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全

A. 基层治理主体包括哪些内容

社会基层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社会治理重在基层，核心在共治。基层社会治回理要形成基层政答府及其派出机关和由其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各类社区组织、进驻社区的社会组织、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新老居民共同参与的局面和机制。

B. 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变迁

乡里制度是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清人陆世仪说过： “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保甲书·广存》)。 目录1概念 2乡里制度的演变 1概念编辑乡里制度，就是指中国古代县以下的各级基层行政区划的制度。 乡村社会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这是古代中国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地方。乡里制度具有宗法性与行政性的高度整合， 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些特殊性。历代乡里制度都是以对全体乡村居民进行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它是君主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结构中原基层的行政单位，拥有按比户口、宣布教化、督催赋税、摊派力役、维持治安、兼理司法的职权，被称为“治民之基”(《周书·苏绰传》)。 2乡里制度的演变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钢认为，中国乡里制度大体以中唐为界分成 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乡官制，第二阶段为职役制。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乡里制度的起源时期，自秦汉以来，乡里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步由乡官制变成职役制，一直到明清两代。历朝历代乡里制度在名称上、形式上虽有变革 ，但做为乡村社会实行乡里制行政管理的基本形态是一直沿袭的。 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演变 ［ 作者：赵金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745 更新时间：2010-9-28 文章录入：］ “乡”本义指方向，在先秦文献中常被引申为表示某个方向的地域。“里”是人类的聚居地，是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乡、里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国家加强地方控制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先秦时期，原始村落是“里”的初期阶段。它是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改造而逐渐形成的。这时的村落是人们生活、生产的中心，只具有经济性质，不具备政治功能。夏商时期，随着国家的出现，原始村落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行政性质的社会共同体—邑或邑聚。这时的邑或邑聚则具备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邑聚作为居民的聚居点，大小不一，有大邑聚和小邑聚之分。西周时期，小邑聚逐渐发展成“里”。“里”是西周农民的聚居单位，是附着于土地的一种农村社会组织。因每“里”都设有社，故“里”作为一个地方区划也叫里社或书社。周代宗族里社的政治、经济功能较之夏商邑聚得到初步的发展，随着国家机器的强化，其基层行政组织的性质日益明显。春秋时期，各国在自己的辖区内都建立了地域性的行政系统，并都把乡、里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这个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确立和郡县制的实行，国家通过行政管理、连坐制度、宗教控制、人口控制加强了对乡、里的统治。战国时期，乡、里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职能已经基本形成，具有了组织生产、征派徭役、维持治安、乡里选举、防灾防疫、婚丧祭祖等一系列社会职能。 秦汉时期，乡、里的政治意义逐渐加大，在国家政权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乡、里管理体制由乡、里自治体制、治安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构成。这三者相辅相成，有效的构筑了国家在乡、里统治的基础。乡里组织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则以人口的增减而变更。乡官主要有三老、啬夫、游徼、乡佐；里吏主要有里正、父老、什长、杜宰、里监门等。乡里治安由亭长、游徼负责，其治安职责有三：一是追捕盗贼，维护治安；二是协助都试；三是调解诉讼。亭作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除亭长外，还有亭侯、亭佐、亭父、求盗等。这个时期，乡、里的社会职能更加完善，举凡国家的赋税、徭役、兵役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乡里选举等，无不由其承担。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战争频繁，乡里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人们为了自保避乱，纷纷脱离原来的里伍编制，以宗族或乡里为基础，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坞壁，或称为坞、村坞、堡、村堡等。坞壁种类复杂，主要有流民坞壁、家族坞壁、豪强坞壁。在坞壁内，坞主的产生有自立和推选两种形式。一般情况下，豪强坞壁的坞主都是自立，且世代相袭。其他坞壁的坞主一般由推举产生。坞主行使最高领导权，原来作为聚落首领的里长的功能逐渐淡化了。北魏统一北方后，实行了三长制，使三长取代宗主成为乡村的领导者。三长制实行以后，村落在维护治安、生活生产和教化整体等方面仍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这些作用的增强，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三长下的党、族、邻组织，成为独立的整体单位。自然村设村长、路都、三老等，统称村司，取代了秦汉时期的里吏。村的社会职能逐渐取代了秦汉以来“里”的职能。 