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民宿
① 怎样整治非法“一日游”
非法“一日游”问题由来已久，有的旅行社以超低报价为诱饵，诱使游客自愿增项，版找借口取消景点，有的导游权甚至在要求游客消费时，采用威胁、恐吓的方式，采取各种手段最终达到强制消费的目的。多年来，非法“一日游”已经形成了散发虚假信息、低价揽客、变更行程、强制购物、牟取回扣等一整条利益链，在侵害游客权益的同时，也破坏了旅游城市的整体形象。
同时，也要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旅游综合协调机制、市场联合执法监管机制、投诉统一受理机制和旅游安全综合管理机制等，实现市场监管常态化，既要加强事后处罚力度，更要强化事前监督体系，维护旅游消费者权益。
② 文化形态下的民宿聚落，如何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的新命题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民宿管理办法中，“社区自治”和“行业自律”是两大亮点，“社区自治”被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那么，究竟怎么自治？
民宿管理办法中，自治的主要体现是，民宿的准入由居委会和社区股份公司共同决定。但并未说明准入的具体标准。（注：在深圳，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化的产物，并非公司法下的现代公司。不少社区股份公司，还在负责市政基础设施、环卫、人口管理、社会治安、计生、消防、综合治理等职能。）
也就是说，这里的自治意味着，取消了行政许可和审批流程，把制定准入标准的权限最大可能下放到社区。
但问题也随之出现，这样一来，不同社区和股份公司制定的标准可能不同，不同片区的民宿经营者，有可能产生不公平竞争。
以较场尾片区为例，根据社区归属，较场尾海边的民宿归鹏城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海湾公司管理，大鹏所城则由海港旅游服务公司管理。若制定不同准入标准，不同股份公司管理的民宿经营者，面对同一批游客，需承担的经营成本、需遵守的管理细则都不同；即便管理主体制定统一的准入标准，也不易操作，以消防为例，其准入要求，是应该按受保护的600年古城老建筑的消防标准，还是按照较场尾以小清新、文艺范为主要风格的现代建筑消防标准？
随着较场尾民宿知名度越来越大，“较场尾风格”的民宿，逐渐由海边向几百米开外的大鹏古城周边扩散，连一家正在装修中的海产品店，也以通体橙色装饰外墙面。大鹏民宿的“较场尾化”，使同一片区内，存在不同类型的民宿建筑，社区管理者难于制定合适的准入标准。既要适应市场需求放宽准入标准，又要兼顾统一和多元，这是《民宿管理办法》强调的“社区自治”创新管理模式给社区治理者提出的新命题。
民宿行业如何自律
“行业自律”也是大鹏民宿管理办法的特色之一。微信讨论群里，民宿老板们对管理办法中民宿协会角色的关注程度，不亚于对“准入门槛”的关注。
上述民宿管理办法规定，民宿行业协会对服务定价进行“指导和监督”， 由民宿行业协会指导民宿经营者的装饰装修行为，并且制定民宿品质等级评定制度。这些规定被很多民宿老板理解为，由民宿协会直接制定价格，民宿的独到装修风格将被限制，由此感到不安。
较场尾的一位民宿经营者认为，这将制约民宿经营的方方面面。他在讨论群里呼吁，大家应该积极参与。但在较场尾开民宿的人中，似乎很少有人认真看过这个管理办法。这位经营者表示，“协会来定价，是太可笑的一个事情。还有等级评定，要怎么等级评定啊。协会行使一些带有行政职能的事情，以后如何面对客栈老板，而且我们很少议论和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另一位没加入本地商会（注：指之前成立的较场尾商会，大鹏民宿协会成立之初，以前商会的会员自动并入民宿协会）的民宿老板，则认为这是一个“踢皮球游戏”。“你们商会，之前有人抱怨价格不合理，要政府统一规范，现在政府发放这个权力给你们去规范时，你们又怨声连连，所以玩来玩去还是玩到我们自己。”
在海边经营家庭旅馆的Icy每次迎接客人时，会让客人换上拖鞋，让客人有一种回家的舒适感。虽然她不是协会成员，但她担心，一旦统一的装修标准被制定下来，自己这种“小而美”的装修和服务，会被评为不入流的等级，影响到经营。
这些意见和担忧，并非凭空而来。行业协会制定“自律”规则时，能否将这些民宿经营者的意见考虑在内，正是其能否真正“行业自律”的关键要义。
网络参与和社群议事
当政府通过“社区自治”的创新模式，卸下社区主要治理者的角色时，参与社区治理决策的，是什么主体，又通过何种方式参与？
