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府治理

A. 传统的政务采用什么方式实施管理

传统的政务实施管理采用的方式如下：

1、充分认识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意义

创新政府服务方式，为群众提供公开透明、高效便捷、公平可及的政务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涵构成。当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在重大民生问题和民生需求上实现突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政务服务领域，既面临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群众政务服务诉求多样化、服务个性化、方式便利化的新形势，又迫切需要有效破解群众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办证多、办证难”、“推诿扯皮、循环证明”等老问题。这些已经难以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亟需依托新手段、新思维、新方式来构建现代政务服务体系，优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行政效能，为群众提供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政务服务，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整合和服务型政府。

通过实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进“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先照后证”，大大简化了企业办事程序，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在面向公民服务方面，目前仍处于局部、单点的探索阶段，包括政务网站、网上办事大厅、政务管理系统建设、“两微”政务服务等，普遍存在线上比例不高、服务渠道分散、公共查找困难等问题，已经无法满足群众对政府服务效能提升。

2、明确提出了“三个一”和“两年两步走”的目标体系

在三个转变的思路框架下，本《实施方案》结合信息惠民试点工程，提出了“拟通过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一号一窗一网’的目标”。

实现群众办事“一号”申请，服务流程显著优化。《实施方案》提出要以公民身份号码作为政府办事的唯一标示，通过构建电子证照库，实现群众办事
“一号”申办，从而避免群众办事重复提交材料、证明和文件。“一号”申请的基础前提是电子证照库的建设，其核心意义在于通过公民身份号码这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实现个人身份的唯一性核定，从而极大简化群众办事的前置审核环节，为缩短群众办事流程，降低政务服务成本创造了基础。

推动群众办事“一窗”受理，服务模式更加多元。《实施方案》提出要整合构建综合政务服务窗口，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窗”受理，推动政务服务的就近办理、同城通办、异地办理。这部分的核心是要构建“小前端+大后台”的政务服务体系，以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政务数据共享为前提，实现政务办事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政务服务供给侧改革和机制创新，从而支撑群众办事就近办理、同城通办和异地办理。

B. 如何从传统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

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迸发巨大活力的同时，各种困难和问题也开始凸显。例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4]。要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必须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全面提高治理水平，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第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克服已有的经验和模式，探索出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努力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要求执政党充分意识到：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就要改变原有的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确立多元化治理结构，实现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要重新定位。摒弃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树立政府引导、服务社会的观念；摒弃政府统治社会的观念，树立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观念。
第二，要形成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政府应改变原有的主导和控制观念，尊重和公平对待合作伙伴；要适当放权，统筹兼顾，减轻自己的负担；要相信和理解社会，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是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是连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纽带。要鼓励高效的、为公民所认可和接受的社会组织的发展，“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5]。
第三，支持公民在法治框架下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5]依法治理社会，要求政府全心全意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部分责任，更需要公民自己负责。要在法治的框架内，建立和完善公共参与机制，鼓励公民通过合法的形式、制度化的渠道去参与社会事务，关心公共事务，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这种公平是社会各阶层共存共生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公平。依法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上访等，要破解“信访不信法”的困局，加强法制宣传，强化教育疏导，引导公民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C. 什么是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西方国家理论界所说的“政府治理”，是指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与过程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有机框架或网络。
政府治理有广狭两种含义。就广义的政府而言，整个公共行政的发展过程可以称之为政府治理从传统迈向“善治”的过程。就狭义的政府治理而言，其具有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特殊含义。“大致说来，公域之治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由国家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实行封闭性和单向度管理的国家管理模式；
二是由国家与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共同作为管理主体，实行半封闭和单向度的公共管理模式；
三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两种基本元素综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其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和双向度。”
狭义的政府治理是指第三种公域之治模式，也是“政府依法律善治”之“治理”模式