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晋以来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对乡里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规定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伍为闾，闾四为族，皆为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在乡村事务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里正、党长。乡、党、里构成了隋朝乡村的政治体系。唐代县以下的地方基层组织机构是乡、里、邻保。一般情况，每里百户，五里一乡。里有里正，负责一里之事，里正的职责主要为按比户口、均田授田、催驱赋役和乡村治安。里之下设有邻、保。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保长。 宋朝初期，乡里制度大体上是后周制度与唐代乡里制度的延续。但由于长期战乱对乡里制度的破坏，乡村数量减少，使得宋代的乡里制度与前代又有所不同。从编制上看，唐代“五里一乡”的状况已不复存在，而基本上是一乡一里、乡里合一，乡的影响日渐淡化。从里正的职责看，由于乡里合一，宋初的里正和按乡配置的“乡书手”共同“课督赋税”。在乡里合一的情况下，原来只是村落首领的里正成为乡里合一基层组织的主要首领，乡职逐渐消失，只有以书算文字工作为职责的乡书手保留下来，但行政关系上确隶属于里正。开宝七年（974年）宋朝又实行“废乡分为管”，即废除乡级设置，将原来的乡分为若干“管”。管的行政机构由耆长、户长和壮丁组成。耆长的职责主要是“管干斗打、贼盗、烟火、桥道”等公事；户长的职责主要是“督课赋税”；壮丁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州管与州县间“解送公事”和“承受诸般判状贴引”。管与里一样，成为宋代乡村基层组织。但乡作为实施国家赋税稽征的单项行政建制仍然保留了下来，所不同的是乡不再是居民村落以上的一级行政机构，而只是编制户籍和稽征赋税的计算单位和实施单位。 宋朝熙宁新政时期又实施“保甲制度”。规定相邻十家为一小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无论主户与客户，只要家有二丁、年满十五岁的就编入保甲。保人共同维护保内利益，轮流巡查，共同御贼。同保之内，相互制约，一家犯法，同保连坐。后来保甲制度不断充实，增加了“捕盗”、“弭盗”的内容，使保甲制度在乡村统治中的职能更加完备。保甲制度的建立在全国农村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治安网。熙宁新政失败后，保甲制度并没有被宋王朝废止，而是一直延续到南宋。直到南宋灭亡，保甲制度一直是乡村统治的基层行政制度。只是在南宋时，保甲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乡与都保从北宋时期的无隶属关系发展到都保成为乡以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保长的选任由乡司安排。南宋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呈乡—都—保的三级组织系统。 元朝入主中原前，南方在宋朝的统治下实行保甲制度。北方处在金朝的统治下实行坊里制，即农村以乡、村为编制，置里正、主首司其职。五家为邻，五邻为保。村社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元朝建立后，最初承袭金制。至元七年颁布里社法令，始在北方各地农村推行村社制，但同时里正、主首也保留了下来。村社是元代社会的基层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结成的民间乡村组织，具有农村民众互助和政府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性质。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村并为一社。村社的职能已有单纯的劝农桑向多元发展，如乡里教化、互助、维护治安、征办科差等。社长和主首都是里正的助手，协助里正处理乡村事务。这样，元朝形成了以里正、主首、社长为首的乡里管理组织。 明朝建立后，以人户为中心建立了乡、都、图（里）的地方基层组织。始于北宋的都保在明代被都图代替。都保以地域划分为主，属鱼鳞图册系统。都图则以人户划分为主，属黄册里甲系统。图就是里，每图或每里之下又置有十甲，因此这种编制被称为里甲制或图甲制。规定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甲不足十户，名半图。乡都曰里，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图。里长、甲首的职责主要是“催办钱粮，勾摄公务”。 明朝统治秩序建立后，作为军事制度的卫所制度在全国各地逐渐推行，凡重要地方设卫，次要地方设所。卫设指挥，所设千户、百户，统领本卫所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明中期以后，卫所制受到破坏，亦兵亦农的乡兵应运而生，成为乡村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的乡兵组织，因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呈不同形式，主要有团练、义兵、宗法武装。它们组成乡村防御体系，成为保护乡里的重要力量。明代的乡里教育十分发达，官府专门设立了许多乡村社学对乡里民众进行教育。教学内容除识字和一般生活知识、历史故事外，也灌输纲常伦理道德观念，以利于加强对地方的统治。 清代沿袭了宋明时期的里社制和保甲制，里社、保甲和宗族组织并存是清代乡里组织的一大特点。清代乡里组织的构成十分复杂，里社、保甲、宗族组织互相交错，构筑了清代的地方统治基础。但在清代前期，保甲制不如里社组织重要。摊丁入亩后，人丁编审受到忽视，以里甲控制乡村户口的制度被彻底破坏。保甲制逐渐取代了里社制，成为清代后期地方基层组织制度。清代保甲制度规定，每户发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住，入则稽其所来。十户立一牌头，十甲立一保长。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甲头、保长由村庄内村民充当，具有半官半民的身份性质，是国家在基层立言行事的代表。清代保甲组织除延续了宋明时期的加强乡村治安、承办公差、乡村教化的职能外，又增加了赈灾救荒的职能。 清代乡里的宗族组织与里社、保甲组织并存，构成了清代地方基层统治的基础。每个宗族都有族正或族师、族长，族正在宗教组织处理族内事务上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各宗族都有严厉的宗规、族规。乡绅在宗族组织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政治上，乡绅是官吏的补充，可参与乡里管理事务。经济上，乡绅享有赋税和徭役的优免权。另外，乡绅还是民事纠纷的仲裁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有关官吏的司法权。乡绅成为乡村社会最活跃的一支力量。清代的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具有治安、防范和消弭农民反抗的功能，在经济上具有催征、赈灾济贫的功能，在文化上具有祭祠、兴办义塾的功能，是清朝加强地方统治的重要力量。

