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治理环境

A. 西汉最强盛的时期是由哪位皇帝治理的

西汉时期最强盛的时期是汉宣帝时期，史称昭宣之治。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卫太子刘据的孙子。汉武帝长期对匈奴用兵，基本上解决了匈奴问题，但是离解决匈奴问题还是有距离。但是汉武帝为此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汉朝出出了民升调蔽的现象。因此到了汉武帝末期对匈奴的战争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汉武帝不得不调整政策，回到修养民生的轨道上来。汉武帝死后，遗命霍光、金日的、桑弘羊、上官桀四人辅佐年幼的汉昭帝，实际上是霍光大权独揽。霍光继续汉武帝时制度的修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力量逐步恢复。汉昭帝去世，由于没有子嗣，因此只好从汉武帝的子孙中找继承人。权臣霍光先是找了昌邑王刘贺，但是昌邑王令霍光很不满意，因此霍光发动政变废掉了昌邑王。这时有大臣提议立卫太子刘据的唯一后代刘病已。霍光认为不错，于是立刘病已为皇帝。刘病已当时在民间，经有十八九岁，是一位仅具有皇族民份的平民百姓。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使得卫太子全家死光，仅留下刘病已一人存活下来。而且刘病已刚出生没多久，也被下到诏狱等侯处决。好在事后汉武帝事后了渐渐了解到真象，知道太子刘据的冤情，下令赦免太子。可是诏书晚了一步，太子刘据藏身的地方官在接到诏书前已经攻杀了太子及其两个儿子。汉武帝内心非常悲痛，于是又下令诛杀挑起巫蛊之祸的人。于是诏狱连年不决，刘病已也就只好呆在监狱里了。不过刘病已的遭遇也得到了一些正直之士的同情。时任廷尉狱吏的丙吉（字少卿）就是其中之一。他怜悯年幼的刘病已无辜，于是在监狱中找了两个有奶水的女犯人照顾刘病已。刘病已就这样慢慢长大。晚年的汉武帝非常多疑，有人说南面监狱中有天子气，汉武帝下令反长安监狱中的犯人无论罪的大小全部诛杀。不过当使者拿着汉武帝的诏令到了丙吉所管的监狱时，丙吉坚决地阻挡了使者，说：“皇曾孙在此，任何人不得擅入！”。使者三番几次都无法进入监狱执行命，只好回报汉武帝。汉武帝没想到自己还有个曾孙在人世，于是下令赦免了犯人，皇曾孙刘病已则从监狱中接了出来交由掖庭抚养。出狱后的刘病已得到了一些祖父当年部下的照顾。其中就有时任掖庭令的张贺。张贺是汉武帝时大臣张汤的儿子，曾任卫太子的家令，与卫太子刘据交情很深。巫蛊之祸，张贺也受牵连，被处以宫刑（阉割）。事件过去后，张贺被任命为掖庭令。刘病已到了掖庭后，张贺从生活和学习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刘病已，为他延请名师教育刘病已。所以当刘病已长大后已经精通儒家经典了。刘病已渐渐长大，离开掖庭，来到祖母史良娣（卫太刘据的良娣）娘家。史良娣的母亲和兄弟也很怜悯刘病已的不幸遭遇，对他也很照顾。又过了几年，刘病已来到了长安求学。当他到了结婚年龄时，张贺又开始为他的婚姻发愁。因为刘病已是皇曾孙身份，如果选一般的人家不太好，但是名门大户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还会把女儿嫁给这位沦为平民的皇孙。于是张贺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病已，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时为右将军的张安世时，张安世没有答应。于是张贺只好只选了一位姑娘，就是他的部下许广汉（也受过宫刑）的女儿许平君。许家很有钱，是当时的暴发户。刘病已结婚后与妻子的感情很好。不久他们生下了后来当上皇帝的汉元帝。而且婚后的刘病已遍游三辅，开拓了眼界。霍光废掉了昌邑王，经过对其他有资格继任的诸侯王考察后都不满意。当丙吉向他举荐了刘病已时，霍光大为满意。其实这是他出于自己的私心。要知道当时诸侯王都有自己的一套人班子，上台自然会用自己的人马。而刘病已平民百姓一个，没有自己的势力，正适合自己的控制，以方便自己专权。于是霍光向自己的外孙女上官太后说明，傀儡一个的上官太后根本没有反驳的权力，于是封刘病已为阳武侯，同一天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本始。宣帝初即位，政事一决于光。朝臣和上官太皇太后都认为应立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为皇后，但宣帝顾念旧情，“诏求微时故剑”，于是群臣议决立许平君为皇后。霍光的夫人显非常恼怒，于本始三年派人鸩杀许皇后（谥号“恭哀皇后”），霍光授意宣帝不追查此事；次年，霍成君如愿以偿成为皇后。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病逝，宣帝开始亲政，逐步开始剥夺霍家的权力，霍家人开始感到恐惧。地节四年(前66年)霍家试图发动政变，事情败露，遭铲除，霍皇后也同年被废，于十二年后被迫自杀。由于宣帝长期在民间生活，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在位时期，勤俭治国，进一步确定儒家地位，而且还很放松人民的思想，对大臣要求严格，特别是宣帝亲政以后，汉朝的政治更加清明，社会经济更加繁荣。在亲政的二十年中，他着重于整肃吏治，加强皇权。他不但族灭了腐败的霍氏家族，而且诛杀了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为维护法律正常行使，宣帝设置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设廷尉平至地方鞠狱，规定郡国呈报狱囚被笞瘐死名数，重视民命之余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外宣帝又召集著名儒生在未央宫讲论五经异同，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统一思想。其余如废除一些苛法，屡次蠲免田租、算赋，招抚流亡，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继续霍光的政策。对周边异族的关系，则软硬皆施。神爵元年（前60年），先零部（属羌族）与诸羌联盟并和匈奴借兵，企图对汉复仇。宣帝派后将军赵充国、弩将军许延寿出金城攻击西羌，均获胜利，留赵充国屯田。神爵二年五月（前59年），羌族杀其首领杨玉、犹非等，遂降汉。宣帝设金城属国，撤回屯田军。袭破车师。时匈奴发生内乱，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51年）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称臣，成了汉朝的藩属，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国之力而未完成的事业。汉宣帝在位期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号称“中兴”，应该说，宣帝统治时期是西汉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因此史书对宣帝大为赞赏，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文治武功，可谓中兴”。他与前任汉昭帝刘弗陵的统治被并称为昭宣之治。黄龙元年（前49年），汉宣帝去世，在位25年，享年43岁，谥号孝宣皇帝，东汉建武年间上庙号中宗 ，逝后葬于今天西安市东郊的杜陵。汉宣帝为人与仁弱的祖父卫太子刘据很不相同，其作风很像曾祖父汉武帝刘彻。他虽然自幼学儒，但是行事作风却颇象法家。因此招致了崇儒有儿子汉元帝的不满。汉宣帝为此训斥儿子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其实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遵循此道，即所谓的“外儒内法”，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满口仁义道德，私下里男盗女娼”。汉宣帝时期，人才济济。汉宣帝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正是在他任内，汉朝达到了巅峰。国力空前强盛，侵扰汉代100多年的匈奴终于被他驯服，呼韩邪单于款塞，向汉代称臣，沦为汉朝的附属国，这是汉武帝做梦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也是在他的时期，校尉陈汤斩杀匈奴的郅支单于，并在奏书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而后将军赵破奴平定了羌乱。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在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把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

