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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布时间: 2021-02-15 08:05:58

㈠ 如何推进中国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管理与治理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理念。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要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要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要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建立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2、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

3、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国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二是防范、处理天灾人祸等社会风险;三是调和、处置社会纠纷和冲突;四是服务和管理流动务工人员、农村留守老妇幼等特殊人群;五是引导和监管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以及类似场域。这些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分析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路径,找到国家治理的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现阶段不可能消灭贫富差距,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因违法违规而产生的贫富差距,这就要求反对特权,推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实现。而对于因身体缺陷、智识水平等合理差别因素造成的低收入困难群体,则应切实解决好其社会保障问题。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努力让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要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矛盾纠纷化解。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4、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目前对于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有了共识,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讲补缺地位或主导地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但社会治理与经济建设有区别,不宜像定位政府调节经济那样,把政府治理社会定位于补缺。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检验治理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效果。实践证明,要有效避免小事演化成大事,关键在于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十八大以来,中央在阐述社会管理体制时,提的不是“政府主导”而是“政府负责”,这一表述启发我们,不必纠缠“主导”的问题,而应研究功能和责任问题。第二,多元主体共治如何实现匹配、廉价合作。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合作治理并不是新东西,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所谓综合治理,实质就是合作治理。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第三,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指向的是治理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失灵”。失灵的问题,政府存在,社会组织必然也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5、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在软法方面,应更加注重发挥激励性法律规范和乡规民约等社会自治规则的作用。第二,契约化和合作规制。具体要求是: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第三,提供服务或社会福利。具体要求是: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第四,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具体要求是: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第五,程序化和科技手段。具体要求是: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