C. 如何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毫无疑问是改革，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拿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刀”。由于我们现在的改革属于“刺激—反应”式改革，就是揭露了问题再去解决问题，这也容易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碎片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的60个领域的改革，就是全面改革。二是如何进行“自我革命”，改革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解决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从法制和制度来“硬约束”。《决定》提到的“法治中国”就是为了给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决定》提出“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我觉得有必要将改革纳入政府绩效管理体系，把是不是改革创新作为政绩的重要考核内容纳入进去，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自觉行动起来，同时还要建立不改革、在改革问题上“不作为”的问责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改革才会更有来头、更有劲头，才能让更多的人尝到改革的甜头。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解放思想。要从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入手，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吸引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从而广泛凝聚共识，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

D. 浅谈如何积极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决定》规定：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决定》首次提出的法治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它是《决定》提出的“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要求的具体化。《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从我国目前政权结构组织形式来看，我国基层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这两种组织形式。现行宪法第111条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该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并行的还有各种基层社团组织、各种形式的自治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社区组织等等。
这些基层组织担负着维护基层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重任，除了依靠基层组织所制定的自治章程、乡规民约、行业规范等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发展之外，也需要加大国家法律治理的力度，特别是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等领域，国家法律更是不可缺位。
要防止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因为部分群众或少数人的利益侵犯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或者是为了实现少数人的特权而侵犯了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基层人民政府必须依法对基层社会进行严格的法律管理，要建立必要的执法渠道，注重基层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沟通协同，要尽量使基层政权的执法力量下沉，要使法律进社区、进课堂、进居民家中，真正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法治工作落地实处，不留死角，通过基层依法治理，夯实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维护基层繁荣和稳定。

