其占有者在竞争中容易占上风。如果我们假设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本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但从结果看，这些稀缺资源最终却被一部分人所占有。那么，从最初的机会均等到最后的赢者通吃之间，必然暗含着竞争失败者对机会的 “出让”。赢者所以成为赢者，是输者对游戏规则大度的认可，如果输者蛮横不认输甚至借助于阴谋和暴力，那么，这样的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赢者的。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占有了稀缺资源的赢者也应该 “出让”他们的一部分盈利来回报社会，以争取社会对他们的占有的合法性的认可，亦即以此来换取输者对机会的 “出让”。当然，共享结果不应是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而是按贡献大小的有差别的分享。
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妥协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利益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的。
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所有参与竞争的人都必须维护，这样才能使这场游戏能够可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是当自己不如意时就用非理性的手段来毁了这场游戏。要让各阶层都应该认识到，虽然在这一次竞争输了，但可以把取胜的期望寄托在下一次。只要游戏继续进行，所有的人就终究都能从中分一杯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利益就是使一个可以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和维护的游戏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应该服从大局。
当然，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倾诉和倾听，是使相关利益者保持沟通和达成谅解的最好手段。所以，如果公众———无论他们在社会上是多数还是少数———都能够把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心里话都说出来，而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都能够去用心倾听，用心考虑，这就能使社会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即使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得到解决，也不至于使矛盾积聚和激化。

三． 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

十八大以来，还有一个与社会治理关系非常密切的新概念——— “政社分开”，在党的最高层次的文献中虽然总被提及，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中，对政社分开却少有深入的讨论。
什么是政社分开?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命题，但其实不然。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倡导社区服务时说: “凡是社会和群众可以做的就尽量放手，做不了的，就由政府按照行政程序来承担。”〔15〕其实，这就是用人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表述的政社分开。
这个理念无疑与社会治理强调的 “过程”、“调和”、“多元”和 “互动”是一致的。
政社分开，其实是要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治理。
人民群众要参与社会治理，就需要组织起来，于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议题凸显出来。社会组织要发展，要服务人民群众，又需要理论、方法和技术，于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应运而生。
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通常被分为三大部门，即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因为政府部门 “有权”和市场部门 “有钱”，为了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两个部门都要受到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政府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应该包括: 其一，权责范围受限; 其二，上级、公众问责; 其三，领导意图不明。对市场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主要是缺乏投资冲动。
于是，在处理这样一些 “受到限制”问题时，社会部门，亦即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对此，美国学者利维特评论说: 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私即公，非公即私。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16〕这些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 “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
首先，由于 “利益相关者”的模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并没有明确的、固定的职责权限范围。通常，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是，有时他们也能代表政府 ( 譬如，当政府向他们授权或购买服务时) ，有时他们也能代表企业 ( 譬如，在接受了企业有明确意向的捐赠钱物时) 。
其次，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遇到某些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可以把自己放在 “民间的”社会角色上，所以不用过于担心受到上级或公众直接的问责。在具体工作中，政府部门因权责所限，有些事情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但他们仍有可能会有所顾忌。遇到同样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反倒可以放手去做。
再次，当政府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举棋不定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也可以以自己 “民间的”社会角色，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去办事。如果办得好，当然会得到政府的认可。如果没有办好，也可以作为是一种民间的“社会实验”。因此，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被认为具有在 “开发新的服务种类以满足新的需求”〔17〕方面的先锋作用。既然如此，失误乃至失败也是可以容忍的。
最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扛起了 “非营利”的大旗，凡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将成为以改善贫弱群体处境为目标的 “社会基金”。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分红牟利的动机，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为图 “利润最大化”才来投资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兴趣”在这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正因为上述特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 “扩张性”，主动地将自己的工作扩展到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的 “传统领域”中，“越界”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此时，理性的或曰聪明的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往往会乐观其成。于是，在靠近政府部门这一边便形成了政府直属的服务机构，在中国称为 “事业编制”或“事业单位”，在靠近企业这一边则有近年来时髦起来的“社会企业”。
在与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相关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还有一个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似乎很少被提起，这个重要作用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能够在政治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起到区隔间离的作用。
当前，“反腐倡廉”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抓老虎、打苍蝇，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从长远考虑，要彻底铲除贪污腐化，就必须要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机制。造成中国严重的贪腐问题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公务员对于法律规章的 “自由裁量权”过多过大。这种超然于法制之上的 “自由裁量权”最终造就了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则一定会造成腐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这种区隔间离作用最终能使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
在发达国家，公众对于政府公务员的评价会低于社会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有意而为之的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若与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打交道，经常会有一种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缺乏人情味的感受。公务员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章，绝对依法办事———法律上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多少时间办完就多少时间办完，绝少通融的余地。
但是，一个社会要完全处于这样的氛围中一定会形成社会张力。于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民众有什么难事，首选的行为并不是直接找政府，而是找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跟政府、跟社会打交道，帮助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经济、社会或其他的资源。所以，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享有非常高的职业声望。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公众和政府机关之间又起到了区隔间离的作用: 公务员有行政权力，但只限于依法办事，完全没有 “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交给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但他们没有行政权力，他们只能帮助受助者去寻找资源。这样的制度安排，是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而毋需把人关进笼子。
所以，对中国社会而言，要向社会治理转型，政社分开绝对重要，不但在社会领域，其影响还会辐射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政企分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部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个理论假设，如果在社会领域也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是否也会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呢?

