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环境治理

❶ 清朝是如何走向衰败的

中国的封建王朝是在清朝达到了顶峰，也是在清朝走向了衰败，清朝从乾隆朝末年开始逐渐衰败。皇帝一度重用贪官和珅，导致政治日渐腐败。而清朝统治者也失去了早期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渐趋保守和僵化。

原因：

1、中国浪费了太多太多劳动力，导致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清朝满族沿袭之前的传统，女人从七岁之后就开始裹脚，美名其曰“三寸金莲”，但是却不曾想到，当时的西方工业革命后，妇女还是主要劳动力。

2、鸦片的毒害，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方列强的商业和工业都迅速发展起来。每个民族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那时期的中国，有钱人家的富家子弟在嬉笑斗鸟，甚至还聚众违法吸大烟，慢慢吞噬着晚清时期的主要劳动力。

3、清政府胆小怕事，腐败，自私自利，晚清已经参与了几次战争，每次都是以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赔款条约为结束，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根据这些条约，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正是因为这些权贵的统治，和这些罪恶的封建恶俗，当然和封建统治达到顶峰后必然衰落的自然规律也是脱不了关系的。更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无知和愚蠢，闭关锁国，看不到西方的先进技术，还误以为自己还是那个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井底之蛙的思想终究导致清朝走向衰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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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结束时间：

19世纪末，中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开始高涨，结果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八国联军的入侵。

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朝开始推行“新政”，进行了包括建立新军、废除科举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不久，中国发生了立宪与革命的改革路线之争，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政府也答应实行君主立宪。

不过，1911年5月组成的“责任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结果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开始瓦解，清帝于1912年退位，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的正式结束，到1917年张勋又曾复辟清朝，但只持续了12天。

❷ 古人是怎样进行垃圾分类如何治理环境污染的

古人是有专门回收垃圾的人来进行垃圾回收的，这些人会把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和粪便进行出售，主要就是用于农耕，而剩下的垃圾则会将其焚烧，一般会找人挖一个大坑，然后再将垃圾在坑中进行焚烧，一些烧不掉的就直接埋掉了，古代对环境污染还是比较重视的，在古代的时候也是不可以随地乱扔垃圾的，并且惩罚要比我们现在严重得多，比如秦朝对于随地乱扔垃圾者，会在脸上刻字，更早以前还会砍胳膊和砍手，有这么严厉的惩罚，还有谁再敢乱扔垃圾了。

而且我觉得只要不随地乱扔垃圾，就不会造成太大的环境污染，有人可能会说焚烧垃圾也是会造成空气污染的，但古代的绿植要比我们现在多得多，所以总体影响也并不是很大。

❸ 饱受战乱的晚清迫切需要一个怎样的皇帝

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历史跨越了古代和近代，是一个距离现代社会最近的封建王朝，关于这个朝代，有着太多可以书写的内容，这个王朝与所有的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类似，都有着一个兴盛和衰败的周期，但是清朝的灭亡，本质上不能说是因为君王昏庸，造成民不聊生，人民忍无可忍推翻了王朝的统治。

（图片源自网络）

清朝的灭亡本质原因是它的制度已经不为世界大环境所接受，落后的制度带来了迂腐的思维和低下的生产力，最终在世界的大格局下，被新的制度代替。

在晚清的动荡时期，国力微弱的清帝国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将清朝从当时的水深火热里面救出来，然而不知为何，在清朝处于上升期的时候，所派出的皇帝都是十分合格的，且意识十分强大，能力高超，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皆有很大造诣。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6位皇帝皆保持很强的帝王才能，这6位皇帝的接力治理，令清朝走向了鼎盛期，然而，清朝中期以后，天下太平已久，终日的锦衣玉食让之后的皇帝开始逐渐失去了爱新觉罗家族的血性，开始变得绵软，身体素质降低的同时武功骑射也相应的开始降低，精神和意志也不再有当年的韧性，到了晚清，清朝皇族们已经退化到了绵软无力的状态。

例如光绪皇帝，身体里的那股子爱新觉罗的血液已经快找不到了。从小便在深宫中长大的他，对人情的冷暖，社会的复杂一无所知。在锦衣玉食和万般呵护中长大的光绪皇帝，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艰苦和磨难，这样的皇帝很明显是无法支撑起晚清这艘摇摇欲坠的大船的。