E. 基层社会治理指的是什么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专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属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
当前更加凸显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这也是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更加完备的表现。自治是基础，因此在自治环节我们更强调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更贴近群众，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得到落实，而不是流于形式。法治是根本，基层治理同样需要法律规范。德治为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通过道德的感化培育家教家风，强化邻里团结，这样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F. 社区如何加强基层治理

以党建引领新时代社区治理，要完善多元共治的党建网络体系。对于社区全靠政府管理的传统“一元模式”，要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居委会为枢纽、以居民为主体，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志愿者团队等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通过建立有效的自治与共治联动机制，实现党的组织覆盖。同时，要建立平台、汇集资源、整合力量，通过开展融公安网、政务网、互联网等于一体的智慧社区建设，真正搭建起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平台，通过多元共治平台，实现党的工作覆盖。

以党建引领新时代社区治理，要全力打造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社区党组织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更是社区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服务者。社区治理创新就是要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要努力构建党建服务机制，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创新党组织及党员为群众服务的途径和方式，开展以志愿服务为特色的社区服务，整合多方社会资源优服务促发展，以此打造基层党建品牌，努力为社区群众打造一个舒适安心的人居环境。

以党建引领新时代社区治理，要充分发挥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社区治理创新成效如何，基层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要将社区干部队伍纳入全区干部队伍建设体系，培养选拔一批党性强、能力强、群众信得过、治理有办法并竭尽诚心服务群众的优秀人才，对其建立落实鼓励激励机制，在干部待遇、评价考核、职位晋升等方面改进工作思路，不断激发社区干部队伍内生活力。

G. 如何统筹推进基层治理工作，不断提高治理实效和水平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政法机关特别是赋有社会治安治理职能的部门，必须从思想上主动适应，从措施上积极应对，积极探索加强社会治安治理创新的新思路、新办法，切实解决思想认识、运行机制、警力装备、队伍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切实履行好政法机关的社会治安治理职能。

(一)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打造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推进社会治安治理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既要全面开展工作，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社会矛盾化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的管理、社会组织服务等问题，创新虚拟社会治安治理，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社会共同监督的互联网综合管理格局。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点、线、面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人防”方面
强化县乡村三级巡逻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在主要交通路口设置警亭，每个警亭设置固定巡防队员24小时值勤，白天1人，晚上2人，每周五县委政法委牵头组织政法部门分战区进行县级大巡逻，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的巡防主力军作用。同时，乡镇战区联动巡逻与村级日常巡逻相结合，网格联动，警灯闪烁，提升群众巡逻知晓率。广泛宣传发动，落实邻里守望制度，对外来人员以及有嫌疑人员要详细询问，邻里之间团结协作，共同抵御不法分子。规范乡镇专职巡防队，对队员定岗定责，配齐配强其巡防装备设备，强化其日常适应性训练，完善村级专职巡逻队，结合实际各行政村要普遍建立自己的专职巡逻队，确保村级巡防全方位、经常化。

“物防”方面
1、 强化对群众安全防范宣传力度。动员群众开展一次全方位的自查，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以便因症施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2、 推进加固门窗、筑墙垒院等物防措施。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动员安装自动报警装置;
3、 对重点单位特别是西部矿区生产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仓库，要加高加固围墙，修建观察瞭望点。对存放现金、贵重物品的部位，配备保险柜，集中保管。对生产、使用、保管、运输危险品单位经常检查，及时发现堵塞防范漏洞;
4、 实施亮化工程。乡村一些街道小巷长期无路灯，是治安死角、案件多发区，要实施普及这项工程，推进街道亮化，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
“技防”方面，不断强化和完善技防设施，县乡经费向技防倾斜，乡(镇)、村(居)级现有防监控设备平台保证全天候正常动作，通过平台全天候实施对所辖区域的治安监控;规范村级技防值班室，严格村级技防值班室标准规范化建设，确保其“有值班人员、有分布图、有值班记录、有工作制度”，加强对值班人员技术业务培训。确保技防“乡村全覆盖，三级互联通”的目标。

