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1.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中，谈谈你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都需要积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地区“守土有责因地制宜”的双向制度优势。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中央加强了对疫情防控的顶层部署，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及时解决了防控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尤其是多个省份一对一支援湖北各地的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国危机管理的历史传统和巨大制度优势。

在一些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发挥集中统筹的制度优势在任何危机管理中都是必要的，一个有效的“中央大脑”是形成危机应对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前提，是克服各方面信息不对称、调动全国四面八方、各系统各部门高效协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关键。

但是从此次疫情的处置全过程尤其是病毒爆发初期的情况来看，在疫情防控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现有国家治理体系中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同疫情防控中必要的分布式管理和临机决策的需求之间，仍然暴露出一定的冲突和矛盾，面对危机，权责配置失衡的问题一度凸显。

(1)疫情防控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扩展阅读

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是在人接触到感染者的分泌物的时候。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口罩，防护效果都是有限的，需定期更换。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及时更换口罩：呼吸阻抗明显增加时；口罩有破损时；

口罩与面部无法密合时；口罩受污染（如染有血渍或飞沫等异物）；曾使用与隔离病房或与病患接触（该口罩已被污染）。

目前，国外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对 N95 口罩的最佳佩戴时间没有明确结论，我国也尚未对口罩的使用时间做出相关规定。对N95口罩防护效率及佩戴时间的研究结果显示，N95 口罩佩戴 2天，过滤效率仍保持在95%以上，呼吸阻抗变化不大；佩戴 3 天过滤效率降低至94.7%。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建议：在 N95 口罩供应不充足的情况下，只要没有被明显弄脏或损坏（如折痕或撕裂），可以考虑重新使用。

2. 请同学们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所取得的阶段性重要成效,谈一谈如何深刻认识中国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截至3月12日，有2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超过1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个省份超过1周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我国疫情防控形势继续积极向好，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2020年4月8日零时起，中国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这一天，距离1月23日武汉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过去了整整76天。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的消息，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2)疫情防控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扩展阅读：

报道说，在武汉“解封”之际，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5日强调，武汉重启对中国防控新冠疫情的大局具有标志性意义，但解除管控后不意味着放松防疫，政府将继续加强社区防控措施。俄罗斯“第一频道”的报道称，随着武汉“解封”，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恢复正常生活。

但中国并没有放松警惕，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已经治愈了94%的病例。同时中国正在积极复工复产，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迅速恢复经济。报道同时说，中国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抗疫奋战后，已经由“遏制阶段”走向“缓疫阶段”。

中国的经验正在帮助其他处于抗疫初期的国家，使它们可以更好地制定应对疫情的措施。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截至北京时间6日16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20万例，波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这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面前，谁也不能置身事外，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3. 受疫情影响，在国际格局演变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

第一，应时势变化选择并实施契合本土情境的治理范式。通过梳理疫情期国际治理范式，我们发现，成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契合当地实际的治理模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后疫情”时期，如何基于社会治理新要求，设计“平战结合”的治理模式，以有效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社会治理实践议题。防控实践表明，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实践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亦需要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的广泛参与。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的现实，社会治理实践的演化趋势以及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既需承担居于中心的“元治理”（Bell and Hindmoor, 2009）角色，也需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尤其是鼓励专业组织与专业人士参与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因此，在有关疫情防控等事务的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之框架设计层面，需要打造“强政府”与“强社会”有机结合的治理框架。毋庸讳言，社会治理中的“强政府”角色容易实现，但时下“强社会”角色亟待加强。这一点可以在疫情防控中专业组织和人员力量严重匮乏等问题中得到充分印证。可以说，积极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水平，是“后疫情”时期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落实的工作之一。

第三，依据当前疫情发展实际，中国可以适当借鉴“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该模式下，国家由于其“元治理”角色，能够通过资源配置和政策偏好影响其他治理参与者，而自然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这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模式同时强调，社会、市场等非政府型治理主体也要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在此次疫情中，大量志愿者和社区网格员的参与，充分彰显了社会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治理主体中，政府要与社会组织、市场参与者建立互动反馈的“关系型”合作机制，使后者在治理中扮演必要的角色。综上，“国家中心关系型”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有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形成一种“多元协作”的关系型治理模式，从而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提高疫情防护水平和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为保障“后疫情”时期“国家中心关系型”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有力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需要建立必要的多元化制度保障。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在制度上保障社会、市场等力量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应转变行政管理思维，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理念，营造多方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从非制度层面为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氛围支持和平台支撑

