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Ⅰ 肯尼思·华尔兹的主要著作

《人、国家与战争》（）、《对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国际政治的冲突》（1971）、《国际政治理论》（1979）、《使用武力》（1983）和《核武器的扩散：一场辩论》（1995）等。
华尔兹还撰写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如《政治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1959）、《康德、自由主义和战争》（1962）、《两极世界的稳定》（1964）、《和平政治学》（1967）、《国家相互依存的神话》（1970）、《国际关系理论》（1975）、《相互依存的理论与实践》（1979）、《和平、稳定与均势》（1988）、《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1990）、《新世界秩序》（1993）、《国际政治的新结构》（1993）、《国际政治不是对外政策》（1996）和《评估理论》（1997）。
集中体现华尔兹传统主义观点的是《人、国家与战争》。华尔兹于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人、国家与国家系统一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基础上写成的，这是一部关于国际冲突～战争的理论性相当强的专著。作者围绕“战争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战争根源的三个概念：人的本性和行为；国家内部结构问题；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华尔兹进而指出，当今世界上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国际冲突一战争的根源，然后有的放矢地加以医治和防止”。
华尔兹在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其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该书是当今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影响最大，也是被征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Ⅱ 国际关系学微观分析层面

一、层次分析法的起源
一般认为，层次分析法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行为主义革命”。[①] 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逐步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倡导采用科学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将国际关系研究改造成为一门严谨的、实证的学科。虽然国际关系学界对“行为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仍存在争议，但对“行为主义革命”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改进方面的贡献则一致肯定。“行为主义学派”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层次分析法，倡导在研究中辨别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变量,以便在不同的变量间建立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②]
学界普遍认为，与“行为主义学派”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首次在国际关系中明确地、系统地使用了层次分析法。1959年，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一书中论述了战争发生原因的三个著名“意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其实就是国际关系的三个分析层次。华尔兹认为，虽然国际战争的发生与作为决策者的个人和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有直接关系，但国际体系的特征对于战争的爆发也有着重要的深层的影响。华尔兹的结论是：若想获得有关战争起源的正确认识,研究者不仅要同时注意到三种意象的作用,而且更要将这三种意象作为独立的因素来进行考察；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问题，只有把三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比较完整的认识。[③] 华尔兹的三个意象说或三个层次说，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方法。
另一位美国“行为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戴维·辛格，首次将层次分析法专门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论提出来，并加以讨论。1961年，戴维·辛格在《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层次分析法是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将注意力集中到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两个层面上。戴维·辛格根据国际政治理论模式的“描述、解释、预测”这三项基本功能，对“体系层次理论”和“国家层次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国际系统是最全面、最具综合特征的层次,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国际关系的规律；国家则是微观层次,可以使研究人员分析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细节。在这个基础上，戴维·辛格得出了两个结论：两个层次的理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研究者可根据不同的需要来选择不同的分析层次；两个层次的理论不能相互混淆。[④] 戴维·辛格将层次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引起了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对层次的自觉和重视。
此后，国际关系学界越来越注重层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使用，分析层次越来越系统，越来越细化。沿着肯尼思·华尔兹和戴维·辛格之路走下去的有詹姆斯·罗斯诺以及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詹姆斯•罗斯诺提出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五个分析层次变量：即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⑤]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发展了罗斯诺的层次体系，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六个层次变量，即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世界系统指国际行为体所处的世界环境，如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世界科学发展水平等；国际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国内社会指决策者所处的国内社会环境，如社会的富裕程度、利益集团的行为特征、社会成员的素质等；国家政府指决策者所在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如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安排等；决策者角色指决策者的职务；决策者个人指决策者的性格、价值观念等纯属个人的因素。这六个层次涵盖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使研究分工更加具体、分析更加细致、研究体系也更加完整。[⑥]
