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社区治理难题

『壹』 目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哪些问题

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不足 （二）社区多元主体关系有待理顺 （三）社区工作队伍不稳定 （四）社区共治网络发展不均衡 （五）社区形态的复杂性、居民需求的多元化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不协调 （六）以行政为主导的社区工作模式还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

『贰』 采访社区干部刘阿姨在疫情防控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怎样克服的

您好，遇到的哪一些问题的话，其实在新闻报道中也见过不少。那么其实可以整合一下，然后列出1234点并且解决。

『叁』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哪些问题

当前城市社区治安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某些社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居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居民安全感普遍低迷。
第二，某些社区社会不安定因素突出，因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下岗失业、物业管理眼务质量等问题引发的上访、诉讼、争执等事端颁发。
第三，某些社区管理松弛，人员混杂，“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严重，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成长环境恶劣。
第四，某些社区危房众多、道路拥堵、杂物乱堆、事故隐患严重，居民尤其是老人、儿童的生活安全没有保障。
第五，某些社区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严重，居民生存环境恶劣。
第六，某些社区邻里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居民互助互救观念单薄，无法从社区网络中得到支持帮助。
第七，某些社区社会安全组织体系不健全，治安保卫人员配备不达标，应急防范制度措施不到位，处理日常性和突发性安全事故的能力严重不足。

『肆』 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实际,谈谈如何理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这次疫情当中，社区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小区的每一栋楼，每一户人家，预防疫情的传播，使得疫情得到了控制

『伍』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卫生管理

这应该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问题吧，最多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配合检查呗

『陆』 指出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1、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2、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3、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6)疫情社区治理难题扩展阅读：

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1、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

2、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

要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支持一线临床技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柒』 社区治理六个能力

以党建引领力，强壮社区治理“主心骨”。强化党的意识和党的领导，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作为一条红线贯穿社区治理，突出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坚持党的领导一贯到底，让社区治理有根有魂，充满生机活力。
健全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推进市、区、街、社区的组织联动、责任联动、制度联动，驻区单位、新兴领域、行业党建互联互动，使党建有效嵌入和融入各领域、各组织、各方面。健全社区党组织工作网络，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的组织架构，把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延伸到网格上、楼栋里、居民家，扎根在最基层、覆盖到最末梢，使党组织离群众最近、懂群众最多、帮群众最快，居民群众时刻感受党组织就在身边，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头雁”，实施基层党建“书记一号工程”，推行“书记项目”。加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培养、选树一批谭竹青、吴亚琴式的“小巷总理”。以区域统筹力，下好社区治理“一盘棋”。坚持“统”的理念和“整”的机制，促使各行各业、域内域外、顶层基层等多方面资源、各方面力量有机链接、统筹利用，形成组织优势、政策资源、要素配置最大化，共同唱好社区治理“重头戏”。运用系统思维打法，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驻区单位隶属不同带来的“体制之痒”、推倒互不往来的“阻隔之墙”，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由自转到公转、单体到整体、独自到融合、粗放到精细的升级转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强化联动协同的实效性，发挥市域治理牵引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
强化街道的“龙头”带动，围绕赋能、扩权、减负，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以“轴心”功能，协调辖区各方，集聚治理优势。充分发挥社区“粘性”功效，综合考量各方利益、需求，搭好覆盖全域、扁平一体、运行有效的治理“大舞台”。以服务供给力，开启社区治理“金钥匙”。树立“居民就是我亲人”服务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既要见物、见事，更要见人，从需求处入手、问题处着力、矛盾处突破，用心用情用力搞好各项服务，增强社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指数。打造“四位一体”服务体系，积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有效拓展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把更多资源、服务放到社区，实打实地办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实事。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采取政府购买、定向委托、公益创投等形式，推进社会资源和群众需求对接，加强专业化服务。运用市场化思维，用足用好市场资源，增强服务活力。搭建立体多元服务平台，着眼于精细化、精准化，健全资源配置、信息收集、公共服务与事务处置一体化运行机制，做实做好网格化管理服务。有效盘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阵地，实现功能复合、一室多用和服务集成。整合辖区力量和资源，推动服务阵地由单一向多点、多元、多层转变，为居民群众、辖区党组织提供就近就便服务。依托“互联网+社区”，加大社区治理服务数字化转型，让治理更聪明、服务更便捷、居民更受益。以居民参与力，激活社区治理“细胞核”。发挥主人翁精神，依法有序组织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强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理念。认真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机制，依托党员示范带动、社区精英倡导、活动引导吸纳等载体，破解居民参与率不高、参与面不广、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大力推行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四步议事”工作法，广泛开展协商议事，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推动居民自治向小区延伸。长春市在疫情防控实践中推出的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治理联动机制，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坚持平战结合、联调联动，把“三长联动”常态化、制度化，并与“三社联动”“三治融合”有机结合，实现小区服务“零距离”、末梢治理“全覆盖”、居民诉求“快响应”，彻底解决“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问题。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倡导“人人都是志愿者、人人都是受益者”的理念，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治理。以党建带群建，推进居民群众再组织化，延伸党的工作手臂，把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变成“最美一公里”。以环境营造力，编制社区治理“基因码”。
在法治_境方面，引导居民群众懂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前要突出抓好民法典的学习。实施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进社区，把矛盾和问题及时化解在基层。坚持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服务社区居民、维护稳定秩序。严守居民公约，弘扬公序良俗。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走出一条以党组织为核心、法理情融合推进的社区法治之路。在人文环境方面，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家庭、进头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治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好家庭家教家风。实施“公约共纪”“社群再造”，找准居民文化需求共鸣点和兴奋点，使社区居民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活动方式紧跟新时代。
在宜居环境方面，着眼于生活、生产、生态空间三位一体，通过规划引领、专业运作、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打造一批活力街巷、口袋公园、慢行网络、绿地小品的街角空间，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用现代智慧和工匠精神，把历史文脉、红色基因、特色符号、时代内涵等元素植入社区，优化社区交往的公共空间，增强社区治理的文化底蕴和特质底色。以发展助推力，把握社区治理“指南针”。强化新发展理念，顺应时代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社区治理现代化工作，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社区治理的关系，破解治理难题，增强发展动力。胸有全局、服务大局，跳出就社区抓社区、就治理抓治理的单向思维，对接省、市发展战略，融入发展大局，紧紧围绕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积极探索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提供社区答案。
尤其要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超前谋划，主动作为，在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实现深度融合发展，贡献社区智慧和力量。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考虑问题、开展服务、实施治理，聚焦满足人的感受、人的需求、人的全面发展，把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把握问题导向，弘扬先进，总结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坚持干而论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丰富新时代社区治理实践成果。来源：新长征

『捌』 推进社区治理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加强社区社会管理是全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社区从开始就被定义为“小社会”，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个个实体的社区里进行，一个社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是某一社区中单独的存在，也是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探索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解决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有所帮助。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或城镇社区）三种，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存在以下不足：
1.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结果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出现了“该管的未管，不该管的强管，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2.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缺乏社会管理知识，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很多条例过于笼统，执行起来难度较大，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3.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2.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规划》指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3.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居民责任感，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融洽邻里关系，消除矛盾纠纷，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4.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降低准入门槛，减免税收费用，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处在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发展阶段中，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作为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中国处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只有采取多种管理方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才能引导社区治理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