D. 传统的政府治理工具为什么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在此着重于经济学主流的看法。经济学家使用模型化理论解释或了解这个状况，市场失灵的二个主要原因为： 成本或利润价格的传达不适切，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 次佳的市场结构。 市场失灵在某些经济体的存在通常引起究竟应否由市场力量引导运作的争论。而这也产生要用什么来取代市场的争议。最常见对市场失灵的反应是由政府部门产出部份产品及劳务。然而，政府干预亦可能造成非市场的失灵。 不完全竞争市场 独占（Monopoly） 独买（Monopsony） 寡占（Oligopoly） 卡特尔（Cartel） 买方寡占（Oligopsony） 独占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差别取价（或称差别定价，Price discrimination） 价格吸脂策略（Price skimming）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下列方面： 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 这是因为市场机制遵循的是资本与效率的原则。资本与效率的原则又存在着“马太效应”。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资本拥有越多在竞争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与财富向资本与效率也越集中；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其雇员的剥夺，使一些人更趋于贫困，造成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拉大。这种拉大又会由于影响到消费水平而使市场相对缩小，进而影响到生产，制约社会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实现最大效用。 ⑵外部负效应问题 外部负效应是指某一主体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它主体造成的损害。外部负效应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产或消费单位为追求更多利润或利差，会放任外部负效应的产生与漫延。如化工厂，它的内在动因是赚钱，为了赚钱对企业来讲最好是让工厂排出的废水不加处理而进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这样就可减少治污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对环境保护、其它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危害。社会若要治理，就会增加负担。 ⑶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动力机制。竞争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竞争是在同一市场中的同类产品或可替代产品之间展开的。但一方面，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资本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场垄断的主要因素。①技术进步；②市场扩大；③企业为获得规模效应而进行的兼并。一当企业获利依赖于垄断地位，竞争与技术进步就会受到抑制。 ⑷失业问题 失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要后果，一方面从微观看，当资本为追求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时，劳动力被机器排斥。另一方面从宏观看，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稳定性，也需要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以满足生产高涨时对新增劳动力的需要。劳动者的失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满足了市场机制运行的需要，但失业的存在不仅对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不利，而且也不符合资本追求日益扩张的市场与消费的需要。 ⑸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 市场机制的作用只会扩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条件优越，发展起点较高的地区，发展也越有利。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可以支付给被利用的资源要素的价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优质的各种资源，以发展当地经济。那些落后地区也会因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失而越发落后，区域经济差距会拉大。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区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也会出相互损害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江河上游地区林木的过量开采，可能影响的是下游地区居民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危害。 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公共产品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所谓非排它性也就是一当这类产品被生产出来，生产者不能排除别人不支付价格的消费。因为这种排它，一方面在技术上做不到，另一方面却使技术上能做到，但排它成本高于排它收益。所谓非竞争性是因为对生产者来说，多一个消费者，少一个消费者不会影响生产成本，即边际消费成本为零。而对正在消费的消费者来说，只要不产生拥挤也就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类产品如国防、公安、航标灯、路灯、电视信号接收等。所以这类产品又叫非盈利产品。从本质上讲，生产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产者是不会主动生产公共产品的。而公共产品是全社会成员所必须消费的产品，它的满足状况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样一来公共产品生产的滞后与社会成员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就十分尖锐。 ⑺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 有些生产主要依赖于公共资源，如渔民捕鱼、牧民放牧。他们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这些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这类资源既在技术上难以划分归属，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归属。正因为这样，由于生产者受市场机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往往会对这些公共资源出现掠夺式使用，而不能给资源以休养生息。有时仅管使用者明白长远利益的保障需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但因市场机制自身不能提供制度规范，又担心其他使用者的过度使用，出现使用上的盲目竞争。 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有许多，它要求人们科学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 市场失灵的原因 1、公共产品。经济社会生产的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物品，一类是公共物品。简单地讲，私人物品是只能供个人享用的物品，例如食品、住宅、服装等。而公共物品是可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享用并不影响另一个人的享用，非排他性是指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无需付费。例如国防就是公共物品。它带给人民安全，公民甲享用国家安全时一点都不会影响公民乙对国家安全的享用，并且人们也无需花钱才能享用这种安全。 2、垄断。对市场某种程度的（如寡头）和完全的垄断不可能使得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对这种情况的纠正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主要通过对市场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干预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这方面的干预属于政府的产业结构政策。 3、外部影响。市场经济活动是以互惠的交易为基础，因此市场中人们的利益关系实质上是同金钱有联系的利益关系。例如，甲为乙提供了物品或服务，甲就有权向乙索取补偿。当人们从事这种需要支付或获取金钱的经济活动时，还可能对其他人产生一些其他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他人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然而，无论有益还是有害，都不属于交易关系。这些处于交易关系之外的对他人的影响被为外部影响，也被称为经济活动的外在性。例如，建在河边的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了河流对他人造成损害。工厂排废水是为了生产产品赚凶，工厂同购买它的产品的顾客之间的关系是金钱交换关系，但工厂由此造成的对他人的损害却可能无需向他人支付任何赔偿费。这种影响就是工厂生产的外部影响。当这种影响对他人有害时，就称之为外部不经济。当这种影响对他人有益时就称之为外部经济。比如你摆在阳台上的鲜花可能给路过这里的人带来外部经济。 4、非对称信息。由于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具有的信息是不同的，一些人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欺诈，这会损害政党的交易。当人们对欺诈的担心严惩影响交易活动时，市场的政党作用就会丧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就失灵了。此时市场一般不能完全自行解决问题，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法规来制止和约束欺诈行为。