B. 汉朝时期主要对黄河进行了哪些治理

两汉时大规模治来理黄河有自两次
第一次：西汉初期，黄河下游决口，十几个郡县遭受洪灾，汉武帝下令治理黄河，亲临治河工地，命随从的文官武将都去背柴草，堵塞决口。
影响：经过这次治理，有八十多年，黄河下游没有发生过大水灾
第二次：西汉末年，黄河水患又严重起来，东汉明帝令水利专家王景主持修河。经过几次十万人一年的辛勤劳动，疏通黄河，修建了千余里的黄河大堤。
影响：黄河下游几十个县，被淹的土地又变成了良田，而且在以后的八百多年里，黄河没有改道

C. 为了管理西域地区,西汉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有何意义

设置西域都护府，最重要的意义是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是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残酷统治，转向生产技术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汉王朝，从而加强了与内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无疑是有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有着深远的影响。匈奴是个奴隶制国家，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目的是向各国勒索奴婢和财物，“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后汉书·班勇传》），以最大限度的剥削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汉开西域后情况迥然不同，诸国不需向汉贡赋纳税，汉派驻在西域的戍卒和官员，其给养供奉完全取之于屯田和内地朝廷，不要各国负担。同时，内地的农业灌溉技术和冶炼工业等由此而传播到西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提高。汉朝的统一有效的治理，使西域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也符合于各族人民的愿望。因此，西域各国“不乐匈奴”而“慕汉”。每当汉不在西域设置都护，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西域诸国无不“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后汉书·西域传》），热切地向往着内地，希望能重开玉门关、阳关，恢复汉的管辖。
西域都护府使被匈奴切断了的“丝绸之路”得以恢复发展，畅通无阻，各国人民在这条中西交通要道上撒下了友谊的种子。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等）、胡瓜（黄瓜）、胡葱（大葱）、胡萝卜等植物和骆驼、驴、马的优良品种传入中原，内地的丝绸织品和铁器等工艺品、生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东西方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大地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
汉西域都护府这种管辖方式，也为中国后世王朝开创了先例，十六国后凉吕光在统一西域后，曾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在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单于”等都护府；西北有“安西”、“北庭”等都护府；西南有“保宁”、“支南”都护府。这都借鉴于汉代，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保障了东西商路的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广大地区的交流，以及对西域地区的管理。

D. 概述西汉对西域的有效管辖方式

概述答案：
1 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保护商旅往来；2 汉武帝时西汉依靠强盛国力对匈奴展开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反攻，卫青，霍去病率兵与匈奴进行三次大战，匈奴受重创，被迫迁徙漠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丝绸之路商旅往来；3 汉朝的和亲等行为与西域各国和平相处也是对丝绸之路的保护；4 汉明帝时班超经营西域，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相关历史：
秦朝灭亡后，刘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汉朝自立国之初，就别无选择地承担起了与匈奴争雄的历史使命。自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起，汉朝与匈奴的政治军事较量就一直处于白热化状态。匈奴骑兵对汉朝北部疆域的不断袭击，成为西汉王朝初期统一疆域内国土安全和边防稳固的严重威胁。为争取休养生息、增强国力的时间和空间环境，西汉帝国的文帝（刘恒）、景帝（刘启）两朝，只能无可奈何地对匈奴采取和亲以及货贿政策，才与匈奴勉强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关系。即便如此，匈奴依然于公元前176年（汉文帝四年）前后首先西进控制了西域，并在天山以南设置“僮仆都尉”，先于西汉王朝在西域实施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统治。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后，为了进一步积蓄力量，继续推行文、景遗策，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逐渐形成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雄厚的强盛国势。于是，汉武帝开始主动采取强势的对外政策。一方面继续积极发展经济，全面整顿军备，做好打击匈奴的国内准备；另一方面则拟与数遭匈奴击败而西迁的大月氏及其他中亚小国结成联盟，做好彻底击败匈奴的“国际”外交准备。从武帝起，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和统治，主要采取了征伐、厚赂、恩威并施等政策。