㈡ 社区治理六个能力

以党建引领力,强壮社区治理“主心骨”。强化党的意识和党的领导,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作为一条红线贯穿社区治理,突出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坚持党的领导一贯到底,让社区治理有根有魂,充满生机活力。
健全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推进市、区、街、社区的组织联动、责任联动、制度联动,驻区单位、新兴领域、行业党建互联互动,使党建有效嵌入和融入各领域、各组织、各方面。健全社区党组织工作网络,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的组织架构,把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延伸到网格上、楼栋里、居民家,扎根在最基层、覆盖到最末梢,使党组织离群众最近、懂群众最多、帮群众最快,居民群众时刻感受党组织就在身边,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头雁”,实施基层党建“书记一号工程”,推行“书记项目”。加强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培养、选树一批谭竹青、吴亚琴式的“小巷总理”。以区域统筹力,下好社区治理“一盘棋”。坚持“统”的理念和“整”的机制,促使各行各业、域内域外、顶层基层等多方面资源、各方面力量有机链接、统筹利用,形成组织优势、政策资源、要素配置最大化,共同唱好社区治理“重头戏”。运用系统思维打法,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驻区单位隶属不同带来的“体制之痒”、推倒互不往来的“阻隔之墙”,逐步实现社区治理由自转到公转、单体到整体、独自到融合、粗放到精细的升级转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强化联动协同的实效性,发挥市域治理牵引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
强化街道的“龙头”带动,围绕赋能、扩权、减负,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以“轴心”功能,协调辖区各方,集聚治理优势。充分发挥社区“粘性”功效,综合考量各方利益、需求,搭好覆盖全域、扁平一体、运行有效的治理“大舞台”。以服务供给力,开启社区治理“金钥匙”。树立“居民就是我亲人”服务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既要见物、见事,更要见人,从需求处入手、问题处着力、矛盾处突破,用心用情用力搞好各项服务,增强社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指数。打造“四位一体”服务体系,积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有效拓展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服务、市场主体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把更多资源、服务放到社区,实打实地办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实事。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采取政府购买、定向委托、公益创投等形式,推进社会资源和群众需求对接,加强专业化服务。运用市场化思维,用足用好市场资源,增强服务活力。搭建立体多元服务平台,着眼于精细化、精准化,健全资源配置、信息收集、公共服务与事务处置一体化运行机制,做实做好网格化管理服务。有效盘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阵地,实现功能复合、一室多用和服务集成。整合辖区力量和资源,推动服务阵地由单一向多点、多元、多层转变,为居民群众、辖区党组织提供就近就便服务。依托“互联网+社区”,加大社区治理服务数字化转型,让治理更聪明、服务更便捷、居民更受益。以居民参与力,激活社区治理“细胞核”。发挥主人翁精神,依法有序组织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强化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理念。认真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机制,依托党员示范带动、社区精英倡导、活动引导吸纳等载体,破解居民参与率不高、参与面不广、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大力推行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四步议事”工作法,广泛开展协商议事,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推动居民自治向小区延伸。长春市在疫情防控实践中推出的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治理联动机制,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坚持平战结合、联调联动,把“三长联动”常态化、制度化,并与“三社联动”“三治融合”有机结合,实现小区服务“零距离”、末梢治理“全覆盖”、居民诉求“快响应”,彻底解决“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问题。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倡导“人人都是志愿者、人人都是受益者”的理念,以志愿服务带动居民参与治理。以党建带群建,推进居民群众再组织化,延伸党的工作手臂,把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变成“最美一公里”。以环境营造力,编制社区治理“基因码”。
在法治_境方面,引导居民群众懂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前要突出抓好民法典的学习。实施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进社区,把矛盾和问题及时化解在基层。坚持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结合,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服务社区居民、维护稳定秩序。严守居民公约,弘扬公序良俗。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走出一条以党组织为核心、法理情融合推进的社区法治之路。在人文环境方面,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家庭、进头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治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抓好家庭家教家风。实施“公约共纪”“社群再造”,找准居民文化需求共鸣点和兴奋点,使社区居民生活环境、生活习惯、活动方式紧跟新时代。
在宜居环境方面,着眼于生活、生产、生态空间三位一体,通过规划引领、专业运作、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打造一批活力街巷、口袋公园、慢行网络、绿地小品的街角空间,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用现代智慧和工匠精神,把历史文脉、红色基因、特色符号、时代内涵等元素植入社区,优化社区交往的公共空间,增强社区治理的文化底蕴和特质底色。以发展助推力,把握社区治理“指南针”。强化新发展理念,顺应时代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社区治理现代化工作,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社区治理的关系,破解治理难题,增强发展动力。胸有全局、服务大局,跳出就社区抓社区、就治理抓治理的单向思维,对接省、市发展战略,融入发展大局,紧紧围绕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积极探索新时代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提供社区答案。
尤其要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超前谋划,主动作为,在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实现深度融合发展,贡献社区智慧和力量。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考虑问题、开展服务、实施治理,聚焦满足人的感受、人的需求、人的全面发展,把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把握问题导向,弘扬先进,总结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坚持干而论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丰富新时代社区治理实践成果。来源:新长征

㈢ 结合材料,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该社区的做法是如何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社区又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记者特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方法作出探讨。

记者: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意见》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指引下,各地在社区治理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面临一些困境。请问目前在社区治理方面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张雷:

总体上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治理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参与的能力和热情还有待提升,社区服务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社区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引领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工作者依法办事的能力还有待提升,社区工作者的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和信息化应用能力也需要不断提高。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社区人居环境(特别是城市社区)总体上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环境质量和舒适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很多地方政府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力度不够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下更大的力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加以解决,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发挥广大居民的内生动力,着力提高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

孙炳耀:

多年来,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主要在改善服务设施,开展居民服务,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则重点关注对困难人群的服务。贯彻《决定》精神,应更加关注社区生活秩序。专业社会工作在其中可以有所作为,例如运用心理辅导专业技能参与居民纠纷调解,开展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对困难人群的服务,也要注意心理干预甚至行为干预。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要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例如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发展居民“信息员”,对涉及社区治理的事件进行监督。《决定》提出城乡社区治理要“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也是进一步强调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强调对扰乱秩序的行为进行监督。

记者:

《决定》强调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区治理也要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请谈谈如何在城市社区这一平台上更好地以党的领导凝聚治理合力,发挥统领作用?