在广东省首个民宿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前，大鹏新区曾先后2次在官方网站上挂出公开征求《深圳市大鹏新区民宿管理办法（试行）》意见的通知，第一次是2014年12月2日，截止日期是12月18日；第二次是2015年1月26日，截止日期是2015年2月2日，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箱3种方式，征集社会各界意见。2015年3月5日，大鹏新区在官网发出正式印发《民宿管理办法》的通知， 历时近3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告一段落。
新区政府通过网络发布《民宿管理办法》试行稿全文，并先后多次发布征集意见通告。但有哪些人参与意见反馈、反馈了哪些内容、反馈意见的成效如何等信息，并未在新区官网直接呈现。政府虽然通过互联网打开了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决策的一道门，但并未提供让市民更大范围参与社区自治的讨论渠道。
与此同时，多个由民宿经营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尤其是汇聚300多名的民宿经营者的民宿协会微信群，早在3月24日前一周，就开始对这个即将出台的民宿管理办法，展开多次热烈讨论。
这些微信群中的话题很多，包括帮客人预定房间、二手转让信息、民宿协会开会及活动信息，甚至有卖早餐、找寻猫狗的信息。微信群俨然成为民宿经营者自发搭建的、有社会化媒体意义的社群媒体。这种和社区生活紧密联系、生活气息浓郁的社群媒体，如同传统村落榕树下可以摇着蒲扇唠家常的公共空间，使民宿经营者们能频繁发表意见，展开对民宿管理办法的讨论。
3月13日，较场尾所在的社区曾召集民宿老板们开会，传达这一管理办法。其后，民宿老板们在微信群里，对坊间流传的可能按室内外装修面积收取管理费、以较长租房年限为准入标准等问题，纷纷发表看法。虽然政府官网上能看到《办法》全文，但准入门槛的相关信息不明确、不透明，民宿经营者焦虑日增，随着4月1日临近，赶着办营业执照、转让民宿以及去丽江寻找新的民宿机会，也成为微信群里的主要讨论话题。
社群议事中的不同声音
民宿经营者们的网络议事，其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网络讨论、线上线下的意见收集，改变传闻中可能发生的对民宿经营不利的情况，真正实现由社群议事到改变决策的“社区自治”闭环。
推动决策转变，问题在于，微信群中刷屏而过的民间意见，如何到达社区管理者？传达上去的意见，又会影响哪一个层面的决策？
对意见收集的方式、传达的途径以及影响何种层面的决策者，民宿经营者内部意见不同。有人建议，通过线下表格搜集民宿老板意见，由民宿协会通过人大代表，在即将召开的市人大会议上提出；也有人认为，不是所有民宿都加入民宿协会，民宿协会不能代表大鹏民宿人的全部意见。
较场尾第一家民宿“旋木家”的老板阿宝，曾和较场尾商会合作，把意图整体承包较场尾的地产集团赶走。他在微信群里表示：“所有决定要大家投票，不是领导代表我们！我们的事情，要大家通知、通气、通过。”
如果说，通过人大会议传达意见的渠道，代表一种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社区治理模式，那么阿宝说的由大家共同“通知、通气、通过”，更符合社区“自治”的思路。
社群决策与社区自治
鉴于微信群内快速的刷屏讨论无法有效归纳总结民宿经营者意见，笔者以大鹏创业者的身份，独立制作了一份民宿意见调查问卷，以通过互联网收集民宿经营者意见的方式，参与了大鹏民宿社群的这次网络议事活动。
短短10天时间，采用量化和质化结合的方法，笔者共收集到116份来自民间、讨论大鹏民宿发展的意见。意见提供者大多来自居住在大鹏新区的民宿老板、本地村民及其他行业的创业者。提交意见者能通过密码查阅实时统计数据。这也让提供意见者能看到一个较为完整的民宿群体意见，从而推动社群共识的形成。
网上意见收集过程中，笔者的身份正当性以及问卷的议价实力，不断受到诸如“她不是开民宿的，这里很多人不认识她， 她弄这个问卷是为了卖钱的，她能代表大家和政府谈判吗”之类质疑。笔者认为，这正能反映出民宿社群内部对“社区自治”的不同理解。在质疑者看来，只有具有民宿经营者身份（社群身份属性）、社区里的熟人（自己人）、有谈判资格（有权力地位）的人，才具有收集民意、向政府反映的资格。这样的质疑逻辑，一方面呈现出民宿经营者对“民宿人”身份的强烈认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依然保留着科层制体系中“上传下达”式行政决策的路径依赖。
