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德国的环境治理

Ⅰ 中国环境治理和外国环境治理的不足条件

中国环境治理，从总体战略上看，西部地区的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十分显著。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已成为西部开发的根本任务。要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综合性措施。
2015年1月16日闭幕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透露，“土十条”已基本编制完成，将适时上报国务院。全国“土十条”出台后，与“大气十条”“水十条”一起成为环境保护的“三大战役”。
2015年2月，各省区市陆续召开了地方两会，从各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环境污染治理成为2015年地方两会的一大焦点。各省区市在大气、水、土壤三大领域纷纷出台了重磅措施，打响了环境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未来“美丽中国”的实现应该不会太远。

Ⅱ 德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是如何保护环境,取得双赢的效果呢

德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是如何保护环境,取得双赢的效果呢

------------加强法制的监管机制！

Ⅲ 中国的环境治理要花多少年的时间

根据《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中国治理雾霾污染需要20-30年。
报告指出，根据英国、日本、德国、美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经历，中国要“从根本上而不是一时”治理好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技术水平，需要20-30年时间。

Ⅳ 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从近代开始

那就远了，慢慢道来
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当时的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1.早期中德关系
最早的中德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德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8月,埃姆登普鲁士王家亚洲贸易公司（KPAC）的“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中德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1861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让诸如普鲁士等众多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中外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奥托 · 冯 · 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在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袁世凯请求德国帮助他建立“自强军”和“新建陆军”。德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比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Port Arthur（威海卫？）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
俾斯麦苦心经营的德中良好关系被威廉二世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彻底改变。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联合干涉中，德国强迫日本让出租界汉口和天津；1897年，德国通过“巨野教案”获得了对胶州湾99年的租约。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德国军队野蛮镇压义和团员的行为让中德关系走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威廉皇帝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般作战”，由此，"Huns"成为了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蔑称）。
（译者按，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的言论：Ihr sollt schweres Unrecht suenen. EinVolk,das,wiedie Chinesen,eswagt,tausend jaehrige alte Voelkerrechte umzuwerfen und der Heiligkeit der Gesandten und der Heiligkeit des Gastrechts in abscheulicher Weise Hohn spricht,das ist ein Vorfall,wie 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och nicht vorgekommenist.(...)"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象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象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靡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
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 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10]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近东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另一方面，新纳粹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例如钨丝和锑——这些都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因此，由那时开始，在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国民政府的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摒弃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 。
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首先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介石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德国精英团队的架构成立“教导大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
1934年8月，“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签订，中国开始用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直到中国因内战和国际贷款出现巨大预算赤字为止，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一直为中德合作起着良好的促进。这个时期，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采购任何产品。这个条约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1936年，中国只有约10,000英里的铁路网，远远少于孙中山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中国所应该拥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数铁路网都位于满洲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已落入日军手上。中国铁路现代化步伐缓慢的原因是列强之间在华在利益冲突，好像1920年英、法、美、日银行家在华利益的新四强公会。公会的目标在于平衡外国在华投资，四国中任何一国在对华提供信用担保以兴建铁路前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国家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缘故，对华投资变得犹豫不决。
尽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原材料，和铁路线正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再者，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杭州——贵阳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上海和南京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广州-汉口铁路网，为东岸和武汉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HAPRO，原名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strielle Prockte，即“工业品贸易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建设一个工业中心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钢铁工业，建设发电厂和其他化工厂。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
三年计划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人员，用于建设这些国家计划。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努力由于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遭到破坏。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近10年来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希特勒的亚洲政策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 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相背。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
德国也曾经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是1937年12月南京失守让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8年初，德国政府承认满洲为独立的国家。同年4月，赫尔曼·戈林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在日本的坚持下，所有德国顾问也被召回国。
由亲华政策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也伤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从与日本和满洲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中国政府自己都多。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1938年6月末，冯·法肯豪森将军最终被严令回国，但在启程之际，他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另一方面，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则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
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实际上，德国和日本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许多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1940年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 19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可能性也不存在了。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对孙中山先生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一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中国迫切的需要发展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国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府移到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自己的儿子，蒋纬国。可以这样说，战后台湾的飞速发展与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Ⅳ 德国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有哪些

