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治理国家

㈠ 柏拉图为什么要让哲学王治理国家

认为哲学家睿智、聪慧、理性，不会暴政于民，切！这只是个梦想！

㈡ 老子道德经的道德哲学思想，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朝代最为成功过呢

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
最字怎么说呢。
汉，唐

㈢ 柏拉图为什么要哲学王治理国家

柏拉图(Plato，Πλατών，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他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有苏格拉底出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苏格拉底。

柏拉图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设想宇宙开头有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的一半，另一种是等边三角形的一半。从这些三角形就合理地产生出四种正多面体，这就组成四种元素的微粒。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因为圆球是对称和完善的，球面上的任何一点都是一样。宇宙也是活的，运动的，有一个灵魂充溢全部空间。宇宙的运动是一种环行运动，因为圆周运动是最完善的，不需要手或脚来推动。四大元素中每一种元素在宇宙内的数量是这样的:火对气的比例等于气对水的比例和水对土的比例。万物都可以用一个数目来定名，这个数目就是表现它们所含元素的比例。

㈣ 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国家都采用法律来治理国家

治理国家并不是百分之百（全靠）采用法律来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国家治理有五个方面的特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客体的立体化、治理目标的人本化、治理方式的规范化、治理手段的文明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趋势在传统的国家管理转型中均表现出来；现代国家治理客体已经完全立体化，“民”不再是纯粹的、被动的治理客体，也是治理主体；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现代国家治理的方式则要求程序化、规范化，要求公开、透明、公正参与、协商、诚信；现代国家治理手段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其有效性，而且要考虑其正当性和文明性，基本手段是民主、法治、科学和文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呢，或者说，现代国家治理有什么标准、什么特征？相对于传统的国家治理，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甚或当下治理模式尚未转型的国度和地区的国家治理，现代国家治理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特征：

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

在英语中，现代国家治理一般使用Governance或Public Governance（通常译为“公共治理”）或Good Governance（通常译为“善治”）表述，而传统的国家治理则使用Government（通常译为“统治”或“国家管理”）或Administration（通常译为“行政”或“行政管理”）或Regulation（通常译为“管制”或“规制”）表述。

Governance相对于Government，其最大的区别就是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多元的，后者的主体是单一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尝试重新配置公共权力，试图通过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开放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国家管理的弹性与韧性。这股潮流被学术界总结为由“统治”向“治理”的转变。所谓“统治”，即传统的国家治理，治理的主体只能是统治者，统治者不可能与被统治者分享统治权。

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治理权只能为国王、皇帝和从属于他们的国家官僚机器所垄断，不可能吸收其臣民参与国家管理；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治理权只能为总统、内阁、国会和司法系统所组成的政府（广义的政府）所垄断；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党和政府，由于法律上缺少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和形式，人民通常不可能成为国家治理的直接主体。

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由于政治文明的进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不仅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必要性，而且展示出越来越广泛的可能性。各种社会组织、团体一方面通过自治参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提供的途径和形式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或者通过国家向社会转移部分公权力而获得国家治理权进而成为公共治理主体（既具有狭义国家治理的性质，又具有社会治理的性质）。

国家治理主体的这种多元化趋势在传统的各种形式和领域的国家管理转型中均表现出来。无论是宏观的整体的政府管理（Government），还是仅限于行政领域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或者是仅限于对外部行政相对人的规制管理（Regulation），其日益显示出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展现这种趋势的形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听证会、论证会、网上讨论、辩论、政府职能外包、政府购买服务、志愿者服务、公私合作（PPP），等等。我国目前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和个人，包括国家机关、政党（其中执政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社会团体（如工青妇等）、行业协会（如律协、医协、注协等）、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组织（NGO、NPO）、基层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国家治理客体立体化

传统国家治理以“民”为治理客体，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还是近代西方国家的自然法学家或法哲学家，都认为治国就是治民，或者以治民为治国之本、治国之要。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霍布斯说，在国家按约建立时，每一个人相互约定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并将这些权利转让于作为主权者的一个人（君主）或由一群人组成的议会。

传统国家治理以“民”为治理客体主要受旧时代统治阶级统治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与旧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相对简单有关。封建专制时代没有政党，没有市民社会、没有完整的市场经济。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代，国家治理的客体虽然比古代和中世纪复杂，但也完全无法与当今的时代相比。

现代国家治理客体已经完全立体化，治理不仅指治国（国家机关），而且指治党（特别是执政党），治社会（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社会自治组织等），还指治市场（商品、贸易、投资、金融等各种市场）；不仅指治社会（广义的社会，包括国家、政党、公民和市场），而且指治生态环境（陆地、海洋、天空等）；不仅指治现实世界，还指治虚拟世界（互联网）等。