在武力征伐方面，汉武帝首先出兵夺取河西走廊，接着多次进军西域，凭藉赫赫武功启动了经营西域的历史进程。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汉军大败在河西走廊一带驻牧的匈奴军队，并在此地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开始以河西为前沿基地与匈奴直接争夺西域。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汉朝使者出使西域被杀，汉将赵破奴率领属国及郡兵数万西击姑师（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楼兰（今新疆罗布泊一带）报了一箭之仇。经艰苦鏖战，赵破奴俘虏楼兰王，剿灭姑师政权，一时间“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今费尔干纳）之属”，西域诸国无不震慑。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大宛（建于葱岭的西域古国）杀西汉使者车令，再次触怒了西汉朝廷。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属国兵卒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西击大宛。此次西征规模虽然庞大，但由于西域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汉军“皆饥疲”。在饥寒交迫的境况下，汉军损失惨重，李广利被迫回师敦煌，“士还不过什一二”。汉武帝认为，此番远征耗费了王朝巨大的军力财力，但最终竟然是“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的尴尬结果，实在使人难以释怀。于是，武帝在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三年）再次下诏“发天下七科谪，及载备给贰师”，责令贰师将军李广利再次出兵大举西征，以雪前耻。此次远征，西汉大军围困大宛四十余日，最终逼迫“宛贵人杀王出降”，汉朝选立“遇汉使善者名昧蔡者为宛王，与盟而罢兵”。这些重大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西击大宛的大规模征伐，威镇了西域各地。西域诸国纷纷遣子为质，表示降服，西汉王朝以武力手段经营西域的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在经济交往和财货赂遗（wèi）方面，博望侯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堪称成功的典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率使团第一次出使西域，以期与远徙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结盟，共同抗击匈奴。张骞率领使团历尽艰辛，但因长期被匈奴扣押滞留，辗转周折耗时十三载后才返回长安。此次西行虽然没有达到出使的初衷，但却为汉武帝带回了许多关于西域的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有如“大宛及大夏（塞种人吐火罗部所建的中亚小国）、安息（今伊朗高原至两河流域）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葱岭小国）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等。汉武帝获悉这些新鲜而重要的信息后，产生了采取远交政策的想法，即“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匈奴浑邪王投降西汉，河西一带空无匈奴，西汉与西域联系的道路畅通，汉王朝开展和平外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张骞建议武帝“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可断匈奴右臂，乌孙之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为外臣”。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决定采取“厚赂”的经济攻势来招抚西域诸国。于是，武帝拜张骞为中郎将，携带“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直数千巨万”，组成三百人的庞大使团第二次出使，前往西域“厚赂”乌孙。西汉使团到达乌孙后，张骞“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面对汉朝的亲善举措，西域诸国很快就产生了回应，各国纷纷派遣本国使者，随汉使不辞万里到达长安答谢西汉朝廷，这就为西域诸国了解西汉和西汉王朝进一步了解西域又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厚赂”攻势政策初见成效。此后，西汉王朝又大规模向西域派遣使团，不断加强对西域诸国的经济攻势。

征伐和厚赂政策在经营西域方面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慑于匈奴在西域的强大威势，西域诸国在政治态度上却依然大多摇摆于西汉、匈奴两大强权之间。为彻底打破这种两属犹疑的局面，西汉王朝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和谋略，最终实现了一统西域的政治理想。