E. 汉语语境下的传统治理是指“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路线”对吗

汉语语境下的传统治理是指“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路线”是对的。

解析：回

十八届三中全会答明确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其中传统治理则提到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路线”。

(5)传统政府治理扩展阅读：

相关延伸：

治理模式应从传统的统治、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在其中，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尊重人民群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参与主体地位，是新的治理模式的核心。

以人民群众为重要参与主体的新型治理模式要求我们，“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牢牢把握依靠群众这一群众路线本质，充分发挥群众在公共政策决策、执行、评估及权力监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F. 政府未来治理模式的四种模式特点及其适应性

在学校读书效率就是比在家的时候高很多，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一本21万字的书看完了，书名叫《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府治理与改革系列中的一本。老实说，我对关于政府改革和创新的著作怀有极大的阅读热情，但却没有多少阅读的信心，因为我总感觉这些书虽然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政府改革模式，但总或多或少的欠缺可行性，很多都是理论上可行，但到实践中就会碰壁，有些甚至根本就是空想，现今的政府改革研究应该在理论模型的操作化上下功夫，至于到底是什么模型倒不是当务之急了，因为很多模型都不错，反映了政府改革的要求和社会环境的发展要求，能解决很多存在的问题，尽管不能够绝对的解决所有问题。我想这本书也不例外，严格的说本书不是提出作者自己关于政府创新的模式，而是作者对理论或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四种政府创新模式进行的比较分析，这四种模型分别是：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解制型政府。
作者在交代了政府改革的背景知识以及传统公共行政的特点（包括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层级制和规则、永久性和稳定性、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内部管制、平等）之后，分别从理念、结构、管理、政策制定、公共利益等五个方面对这四种模型展开了分析。市场式政府针对传统型政府的垄断性特点，认为应该用市场化的治理模式来实现政府治理的高效率。结构层面上强调分权，包括部门间的和中央与地方间的。运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与企业家型政府或许有很多共同之处。另外一个特色在于提出政府内部的市场问题，根据市场刺激因素来进行政策制定工作。不过这里有个缺点，就是对公民角色的贬低，虽然将公民看作消费者可以提高服务意识，但却忽略了公民的政治地位。参与式政府故名思义，就知道这种模式特别强调参与式民主的作用，这种模式主张自下而上的参与，分为两种类型，包括基层公务员的参与和顾客的参与。因为参与的需要，又要求结构上必须打破层级制的旧形式，而主张建立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在管理方面，引进私人部门管理中使用的质量管理模式，重视团队合作。对话式民主的决策方式，特别强调了协商和谈判的重要性。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永久性特点提出的弹性化政府，反对原来那种稳定性和永久性的特点，主张通过雇佣临时雇员、建立虚拟组织进行协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弹性处理等方式，建立灵活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这是节省成本的需要，也是改变政府治理僵化特点的需要。最后一种称为解制式政府，突出特点在于主张消除内部管制措施，强调去除事前控制，重视事后控制，以发挥公务员的自由裁量能力。应该说这四种模型都互相存在着共同点，但也有相互冲突的方面，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四种模型都强调协调的重要性，在改革的过程中产生许多新的组织形式，也减少了很多组织形式，这就面临着协调问题，尽管各种政府创新模型都重视引进外来因素，反对中央集中权力的干预，但在协调的过程中都不自觉地需要发挥中央政府的重要角色；而至于不同点则表现的更多，比如在对公务员制度的态度上，市场式政府模型显然把公务员制度看成是恶棍，认为他们都是自利的，弹性方法也是否定态度，认为是良好治理的障碍，解制式改革也与市场式差不多（尽管是表面上的），而参与模式更强调的是在这个层级节制体系中的平等观念。此外，对传统政府形式特别强调的公共服务、廉洁等价值观，后三种模式照样给与特别的重视，而在市场式政府模式中则忽略了，这也是与其对市场价值观的强调是一致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后三种模式对传统价值观的重视程度与理解内涵也有所区别。
这些新的政府治理模式都是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的，并进而力图实现普遍化，但真正要实施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时代背景和国家的现实国情，强求一律显然只会造成相反的后果。另外，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作者认为许多新的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并加以解决，但由于新措施的实施又会很容易带来新的问题，或是新创造出来的，或是因为旧制度的消失而使得被其掩盖的问题得以重见天日。这或许是改革总是在消灭旧问题出现新问题中不断循环的原因之一吧。