“社区自治”，正是要打破社区治理中“上传下达”的路径依赖，让社区成员成为最主要的社区治理者。如果说，真的存在上下之分，相较于传统的治理模式，“社区自治”的决策半径缩短到社区以内，决策者的权力结构也由金字塔模式向扁平模式转换，意见传达方式由“上传”转向“共享”。
不论是笔者以个人名义发起的意见收集，还是人们在微信群中讨论民宿协会的角色，都是通过分享和交流，实现了“社区自治”中新知识的生产，进而推动社区治理的新决策。
最初由大鹏民宿协会建立的微信群，也因群中一些非会员的民宿老板以及尚未开民宿的大鹏创业者的参与，其名称从“大鹏民宿协会”先改为“大鹏民宿协会讨论群”，后改为“大鹏民宿总群”。这一转变，正是由社群议事推动社群决策改变、实现社区自治的一次微小而成功的网络实践。社区自治，需要将网络社群自治个案的经验，进一步扩展到线下社区的自治管理中。
以外来者居多的民宿聚落
那么，什么人能参与“社区自治”？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看在大鹏开民宿的是哪些人。
大鹏民宿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建筑风格上，也体现在民宿经营者的多元上。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民宿经营者来自不同城市。笔者收集到的116份意见显示，民宿经营者主要来自21个不同省市，非广东省的经营者占51.7%，年龄主要集中在31-35岁，大专以上学历超过80%，其中40.5%具有大学学历。116份网络意见中，90%以上是已开业的民宿经营者，其中93%以上已作商事主体登记。由此可见，大鹏民宿经营者，是来自广东及全国各地的、具有高学历背景、年富力强的青年创业者。
③ 民宿治安问题工作整治情况怎么写
民宿治安问题工作整治情况可以先写总体情况，然后写一些事例，说明不足之处来年再改进
④ 强拆民宿1年后的洱海，现在咋样了
洱海强拆民宿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洱海还在整改和逐步开放中，洱海东部的污染比较少现在逐渐开放，而洱海西部则还是尘土。曾经美丽的洱海确实因为过度的旅游业发展而被污染，特别是因为抖音而走红的洱海西部，在政府整治洱海的压力下不得不拆掉了所有客栈；现在走在洱海的西部，会发现这里还是如以前一般沧桑孤单。
现在的洱海还在不断努力整改，但有兴趣的还是可以去洱海东岸双廊体会洱海的美。
⑤ 为何说民宿治理还需规范“加码”
眼下红红火火的国内民宿市场，要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需进一步规范“加码”。
行业自律，不踩安全卫生“红线”
游客翟玲最近正忙着在网络上维权。她和爱人在某平台预定了厦门火车站附近民宿，入住不久，床边放置的隔断柜倒下，将翟玲爱人砸伤。住院治疗多日，可房东先是拒绝承担责任，然后赔付5000元失联。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翟玲向当地警方报案，经查证，该民宿未按规定取得相关证照，因此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罚款五百元，涉事民宿被取缔”的处罚。
翟玲将此事举报至预订平台，经过反复沟通协调，平台下架房源，并给予2000元慰问补偿、返还预订费。“安全隐患这么大，平台怎么把关的？！”翟玲气愤地说。
卫生问题也是难以回避的民宿业顽疾。去年，江苏省消保委曾对全省民宿业进行调查，超六成人担心房间卫生及洗漱问题。
“随着民宿的增多，还会涉及资质良莠不齐、对当地带来交通拥堵、加大生活污染等问题。”莫干山民宿学院联合发起人吉晓祥说。
为何标准日渐清晰，“裸奔”经营、安全隐患等民宿乱象仍难终结？业内人士认为，国家标准的出台主要具有参考意义，有待各地出台更具操作性的实施办法和信用评价体系，通过细化“标准”来进一步规范民宿业发展。正在公示的江苏省首个《民宿业卫生规范》，对住宿、餐饮服务、饮用水、管理等卫生要求都进行了具体规范，强化“红线”意识。
“建议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大培训力度，规范民宿经营行为。”莫干山镇民宿行业协会副会长沈蒋荣说，早在2016年，由莫干山镇民宿经营业主自愿发起了行业性社会团体“莫干山镇民宿行业协会”。通过发挥地缘优势，整合资源，有效提升了行业自律管理及服务水平。
规范市场，明晰管理，才能长久发展。