❹ 清朝统治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对待内忧外患的态度

实际当时清朝面临的环境有点象其前朝明朝，当时明朝面临的是内有“中原流寇”李自成，外有东北后金政权。而清朝所面对的是内有太平天国，外有列强。作为统治者，当然想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可以想象，此时的清朝必然会参考明朝末年的情况来作出其自己的判断。明朝崇祯面对的内忧外患，他是怎样作的呢，他是镇压农民起义军，将李自成稍微压制之后，又忙于将军队调遣北方与后金交战，所以是穷于应付，加上此时的朝臣真正有才能的已经少之又少了，根本不足以应用与两个战场。此时，崇祯应该先与后金媾和，以图将精力、兵力集中到消灭李自成的内部战场去。然而崇祯如果是一个不是很有雄心的人那么应该可以做到这点，但是正是因为他有抱负，确实是渴望复兴明朝，花了很大的心血在治理国家，而且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觉得如果与后金媾和，是对天朝的侮辱。结果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而清朝面对这样的时候，吸取的明朝的教训，对内，是尽力镇压太平天国，重用人才，发觉人才，不惜启很多汉人，如曾国藩、左宗棠等，甚至派林则徐去镇压。（林在赴广西途中病死）。尽全力扑灭太平天国的起义。对外方面，也逐步开眼看世界，一方面，对，列强采取讲和，尽量不打。为了维系政权，什么事情都可以作，包括割让领土。当然如果列强的要求太过分，该打的时候还是要打的。如中法战争，其实并没有打败，而是不败而败。以战获取与对方谈判的筹码。而且还有一点，以寇制夷，利用义和团的民族主义狂热，使其将矛头指向列强，间接对列强进行打击，引起列强的强烈反应，八国联军开赴中国，打击义和团。这样，虽然清廷引狼入室，将列强引入，但是同时也利用了列强为其除去了内患，同时也使列强明白中国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然后，列强走后，义和团已经被整得奄奄一息，这时候再过河拆桥，对义和团赶尽杀绝。这招真的是绝了。内忧外患都给清廷利用了。而且也在观念上也有所开放，懂得学习西方，当然没有日本学得那么彻底，但是涉及到关键的政治改革，变法维新的时候就害怕触及到其统治的根本，所以又不敢放任变法运动发展，进行打压。但总的来说，清末的统治者比明末的统治者要高明，虽然最终难免失去政权，但是起码还维持了半个多实际。但最终还是不能逆大势而行，终于结束了其统治。

❺ 清朝是如何治理黄河的，效果如何

清朝采用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方法治理黄河。

清初，康熙皇帝曾任用靳辅大治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淤，河底渐高。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多月一次，与明代平均约7个月决口一次相比，总体来说可谓每况愈下。

清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十六年（1677）间，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海口淤塞，运河断航，漕运受阻，大片良田沦为泽国。康熙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过邯郸时看到陈潢的题壁诗，发现陈潢才学过人，遂礼之入幕，协助治水。

陈潢为制定治河工程计划，跋涉险阻，上下数百里，一一审度。在治理方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论，主张把“分流”和“合流”结合起来，把“分流杀势”作为河水暴涨时的应急措施，而以“合流攻沙”作为长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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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六年（1687）经靳辅保奏，授陈潢佥事道衔。此后，为了根除黄、淮两河水患，陈潢又打破自古以来“防河保运”的传统方法，提出了“彻首彻尾”治理黄河、淮河的意见，即在黄河、淮河上、中、下游进行“统行规划、源流并治”，未为朝廷采纳。

二十七年，靳辅、陈潢被人以“屯田扰民”的罪名参劾而遭撤职。不久，病死于北京。著有《河防述言》、《河防摘要》，附载于靳辅《治河方略》。

在具体做法上，采用了建筑减水坝和开挖引河的方法。为了使正河保持一定的流速流量，发明了“测水法”，把“束水攻沙”的理论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上。由于陈潢等人指导有方，在他负责治河期间的黄河安澜无患。

❻ 为什么清朝统治最稳定

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统治了人口是其几百倍的大汉民族！那么为什么满清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会统治中国近三百余年呢？相反，强大的元朝也仅仅统治中国近百年罢了！

在这里，贤夫君分享一下我所理解的为何满清会有如此之长的统治时间，虽然满清在近代确实有过太多的屈辱历史，但是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点，满清的统治阶级很团结。这个是历代中国统治王朝所不具备的，原因很简单，统治阶级是少数民族把控，而统治的基础是汉人等各民族百姓，人数百倍与自己，这群人在外部环境的压迫下，自然而然的会选择抱团。

