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社会治理

7.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读后感

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林达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收录了作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的13篇文稿.这些文章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围绕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改革开放20年在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文章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变化.作者用:"转型与断裂"的概念来表明目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同以往,有着自已特征的社会.从经济的,历史的,比较的角度诠释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以及农民工流动,社会稳定,市场转型等当今中国近切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一、 中国改革理论的检讨
作为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它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使命和地位是什么?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将改革理解为一种纯经济性变革，故此有“经济体制改革”之说；这种理解方式无法解释现实中大量出现的政治权力涉入经济活动，引起改革畸变的现象。因而有人从“权威本位(转型)观”出发，认为改革的成败决定于政治运行机制的转型，从而出现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等等观念。但是，在社会自身自我组织、自我协调机制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把眼光盯在政治体制的转型上的做法，必然使改革开放在“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两极徘徊的境地。因此，这些理解都未能抓住改革的深层内涵。
其实，我们在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时，是对以前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政治取代了一切社会事务或凌驾于一切社会事物之上。同样，我们说所要建立的经济时代也不过是对新建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无论是政治时代，抑或是经济时代，都不过是社会的一个侧面，或者说是社会是这些因素驰骋的领域，一切都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交遇。正因为如此，近几年的改革理论中，社会学异军突起，它们对改革问题的分析，对体制改革揭示的深度，令人耳目一新。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绝不仅仅是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的转变，而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这其中既包含着政治时代的逝去，也包含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包括着其他如法律、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政治时代的最好的“解毒药”。因为政治时代正是因为将政治作为支配所有社会因素的因素才成其为政治时代，经济政治化、法律政治化、意识形态政治化、可以说所有社会因素无一不被“政治化”，如果我们现在再来一个政治经济化、法律经济化、思想观念经济化，一切社会因素都经济化，这无疑会成为步政治时代后尘的又一个悲剧。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诚然中国的改革绝不是某一方面的变革，它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性的变革。社会是经济、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改革所触动的并非仅仅在于经济或政治，而是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中国的改革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还在于，它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社会结构是经济体制具有更深层的涵义的概念，体制不过是社会结构的某一层面。社会结构要比体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中国改革最具实质的意义在于它引发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结构，按社会学家的理解，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包容万物之桶。不能将社会结构变革仅仅归结到某一方面，它是综合的、全面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都是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也可以说，社会结构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我们说，传统时代是政治时代，是因为传统时代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一切社会因素都为政治所左右，也都由政治所决定。变革政治时代意味着打破造成该时代的社会结构。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代替旧的社会结构的是新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什么经济时代。因此，我们选择了社会结构作为观察、分析的视角。
毫无疑问，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在每天都能感受到改革所带来的或大或小的变化。我们周围的世界陌生得使置身于其中的人都难以理解。当你遇到新的事物准备稍加思索的时候，它已擦身而过，或被什么其他新的事物所取代。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置身于改革中的人们不能不思索。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追溯浪潮的源头有时比追赶浪潮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浪潮的源头，就很难把握浪潮本身以及它会冲向何方。其实，拨开现实本身所笼罩的层层迷雾，中国正发生的是一场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中国人回溯几千年历史都不曾见过的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改革的阵痛中诞生。理性社会的建立来自于理性的改革。我们只有把握住变革的实质，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8. 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是什么关系

和谐社会应建立在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小康社会又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延续以及固化。
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作用。