⑥ 民宿乱象治理政策落实了吗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生效,标准对民宿的卫生、安全、服务等基础性方面作出规范。民宿国家标准强调经营者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要求的相关证照并满足公安机关治安消防相关要求;民宿单幢建筑客房数量应不超过14间,同时规定民宿客房床单、被套、枕套、毛巾等应做到每客必换并能应宾客要求提供相应服务。如规定:客房卫生间应有防潮通风措施,每天全面清理一次,公用物品应一客一消毒。
因此,各地要参照标准,监管督促民宿行业规范运营。民宿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公安、消防、旅游、环保、市场监督、卫生等多个部门。不妨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财产、人身安全保障方案及身份识别等手段,建立完善的房东、租客个人信用档案登记制度和规范的个人信用评估机制,交易双方可以根据累计评价和信用评级来进行双向选择。各地应根据民宿标准,让经营者持照经营并满足公安机关治安消防等相关要求,使民宿业不再处于无监管部门、无经营许可证、无法开具发票的“三无”状态。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立法层面对民宿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实施的关键在于落实。各地应该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对民宿业进行整治,对不符合标准的要限期整改,对限期内没有整改到位的必须清理出民宿市场。只有监管步伐跟上了,才能让游客在民宿住得更踏实、睡得更安稳、玩得更尽兴。
⑦ 北京拟对短租房民宿实施最严监管
中新社北京8月10日电 (记者 于立霄)为了加强短租房、民宿的严格管理，北京市10日发布《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此类住房的各方主体责任，提出了出租登记、入住者信息报送等要求。业界认为，短租房、民宿将迎来最严监管。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北京的民宿、短租房发展迅速，大量居住小区内的民宅以“民宿”“短租房”等形式对外出租。由于旅客入住时间不定、人员混杂、夜间活动等，引发了小区住户投诉举报，存在扰民、治安等问题。
为此，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等部门10日联合公布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短租范围，即“利用本市国有土地上的居住小区内的住房，按日或者小时收费，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
征求意见稿规定，经营短租房要符合小区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决定；没有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决定的，要取得同楼其他业主书面同意。房屋还要符合建筑、消防、治安、卫生等方面的安全条件，并依法办理房屋出租登记。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短租经营者的安全责任。规定短租住房经营者应在住宿者入住前，当面核对住宿者身份证件信息，即时通过规定的信息系统申报登记信息。登记信息包括承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别、身份证件号码、居住时间、有效联系方式等。
征求意见稿明确互联网平台核验责任。规定发布短租住房的互联网平台，应当核验短租住房经营者提供的业主身份证明、经营者身份证明、房屋权属证明、治安责任保证书等材料，实地查看房屋状况，登记并实名认证经营者身份，逐一登记订单签订人和实际入住人员身份信息和有效联系方式，并按照相关部门要求报送入住人员、房屋等信息。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秘书长赵庆祥表示，此次北京拟出台的管理规定，将短租住房纳入基层社会治理范畴，既能有力保障租客租住安全，也可有效防止短租房成为藏污纳垢之所，从源头有效解决短租房带来的矛盾问题，对于维护社区安全和首都社会安定和谐意义重大。(完)
⑧ 民宿转型做什么好
饭店，茶馆之类的。
⑨ 公租房被转租改民宿月入上万，这种租房乱象该怎么治理