总之，上述学者有关层次分析的理论正式确立了层次分析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成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层次分析法为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结构框架，以此为基础衍生了大量而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层次分析法的流变
华尔兹继明确提出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层次之后,开始完全抛开个人层次和国家层次,把研究重点定位于国际体系层次，着手建构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1979年，华尔兹的奠基之作《国际政治理论》问世,标志着以确立国际系统结构为国家行为主要原因的结构现实主义（亦即新现实主义）的诞生。其后，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被剥离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一枝独大，最终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
华尔兹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建立在对传统理论批判的基础上。他认为之前自称为“体系理论”的理论根本就不是体系理论，在这些论述中，国际体系因素与国家层面的因素混杂在一起，难以形成真正的科学理论体系。在他看来，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的原因并以此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是还原主义理论（亦即单元理论）,其实质是通过研究个体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而从国际层次来解释国家行为的原因,则是体系理论。华尔兹体系理论的两个关键要素是体系结构和互动单元，国际体系结构指的就是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格局，而单元实际上是指在体系中互动着的国家。华尔兹体系理论以结构作为体系层次的独立变量, 将体系结构同单元层次变量明确地区分开，其核心假设是体系结构决定单元互动。[⑦] 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体系理论将体系分析推向了高潮，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自此之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要理论突破大都是体系层次的研究成果。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的三种主流理论 — 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都是体系理论，都借用了华尔兹的思路。[⑧] 这些理论都忽略了国内层次的次国家行为体,加剧了国内政治退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风靡一时的结构现实主义遭遇重大的理论困境，出现了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的新现象，即从传统的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转移。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现象的出现，源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要求。[⑨] 由于高度紧张的冷战二元结构崩溃,以相互依赖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民主化浪潮兴起,使得当今世界不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更多层次、更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促使人们重新重视国内因素的影响。[⑩] 体系理论有关国家的假定抽象掉了单元属性的多样性,忽略了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方面 — 国内政治,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过于简化,丢掉了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丰富与复杂的内涵,限制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11] 因此，学者们开始全面反思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所存在的固有缺陷，特别是过度简化国家单元层次的变量的缺陷，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必要的改进和纠正,涌现出了各种新趋势和分支理论。这里主要简介其中的三种，即现实主义的反思：从国际层次到国内层次的回落；自由主义的挑战：从国际制度到国内偏好的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导入：向国际国内层次互动的跨层次研究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争论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就是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这些争论产生了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等现实主义的分支理论。在这三种主要理论中,除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继续强化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假定外，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试图从单元内层次(即国家内部)来考察国际行为规律的根源。[12] 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张,应把相关的国内因素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以改进新现实主义，并主要依靠国内因素对国际事件做出解释。新古典现实主义力图复兴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将关注焦点回落到单元层次,重点考察作为体系压力与国际行为之间中介变量的国内政治如何发挥作用,将“第一意象”(决策者)、“第二意象”(国内结构)和“第三意象”(国际体系)结合起来,以此更加全面地探讨国家的国际行为。[13] 自由主义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理论分支,即制度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除了制度自由主义外,其余三支都强调,国家与国内和跨国社会的关系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偏好,从而塑造了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拥有不同利益取向社会行为体的代表机构,发挥着传送带的作用,将个体和集团的偏好和权力转化为国家政策。