现代国家治理客体相对传统国家治理客体的变化不仅是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必然，同时也是人们观念、理念发展进步的结果。“民”不再是纯粹的、被动的治理客体，也是治理主体。“民”虽然在一定的时空中也是国家机关治理的对象，但在更多的时空中，国家机关是“民”治理的客体。

国家治理目标人本化

传统国家治理主要追求统治秩序。例如，孔子为古代中国设计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仁”和“礼”，追求的是确立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城邦设计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中庸”，追求的是建立一种中产阶级掌权的政体。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治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追求的是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政治秩序。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将之推向极端，转换为“以GDP为中心”、“以GDP为纲”，为追求GDP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不惜牺牲国民的健康、自由和权利。

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还是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目标均应是国民的福祉。无论是统治秩序，还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最后都应是为了人。离开了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发展和秩序都必然异化，就像我们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赶英超美一样，不仅没有真正促成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给人民的利益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当然，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以人为本，不是我们的治理应该只考虑人的利益，而可以不顾及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为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既是我们人本身生存、发展、幸福的需要，更是我们现代人理性和文明的体现。

国家治理方式规范化

传统国家治理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专断、恣意、多变和神秘化。如申不害主张，国君治国应“独视、独听、独断”。孔子认为，统治者治国，只应让老百姓按照其政令去做，而不要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且，孔子反对法治，反对治理规范化：“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现代国家治理的方式则要求程序化、规范化，要求公开、透明、公正参与、协商、诚信。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了规范国家治理，一般都制定行政程序法、政府信息公开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法律规定国家治理行为的公开、公正、公平和国家治理行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其制度，如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合理预期原则、告知制度、听取申辩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听证制度、调查取证制度、政府发言人制度、政务网上公开和网上征求意见、讨论、辩论制度等。

公权力运作程序化、规范化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保障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行使公正和效率的要求，也是防止公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的要求。

国家治理手段文明化

传统国家治理手段多采用人治、礼治或权势术之治。如柏拉图主张“哲学王”之治，他认为，哲学王具有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的天赋品质，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是“第一好的国家”。孔子主张“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慎到、韩非、马基雅弗利主张权势权术之治。慎到认为，“贤者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韩非对“术”也有几乎同样的解释：“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马基雅弗利则把这种权术之治推向极致，他说，“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据马基雅弗利的理论，统治者选择治理手段，只应问是否有效，而不要考虑是否正当。

现代国家治理显然不能运用上述手段。现代国家治理手段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其有效性，而且要考虑其正当性和文明性。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是民主、法治、科学和文化。

民主包括代议制民主、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早期的民主主要是代议制民主，但由于代议制民主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很多缺陷和弊病，代议机关的代表在立法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往往并不代表全体人民或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主要代表其所在党派的利益和某一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法治，包括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个方面。

形式法治主要要求国家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实质法治不仅要求国家治理严格守法、依法，而且要求所立所守所依之法是“良法”；不仅要求国家治理遵循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则，而且要遵循法律的原理、原则、精神和法治理念；不仅要求国家治理依硬法办事，而且要自觉依软法，即非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如宪法惯例、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权力组织章程和自律规则、执政党党内法规、国家机关发布的政策性纲要、指南，以及有关公权力主体之间就公共事务签订的协议等。

现代国家治理相较传统国家治理，科学具有重要得多的地位。这是因为现代国家治理比传统国家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比如，互联网安全问题、转基因食品审批许可问题、PX工程建设选址问题、雾霾治理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传统国家治理中不曾遇到或不可能遇到的问题。显然，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决策，必须在坚持民主法治的前提下，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即同时运用科学的手段，才能获取解决问题的最优或较优方案。

在我们过去一个时期的国家治理中，文化手段的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尤其是文化中软的一方面，即塑造人的精神、信仰、灵魂的价值观和人的理念方面 ，人们更对之有所忽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国家治理中、文化这种手段的见效往往是长期性的、间接的，“润物细无声”和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它难以满足人们“短平快”的预期。但是，文化这种软手段的作用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却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文化的熏陶，国民信仰迷失，一些人既不信马列，也不信孔孟，也不信宗教，从而不讲诚信，不讲道德，不守法律，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乃至崇尚欺骗和暴力。

因此，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要综合、平衡、协调运用民主、法治、科学和文化的手段，使之产生最佳的治理效果，以最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