G. 现代城市管理与传统城市管理有什么不同

（转）现代城市管理区别与传统城市管理的最本质上特征是多主体的互动合作，现代城市管理是全社会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参与，是城市政府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机构互动合作共同管理城市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因而是一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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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的城市管理活动称为传统城市管理。
其特征不仅在于城市政府是其唯一主体,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表现为权力控制、行政命令、制度约束是主要手段,如“以罚代管”,管理的非人性化相当突出;在管理的范围上,偏重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很少顾及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导致城市发展财政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差、公共管理成本过高、管理效率低下、不能对外界的变化和市民的需求做出灵敏的反应等等问题。
城市管理正在由传统的政府为唯一主体的公共管理转变为现代并非由政府“独家经营”的公共管理,而是由城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对城市各项公共事务的“治理”。

当代各国城市管理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走向现代城市管理。

现代城市管理与传统城市管理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是城市政府为唯一主体的管理活动,而前者是城市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组织和全体社会成员都发挥管理主体作用的管理活动。当然,在现代城市管理中,城市政府依然扮演关键角色。因为城市还有很多事宜,社会是不能很好解决,而必须由合法的、公共的机构来负责的。

H. 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机制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GDP规模从2010年起稳居全球第二，人均GDP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差距从2008年起开始缩小，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预计到2020年能够全面脱贫，社会主要矛盾已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相适应，我国国家治理体制也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十八大以后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发展总目标，以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是我国国家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为顺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指明了目标与方向。

新时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积聚与嬗变的时期。过去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约束强化等各种社会矛盾逐步积聚，未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经济与收入增速下降、收入与财富两极分化趋势加重、人口老龄化快速提升、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性弱化、居民诉求改变等新的矛盾与挑战，我国崛起的外部发展环境会更加复杂多变。这一系列新旧矛盾都会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特别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会对传统的代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构成重大冲击，并对社会管理服务提出日益提高的要求；经济转型发展会引致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结构性失业、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会对社会治理带来传导性冲击；社会阶层固化与流动性下降和贫富两极分化，会导致社会矛盾多发易发；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诉求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网络社会与大数据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变社会治理的领域、手段与方式，网络安全与风险问题日渐突出，线上线下交相影响，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传导渗透，成为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领域。

面对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未来我国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须进行持续的创新发展。

一是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要坚持德法兼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

二是把握未来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发展完善协商民主、公众听事议事监事、政府公益创投与购买服务、多方共建公益基金、社会组织自治、家庭家风引导机制，扩大政社互动范围，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联动融合理念为引领，更加注重设施联通、信息互通、力量统筹、资源共享，提高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律师、“寨老”“乡贤”等专业队伍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三是全面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创新多元共治机制。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保障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良性有序互动的组织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推动在服务中引导社会治理。建立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以开放性架构、市场化机制吸纳社会力量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公共决策的公开透明性，形成公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风尚。