“恩威并施”政策和谋略的主要内容是和亲、诛灭异己、扶持亲汉势力等，政策的执行者往往是西汉王朝派驻西域的军政长官、使节以及和亲公主。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西汉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西）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设“使者校尉”等军政长官来具体统领管辖。后来，“使者校尉”又改称为“护鄯善以西使者”。公元前77年（汉昭帝元凤四年），汉持节使者、平乐监傅介子杀楼兰王归，立尉屠耆为楼兰王，使楼兰俯首归汉。在和亲方面，西汉王朝曾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细君公主在乌孙期间，由于语言不通而生活难以习惯，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时间不长就在忧闷中早逝。细君公主死后，为了继续维护汉朝和乌孙的和亲联盟，汉武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昆弥（乌孙王称号）军须靡。解忧公主到乌孙国后，积极参与政事，致力于兴国安邦的事业，经常不辞辛劳到各部落视察民情、访贫问苦。如逢国中发生山洪、寒流、地震等自然灾害，解忧公主都毅然奔赴前线，与乌孙牧民并肩抗洪救灾，在国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解忧公主还说服乌孙王和乌孙长老，开通了乌孙国通往大宛、康居以及塔里木城郭诸国的通商渠道。公元前64年（汉宣帝元康二年），乌孙“愿以汉外孙元贵靡（解忧公主与第二任丈夫、军须靡堂弟翁归靡之子，后为乌孙王）为嗣，得令复尚公主……结婚重亲，畔（叛）绝匈奴”，提出了再次和亲的要求。汉朝又以解忧公主的侄女相夫为公主，派遣长罗侯常惠等四人为使者，持节护送公主远嫁。只是由于中途获悉乌孙昆弥已死，国人重新拥立泥靡（军须靡与匈奴公主所生之子，解忧公主第三任丈夫）成为新昆弥，汉朝使节于是返回长安，这次和亲未能实现。此后乌孙分裂，在西汉王朝的支持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作了大乌孙国王（乌孙昆弥与匈奴公主的儿子乌就屠当了小乌孙国王）。解忧公主的次子万年被立为莎车王，汉王朝还派遣奚充国为使，专门辅佐莎车王万年。解忧公主的女儿则嫁给龟兹（今库车）王绛宾为妻。公元前65年（汉宣帝元康元年）龟兹王妻来朝省亲，西汉朝廷曾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秀杂缯珍数千万”。公元前65年（汉宣帝元康元年），原莎车王之弟呼屠征在匈奴支持下杀莎车王万年及西汉使者奚充国，联合南道诸国，“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西汉使者卫侯冯奉世及副使严昌“以节谕告诸国王”，率领西域诸国兵25000余人，分南、北两路夹击莎车，攻拔其城，呼屠征自杀。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统治层内部发生*，驻守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其众数万骑”自愿归服汉朝。至此，西汉政府终于统一西域，并设置了代表中央管辖西域的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委任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治理西域全境。西域各地首领及主要官吏都接受了西汉朝廷赐予的印绶。在这样的时代政治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汉人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不断进入新疆，逐渐成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汉王朝开始在西域地区全面行使国家主权，西域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纵观整个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管理已逐渐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经验和策略。主要有：一是利用西域诸国原有官吏进行管理。西汉王朝统治西域期间，地方主要官吏基本上都接受西汉王朝的任命而“佩汉印绶”，代表西汉王朝管理西域诸国。二是西汉王朝从中原委派官吏到西域。西汉王朝在西域设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伊循都尉等官职。其中西域都护代表西汉王朝总领西域事务，戊己校尉和伊循都尉等负责屯田、防御匈奴，并兼管驻地附近诸国事务。三是不断派遣使者参与西域管理。使者直接受命于西汉皇帝，其职责主要是代表朝廷册封西域诸国王侯官吏并辅助西域都护、和亲公主处理西域各国的重大事件。四是汉和亲公主参与西汉王朝对乌孙及其他诸国的管理。其中解忧公主在西汉王朝治理西域（尤其是乌孙）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维护西北疆域的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在西域先设“西域都护”，后置“西域长史”，继续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权。但是，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并不是有始有终的，而是时断时续的。大致经历了三次由绝到通的过程，史称“三绝三通”。