第二点，满清的统治者非常有能力。纵观满清近三百年的统治，也就慈禧掌权时期的中国腐败无道，而之前不光是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是比较有为的君王。有时候会觉得老天太眷顾清朝了，一连出现好几位有能力的皇帝，不光在治理国家方面做的井井有条，也不断的进取，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出台了很多有利于稳定清朝统治的政策。在这里笔者也就没有带有色眼镜看带他们了，都是中国人，一视同仁了！

第三点，满清统治者是合格的表演家。首先在清军攻下北京之后，满清为了笼络当时的汉人，给崇祯皇帝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且还修了皇陵，以此减少南明的防备心理，以为满清真是给崇祯报仇来了。更重要的是，满清入关时宣称是为崇祯报仇才入关的，而这也是为了笼络那些忠与崇祯皇帝的老百姓！后来康熙皇帝又玩了这样一出戏，就是六下江南的时候，每次都去朱元璋的“明孝陵”扫墓，每次祭拜必亲行三跪九叩大礼，做出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以表示清朝是明朝的正统继承的地位。就玩了这一手，当时的百姓、士子都被康熙感动的五体投地、泪流不止！

第四点，满清的统治者顺从历史潮流。有些事情是大势所趋，根本就没有扭转的可能性。比如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满清大规模汉化，说白了，除了留辫子，满清基本上一切礼仪、文字、度、量、衡、官制、科举制度、等等制度全部依从汉制。这个也是必须的，人家满清想多统治几年就必须接受汉化这个事实，毕竟落后的文明永远无法取代先进的文明！

第五点，满清的统治者知道军事妥协。为何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满清还能统治50多年？其实到清朝后期，统治者知道自己手上的军队不堪一击，所以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大规模起用汉人，尤其是军队。起先清朝八旗是最牛逼的，但是后来八旗不行了，就换汉人绿营，绿营战斗力废了之后就是湘军、淮军以及后来的北洋新军。而清朝后期的政治权利，军事权利大部分其实已经掌控在当时汉人手中，才有了辛亥革命时期权利的和平过渡！

第六点，满清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这是满清统治者最会玩的手段，为了更好的奴役百姓，满清统治者大搞文字狱，进行愚民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把自己标榜为道德的模范，改造大多数人的思想。

其实网上有很多关于清朝能长时间统治的原因，比如物资控制、思想控制、社会控制、人格控制、奴隶人格、政治控制、军事控制、信息控制等等，但是有很多说法都很极端，不能以局外人的角度合理看待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崛起，我们一定要吸取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我们各民族一定要团结对外，才能长治久安，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❼ 清朝越来越走向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清朝皇帝怎么丢掉江山的?清朝皇帝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从道光到光绪(乃至宣统)，都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把祖传的家产分批分批地送进当铺里 ——只取回了几张可耻的票据。曾经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命比纸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最终还是人民的觉悟推动清王朝走向灭亡。

清代的皇帝，大多喜欢狩猎。跟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也是靠“弯弓射大雕”而白手起家的——传说他最初创业的本钱仅为私藏的十三副刀甲。若按阶级划分，他无疑属于猎户出身，朝伏夜出，捕杀野兔山鸡之类去城里卖，养家糊口。估计在那个时代，貂皮鹿茸灵芝草，就已是“东北三件宝”了。然而此人偏偏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率领一大群穿着虎皮短袄的“解珍解宝”《冰浒传》里的猎户兄弟)，游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不仅打猎，而且打仗，凭借武力统一了满洲诸部落，进而跟长城内的大明帝国“叫板”，有取而代之壮志。就像让野生动物与圈养动物相互厮杀，自古即实行井田制的中原农耕民族，哪里是打虎上山的八旗兵马的对手呢?鹿死谁手是明摆着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仗着兵强马壮的优势，爱新觉罗们终于冲进山海关。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明降将吴三桂，无疑充当了鹰犬的角色，引导着有备而来的狩猎者占领北京城，并且一鼓气打到了南方的边疆。由盛京(沈阳)移鼎北京的顺治小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允许其把“狗窝”盖在云南——总算捞到几根骨头啃一啃。

真正的赢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打到了一头足以令老前辈欣慰甚至嫉妒的猎物：大明的皇天后土。虽然此举近似于乘人之危的“偷猎”。鹬蚌相争(李闯王进京逼死崇祯帝)，渔翁得利也。