因此,国家的性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才是国家国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国家行为的改变源于国家本身偏好的改变,而不是国际环境的改变。[14]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也跨越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界限,寻求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解释框架，国际国内层次互动的跨层次研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新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单元更加多元化,不仅彻底放弃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范式,而且试图打通长期分离的国际与国内研究的界限,以便在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之间构架一座桥梁。跨层次分析主要围绕两种模式展开，一种研究模式强调国内政治如何作为国际体系与国家行为之间的中间变量；另一种则强调国内-国际政治互动的同时性, 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方式。[15]
总之，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研究层次在理论研究中经历了上升与回落两个阶段。所谓的研究层次的上升就是研究层次从单元、互动等层次分离，上升到结构层次的过程,而回落则正与之相反。[16] 可以说，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构成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变脉络。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并非对传统体系层次的结构理论的抛弃，而是对其固有缺陷的反思、纠正和超越，是将被“遗忘”了的单元层次“找回来”，重新整合到体系理论之中,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
三、层次划分的内涵和应用
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上升与回落清楚地表明，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体系，不能单从一个层面去研究，而必须进行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然而，自从层次分析问世以来，虽然层次分析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但国际关系学界在究竟存在多少层次和哪些层次的问题上长期存在严重分歧。加拿大学者威廉•莫尔和英国学者巴里·布赞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是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概念上的层次划分。一种是本体论上的层次划分，即以不同的“研究对象”来划分，认为层次关乎不同的“分析单元”，不同的层次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另一种是认识论上的层次划分，即以不同的“解释来源”来划分，认为层次是关于“解释了一个特定单元的行为的那些变量类型”，不同的层次代表了不同的“解释来源”所处的位置。[17] 这里，我们不想介入有关层次概念的繁杂而琐细的争论，只是想指出，上述两种不同概念上的层次划分可以综合起来，组合成一个矩阵，在这个矩阵内每一个分析单元原则上包括所有的解释来源或类型。[18]
尽管人们对层次概念的界定有争议，尽管层次分析的运用范围不断拓展和深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层次分析都脱不开肯尼思·华尔兹提出的三个“意象”的层次框架：个人层次、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不同的是，有些简化了这三个意象层次，有些细化了这三个意象层次。如戴维·辛格将三个意象层次简化为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意象层次；詹姆斯•罗斯诺将第一意象层次细化为个人和角色，将第二意象层次细化为政府和社会，从而使三个意象层次细化为五个意象层次；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进一步将第三意象层次细化为世界系统和国际关系，从而使三个意象层次细化为六个意象层次；此外，还有些加进了结构、进程、互动等解释来源层次。
下面就层次分析法三个意象层次的内涵及应用做一简要论述。所谓层次分析，根据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解释，是指将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分类，以帮助人们确定该如何去寻求国际关系问题的答案。[19] 层次分析法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层次的划分，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分解成几个相对容易界定的变量，然后再根据各个变量的发展变化，去揭示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变化的规律。从本质上说，层次分析法旨在帮助研究人员辨明变量,并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建立起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在这种假设关系中,层次因素是自变量,是原因；所要解释的某一行为或国际事件是应变量（因变量）,是结果。也就是说,层次分析法假定某一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上的因素会导致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20] 换言之，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的发生可以从某一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上进行考察。实际上，层次分析法的三个意象层次为研究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提供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全方位的考察视角和维度。
第一意象层次（即决策者个人层次）是微观层次，探讨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中界定和追求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时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探讨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决策者个人因素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考察，即决策者角色和决策者个人。决策者角色指的是决策者在政府中扮演的政治角色，也就是担任的政治职务，主要包括这一政治角色在决策层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具有的权威等对决策的影响。决策者个人指的是决策者作为独特个体的因素，主要包括决策者的个人经历（社会历史背景）、信仰体系（思想倾向、价值观念）、人格个性、领导风格（工作作风）等对决策的影响。