在德国的市政建设中，环境保护被列为重中之重。为了尽快造就城市高标准的生态环境，德国在旧废料场的清理、垃圾处理以及扩建和新建净化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环保已成为人们的习惯，并且融入了日常生活。
漫步大街小巷，花花绿绿的垃圾桶映入眼帘。每户德国居民的住宅前面一般都有黄、蓝、黑、绿4只色彩鲜明的垃圾桶，上面贴有简明易懂的垃圾分类图案。其中“黄桶”专门用来装废弃金属、商品包装盒和塑料，“蓝桶”“吞食”废纸，“黑桶”装普通垃圾，“绿桶”则收集从普通垃圾中新分类出来的茶叶、蛋皮和残羹剩饭等生态垃圾。至于废旧的破玻璃瓶，则要求送往指定的地点，然后认真地按不同的颜色分类投入规定的箱子里。有些大件的旧家电必须送到专收处，再做处理，如此等等。大多数德国人都能一丝不苟地按照规定去做。由于实施多年的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德国城市的垃圾都能得到及时的科学处理，垃圾污染显著降低。
德国很重视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环境保护的教育，使他们从小就开始树立环境意识。现在，许多中小学生自愿地走上街头，种树栽花植草，清理杂物。全国森林覆盖面积已经占了1/3，其中有11个受到特别保护的“国家公园”。
时至今日，德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70万人直接或间接就业的环保产业，为全球之冠。
在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方面，德国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城市街道上的环保广告随处可见，呼吁人们减少使用私人汽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视节目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公益广告：“为了我们的环境，请您改乘公交车！”在交通路口竖着的大牌子上，写着“当红灯亮起时，请您关掉汽车发动机”的标语。德国城市近10年来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大幅度下降，莱茵河水日渐变清。
德国国土面积37万平方公里，有8000万居民，人口高度密集。德国大部分地区属典型的海洋性气候，类似上海。德国是有名的“绿色国度”，境内湖光山色，非常迷人，其环境保护著称于世。南部是阿尔卑斯山和森林。有西门子公司，奔驰汽车公司，宝马汽车公司等世界大公司。著名的啤酒节每年在慕尼黑举行。中部丘陵，有著名的鲁尔区，法兰克福机场是欧州大陆最大的机场，北部平原，有汉堡港和大众汽车公司等。 从德国北部到南部，从工矿到乡村，所经之处景色迷人，空气清新。连绵不断的森林，开阔的草地，无污染的风力发电大风车以及清澈流淌的河流，无不体现着由环境保护所带来的祥和与恬静。

以前的莱茵河污染严重

德国最大的环保非政府组织“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契普克告诉记者，德国 人的环保意识是通过惨痛教训而逐渐形成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急于改变战后落后面貌，积极发展经济，忽视了环境保护。莱茵河沿岸企业把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河中，致使河流污染严重。有人形象地比喻，把照片底版扔到莱茵河里都能显影。柏林技术大学环保专家曲希勒教授谈到，那时，在德国工业重地鲁尔区，人们看不到蔚蓝的天空，早晨穿的白汗衫到晚上就脏了。

到上世纪70年代初，德国发生了一连串环境污染的灾难，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幅增加，水域中的生物急剧减少，垃圾堆放场周围的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自然环境受到破坏，民众深 受其害。环境灾难使政府和民众都认识到，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湖泊和河流不可能无限度地向人类提供资源。因此，人们更多地关注生活质量，而不是生活水平。环境保护成了最紧迫的问题。这一切促使联邦政府不得不耗费巨资治理环境。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为环境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德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完备、最详细的环保法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当时的西德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 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垃圾处理法》是德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法。90年代初，德国议会将保护环境的内容写入修改后的《基本法》。在《基本法》20条A款中这样写道：“国家应该本着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保护自然的生存基础条件。”这一条款对德国整个政治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全德国联邦和各州的环境法律、法规有8000部，除此之外，还实施欧盟的约400个相关法规。从1972年通过的第一部环保法至今，德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完备、最详细的环境保护法。

德国政府、16个州和各个县政府都设有官方的环保机构，另外，德国还 有很多跨地区的环保研究机构。德国政府重视环保并且作了大量的工作。联邦政府每年的环保贷款达到近百亿欧元（1欧元约合人民币10.8元），企业每年的环保投资在30亿至40亿欧元之间，德国因此已形成一个有近百万人就业的环保产业，每年环保产品的出口居世界前列。