张雷:

要引导基层党组织强化政治功能,聚焦主责主业,做好“社区党建+”,也就是进一步拓展“三社联动”的内涵和外延,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城乡社区居(村)委会与辖区单位要实现资源共开展自治活动,及时帮助解决基层群众自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也需要向城乡社区延伸,切实解决居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提高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孙炳耀:

社区党建要有新的突破,不仅要做好党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发挥党的作用,与社区居民自治结合起来,与社区社会工作结合起来。这要求有观念创新,拓展社区党建的思路。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法宝之一,社区党组织应将这一理念引申应用于社区,将视野和工作对象扩展到社区居民,与居民自治组织共同做好社区治理。在城市,专业社会工作进入社区开展服务已很普遍,许多地方在基层建立了社区工作站以及其他形式的专业社工机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社区党组织应当利用这个工作基础,像社区居委会那样,与社区社会工作结合起来。

记者:

《决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的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新的内容,请谈谈有哪些实现路径、方法?

孙炳耀:

完善法治保障要求社区治理不仅要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还应总结多年来的实践创新经验,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建设,这其中规范化是基础。近几年来民政部门推进的社区治理和创新服务实验区所强调的标准化,就推进了社区服务的规范化。完善科技支撑意味着社区治理的科技建设特别是信息化建设将更进一步。我国社区信息化建设已取得很大进步,城市街道普遍建有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网格化管理更是将信息化应用与社区实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社区信息化应用还在不断创新,例如前面所提到的“信息员”。了解和掌握社区信息化应用,也是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张雷:

《决定》中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的新格局中,进一步突出强调了要通过拓展居民群众民主表达渠道的“民主协商”机制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只有通过民主协商提升广大居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并将热情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这是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条件。当前全国各地在智慧城市框架内开展的“智慧社区”建设是通过“科技支撑”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通过社区“智慧党建”,流动党员的管理和党员活动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这正是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发挥神奇作用的结果。

记者:

如何将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探索成果、经验更好地推广运用到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情况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去?

孙炳耀:

总结创新经验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是倾向于拔高以至于要做成“模式”;二是强调工作成果,忽视分析所需的条件及工作方法和机制,让学习者能看到其中的成绩,但不知如何作出这样的成绩。因此,加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经验推广工作,首先应做好经验研究。可借鉴项目管理的思路,将实验区所开展的工作分解为各个事项,选择其中效果好的,分析其中的投入,还应借鉴社会学特别是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事项运作的机理和方法。这样就可以从中选择效果好、成效比高、在一定条件下能实现的事项作为推广的内容。