第二意象层次（即国家内部层次）是中观层次，探讨国家在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探讨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起影响作用的因素。民族国家因素也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考察，即国家政府和国内社会。国家政府指决策者所在国家政府的性质和结构，主要包括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府形式、政党制度、决策机制、官僚体制等因素。国内社会指决策者所处的国内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社会团体、利益集团、公共舆论、意识形态、经济形势等因素。
第三意象层次（即国际体系层次）是宏观层次，探讨在民族国家“之上”或“之外”的外部国际环境因素如何对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探讨国际行为体所构成的国际体系的影响。国际体系因素也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考察，即世界系统和国际关系。世界系统指国际行为体所处的世界环境，主要包括国际系统结构（世界格局）、国际系统进程（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等因素。国际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相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等因素。
关于层次分析法的具体应用，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个是层次分析法的应用途径；另一个是各个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言，层次分析法可以有两种使用方法，或者两种应用途径：第一种是分别考察三个层次的变量与某一国际行为或国际事件的关系；第二种是集中考察某个层次的变量与某一国际行为或国际事件的关系。在第一种方法中，可列出以下回归方程: Y = a + b1 X1 + b2 X2 + b3 X3。其中：Y为某国际事件或行为，X1、X2、X3分别为国际系统层次、国家内部层次、决策者个人层次因素，b1、b2、b3为回归系数。在这个方程中，事件Y是x1、x2、x3的函数,即系统层次、国家层次和决策者个人因素是原因,事件Y是结果。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观察,利用定量或定性分析的方法,确定并比较回归系数b1、b2、b3的大小,从而发现这三个层次上的因素分别对于事件Y所产生影响的大小。在第二种方法中，可列出以下回归方程:Y = a + b1X1。其中: Y为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X1为国际系统层次（或国家内部层次、或个人层次）变量，X1为回归系数。通常，一个层次可能有多个变量,这个层次上的研究对象也可能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限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一个层次上多个自变量的研究可以用下列多元回归方程来表示:Y = a + b111 X111 + b1.2X1.2 + ⋯⋯+ b1.nX1.n。其中:Y为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X1.1,X1.2,⋯⋯X1.n为某一给定层次上的有关诸变量，b1.1,b1.2,b1.n为回归系数。[21] 层次分析的这两种用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至于究竟采用哪种用法则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课题。
关于各个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注意两点。一、由于不同的层次间本质上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中虽然可以突出某个层次变量的重要作用,但是,任何研究者都不能完全忽视其他层次变量的影响。华尔兹在讨论三个意象间的关系时曾指出:“所有三个意象浑然成为一个整体。个人、国家、国际体系在努力理解国际关系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分析家,无论他怎样重视一个基本意象,也很少会忽视其他两个基本意象。而且,过于强调一种基本意象也会歪曲人们对其他两种基本意象的理解”。[22]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无论某个层次的变量如何重要,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地排斥其他层次变量的影响,因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或事件往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对三个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分析的层面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同。事实上，对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事件，不结合多个层面进行分析，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只有把三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对事件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比较完整的认识。三个分析层次的许多理论看似相互竞争，本质上是互补的，只有同时进行三个层次的综合系统分析，才有可能得出一个较为全面何准确的解释。
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个意象层次分析法不仅有助于将复杂的国际关系分解成三个明确的层次，避免把国际系统、国家和个人因素混杂交织在一起（就像摩根索的巨著《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那样）, 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清晰化明朗化，而且也有助于避免片面强调某个层次而忽视其他层次，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二、虽然三个层次的变量都是国际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国际行为都不会发生。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必要条件都同等重要，所有的层次都等量齐观，所有的变量都发挥了同等作用。在三个层次变量的作用中，必然有轻重之别，大小之分。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变量，往往决定和代表国际关系事件的本质和特征。
总之，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个意象层次分析法不仅有助于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分解成三个明晰的层次，避免把国际系统、国家和个人因素混杂交织在一起, 使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更加清晰化明朗化，而且也有助于避免片面强调某个层次而忽视其他层次，使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同时也有助于辨明发挥重大作用的变量，揭示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和特征。