第一次由绝到通：东汉初年至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西域诸国屡屡派遣使节请求内属，并请恢复设置西域都护。由于东汉政权草创之初百废待兴的缘故，西域各国的这一请求一直未能得到东汉王朝的应允。公元41年（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莎车（今莎车、叶城一带）王贤再次派遣使者请求东汉在西域恢复都护府建置，以使西域各国在政治上有所依靠。光武帝权衡得失后，听从大司徒安丰侯窦融的意见，“赐西域都护印绶”给莎车王贤，委任其代行西域都护之权。不久，敦煌太守裴遵上书，认为“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极力反对朝廷的这一举措。于是光武帝改弦更张，重新赐封莎车王贤为汉大将军，并令裴遵强迫莎车王使者交回西域都护印绶。东汉王朝政策的朝令夕改，严重影响了莎车王对东汉王朝的态度。莎车王由此开始有意脱离东汉王朝而图谋称霸西域，从而加剧了西域的动荡。公元46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诸国再次请求派遣王子到东汉为人质，期望得到东汉王朝的庇护，而光武帝却认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再次拒绝了西域诸国的恳请。光武帝从无视西域诸国“内属”，到企图委托莎车王代为管理西域，再到任由“东西南北自在也”的变化，说明东汉王朝在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明确而稳定的西域政策。

公元72年（汉明帝永平十五年），针对北匈奴不断南侵的紧张态势，东汉王朝紧急磋商抗击匈奴的万全良策。驸马都尉耿秉认为：“唯有西域，俄服内属，其势易乘也……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然匈奴可击也。”建议孝明帝以西域为突破口，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耿秉的建议得到了孝明帝及朝廷诸多大臣的赞同。于是，驸马都尉耿秉及奉车都尉窦固奉旨领军出屯凉州。公元73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耿秉、窦固等领兵出击匈奴呼衍王于天山，东汉大军向西挺进抵达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攻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之地。初战取得胜利后，东汉王朝在伊吾设置宜禾都尉，留驻将士屯垦戍守。

东汉西征大军攻占伊吾的同时，还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派遣班超率使团出使天山以南诸国。此举的目的意在先礼后兵，即以使团为先锋招降西域诸国，如遇拒降者则以军队为后援，加以武力征伐。公元74年（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窦固率部击破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东汉王朝在西域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初步完成了对西域统一的重任。然而，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明帝死后，在北匈奴的支持下，西域焉耆（今新疆焉耆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等国围攻并杀死西域都护陈睦。与此同时，北匈奴和车师后王又联合围攻西域戊校尉耿恭和已校尉关宠。此围虽经耿恭率部苦守两年始解，但东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却从此陷入了困境。