㈣ 利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五微共享社区”如何促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五微共享社区”坚持党建引领,走出一条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之路,蹚出一条互联网上走好群众路线的为民解忧之路,探出一条多方资源共同参与的共建共享之路。
“五微”这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令建邺的社会治理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变化。上线两年多,“五微共享社区”注册用户超17万人,1000万人次登录,发表评论近500万条,为群众解决“微心愿”超过88万个! 《人民日报》、《瞭望》、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权威媒体十多次对“五微共享社区”进行报道;全国著名党建专家、国家民政部等部门也公开点赞,平台入选了智慧江苏建设成果优秀案例;蚂蚁金服、钉钉在官方公号对“五微共享社区”运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养老问题进行重点推荐。
开门搞党建 破解陌生人治理难题
“五微共享社区”是建邺区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新探索。2017年5月,建邺在社区体制改革基础上,围绕“互联网+党建”主线,以微平台、微心愿、微行动、微实事、微星光为框架,打造了“五微共享社区”——
“微平台”是党组织网上工作的“连锁店”,全区各级党组织都在“微平台”上设有独立端口,把日常工作延伸到网络,构建了120个子平台,子平台之间信息互联、资源共享、服务效率更佳。“微心愿”汇集民意诉求的“大数据”,居民在网上发布微心愿,各级党组织、党员群众都可以认领并及时帮助解决,同时对收集到的心愿进行数据分析,以便有针对性地施策。“微行动”树起为民服务“公告栏”,发布全区各党组织的活动,群众可以根据时间、地点有选择地参与任何一项活动,党员可以“菜单式”参加组织生活。“微实事”设立惠民工程“投票箱”,在网上发布全区民生实事,由居民投票决定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部署轻重缓急的事项,及时公布项目推进完成情况,供居民现场监督。“微星光”亮起先进模范“光荣榜”,每个党组织、党员为群众服务的成效都能在网上留下足迹,充分展示先进党员事迹、优秀党建品牌,并以此作为各级党组织、党员评先评优依据,形成比学赶帮超氛围。
打造“五微共享社区”,建邺基于特殊的区情实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省市委全会吹响“高质量发展”冲锋号,作为“城市中心”的建邺,必须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走在前列。
更现实的原因还在于,现代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社会矛盾更多元,社会治理更复杂。特别是建邺是一座新城,新市民、国际友人不断集聚,钢筋水泥丛林对人际交往的阻隔也更加显著。打破“陌生人社会”藩篱,让各类人群融洽相处,是建邺亟需求解的基层治理“必答题”。与此同时,建邺也在思考,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如何在互联网上走好群众路线,以党组织为纽带,破解陌生人治理难题。
建邺区委书记,南京市河西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沈剑荣表示,抓好基层治理,各级领导干部关键是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和群众思维。“五微共享社区”建成后,党员积极踊跃认领“微心愿”,有针对性地开展“微行动”,通过平台倾听最真实的民声、掌握最基本的民情、了解最急需的民盼,党群之间从“你们”变成了“我们”。莫愁湖街道文体社区书记吕欢说,“社区以八十年代老旧小区为主,矛盾多元,以往居民反映问题都打12345,如今就上‘五微共享社区’,党群之间联系更紧密,关系更融洽。”
更重要的改变是,“五微共享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动作用下,居民群众、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自发认领“微心愿”的频率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开门搞党建,建邺逐渐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社会氛围,党组织成了主心骨,陌生人成了好邻居,社会治理从“一家”变“大家”。
党员的初心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不断被激发。去年初,南京连降大雪,不少社区通过“微平台”发布志愿者召集令,号召党员志愿者带头扫雪,短短一天上万人响应。话园社区党员志愿者丁丽娜说,“不少居民在‘五微’平台上为我们点赞,激励了我认领更多‘微心愿’,参与更多‘微行动’,用真诚的服务把党员身份亮起来,让党员的称号响起来,使党员的形象树起来!”
“五微共享社区”将党建落实到服务群众中,落实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之中。著名党建专家李洪峰认为,“五微共享社区”微而不微、小中见大、惠而不费,探索出一条与互联网紧密结合,“开门搞党建”的新路子,实现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
精准解民忧 微心愿照亮群众笑脸