按道理讲，衣食无忧、富贵尽享的真命天子，已无需操刀挽弓去猎食。康熙却不这么想，仍苦练骑射的技法。在宫墙御苑内打靶犹嫌不过瘾，还在热河的原始森林设立“木兰围场”——莫非为了训练野外生存的能力?只能说，他不甘心让锁链般的长城束缚住骨子里遗传的野性。据史书记载：康熙每年立秋之后都要远赴热河狩猎近一个月，一生共参加四十八次之多。看来他对木兰围场之依恋，丝毫不亚于对精雕玉琢的紫禁城的感情。那是他精神上的故乡，那是他磨砺意志与体力的行宫。康熙天生是个彻底的行动主义者：不管狩猎抑或执政，都迷信速度与力量。甚至在初出茅庐时，就铲除强大的政敌鳌拜，随即又屠杀了吴三桂这父辈的鹰犬。对于真正的猎人来说，鹰犬是多余的。

在无仗可打的时候，康熙只能把过剩的精力用于打猎。当他脱下臃肿的龙袍、换上紧身的铠甲——一马当先冲入深山老林，肯定暂时忘掉自己是个皇帝，忘掉身后尾随的庞大的卫队(近万人)，而现出猎手的原形与本性。眼前只有莽莽的群山、遒劲的树木、一掠而过的鸟兽，吸引着他全部的注意力。或许曾有一闪念：即使从此真的做个平凡的猎户，也会很快活的。野地里射虎，和政坛上逐鹿，快感相似。都可以满足血液里的征服欲。从客观上来讲，已成定律的秋狩，对其麾下的八旗官兵亦是另一种性质的操练：不仅要保持弓马之强劲，更要发扬尚武之精神。在这方面，皇上本人即是最好的榜样。

既然人类中已无对手，政治上已无劲敌，唯我独尊的康熙大帝(中国历史上能称作大帝的君王屈指可数)，意犹未尽地把目标转向毒蛇猛兽——简直在跟大自然较劲。1719年，他对自己的业余爱好做了一番总结：“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并且沾沾自喜于这绝妙的乐趣，“朕于一日之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我视之为一位和平年代的帝王特殊的“述职报告”，不是在炫耀政绩，而是逐一清点狩猎的战果。这份血淋淋的清单，若让当代的“环保”人士看了，会心疼不已：难怪虎豹熊狼都成了珍稀动物一它们的危机早在清朝就开始了。在破坏生态环境方面，康熙之残暴，似乎并不亚于杀人如麻的希特勒? 可惜彼时，没有谁敢罚皇帝的款，或追究其刑事责任。

好在康熙无师自通地懂一点生态平衡的知识，逐年轮换狩猎区域。也亏得木兰围场面积大，珍禽异兽总算有喘息之机，才不至于断子绝孙。否则治国有方的康熙，堪称荼害生灵的刽子手了，功过相抵，毁誉交加。

作为神射手康熙之子孙，雍正与乾隆，皆精于弓马。尤其乾隆，是好战分子，东征西伐，打得很过瘾。自诩为“十全武功”(刻碑后供奉于避暑山庄)。与人战之余，也与天地战——继承了“木兰秋狩”的传统，厉兵秣马，捕虎射雕，一轮又一轮地“大扫荡”。他去热河行宫的次数比康熙还多，估计“成绩单”也并不逊色。乾隆的爱好甚至更广泛：不仅频繁在塞上游猎，还热中于乘龙舟下江南。这最尊贵的“渔翁”，兴高采烈地亨小调，往返于运河沿岸，垂钓风景，垂钓诗画，垂钓美食——包括垂钓形形色色的美人鱼。他的风流韵事可太多了。游戏山水也游戏人生。

我还知道道光的枪法很了得!嘉庆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热河行宫避暑，天理教起义军乘虚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监的内应下，兵分两路：由西华门潜至隆宗门，由东华门攻入内廷景运门——直至由通道登上五凤楼，居高临下地与御林军交火。其时诸皇子正在宫中读书，听到枪声后都很惊慌，唯独道光保持镇定，率领几个小兄弟取出鸟枪去养心殿抢占有利地形。偏偏内廷军械库的值班太监手忙脚乱，没有找到铅丸。迫在眉睫，道光反应很快，让在场者将衣服上的铜纽扣全揪下来，混入火药中代替铅丸。当起义军翻墙而入时，道光开枪击中两人，其余皇子又射伤第三人，打得对方抬不起头来，只好改变偷袭皇帝寝宫养心殿、劫持人质的作战计划。道光凭着一把铜扣子作弹药，一直坚守到增援部队赶来。