㈤ 什么是柏拉图的哲学治国思想

这我们需要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开始分析。
作为哲学家，柏拉图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认为“真知”和“善”只能来自理念世界。他的治国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引申。《理想国》是他早期的一部代表作，内容丰富，但主要是讨论所谓“正义国家”的问题：“究竟定下一套什么样的原则，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才能够建立起称得上是理想的国家？这种国家在本质上既可以克服某些城邦(如雅典)所固有的‘弊病’，又可以作为一切城邦(甚至外邦)理应仿效的‘范型’。”
柏拉图在设计这种理想国时，认为这种国家应由三种人组成：首先是护国者，具有大智慧，承担统治任务；其次是卫国者即士兵，具有勇武德性，负保卫国家之责；第三是普通公民即供养者，有节制之德，从事于生产。他认为这三种等级不同的人之间没有矛盾，应本著互助精神各安其位，各尽其职。统治者治国有方，被统治者不犯上作乱，这样就臻于正义，达到和谐之境。
理想国中的关键人物是护国者，这种人应该是哲学家，即研究理念世界得其真谛的少数超人。国家只有由哲学家统治，或者只有使国家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国家才能治好，成为理想国亦即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思想，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

㈥ 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儒、法、道三家的思想主张有何不同

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这三家虽有不同的哲学理念，但其共同点都在于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三者合流重要基点。儒家以“仁”为其哲学的核心理念。 “仁者，人也”(《礼记·中庸》)，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 (《论语·颇渊》)，这是儒家对“仁”观念的经典解释。从这一解释可以看出，传统儒家把尊重人的价值放在了首要的、核心的位置。儒家还承认， “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 (《孟子·尽心下》)把饮食和男女性的需求、感官的欲望，看作人的天然本性和正当权利。由此引申出“民以食为天”和以德治国的“仁政”政治思想。而其理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种人权意识以朴素的集体主义或利他主义为道德规范。他们主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见利思义”，“克已让人”，“克已爱人”。孔子甚至把“克己复礼”看作“仁政”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早期儒家政治思想包含尊重和维护人权的积极思想因素。中国自汉代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基本上成为中国主流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内核，并且为士大夫和民间所认可，发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但是，儒家思想是以承认君主制为前提的，所以．它没有发展为近、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它所尊重与维护的人权，局限于来自先天人性的基本权利，这首先是人的生存和自尊的权利，甚至包括部分言论自由的权利。由于儒家思想成为君主统治天下的工具，其中所包含的人权思想因素也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萎缩，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发展。“三纲五常”的提出与推行，君权扼杀了人性与人权，最终也扼杀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导致东方文明由盛而衰。

西方文明经历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了古希腊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由于中世纪对人性的极端压抑和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思想家们高度重视人性的解放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在西方早期人权思想中， “天赋人权”说认为人在本性上是利己的、自私的， “自然”就是自私或利己，就是对个人享乐和权力的追求，人的本性在于为自己求利避害，奉行正义就是遵从这种自然规则。这种自由观，为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道德依据，而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和西方人权理论的内核。洛克依据“天赋人权”观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当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最终也将导致个人权利的损害。因此，个人权利的追求必须是理性的。斯宾诺莎说： “所谓自由人，即只遵循理性指引生活的人”。法律因此也是必须的。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卓越贡献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法律是理性的体现，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而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律就一直被看作限制王权，维护个人权利的力量。

从东西方历史上对人权的认识可以看到，西方人权观追求个人主义的价值，这的确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的进程，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道德、法律和文化的条件。这种人权观尊重个人价值，鼓励对个人欲望与利益的追求。但是，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权观，分割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强调了个人权利，忽视了与权利相伴的义务，形成以个人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容易把个人利益视同他人利益，以个人喜好视为他人喜好，而忽视他人的利益特点、价值观念和个人感受。而且，人对个人欲望与利益的追求往往是没有止境的，而法律并非是万能的。因此，实践中容易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侵犯他人的权利。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权观表现在国际政治上就是强权主义和霸权主义。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以人权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无视他国经济。文化和人权实际，以自己的价值观取代他人价值观，肆意践踏其它民族与国家的人权，就是其个人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恶性膨胀。东方古代的人权观虽然受扼杀于君权，但其集体主义传统，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㈦ 什么是哲学家治国

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中译：《理想国》）中作此阐述，认为：专
一个城邦的最属高统治者要么是哲学家，要么学习哲学。 他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哲学才能掌握真实的理念（即，真理）丙炔治理好国家。
通过哲学家治理国家，并且严格分配国家资源。并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他鄙视个人幸福，无限地强调城邦整体、强调他一己以为的“正义”。认为公民义务应该保卫国家。新生的小孩应交到国家（幼儿园或是孤儿院）统一管理，而不是个人抚养。

柏拉图这一思想来源效仿了当时的斯巴达，只是区别是斯巴达是武力制度、最高统治者善战但不懂哲学。
理想国也是早期共产主义的雏形

柏拉图当时想在多个小国实行他的这一理论，但都被拒绝甚至遭到流放……

㈧ 只有懂哲学的人才能治理国家对吗

不能说只有懂哲学的人才能治理国家，但是，可以说凡事治理国家的人都懂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