连日来,建邺区莫愁湖街道兆园社区居民崔永详逢人就夸“五微共享社区”好。老崔患尿毒症多年未工作,女儿考上大学,5600元的学费难住了他。老崔在“五微”平台上发布“微心愿”——“希望有人资助我女儿念大学”。党员带头,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积极参与,不到一周,老崔女儿的学费就获“众筹”解决。
通过“五微共享社区”圆梦,老崔不是个例。建邺初级中学学生刘心怡圆了拥有足球教练的心愿;洲岛家园社区赵汉玉家滞销的农产品因“五微共享社区”销售一空……一桩桩烦心事通过“五微共享社区”得到疏解,一个个“微心愿”在“五微共享社区”上被点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微共享社区”写下生动注脚。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直接难题是,面对日趋多元、层次不一的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实现精准解民忧?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五微共享社区”实现了从“政府配菜”到“百姓点菜”的转变。88万个“微心愿”正是群众个性化的、最期盼的、最亟需解决的事情。通过分析“微心愿”,可以找准民生痛点、难点,从而优化政策供给。社区工作人员称赞,以往服务群众有心发力却无处下手,如今“五微共享社区”汇集全区“微心愿”,形成民意“大数据”,为民服务有了清晰的路线图、任务书。
“五微共享社区”关心群众的每一个微小需求,其在社会治理领域方面的探索,从平台名称可窥深意。“微”不仅是指群众个性化的小需求,还代表一种“微公益”,社会成员不需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就能帮助他人。南苑街道一在职党员表示,平时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其他,“五微共享社区”上线后,自己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能认领心愿,帮助群众。
“五微共享社区”之“微”更代表一种“微力量”。建邺区委研究室主任徐文政说,“每一个社会成员,不论能力大小,都能在平台上尽一份绵薄之力,人人参与、人人尽责,激发了人人向善的社会正能量,点滴力量汇成河海,激励大家携手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
发展过程中,“五微共享社区”不断创新。去年9月,首家“五微共享社区”线下实体店“五微驿站”在南苑街道话园社区揭牌,“五微共享社区”从线上延伸至线下,实现了“键对键”与“面对面”的结合。“小微游建邺”小程序、丰富多彩的短视频等内容吸引居民不断加入,黏度不断上升。日前,建邺区第三届“共享社区节”幸福启幕,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轮又一轮联系群众、走近群众、服务群众的高潮。
建邺区委副书记李方毅说:“我们以打磨产品的标准进行‘五微共享社区’的设计开发,就是要让平台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切实发挥出作用。”从线上到线下,从“五微共享社区”的“点对点”服务到“共享社区节”的“嘉年华”式服务,邻里关系更和谐了,党群之间更融洽了,“城市中心”更温暖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邺探索”不断完善。
多方聚资源 新时代共享幸福建邺
今年以来,建邺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发展速度与日俱增,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增幅均居南京主城首位。建邺区的决策者们却认为,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中心,要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与经济指标、高楼大厦一同攀升,让发展成果“更加过硬”。
近日,兴隆街道“五微驿站”内,一个“特别”的书吧吸引不少居民流连驻足。说其“特别”,是因为这个书吧是流动的、共享的,在线上,居民将闲置的书籍赠与或预约登记,在线下,就能完成捐赠和借用。兴隆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共享书吧”依托“五微共享社区”3.0版本新增的“共享吧”功能,今后交换内容还将拓展至居民的所有闲置物品,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让邻里之间从陌生人变成熟人甚至“一家人”。
“五微共享社区”里“时间银行”、“公益档案”、“诚信档案”等功能全面整合社会资源。“时间银行”将志愿者服务老人的时间用区块链等技术记录下来并形成积分,积分可兑换由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项目,还将与饿了么、淘票票、口碑等平台打通,让志愿者享受更多样、更丰富的兑换权益;“公益档案”将记录用户的服务时间、次数、内容等,借鉴蚂蚁森林形式,以形象直观的“养成模式”展示党员群众参与公益服务情况;“诚信档案”将记录用户认领“微心愿”、参与“微行动”情况,参与度、信用度高的用户将优先享受平台的公共服务项目。