Ⅲ 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电子版

http://alexzpw.blogchina.com/

我看过,只是忘了,不知道在上面的网站是否能找到,希望能帮助你,

再不就是这个,http://www.siis.org.cn/web/forumpdf/0403/20Ê

Ⅳ 肯尼斯.华尔兹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观点及内容

首先声明一下，华尔兹的全球化治理论就是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基本观点一共包括十点，除版了楼上的那五点之外还权有以下几点：6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而且也是一种未来的预测，7全球化并不完全是全球的，主要是地球南北关系中的北方，8 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21世纪也是，这是全球化治理条件下的出发点，9过去的时代里是‘‘强者消灭弱者’’，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里是‘‘快者为王慢者为败’’10在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治理，相互依存再次与和平联系在一起，而和平又日益与民主联系在一起。

Ⅳ 为什么没有国际政治理论 读后感

本书共分9章。第一章阐述了理论究竟是什么，以及演绎理论较之归纳理论的优点。第二、三、四章批评了还原主义方法为什么不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结果，第五章阐明政治结构是如何产生的，第六章考察了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第七、八、九章则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检验，这三章比较了不同的国际系统，并对系统结构发生变化时，行为与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差异进行了阐述。按照作者所言，本书试图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试图对已有的重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第二，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第三，对新建立的理论进行检验。
读过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后的一些感想
探析单元属性、动机及互动对结构的影响
华尔兹在定义系统结构时，抽象掉了单元属性把国家可能有什么样的政治领袖、社会和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信仰等因素抛开，且认为结构的决定因素只是S•F•纳达尔所指出的联系的一个方面，即单元在彼此的联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如何排列和定位)，而忽视了单元的互动。但我认为，尽管结构是根据单元的排列方式来加以定义的，并且结构是随着单元排列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单元排列方式的形成存在及变动有其本身单元层次的原因，就是被华尔兹在定义结构时忽略掉的单元的属性、动机及单元之间的互动。本文就单元的属性、动机及互动是如何影响单元的排列方式进而影响结构的存在及变动这一问题发表以下几点认识。
http://www.oh100.com/a/201202/60628.html
1尽管结构从表面看只是由单元的排列方式决定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造成这种排列方式的原因，这时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单元的性质、动机及相互之间的互动。
例如冷战期间的两极体系，美苏成为世界的两极，这已是既定事实。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承认美苏这两个单元呈现的这种特殊的排列方式而造成了两极结构。但是美苏是如何崛起成为两极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也是解释两极格局如何形成不可缺少的。当然一种结构的形成及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期间单元属性、行为及互动就显现出巨大的解释力。美苏成为两极始于二战后，二战也就成了它的直接原因，那么二战是如何爆发的这一问题就应被解释。二战爆发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兴崛起的德日法西斯鉴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同老牌的殖民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国家利益、国家动机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当然其中希特勒的个人因素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单元中政治领袖的作用，而日本天皇之强大动员能力也源于大和民族中军国主义传统和民族性格，在二战迫在眉睫之际，英法居然还要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这其中有反共-产主义苏联的意识形态在作怪，而二战后，美苏为何由战时盟友反目成仇而成为战后对手，一方面是由于共同敌人法西斯的消亡，共同利益消失而导致合作的根基动摇，而另一方面，也与美苏两国国内各自的相互敌视的意识形态斗阵有关。
2华尔兹认为在单元排列方式发生变动时，结构会随之变动。但是单元的排列方式为什么会变动、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变动，这就很自然的归因于单元层次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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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冷战期间的两极格局如此稳固而没有被打破，美苏两大国也没有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有人认为冷战期间的和平源于水晶球效应，即核恐怖下的和平，各国都看到了一旦核战争爆发将没有胜利者，只能是同归于尽，因此各方只能克制保持和平。但是这一核恐怖下的和平本身就是单元互动的结果，核武器的产生时源于单元间的互动，即国家间的战争，武器一是为了巩固国防，二是为了打赢战争，战争的扩大导致武器的升级，美国为了减少伤亡和早日结束战争，而发明运用核武器，而日本长崎和广岛遭到核武器打击之后的惨象，给这一水晶球提供了第一张恐怖画面。
再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假设这一危机是通过武力方式解决的，带给人类的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可能是美胜苏败、美败苏胜或者是两败俱伤，总之这场战争必定会造成美苏势力的消长进而改变两极格局。但很幸运这一危机得到了和平化解，其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各国关于国际利益的考虑和上文提到的水晶球效应，还有在战争一触即发之计，两国领导人的理性决策，这其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就不得不被人重视。
3结构的静态表现是相对的、暂时的，而结构的动态特征则是绝对的、永恒的，这无不与单元性质动机的变动和单元互动的展开有关。
从宏观的层面去看结构的变动和更迭是比较明显的，历史经历了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权力的转移，霸权国家的变动，及主要单元排列方式的变动无疑会引起结构的变动。如西方比较公认的霸权国家，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及20世纪的美国，这些霸权国的交替出现都导致了国际结构的变动，但是它们的崛起到称霸确是以单元层次的各种因素为基础的。

Ⅵ 国际势力均衡论是谁 在什么时候 在哪本书（文章）里提出

又称均势论。研究国际现实中势力均衡规律的理论。势力均衡主要指在相互竞争的国家间，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在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地位的暂时均衡状态。实际上，在寻求这种暂时均衡状态中，每个国家和集团都要力争有利于自己的优势，因此势力均衡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主要原则。

首先阐述均势理论的是 16世纪的 N.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该书认为在法国入侵前“意大利境内的各个不同权力正在某种程度内保持了平衡”。16世纪，欧洲开始普遍运用该理论处理国家关系。1713年签订的打破法国独霸欧洲局面、确立近代欧洲格局的《乌得勒支条约》中，第一次出现了“势力均衡”这个词，18～19世纪是均势论的全盛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又逐渐流行。