第一，要有复查制度。公租房在被租出去之后，有没有定期复查？我听说，只要你租了公租房，每个月都会有人上门核实你是不是住这里，是不是本人等一系列消息，但是具体有没有执行、执行效果怎么样不得而知。
这原本是一项利民的好政策，然而被许多投机取巧的人钻了空子，希望国家能严格起来，让这项制度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⑩ 15地入选！浙江首批民宿助力乡村振兴改革试点名单出炉
今年4月，浙江组织未来旅游景区试点、山地休闲旅游发展试点、民宿（农家乐）助推乡村振兴试点方案评审，全省共有100余家单位踊跃参与改革试点。
近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确定了杭州市临安区月亮桥等15家单位为民宿（农家乐）助力乡村振兴改革试点。
入选的各地要充分发挥民宿（农家乐）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富民增收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浙江样本。
杭州市临安区月亮桥改革试点
位于西天目山南麓的月亮桥村，千年古枫成林，村舍炊烟袅袅，一条清溪穿村而过……美景引来四方客，也带动了当地的民宿产业。近年来，月亮桥村对村集体闲置资产进行回收、招商、出租，发展高端民宿产业，并引进雕塑馆、美术馆、陶艺坊等项目。宁波市宁海县汶溪翠谷改革试点“汶溪翠谷”是宁海县桥头胡街道打造的一条集乡风文明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旅游精品线路。
在这条精品线路上，说起住宿，自然是双林村的民宿啦~桥头胡双林村目前有“双林农居”50余家，能同时容纳700余人住宿，1500多人就餐。在这里，游客可以在“水上乐园”避暑纳凉，体验烧烤、垂钓和采摘乐等农家风情项目。
温州市洞头区隔头改革试点
隔头民宿集聚区位于温州市洞头区本岛西部海岸，是温州市唯一的海岛精品民宿集群，森林覆盖率高达90%。
集聚区鼓励村集体和渔民多元参与民宿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已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旅游从业人口占就业人数15%以上。湖州市长兴县小浦镇八都岕改革试点
该试点将挖掘在地文化，塑造以“岕里人家”为品牌的文化主题民宿。提升“岕里婚庆”“小京班”等非遗项目，鼓励有条件的非遗传承人开办民宿，打造非遗主题民宿，并通过成立民宿非遗工作室，加强非遗人才与民宿业态的融合互动。
绍兴市上虞区“山居岭南”改革试点
岭南乡是国家级生态乡镇、中国生态魅力乡，也是浙江山居特色文化保存最好的地区之一。近年来，这里的休闲旅游业蓬勃兴起，民宿项目成为岭南乡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铺就了当地盘活山区闲置资产、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绍兴市新昌县镜岭镇雅庄村改革试点雅庄村是省3A级旅游村庄、市级生态文明村庄、省级农家乐特色村。村中有众多的民宿、农家乐，2019年，这里还建成了集农创文创产品展示、销售、体验为一体的“天姥农味•镜岭味道”主题馆。衢州市柯城区“一乡千宿”改革试点近两年，柯城区印发了加快建设“一乡千宿”民宿集聚区的相关意见，提出要新建成民宿集聚区2个、民宿集聚村10个以上、星级民宿达150家以上、直接从业人员达3000人以上、民宿床位达10000张以上等目标。
衢州市开化县金星村改革试点
近年来，金星村经过浙派民居改造、修建游步道、修建村文化礼堂和生态公厕等，村容的整体品味有了极大提升。多家高端民宿纷纷入驻，大大促进了开化民宿（农家乐）的发展。台州市仙居县淡竹乡改革试点淡竹乡是革命老区乡，地处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景区和仙居国家公园的核心区。近年来，淡竹乡全力推进民宿产业发展，目前已建成民宿200余家，床位4000余个，民宿经营户年均收入超15万元。
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改革试点2014年以来，四都乡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生态资源和乡村优势推进精品民宿建设。民宿的健康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全乡生态循环农业、文化产业、全域旅游等发展势头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