徐文政说,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多元,单靠行政力量已难以满足。“五微”坚持党建+互联网的创新之路,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打破陌生的边界、聚合分散的力量、汇聚社会的资源,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五微”的不断进化,体现的是大治理的思维。1.0版本的“微心愿”实现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全区统一战线集中认领群众“微心愿”、驻区企业主动帮助居民解难题、居民自发认领心愿帮助邻里……在党员的带动作用下,区域内各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党组织成了主心骨,陌生人成了好邻居。
2.0版本引入社会组织、市场资源。平台打通了各部门、条块之间的信息边界,整合了物业、律师等各类资源,从而实现群众手指动一动,各类服务送上门。同时加大社会组织服务力量引入力度,力求党内资源引领带动更多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在“城市中心”厚植了一片枝繁叶茂的惠民森林。
3.0版本的平台更加开放,“链接”的资源更多、范围更广。阿里巴巴江苏总部、小米科技华东总部等互联网企业纷纷参与进来,推动“五微”以更开放的理念、更市场化的思维持续改革创新,“时间银行”“共享吧”等新增功能,将为建邺居民提供更优质、更多样、更丰富、更有趣的服务。
永远在路上 治理能力提升无止境
身边事、烦心事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关系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评价。“五微”从小切口入手,在汇集民情民意大数据的基础上,把党的组织优势与互联网的扁平化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系统整合各方面资源,科学分析、精准对接,逐一解决群众的难题,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五微共享社区”在实践中探索出五点思考——
其一,基层党建要与社会治理高度融合。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各级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和政治功能结合起来,以党的建设贯穿社会治理、保障社会治理、引领社会治理。“五微共享社区”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创新党群互动的方式,将基层治理生态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在服务群众的鲜活实践中不断得到提升,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夯实了党在基层的政治根基。
其二,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在基层实践更加生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走进社区,发挥其专业化、连心桥的作用,积极参加“五微”的线上线下活动。“五微”平台上开辟了专门的板块,将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面纳入平台,群众可以在平台上直接@代表、委员,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更好地凝聚各界共识。江心洲街道积极发挥“五微共享社区”智能化优势,开展了“协商民主在基层”系列专题活动,汇智聚力、共商共议形式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其三,大数据对基层治理至关重要。“五微”能够做到小而不散、聚沙成塔,大数据和智能化是关键。在“五微”大数据中心,用户登陆、阅读、评论等数据分类显示,微心愿、微行动、微实事、微星光的类别、数量一目了然,志愿者参与服务的次数、各单位党员参与服务情况、群众对服务的满意度都有精准统计。依靠这些“大数据”,“五微”平台能够对群众需求、党组织工作情况开展精确分析,从而检视工作差距,对社会治理热点问题进行预判,民生服务更加精准。
其四,基层治理要实现社会化、市场化力量整合。建邺区坚持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向推动“五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全区60家社区与区内150家社会组织结对共建,在深化区域化党建的同时将各类社会资源进一步整合。“五微”也与蚂蚁金服合作,引入市场化资源,拓展了平台服务体量种类。随着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五微共享社区”筑起了汇聚各方资源的“强磁场”。
其五,要推动法律服务等区域内各类优质资源进街道、社区。近年来,建邺积极推进法律化资源整合,引进金杜、盈科等数十余家品牌律师事务所进驻,打造了法律服务产业园。一方面法律服务产业园中的优质律所与社区结对共建,另一方面“五微”平台上开辟“云尚建邺”法律服务板块,同步将法律服务资源引入街道、社区,为居民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引导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在法制的轨道上妥善解决。
“五微共享社区”不断进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探索,正助力建邺向着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活力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中心蝶变。2017年、2018年在南京社会建设创新案例评比中,建邺区获奖数量均位居全市第一。在民生幸福建设群众满意度测评中,建邺区连续两年位居全市第一。