国际现实中的势力均衡有多种情况：①A、B两国竞争出现的均势。两国都想取得力量上的优势，从而使均势只在两种力量交替上升的动态中存在着。当 C国看到其中一国被削弱而使本国面临强国的威胁时，即与弱国联合，与强国形成平衡关系，这是简单的均衡关系。②在有三个以上的大国或集团、其间又没有固定的联盟关系时，就可能产生一种多向平衡关系，即旋转木马式的平衡关系。这在18世纪的欧洲曾频繁出现：在欧洲和海外存在着英国、法国、西班牙之间的平衡关系；在欧洲东北部存在着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以及土耳其的平衡关系；法国和意大利还存在着从属的平衡关系。这多种平衡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当大国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而造成利益的转换时，其伙伴国也随之变换。1718年英、法、奥联盟反对西班牙；1725年西、奥联盟反对英、法;1733年西、法联盟反对奥;1740年英、奥联盟反对法国和普鲁士；1756年英国和普鲁士联盟反对法、奥。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才结束了这种多向平衡关系。1815年反法战争后瓜分欧洲疆域的维也纳会议，在欧洲重新建立并加强了均衡体制，一直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19世纪末德皇威廉二世改变了宰相 O.von俾斯麦一贯奉行的均势政策，英、法成为主要竞争者，多向平衡又转向简单平衡，如法俄联盟(1892)反对德、奥匈、意的三国联盟；1936年柏林、罗马轴心反对国际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抗，由于它们具有核力量的相互超杀能力，西方称这种危险均势为"恐怖的平衡"。

均势的实践虽可求得一时的稳定，但只能反映国际关系中的表象，忽视了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忽视了它本身固有的不稳定性。竞争各方为预防失利都力争优势或有利的均势，从而激起更高水平的战略要求，其结果只能带来不断的冲突、战乱。在实施均势过程中，大国会要求“保护”某一或某些小国，也可能侵犯别国的利益。实际上均势论已成为强权政治的理论。

Ⅶ 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范式：理论群）

理论精要
主要行为体：国家，非政府团体，国际组织
对个人的观点：基本上是善的；能够彼此合作
对国家的观点：不是自主行为体；具有多种利益
对国际体系的观点：行为体之间相互依赖；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
对变革的看法：可能，受欢迎的进程
主要理论家：孟德斯鸠，康德，威尔逊，基欧汉，穆勒
思想渊源
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
洛克个人主义政治观
亚当·斯密自由资本主义理论
康德世界和平理论
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可以被视为是第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浮现，主张通过成立全球性的协商治理机制以解决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克服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控制和限制战争的无能。早期的拥护者包括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威尔逊十四条纲领”）以及英国下院议员诺曼·安及尔（Norman Angell），安及尔主张国家互相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利益，而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注定是没有益处的。不过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直到被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嘲笑为理想主义后才被定型。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往往被现实主义者嘲笑为乌托邦的幻想。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试图更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同意新现实主义主张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参与者的理论，但仍认为非国家的参与者和国际组织也应该被认真看待。拥护者如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主张国家会在相对利益以外的事情上互相合作，也因此能出现互利的结果。在冷战里对国际组织的依赖增加也使得新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理论精要
主要行为体：国际体系，国家
对个人的观点：追求权力；权力；敌对性
对国家的关系：追求权力；单一行为体；按照国家利益行事
对国际体系的观点：无政府状态；在均势体系中实现相对稳定
对变革的看法：变革可能性小；缓慢的结构变迁
主要理论家：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摩根索，华尔兹，吉尔平，米尔斯海默
思想渊源
复杂现实主义：修昔底德
基础现实主义：马基雅维利
结构现实主义：霍布斯
宪政现实主义：卢梭