德国还设立了环保警察。记者采访了一位环保警察，他谈到，德国环保警察隶属联邦内政部。每名环保警察都要经过一年半的专业训练。环保警察的任务是：发现环境污染时，立即采取补救行动。从化学毒素外泄到不卫生食品的销售，都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环保警察行动迅 速，他们通过巡逻和使用遥测工具检查环境的污染情况，一旦发现环境污染的现象，立即采取有效的手段，把污染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任何一条小溪泛起泡沫，环保警察都会前往取样；凡是已经立法的环保事项，警察在其辖区内一概严格执法，比如鱼类死亡、垃圾箱冒烟、废油渗漏或废气聚集成雾等，都属于禁令之列。

德国人把保护环境视为仅次于就业的国内第二大问题

据最近联邦环保部公布的民意 调查显示，85%的人把环保问题视为仅次于就业的国内第二大问题，75%的人希望德国应该在环境政策上继续维持在欧盟的领先地位。

2002年德国大选期间，社民党在过去执政的几年里没有搞好经济，使德国经济陷入困境。当时的民调显示，社民党再次执政的希望渺茫。这时，一场洪水袭击了德国好几座城市，总理施罗德抓住时机，大讲环境保护的重要，并采取了很多环保措施，颇得民心，因此得以顺利连任。近年来，以环境保护为纲领的德国绿党人气上升，在地方选举中连连获胜。绿党领袖、外长菲舍尔被德国人视为最受喜爱的政治家，原因之 一就是菲舍尔长期骑自行车上下班、不吃肉食的环保形象赢得人们的好感。

德国人的环保意识经历了从被动环保转变为个人自觉的过程。垃圾分类最能体现德国人的环保意识。接受记者采访的曲希勒教授同时也是柏林技术大学农业系主任，他在自家小院建立了生物循环系统，自己处理垃圾，把生物垃圾制成肥料种花，用太阳能发电，用沼气作燃料。

应该说，垃圾分类带给居民许多麻烦，特别是住在高楼的住户，他们要将十几种垃圾分别送 到楼下的分类垃圾箱中，倒一次垃圾可能要上下楼跑好几趟。记者的一位德国邻居不但自己认真执行垃圾分类的规定，还自觉监督别人。如果他发现有人把垃圾扔错了地方，就会一一捡出来重新投放。

记者经常出差，在德国许多旅馆的卫生间里都贴有一行醒目的提示语：“亲爱的客人，环境保护从点滴做起，为了节约能源，减少毛巾的更换次数，您是否可以重复使用毛巾？”在德国城市街道上，环保广告随处可见。柏林有许多广告呼吁人们减少使用私车。柏林一位市政官员曾问记者：你是否注意到，德国城市道路都很窄，一般只有两道。这是因为德国市政 建设首先考虑的是环保因素，而不是考虑让公路适应不断增加的车辆。很多德国大城市有意把道路建得越来越窄，让有私车的人找不到停车位，使他们重新考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全德国有90多家汽车共享协会，拥有会员近7万人。一辆共享的汽车可取代6—10辆私人汽车。

在德国，再生纸的使用比较普及，从学生用的练习本到商店售货员用的收据纸，从信封、邮票到各种报纸杂志，从餐馆的餐巾纸到厕所里的卫生纸，随处可见。这些纸没有经过漂白处理，因为造纸行业对环境的污染有相当部分来自漂白过程。同时，再生纸还有不少好处，它不 含任何致敏、致癌物质或色彩原料等。据统计，2003年，德国再生纸的使用率达到了60%。

在德国，凡去超市购物的人大多会自带购物袋。如果要使用店家提供的塑料购物袋，就要多支付至少0.25欧元，而0.25欧元在超市可以买到5个鸡蛋。德国虽然森林成片，但很少有卖火柴的。当地人认为，德国树木“不是很多”，做火柴的成本太高，不利于环保。