4. 从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视角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同时，要提升国家卫生治理能力，更好保障和落实公民宪法权利，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强化市场监管，加强法治建设，完善自然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加强组织人才工作，完善激励问责机制，切实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一、全球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一）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性，往往暴露出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国家治理中的各种漏洞导致重大流行病疫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背后都指向发展价值导向的偏差与治理包容性的缺失。人类缺乏节制的欲望扩张和运用利润尺度对世间万物的无尽索取是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频发的重要原因，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在人类侵占自然生态空间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拒止与反侵入。各种反常的火灾地震、物种灭绝、气候巨变、病毒肆虐都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整个地球上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临界点。人类发展成果从外观上看是日益现代化的高速交通与完善的公共设施、日益丰富的消费产品与不断进步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壮大的城市圈与洪流般聚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但深层次中潜藏着分配不公平、服务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社会不安全等多种问题，使重大流行病疫情获得了潜滋暗长的各种必备条件。要有效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人类必须确立发展的边界与限度，以自然生态完全修复为标准确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完善为自然立法的各种治理制度，找到人与自然的共生点;在人类文明自身，则需要以包容性发展为基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权利保障为目标，全面完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必备制度体系，“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使城市化、智能化、现代化的各种成果为了人、服务于人、服从于人。（二）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扩散迅速性，需要整个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疾病控制系统进行有效的紧急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往往发生突然、传染迅速、迅疾造成广泛影响，如果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各个系统、各个层级和各个环节应对不及时、决策不科学、处置不恰当，就有可能导致事件迅速_化，产生群体性心理恐惧、情绪焦虑、行为改变、人格变异等恶果;如果在疫情暴发初期不能及时有效加以干预控制，疫情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往往迅速扩大升级，从局部的原始疫区向周边区域乃至全国、全球扩散，从卫生医疗秩序的失序向整个经济秩序的失序、市场秩序的失衡和社会秩序的失稳扩散。面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日益严峻的扩散形势，只有完全的信息公开、科学民主的应急决策、高效的部门协同和应急处置，才能占据先机、赢得主动。（三）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影响深远性和危害严重性，需要整个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协同高效应对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常常在短时间内造成感染人群大量发病和不治身亡，特别是致病人群大量向医疗机构集聚形成对卫生资源的挤兑，使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就有可能对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及社会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例如，1918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亚型在全球引发的“西班牙流感”导致超过5000万人死亡;1998年登革热大流行使世界56个国家的120多万人患病;2009年的全球性流感有超过160万人确诊;2019年的非洲猪瘟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等等。显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重大流行病也呈现出全球传播的明显趋势。但是，各国公共卫生治理水平还停留在国内常态化治理的水平，远远难以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重大流行病趋势。2019年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Jennifer B. Nuzzo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员一起发布了首个显示全球卫生安全水平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HS Index）。这一评估全球195个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的指数显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方面具备完全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全球整体的卫生安全平均得分仅为40.2，世界上主要的中高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平均得分也不超过50。为有效应对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和日益常态化多样化的危机事件，中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都要进行应对全球传染病风险的压力测试，从结构和功能上重塑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应对全球流行病疫情的整体能力与水平。二、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国家整体危机管理能力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非典”以后，我国不断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传染病防控体系，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等，基本构建了应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与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但是，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的实践过程中，从体制到机制等各方面却暴露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依然存在分割管理的体制。即使在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之后，自然灾害、生产安全、社会危机事件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但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依然由卫生部门管理。一方面，应急管理部门作为危机事件的主管部门没有卫生应急管理的各方面权力与责任，另一方面，卫生部门承担着对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的沉重管理责任，难以有效承担起卫生应急管理责任。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职责分割管理的体制，使具有丰富应急管理经验的应急部门难以第一时间介入启动应急响应，卫生部门沉重的日常医疗管理工作也导致了其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麻木和反应迟缓。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5. 指出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1、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2、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3、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5)疫情防控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扩展阅读：

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1、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

2、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

要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支持一线临床技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6. 结合我国疫情防控的工作经验,谈谈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实践中,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

1、充实基层治理力量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各级党委政府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等方面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广大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充分发挥其形式灵活、资源整合能力强、专业优势突出等特点，广泛动员各方社会力量，搭建有利于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平台，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

(6)疫情防控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扩展阅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体现了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一方面，它不仅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变革，不仅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认识等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属于上层建筑，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得上层建筑更好的适应经济基础，从而更好推动生产力和经济层面的现代化的发展，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的良性发展。

7. 如何推进中国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3、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这些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分析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路径，找到国家治理的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现阶段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因违法违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这就要求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而对于因身体缺陷、智识水平等合理差别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则应切实解决好其社会保障问题。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努力让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4、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但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有区别，不宜像定位政府调节经济那样，把政府治理社会定位于补缺。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检验治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果。实践证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关键在于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在阐述社会管理体制时，提的不是“政府主导”而是“政府负责”，这一表述启发我们，不必纠缠“主导”的问题，而应研究功能和责任问题。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5、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

8. 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鄂抗疫情对社会的发展是没有影响力的，呃，只不过是呃呃这个疫情只不过都是自然的一些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