古典现实主义
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主张国家都是自私的、追求利益的理性参与者；任何国家间的合作都只是意外造成的。其代表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是一部囊括国际关系研究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研究领域之广使后世研究者很难跨越。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魅力经久不衰，至今仍指导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 Twenty Years Crisis） 被视为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代表人物有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秘书基辛格。
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又译作沃尔兹）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被视为新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山之作。沃尔兹本人将新现实主义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在保持现实主义以经验为依据的观察上，国际关系是由互相对立的关系所组成的，新现实主义者指出这是国际系统的无政府架构造成的。他们拒绝解释国家内部的特征，主张国与国之间因为相对利益和平衡而不得不对抗权力的集中。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试图采取科学和更为实证性的方式。
进攻性现实主义
学派代表人：约翰·米尔斯海默，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被称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理论精要
主要行为体：个人，集体认同
对个人的观点：主要单位，尤其是精英
对国家的观点：国家行为取决于精英信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身份
对国际体系的观点：单独国际结构什么也解释不了
对变革的看法：相信渐进的变革的可能性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试图将一些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实体论前提与实证主义的理论结合。它的拥护者宣称他们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理论的综合。社会构成主义专注于那些定义了国际系统的权力上，它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无政府状态便是由国家造成的，意味著国际架构并非只是限制在国家的行动上，事实上也包含了国家媒介的本体和利益所促成的行动。
不过，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两派都提出了批评：后实证主义者主张专注于研究国家会造成其忽略了种族/阶级/性别，使它成为另一个实证主义的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则认为社会构成主义抛弃了太多的实证的假设，因此不能被视为实证主义的一种。 理论精要
主要行为体：社会阶级、跨国精英、跨国公司
对个人的观点：行为取决于经济阶层
对国家的观点：国际资本主义结构的代言人和资产阶级的执行代言人
对国际体系的观点：高度分层；由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主导
对变革的看法：革命性的变革不可避免
主要理论家：马克思，霍布森，列宁，普雷比什
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反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冲突或合作的观点；相反的他们专注于经济和物质上的观点。他们假设经济是高于其他一切问题的；强调阶级是主要的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系统是结合了资本主义制度追求资本聚集的结果。也因此，殖民时期带来了殖民地的原料，也带来了控制的殖民地市场以供出口，而殖民地自治化带来的则是新的依赖殖民国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依赖理论主张，发达国家为了追求权力，借由政治顾问、传教士、专家和跨国企业渗透开发中国家将其融入资本主义体制内，以此占用他们的自然资源，并使他们必须依赖发达国家。
马克思的理论在美国较少受到注意，因为美国从来没有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存在过。但它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较为常见。

Ⅷ 肯尼斯·华尔兹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

B 欧共体成立1967年 北约华约成立为1949年和1955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柏林墙修建1961年

Ⅸ 沃尔兹的沃尔兹（Kenneth Waltz），政治理论家

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以新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又翻内译作肯尼思·华尔容兹。
沃尔兹认为，理论要想科学，就必须尽量减少变量。他把国际政治系统结构分为三个组成原则：系统的排列原则、单位的功能差异原则、系统中单位间实力分配原则。
沃尔兹认为，首先，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不同的。在国内政治中，单位以等级方式组合。而在国际政治中，单位有主权平等的地位，排序原则是无政府秩序，因此他主张根据互动密度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当作两个分立领域。其次，尽管各国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或体制上存在差异，但基本功能类似，即都履行同样的职责，如征收赋税、推行对外政策等等。第三，即使一国国内发生政治分歧和冲突，也能在国内最终得到权威性解决。最后，从结构出发，国际体系结构严重限制了大国的行为，并迫使他们以相同的方式行动。

Ⅹ 国际政治理论的作者简介

肯尼思·华尔兹，1924年6月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安阿伯，1950年和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校任教。曾担任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并荣获“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科学杰出学术贡献奖”。1994年退休，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终身荣誉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人、国家与战争》（1959），《对外政策和民主政治》（1967），《国际政治理论》（1979）。其中《国际政治理论》一书自出版以来便被誉为“当代经典”，迄今为止是国际关系学界影响最大、引用率最高的著作。
信强，1975年北邯郸人．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兼职律师，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外事处副处长、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台湾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等。系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及上海东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于2001年至2002年间赴美国美利坚大学作访问研究，期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实习工作近一年。专著《“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被选入中央领导参考丛书目前已出版其他合著及译著共计7部，并曾在Doshisha American STudies、《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日本、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