(二)做好基层群众工作，完善社会治安治理体系
社会治安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驻村政法干警定期召开培训会，以案说法，现场解答疑难问题，确保矛盾纠纷及时调处，各种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县司法局充分利用“六五”普法，组织人员深入基层，走上村庄地头，以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切实做好新形势下服务群众的工作，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把人民满意作为政法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着力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服务为先，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强化社会服务提高社会治安治理实效。

(三)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人民调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民间矛盾纠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具有独特优势，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方面。深化社会矛盾化解。不断完善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体制机制。聘请专家，深入各乡镇召开培训班，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同时，加强组织建设，健全调解网络，要对全县21个乡镇和608个村调委会及时进行调整和充实。提高基层调解员的调解技巧、法律文化水平及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动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努力预防和化解行业与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深入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依法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保障能力建设，落实好人民调解法规定的人民调解工作各项保障措施，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机制，成立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委员会，建立由政法、卫生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作运行调解机制。

(四)做好特殊人群管理工作，搭建服务管理新平台
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服务和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工作，是加强和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方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创新特殊群体服务管理，建立政府主导，综治、司法牵头，公安、法院、检察院、劳动保障、民政、监狱等部门共同参与，集教育矫正、日监督管理、帮贫扶困、心理矫治等职能于一体的社区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新平台。进一步加强刑释解教人员服务管理和教育帮扶工作，大力加强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有效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帮扶、管理、安置、就业问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加强其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积极探索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服务新机制，加强衔接、落实安置，帮助刑释解教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减少服刑在教人员刑释解教后脱管漏管现象，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按照建立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要求，大力推进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司法所工作人员，发展壮大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切实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监管、教育和帮扶工作，帮助流动人口有序融入城镇，特殊人群顺利融入社会。调整农业结构，扶持现代化农业种植户典型，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提高产出效益。鼓励和吸引在外创业人员回乡建设，解决剩余劳动力和出外务工的人数，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和两劳回归人员的管理。

(五)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形成社会治安治理新格局
创新社会治安治理，需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安治理格局，使社会组织成为缓和矛盾冲突的调节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促进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县基层党组织、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退伍军人、红白理事会等其它组织及协会也在不断发育成长，这些社会组织和协会在为民排忧解难、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为此，我县要创新为老服务，加强为老服务网络建设，积极探索以社会化为主渠道的养老服务新路子。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促进社会组织与党委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协会在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组织的公众知晓率和熟识度，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关心、关注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六)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推进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政法工作的活力源泉在基层，主要的执法活动在基层，工作的重点难点也在基层。没有强有力的基层基础工作，再好的思路、政策、措施也难以落到实处，惠及城乡群众。近年来，政法机关基层基础建设有了很大加强，但总体薄弱的善还没有根本改变，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任务还很重。要履行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职责，就必须切实做好相应的基础性、保障性工作。要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适当增加惠民方面的经费投入，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建设，加大乡镇道路维修建设力度，全面推进基层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基层基础工作水平;总结政法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并使之固定下来、形成制度，同时根据新的实践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努力构建科学完善、统一协调的制度体系，推进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多方筹措资金，尽快化解镇村债务，消除不稳定因素。解决乡镇专职巡防队、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和保险问题，把精力更多的在放在基层，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的投在基层，真正做到人往基层走、劲往基层使、钱往基层花，夯实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壮大基层力量、强化基础工作，确保基层有人管事、有钱管事、愿意管事，切实提高社会治安治理和服务水平。