㈤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而提出的总目标之一,是立足于中国实践与国情而提出的自身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5)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扩展阅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在明确的国家治理思想指导下,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着增强国家统一性、推进国家均等化、提高国家创新性、促进国家法治化和基层社会自治等多项重点任务。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集中体现为整合条块、化解失衡、供给动力、克服阻力、提高活力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

一是加强国家整合。

强有力的国家整合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整合,既包括实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包括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交通体系、统一的市场体系、统一的司法制度,形成一整套标准统一的规则体系和治理体系。实现这些领域的有效整合,需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建设一支稳定的军事力量,凝聚社会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增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

二是促进均衡发展。

从社会层面而言,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社会成员提供均衡普惠的社会服务和良好秩序。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原则。在国家治理的制度和能力建设过程中,我国将进一步引导和协调更多的资源、人才、资金、管理、技术等要素投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中去,努力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实质性差距,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推动法治建设。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体现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和有效治理能力,具有运行成本低、实施效果好的特点。通过不断完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现代法治体系,建立健全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有力提升社会整体法治意识,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进程。

四是释放社会活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其本质在于政府向社会放权,释放社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活力。在社会基层,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不断涌现,社会企业、非营利性组织成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社工、社区、社会联动格局正在形成。

五是创造多种民主形式。

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完善发展,权力监督与制约实效明显增强,地方被赋予更多的立法权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平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加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方面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提高各个界别参政议政的能力和实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团结进步、促进共同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六是广泛参与全球治理。

习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使世界成为一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国家治理的持续有效,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基础;而参与全球治理所带来的红利,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不断改善的动力。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㈥ 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此来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一、没有总体规划,推进就容易走样。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

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政府过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统,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当前,社会方方面面对此有期待。当务之急就是中央尽快制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总体规划。没有一个具体的“总体规划”,难免会把好事办走样,建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总体设想。”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1、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

“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国的新局面。”

3、回应社会期待。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让人民满意,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让人民说了算。

在国家治理方面,经过60多年的摸索,已经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如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国家制度等。不过,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还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二、国家治理总体规划要研究四大问题:

那么如何设计、出台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规划,应从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1、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从现在的情况看,需要采取两个措施:首先,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建议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

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已进入一个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将是一个大趋势。现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资与消费不相适应、市场监管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为什么监管机构越来越多,但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消费不安全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合为一体。所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2、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

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样一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3、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

“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未来必须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4、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机构调整。

而关于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橄榄形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无论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恐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近些年,我们一再呼吁尽快出台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规划以及调整相关的政策体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现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这样,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总体规模达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三、尽快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理论。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系统的理论作支撑。

1、对国家重大课题的攻关。

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论的攻关,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关,“建议把它作为国家重大课题。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依法治国等。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并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课题,应该组织力量进行国家重大课题攻关。”

2、推进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

“从我国的情况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经济社会咨询研究,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因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大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支持力度,对一些重要的咨询机构给予支持,并建议把对政策咨询机构的支持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资助的重要方面。

㈦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如下:

1、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意味着我们不仅于思想观念上不再走人治的老路,而且于政治生态上铲除了人治隐形存在的可能,最终使那种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法治无所依凭。

2、把握国家治理的战略要点

我第一,治理的制高点是伦理塑造。治理工作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但行为是思想影响的,所以,引导思想观念、构建先进文化、塑造社会伦理,是更为根本的治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治理的制高点。

第二,治理的切入点是源头治理。当前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历史遗留等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样多发,除各方面客观原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处理政府与群众利益关系上,没有树立把改革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实践证明,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获得实惠,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

第三,治理的突破点是群防群治。国家治理,重点在基层,关键靠群众。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善于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提高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要通过群众自治,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要健全以城乡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成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第四,治理的着力点是法治方式。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社会矛盾预防化解纳入法治轨道,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谐活力的长效机制。各级领导和公职人员须牢固确立宪法至上、法律权威的意识,不断提高依法找法、用法靠法的能力,切实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和依法办事这个第一要求有机统一起来,绝不能因“维稳”而突破法律的底线,绝不能因害怕上访而迁就个人的非法要求,绝不能因个别正义而牺牲规则之治的普遍正义。

3、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

首先,社会组织自身要提高水平、严格自律;其次,政府要支持、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再次,政府和个人还要监督社会组织的治理行为。

4、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创新。可以积极尝试的治理新方法有:第一,非对抗性和“软法”。具体要求是: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

㈧ 如何理解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

社区治理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网络信息化的建立和应用上面,建立是硬件的投入,应用才是能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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