第二次由绝到通：公元75年至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

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刘庄死，章帝刘■（dá）继位。此时，东汉朝廷就如何应对西域困境，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出兵*北匈奴，平定西域叛乱；二是撤回西域军力，放弃西域。章帝采纳了校书郎杨终的建议而选择了后一种意见，下诏撤回了西域的戍守驻军。

东汉王朝虽下令撤走西域所有统治机构，但派驻西域的各级官吏并未因此完全撤尽。特别是驻守天山南部的班超，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王侯及臣民的苦心劝阻和挽留下，在撤退途中重新返回驻地，继续留在西域。班超的留驻为东汉王朝第二次统一西域做了大量的铺垫准备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班超返回疏勒时，西域形势已相当严峻：北匈奴不但占据了北道诸国，而且重点盘踞在疏勒、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两地，基本封死了西域与中原往来的咽喉要道。面对这种残酷形势，班超一面以疏勒为根据地，联合周边诸国抗击匈奴，一面上书章帝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请求朝廷以积极的态度恢复经营西域。班超提出“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并认为“兵可不出中国而粮食自足”。章帝采纳了班超的良策，于公元84年（汉章帝元和元年）派遣徐干、和恭领兵挺进西域增援班超。班超先攻莎车，在打败龟兹等国援军后，收复了莎车。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三年），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县）等国遣使称臣。至此，西域诸国除焉耆、危须（今新疆和硕县）、尉犁（今新疆尉犁县）等国因擅杀前任都护陈睦而拒不投降外，其余全部重新向东汉纳贡称臣。同年，东汉王朝封班超为西域都护，封徐干为西域长史，恢复了对西域的军政管辖。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班超率领西域诸国兵7万余，攻破焉耆王及尉犁王等，西域诸国“皆纳质内属”，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

继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这一要职的任尚，未能延续班超治理西域的政策，而是以严苛的为政措施，终于激发了西域诸国的再次反叛。公元106年（汉殇帝延平元年），西域诸国联合围攻任尚于疏勒。虽然任尚平息了这次叛乱，但由此而产生的后遗症，即使段禧继任西域都护一职后，也未能使西域的动荡局面恢复稳定。不久，龟兹、温宿、姑墨等国又先后反叛。这样，就使得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第三次由绝到通：公元107年至东汉灭亡（公元200年左右）。

因为西域诸国的背叛，东汉朝廷又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而“诏罢都护”。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汉安帝派遣骑都尉王弘带领关中军队西进，迎还西域都护段禧及伊吾、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的鲁克沁）等地屯田吏士，东汉三“绝”西域。

公元119年（汉安帝元初六年），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为边寇”，敦煌太守曹宗派长史索班，领兵千余人屯于伊吾以为屏障。翌年，北匈奴杀索班，占据丝绸之路北道。于是曹宗上书朝廷，建议“出兵五千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班超的儿子班勇认为，此时应该出兵收复西域。他指出：“旧敦煌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今若羌境内罗布泊一带），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经反复斟酌，东汉王朝采纳了班勇的计策，置副校尉于敦煌，再次启动了经营西域的军事政治活动。

公元123年（汉安帝延光二年），班勇作为西域长史，领兵五百屯守柳中。在镇守西域期间，班勇先后纳降楼兰、龟兹、姑墨、温宿，击败匈奴的强大军队，征服并占据了前、后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公元126年（汉顺帝永建元年），班勇荡平且弥（今新疆乌鲁木齐市），车师附近六国全部降汉。同年秋，班勇率领西域诸国军队大举进攻匈奴，击败匈奴呼衍王。127年，班勇领兵出击焉耆，焉耆王元猛遣使乞降。这场战争使得“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以西遂绝”。东汉王朝终于又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灭亡。