四是完善社会治理考核激励机制，落实社会治理领导责任。要充分发挥社会治理考核评估结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建立社会治理领域的权力清单和责任追究制度，形成有力落实社会治理领导责任的评估和激励机制，真正促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将社会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形成齐抓共管、奖惩分明的社会治理局面。

I.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面临什么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的特征事实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与工业时代的传统政府治理习惯以部门为中心来解决问题、各部门独立办事的行政模式不同，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必须与大数据、时效性等紧密结合。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的特征
政府治理对象的双重性
个人既是公民也可能是网民，组织既是实体的也可能是虚拟的，社会形态随之分化为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
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
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关联处理，能够准确识别个人、组织、社群的行为特性和活动规律。政府作为“权威的一般性履行”的主体，可以制定并实施“量身定制”的公共政策，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参与性
政府治理的多中心性和参与性。伴随着互联网的加速普及，很多人通过互联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意识到需要运用视频访谈、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等新的网络渠道与民众直接沟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互联网重构了个人、组织、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和方式，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时效性
互联网扩大了政府治理的边界，要求政府对公众需求作出即时或瞬时回应。互联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按照7×24×365（7个工作日、24小时、一年365天）的时间维度运行，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表达诉求和期待，甚至可以发泄不满和抗议。他们随时随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发布于网络。那些可能让公众感同身受的信息，依托互联网传播的放大效应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从而要求政府部门及时作出回应。如果政府部门仍然墨守繁文缛节、久拖不决等陈规，或者抱有“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最终就有可能导致事态的演变超出各方当事人的预期。
复杂性
互联网的普及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相应地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比如在个人信息泄露及其所对应的个人隐私保护方面，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15年3月发布的《2014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报告》，约三分之二的受访消费者在过去一年里曾遭遇过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被窃取。对此，受访消费者普遍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承担相关责任。
信息不对称性
海量数据催生了信息冗余，信息冗余并不意味着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相反，信息越充裕，信息处理成本就越高，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往往也就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资源去筛选和处理各类数据，以甄别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条件变量和约束变量。
随机因素干扰
政府治理面临的随机因素不断增加，放大了治理机制缺失的弊端，进而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和政府的权威性。互联网所构建的开放环境一般是在“匿名”状态下运行的，其本身无法排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不良和不实信息，这使得政府治理面临着很多随机因素。如果不能及时澄清并清除这些随机因素，很可能会酿成事端。
身份认同危机
近年来，中国的数字鸿沟一直呈扩大趋势。中国城乡间、地区间等的数字鸿沟，正逐步表现为宽带鸿沟、应用鸿沟、技能鸿沟以及知识鸿沟，以至其所可能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会严重影响治理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可逆转的“马太效应”，影响政府治理的效果。
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新思维——三个“必须认识到”
首先，必须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的平台。互联网就如同一个政策对话场和治理论坛，人们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不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为政府提供了听取社情民意的直接渠道。中国政府网开设的“我向总理说句话”的常设窗口，从2014年3月到2015年2月27日共收到超过12万条网民留言，其中很多建议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依据和民意基础。
其次，必须认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多中心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社会化网络。多中心特性就意味着无论是言论还是权威都带有“去中心”“碎片化”和“去行政化”的色彩，公信力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话语和共识的基础上，因而政府治理必须与多中心密切互动。同时，行为当事人的话语往往更加能够引发社会共鸣和共振，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有了自主治理、协商治理和阐释治理等多元趋向。
最后，必须认识到互联网所及之处就是治理所及之处。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应用，网络几乎覆盖了物理世界的各个角落，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基本上描绘了经济社会运行的一幅全息图。
互联网的出现，促进了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期望值的提升，不断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面向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转型正在逐步展开。人们往往认为，互联网所带来的未知因素远远多于已知因素，而实际上，互联网真正带来的是探索未知因素的无穷可能性。我们既不能将现实社会的治理困境和尴尬归咎于互联网，也不能对互联网所“赋予”的效率抱以幻想，毕竟互联网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本身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对象。
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创新永无止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J. 汉语汉语语境下的传统治理是指什么

我个人认为，汉语语境下的传统治理的最高境界表述应该是《论版语》中《子路曾皙冉权有公西华侍坐》篇中的曾子追求的大同世界。儒家治理社会的过程表述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些才是汉文化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