两百万人从事环保事业 < P style="MARGIN: 6px 3px 0px; TEXT-INDENT: 30px">德国环保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环保组织功不可没。德国有上千个环保组织，人员达200万左右。比如，记者采访的“自然保护联盟”有105年的历史，拥有成员约40万人。该组织每年的经费1800万欧元，其中，1200万欧元来自成员交纳的会费，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捐赠和罚款收入。“自然保护联盟”90%以上的成员都是义务兼职人员，他们每人每年要交纳28欧元的会费，却无偿为环保事业做着大量工作。“自然保护联盟”主席契普克谈到，这些义务环保人员非常活跃，常常到处举行宣传活动，希望能将每一个关注环境问题的男女老少变为辛勤 播撒环保种子的人。

记者在这个组织出版的杂志中看到一则关于“无包装”艺术表演团的报道。这个艺术团的节目旨在向人们介绍如何减少垃圾的数量。他们的表演形式深受孩子的欢迎，于是，剧团就把演出对象定位在孩子的身上，有些节目还让孩子们参与其中。通过这样的演出，孩子们了解了环保的重要性，同时还掌握了许多环保知识。

孩子一上学，就领到一册环保记事本

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政府是通过法律等强硬手段推动了环保工作的启动，那么，现在德国更多的是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德国的环保教育从幼儿就开始进行。德国有关幼儿教育的法规规定，幼儿园要把教导儿童维护自己以及周围环境的卫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德国一年级的小学生刚到学校报到时，会领到一册环保记事本，用于孩子记述自己的环保活动。环保记事本的设计精心别致，每一页左上角都印有精美的风光照片。编者告诉孩子 ：要热爱大自然，自觉维护环境。据说，德国有370多个森林幼儿园，即在森林中搭建简易住房，让孩子生活在大自然中，从小认识大自然的奇迹，同时了解到自己有保护大自然的责任。

在德国学生的自然常识课程里，对学生进行自然和环境保护的教育内容很具体、直接，教学内容也相对较多。记者从邻居家的孩子那里了解到，他们在上动物常识课《家乡冬季的鸟》时，老师就带他们去附近的森林里，了解鸟类在冬季的生活特点，鸟类在冬季寻找食物的困难等等，并要求学生带上一些坚果、面包等食物喂鸟。

正因为有了几十年的依法治理，全民共同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从小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德国才有了今天美丽的景色。

Ⅵ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差距到底有多大

用什么单位衡量差距呢?这就是差距!因为中国无法用标准判断技术事实.

Ⅶ 在德国生活比在中国生活好还是不好，哪里好哪里不好比如政治啊环境之类的相比。

德国环境 福利好 但是要知道的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 德国的消费水平是全回世界最高之一 很多额外的钱答都用来买环境治理了 还有就是德国人比较严谨 刻板 当然 这是我个人感觉 也不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真实性格

Ⅷ 德国在平时是怎么保护环境

德国二战后，只要是称为人才的人，超过200万，都被运往美国；凡是叫专机器的，都被运往前苏联；属整个德国一片废墟，没有任何的政府管理、没有任何的经济和生活来源、电力供应，可是在极度贫困和寒冷中，没有一个人去山上砍伐树木用来取暖！！直到今天，德国空气的优良，就赖于当年没被砍伐的森林！！！大家想想，这种事情如果是在中国会怎样？？？
同样是在德国，一家人家院子里的树因虫蛀摇摇欲坠，主人拿了锯子要修整，他的邻居在窗口看到后，马上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五分钟内有关部门赶到，制止树主行为。然后请植物研究人员进行勘查，以确定该树的情况，确定确需砍伐，相关部门给树主开出砍伐单据，树主缴纳砍伐、运输、卫生、处理等等相关费用后，由有关部门砍伐运走，才算是按章完工；如若就是需要砍伐而没报告，树主除了一分不少的缴纳相关费用外，还要缴纳巨额罚款和因违法而受到的行政甚至刑事处罚！

Ⅸ 中国与德国：谁的自然环境更好

这题目太大了，也太泛泛了，根本就没法说。
就好像你问，火星好还是木星好？你让人怎专么回答你？
中国属与德国，自然环境都挺好的，谁更好？看你用什么做标准了。
中国更大，跨越经度和纬度更多，漂亮的风景更多，有繁华的城市，也有荒芜的沙漠，你说这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Ⅹ 中国和其他国家采取了哪些保护环境的措施

中国将节能减排列入"十一五规划"，关停重污染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制定最严环境保护法，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