“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进程中提出的、颇具本土文化意蕴的两个社会治理方略，将成为“东方现代化”理论体系中“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在治理方略、基本内涵、核心价值上虽然互相包含，但各有所侧重。其主要差别在于：
一、在治理方略上，前者侧重结构，后者侧重关系。
小康社会侧重结构，是将社会视为一个系统，一种组织模式。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结又相互制约，共同组成一个具有秩序的稳定模式。社会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系统与系统间通过直向互动与横向互动而相互适应，达至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从这一视角上看，“总体小康”之所以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是因为还未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自身等诸子系统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因此，“全面小康”治理方略的提出，强调摈弃单纯地将经济增长，尤其是GDP的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尺度，用社会系统的思维理念去促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发展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以完成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和谐社会侧重关系，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经历了帕森斯为代表的系统理论、卡罗尔·梅叶为代表的生态系统理论，发展到以苏珊·坎普为代表的系统与生态理论，较好地体现了和谐社会“侧重关系”的本质。在理念上，它以人为社会系统的核心，其“生态环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环境，而是一个相对于人的外部系统的社会生态环境，并且是多层面、多维度的。系统与生态理论的重点是人与这种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它既重视人，也重视环境,，更重视人与环境的关系。虽然系统与生态理论也重视“增权”、“意识觉醒提升”等社会公正和权利平等问题，但本质上仍倾向于强调通过人和社会生态环境的相互适应达成系统的平衡。这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体制和文化处境下，与政府始终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以及上述“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用科学的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异曲同工的。因为“和谐社会”强调的恰恰是维护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整合社会资源，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二、在基本内涵上，前者侧重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后者侧重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关系。
小康社会侧重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是指政府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作一种和谐的制度安排。建立一个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社会，要求政府在社会政策的制订和贯彻上，不能仅仅依赖市场竞争的单一机制来构建社会秩序，“而是要全面考虑在各种社会系统运行机制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安排”。孙立平教授认为，“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为此，他主张发展重心的多元化，并指出这种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意味着政府的转型，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社会职能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从这一视角出发，侧重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强化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制度安排中的责任意识，使政府首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改变目前中国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和谐社会侧重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关系，是基于均衡的利益格局是最主要的基础，也是关涉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根本。“和谐的对立面是失衡，而严重的失衡就是断裂。可以说，尽管在理论上和谐社会涉及多方面的关系，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和发展观的转变上看，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上富裕也并不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中，能否形成均衡的利益格局，还要看财富怎样分配，利益怎样协调，基本的公平和正义能否保证，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像德沃金的“权利平等”学说主张的那样，获得同等的关怀与尊重，普遍分享增长和发展的收益。
三、在核心价值上，前者侧重社会整合，后者侧重社会公正。
小康社会侧重社会整合，是要解决怎样才能在一种竞争的系统中维持秩序的问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针对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思想。它将社会的各种政策、制度、规范和价值等，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完整系统。因而在政策层面上，它更加强调建立社会自身的调节机制，通过发展政府与市场以外的“第三种力量”，即以社区为载体的各种社团和中介组织，来替代过去单位制组织整合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以此来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缓解由于社会分化而产生的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逐步改变因此而带来的社会规则混乱、整个社会的无序状态。从这个视角出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重视社会结构层面的整合，也包括社会价值层面的整合。其社会价值层面的整合主要指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民道德的形成，以及有利于社会团结和社会价值认同的形成。
和谐社会侧重社会公正，是要解决在不均衡的利益格局改变中所要遵循的核心价值问题。和谐社会侧重社会关系的和谐，侧重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关系。基于中国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利益格局多样化的现实，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是要否定或削弱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更不是追求平均主义，而是在承认收入差异和不平等存在的前提下，更看重这种差异和不平等是否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社会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社会财富和社会利益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代表人物，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整合和完善了社会和谐思想，他提出在设计国家制度和安排社会组织时应遵循两个原则，即“最大的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以求得社会的全面和谐。这意味着，一方面不能用牺牲公民政治自由为代价去换取社会经济方面的增长或补偿；另一方面要确保让每一个人站在公正、平等的起跑线上的同时，承认结果上不平等，既考虑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又不失让有能力的人更进一步地去发展。

9. 社会更加和谐什么的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意义重大。

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实现了四位一体的飞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顺应历史发展变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表述，都是指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它既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近目的和利益”，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来”利益。它完全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努力实现人民群众期盼社会稳定、和谐的愿望。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主义才能充满活力。

10. 孙立平的学术观点

孙立平

――在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

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其间，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特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并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发表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上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合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

其主持的大型研究计划“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行逻辑。

另外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则关注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型过程。

孙立平一直在倡导实践的社会学。强调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如同在印象派画家的眼中，空气和阳光是流动的一样。

他提倡“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

社会学通常有三种语言：纯学术的研究、面对政府的政策建议、面对大众的声音。孙立平说：“我觉得这三种语言中，我讲的都算是最好的之一。”

在学术圈，他的转型社会学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被公认要将其真正理解起来不容易；与政府谈政策，他“谈得还凑合”；面对公众，他的声音在最近的几次事件包括“郎顾之辩”中都受到媒体的密切注意。

孙立平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做社会学研究要“要命而有趣”。“要研究中国社会学的真问题，你不能把重要的看成不重要。同时，研究中国的问题要能够和国际学术界讨论、对话。”这是孙立平的治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