比较以上的史迹，由于两汉对西域的经营理念、攻守策略和统治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了其统治效果的大相径庭。西汉王朝自武帝开始，就能够有计划地逐步完成统一西域的历史大业，并始终对西域实施行之有效的管辖和统治；而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则远不如西汉王朝巩固，且时断时续，从而出现“三绝三通”局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统治者的指导思想不同。西汉王朝自汉武帝起，一改前期唯“黄老之学”是遵的成法，取消许多“休养生息”政策，变“无为”为“有为”。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正是在这种“大一统”思想指导下，汉武帝才产生“以义属之，则广地千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这一指导思想能为后来者所继承。这就保证了西汉王朝不但可以统一和控制西域，而且能够使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东汉王朝则不同，光武帝刘秀建国后，就主张以“柔道”治理天下。这种治国指导思想对于大乱甫定、中兴伊始的东汉初期统治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东汉王朝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得以恢复与发展，但在整肃各方政治势力和发展“国际”交往方面，则显得软弱无力。于是，东汉王朝出现了对内无法抑制豪强地主势力，对外则无力解决边疆危局的两难困境。当西域诸国主动谋求内属时，光武帝却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加以拒绝。其后的继承者虽然不以“天下初定”为由，对放弃经营西域寻求开脱的说辞，却又以“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为理由，使西域屡屡孤悬塞外，任由匈奴掳掠，从而表现出更大的保守性和畏惧心理。

其次，统治西域的政策不同。从汉武帝开始，西汉王朝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有计划地开拓经营西域，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恩威并施”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保障西汉王朝逐步完成了统一西域的时代使命和进一步持续经营西域的历史任务。东汉王朝则在“柔道”思想指导下，始终都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西域的政策或谋略。虽然东汉王朝派耿秉、窦固率兵西征的同时，也派遣班超率使团出使和安抚西域，对西域诸国采取刚柔并济的策略，但这种举措维持不足两年，收效甚微。整个东汉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是班氏父子对西域的经营，尤其是班超运用“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宽于降者，严于叛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地经营西域30余年，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一个典范。

E. 西汉与东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当时在位的皇帝分别是（ ） A．汉文

西汉与东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当时在位的皇帝分别是汉武帝、汉明帝。
正确答案 C

F. 西汉中央打击和削弱地主势力的措施

推恩令和附益之法削弱王国和豪强地主的势力；
推恩令：
中国西汉武帝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重要法令。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见吴楚七国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 ，阻众抗命 ，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 。因此 ，元朔二年（ 前127)，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

附益法。
诸侯也知道"朝里无人莫做官"的道理，往往贿赂中央大臣，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几句好话，附益法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制定的。朝廷大臣交结诸侯，帮助其获得不正当的利益，或者自己受贿，为附益，重者也至于弃市。

G. 西汉初王国势力强大威胁到皇权汉武帝如何巧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汉武帝是通过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解决这个问题的，推恩令在当时能推行成功也是有潜在基础的。接下来，具体来看一下推恩令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推行的，以及是如何推行的。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经过两位贤明皇帝的治理，西汉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都快速发展，整个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外在威胁通过和亲的政策，与北方匈奴尚未有大战发生。其实这个时期，汉文帝和汉景帝已经想对诸侯国下手了，只不过文帝的时候条件还不成熟。等待汉景帝的时候，其实大环境已经可以去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了，但是景帝所采取的削藩政策太过激烈，导致了七国之乱的发生，可以说削藩失败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推恩令的产生是在整个国家政治军事都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推行的，而且这项政策会受到诸侯国内部人员的拥护，所以汉武帝才能如此巧妙化解了诸侯王的威胁，加强了中央集权。

H. 西汉，唐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表现

西汉:经济来 治理黄河,使黄河八自十多年没有发生大水灾;
安装了犁壁,牛耕普遍使用二牛抬杠,小麦在北方广泛种植,南方多种水稻.
丝织品使用提花机,染色技术很高.
将地方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大大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
政治 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夺取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
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
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

唐朝:经济 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增强.
修建了四十多处水利工程.
南方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栽培,产量大大增加,饮茶之风在全国盛行.
改进犁,创造灌溉工具筒车.
丝织品花色品种多,丝织技术高超.陶瓷业有所发展.
政治 用分科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
与藏族和亲,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与日本交往密切;派玄奘前往天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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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西汉的经济状况 吴晗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 [95]
农业
牛耕普遍，铁农具推广
西汉时牛耕更加普遍，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修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与此同时，又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前95年，从仲山口 [96] 引泾河至栎阳 [97] ，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与“区种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证明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式农具。
到汉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 “区种法”。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六千余万，比秦朝增加两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