(七)加强队伍建设工作，力促社会治安治理取得实效
政法机关是社会治安治理的重要力量，政法队伍建设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治安治理工作的实际效果。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经常化。教育广大干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强化为民服务、为民执法理念，正确对待金钱、地位和权力，牢固树立“三个至上”理念，做公正廉洁执法的表率，建设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队伍。
2、加大“从优待警”工作落实力度，关心关注政法干部，加强政法基层科、所、队、庭建设，在政策、制度、机制上确立“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流、干部从基层出”的工作导向。把选人用人的眼光投向基层，以实绩为标准，不拘一格地从政法队伍中选干部，切实解决工作多年政法干警职级和待遇过低问题。使广大干警在政治上有奔头、生活上有挣头、工作上有干头。
3、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在人员编制上给予倾斜，将乡镇综治工作人员补贴列入财政预算，努力解决人员编制少、职级待遇低与工作任务繁重不相适应问题。

H. 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主要问题分析如下：

1、人才队伍的问题

目前最为迫切的是农村的干部队伍缺乏德才兼备的年轻梯队，后劲不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发展空间、工作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呈现出单向的流动，一大批青壮年离开农村，外出务工，留在农村的多是妇女、儿童、老人

2、党组织意识不强

尽管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各方面原因留在了农村，但由于党组织对基层群众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有限，并且党组织缺乏活力，因此，留在农村的年轻人对党组织缺乏兴趣，一些本地“80后”、“90后”的年轻村民入党意愿不强。

3、人才老龄化现象突出

农村现有的治理精英群体中，村委会班子成员较为年轻，但党支部班子成员岁数较大，有的农村“七个党员八颗牙”，老龄化现象突出。这就必然造成对现代科技、农业经济、市场经验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无法适应并驾驭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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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办法主要有：

1、盘活存量

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的“传帮带”的作用，使年轻一代的村干部尽快成长起来，加强对现职干部的培训，提高现任干部驾驭市场、协调关系、适应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适度调整任职回避的政策。

2、引入增量

做强做大乡村经济，改善乡村环境，增强乡村的吸引力，使年轻人能够做到离土不离乡，扩大和丰富农村人才的储备库，使年轻人能够稳得下心来，鼓励外出务工人才返乡创业，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是管长远的大计。

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于处于什么地位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繁荣与稳定。社区工作作为政府最基层的政策，直接面对群众、最贴近群众，在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今年突发肺炎病毒疫情，对我国整体而言，下至基层治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只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才能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社区工作者处于社区疾病防疫的第一线。他们直接面对的是社区居民的问题。他们知道，抗击疫情是一项国家行动，人民是这场斗争的主力军。社区作为最基层的工作，直接面向群众，联系千家万户，涉及亿万群众。抗击疫情，需要共同努力，筑牢群众防治的严密防线。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共同努力，更有效地控制这一流行病。社区所有社工都坚持“疫情是秩序，防控是责任”的原则。他们日夜坚持防御。在防疫一线工作中，他们为社区居民筑起了坚实的“盾牌”。抗击疫情，需要共同努力，筑牢群众防治的严密防线。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共同努力，更有效地控制这一流行病。要团结群众，就要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的光荣传统。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基层干部要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要加强工作学习和教育培训，建立领导与普通社会工作者谈心谈话机制，真正激发年轻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活力。要加强思想教育和对行为的细致监督，健全干部约束激励机制，实行职级并行制度，使干部物质上不难，精神上有尊严。要保持干部工作积极性，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把干部优势转化为执政优势。要从党建指导、协同治理、科技支撑、法律保障等方面优化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只有基层工作做得足够完善，我们才能越来越强大。

J. 什么是基层治理

基层治理是对基层地区（如城市社区、农村等）的治理。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治理现代化。城市的社区治理、农村的村落治理，都属于基层治理范畴。基层治理涉及面宽、量大、事多，直接面对群众，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是否能持续发展、繁荣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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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这不仅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更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探索，对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发展创新，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落实，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人民网-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