Ⅵ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吗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

中央总书记在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该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入推进简政放权。

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新常态，首要一点就是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将不该由政府管理和政府管理不好的事项下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根本上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

1、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中央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门会议上肯定了简政放权一年来的成绩，并特别强调，要继续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寻租”空间，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一年多以来，新一届政府先后取消和下放了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同时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改革商事制度，减少、整合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大力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并取消资质资格许可事项和评比达标表彰项目。这些措施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今后要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突破利益藩篱，切实放权于市场和社会。

2、不断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2014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加紧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尽快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加快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开制造业准入限制。经过10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说容易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都改革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关键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将那些束缚经济社会发展、含金量高、突破价值大的权力取消和下放出去，真正实现“政府的自我革命”，激发市场内在动力和活力。

3、建立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的重要抓手，是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途径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实施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政府部门要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各级政府在全面摸清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

二、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管”和“放”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如何做好“放”“管”结合、“放”“管”并举是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大挑战。“管”，就是事中事后监管，是当前改革面临的一大短板，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1、监管理念不到位。

很多政府部门“会批不会管”，“对审批很迷恋，对监管很迷茫”，对事中事后监管既不熟悉也不热衷，导致以批代管、以费代管和以罚代管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存在。

2、监管体制不健全。

一方面，多头监管、权责不对应问题严重，监管职责既交叉又缺位；

另一方面，监管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

3、监管方式不科学。

监管部门较多采用“静态式”“运动式”的监管方式，平常监管不严，无心顾及问题隐患，问题暴露后才一拥而上。

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常态要求必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需要在四个方面下工夫。

1、提升政府监管意识，落实监管责任。

重点是改变重审轻管、有权无责的现象，做到权责对应，切实将监管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从根本上破除“懒政”、“怠政”思维，清除“监管认知盲区”。

2、完善制度建设，创新监管方式。

一方面是建立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预防性制度体系，例如市场主体信用体系等，通过相关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是建立以随机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公开监管执法信息，完善市场监管的工作流程和方法， 填补监管缝隙，堵住监管漏洞。

3、鼓励社会监督，强化行业自律。

一方面鼓励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方参与社会监督，提升公众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另一方面，加强行业自律，依靠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4、加强监管研究，放管同步推进。

国务院明确要求，在行政审批改革过程中，对取消下放的每一个项目都要同步研究、同步提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并同步落实。对予以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如果下一步事中事后监管措施不明确、不具体、操作性不强，应当暂缓取消下放，否则又会回到“一放就乱”的老路上，影响改革成效。

三、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需要按照内在经济规律，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切实发挥政府在管宏观、抓大事、议长远、谋全局方面的作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1、完善宏观调控思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传统宏观调控思路更多强调速度和规模的指标，更为关注GDP、物价、货币供应、信贷投放、财政收支等数据。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关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以及经济之外的民生、生态等指标，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部分，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

2、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经济新常态下，要探索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相结合的新的宏观调控方式。定向调控是区间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间调控的深化。实施定向调控，就是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定向施策。综合运用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既调控经济总量，也调控经济结构，既强调结果的有效性，也注重调控过程的精准性，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创新宏观管理的实现形式。

四、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行政管理方式是政府为实现行政目标所采取的各种管理措施、手段、办法、技巧等的总和。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绩效的重要途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1、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行政执法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综合执法，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同时，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在行政执法领域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意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改变行政执法随意性强、规范性弱等问题，提搞行政执法公信力。

2、依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监管。

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必须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竞争和运转有序的市场环境。2014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有关部门也在抓紧制订有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措施。通过建立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等方式，创新和完善行政管理方式，推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市场监管体系。

3、积极开展政策措施第三方评估工作。

为把政府职能转变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新一届政府针对重要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在督查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评估，这是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持续开展针对政策措施的制定前、实施过程和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工作，对畅通政策渠道、完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作用。

五、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目标，应当从三个方面重点切入。

1、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总体水平。

政府应当完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职能配置，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到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不“缺位”。同时，将政府公共服务职责法治化，明确政府公共服务的权责体系，消除政府怠于提供公共服务的随意性。

2、加大公共投资，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速增长期会自然到来。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把握底线思维，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公共领域投资是稳增长的有效手段，重点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投资，提高公共产品的总量与质量，使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

3、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构建多元化、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核心是将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社会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服务上来。对市场和社会能够生产和提供的公共产品，要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允许和鼓励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其中，利用市场和社会机制完善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形成政府购买、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六、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中央总书记指出：“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要处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关系。大部门制要稳步推进，但也不是所有职能部门都要大，有些部门是专项职能部门，有些部门是综合部门。综合部门需要的可以搞大部门制，但不是所有综合部门都要搞大部门制，不是作用相关职能都要往一个筐里装，关键要看怎样摆布符合实际、科学合理、更有效率。”

优化行政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保障。这就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同步推进政府组织机构优化，使其服务于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应当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科学配置行政职责，完善行政权力结构，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推动形成权责统一、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形成科学、稳定、高效、廉洁的行政权力配置结构和运行机制奠定基础。同时，从法治的高度规范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将优化进程规范化、制度化，祛除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的随意性，打破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膨胀-精简-膨胀”的恶性循环。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04/c1001-26319885.html

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

①我们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专腐
朽文属化，坚持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发展
教育、和文化事业，投身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③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化知识修养，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脚踏实地、不
尚空谈，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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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创新社会治理体质,要坚

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创新社会治理，首先要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从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

第一，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

社会要和谐稳定，平安具有极端重要性。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我们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牢记和谐稳定是根本大局的道理，着力提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既同邓小平同志的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大道理的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有了新的丰富发展，特别是把平安提到极重要的民生高度，是对我们党民生思想的创新发展。

第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顺了、和谐了，社会才能安定有序，才能和谐稳定。

因此，社会治理要紧紧抓住人这个核心。

第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重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最主要的就是社会利益矛盾错综复杂。

因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重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怎么样，群众诉求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

”因此，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积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