嘉庆皇帝原本不欣赏这位貌不出众的皇次子，曾惩罚他到内廷“打扫处”接受劳动改造，跟小太监一起擦窗户扫地。可道光在此事变中的表现，使父皇刮目相看：临危不乱，智勇双全，可治理江山也。于是道光被“破格提拔”为皇位继承人。神枪手道光，尚是皇子时，恐怕就接受过“军训”了。否则不至于如此熟练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绩一定也很不错。

道光承袭帝位(也算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一如既往地喜欢玩枪，喜欢打猎。他晚年时，与其父皇一样为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伤脑筋，颇费踌躇：“欲付大，犹未决，令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忻获禽最多。文（咸丰)未发一矢，问之，对日：‘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日： ‘此真帝者之言!”’[清史稿·杜受田]以聚猎比武的方式来辨别儿子们之高下，本无可厚非。只不过作为裁判的父亲，暗自拟定的是另一种比赛规划：并非比枪法、比武力、比战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恶。因此，猎物颇丰的恭王奕新反而落选了，怀抱着一杆道具般的空枪的咸丰却脱颖而出。

咸丰考虑到春季鸟兽正在生儿育女，不忍杀伐，破坏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态平衡。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皇子，一位最老的“绿党”——肯定很讨后世之绿色和平组织欢心与褒奖。当今之濒危动物，若有良知、若能读懂历史的话，应该会感激这“大善人”的恩情。可惜，若以帝王必须具备的霸气来衡量，咸则失之于迂腐了。政治毕竟不同于“环保”，治国平天下，光有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侠骨、雄心、铁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败诸侯、开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灯、是心慈手钦之辈?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马上皇帝，靠火与剑建功立业的。

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崭露头角的，偏偏器重咸丰这样的“慈善家”，器重一个另类。真不可思议!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经、削弱了斗志?难道忘记了：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一让其守业也不见得会有多好的结果。若以不杀生为优点，适宜做和尚。烧香拜佛，与保家卫国，是不同的概念。毕竟，世界已非尧舜禹的时代，不进取则落伍。群在那次南苑校猎中，弹无虚发的恭亲王奕新，倒还真是个人物。众人皆知他与咸丰少年时同房修文习武，而才华略胜一筹。他好强斗胜的血性，却不受父皇青睐。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

道光不以实力、而以道德选拔人才，犯了主观化的错误。他的一念之差，导致大清国运的衰竭：亦步亦趋地走进一条无路可退的死胡同。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道光首先是要负责的。他不仅于1842年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而且选错了接班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治国确非咸丰的强项，他更适合做“农林牧富渔业部长”，抑或组建绿色和平组织，却不擅长扩充武备，抵御外敌。徒具“妇人之仁”，哪里能斗过强盗的逻辑?他在任期间，北京首次沦陷于跨海而来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丢尽了脸。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冲进安定门——从此安定门再也不安定了。咸丰本人吓得屁滚尿流，到承德避风头。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庄，都为了打猎，为了耀武扬威；咸丰此次十足是在逃难，把祖传的围场当作最后的避难所了。真是绝妙的讽刺!咸丰肯定没心思秋狩了，他自己俨然已成别人追击的猎物。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办法。咸丰在承德躲了将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面对先帝们的手迹与丰碑，又无颜见江东父老——肯定如坐针毡、进退两难。大病一场，索性躲到地狱里去了。

咸丰生前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敌人，“焚烧淫掠，备极残酷”，毫不手软地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菩萨心肠管什么用?甚至无力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护。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耻的。

说咸丰是清朝的败家子并不为过。在洋枪洋炮面前，他拱手献出了都城，并退避三舍。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就是由其开始的。狩猎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马，竞争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从此，西方列强的铁蹄在华夏版图上横冲直撞，恣意地围猎。

就像道光选错了接班人，咸丰还有个失误：娶错了老婆。他该纳慈禧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就发生祥政变，由此垂帘听政达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衰的境地，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不断地赔款，不断地割地，不断地签署卖身契(不平等条约)。慈禧不思振作国防，反而把本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颐和园)了。这个女人瞎搀和的结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

我偶尔会作无用的假设：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而是身不凡的恭亲王奕忻一一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叶赫那拉氏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十个手指不可能一样长。奕忻与咸丰虽为兄弟，却具有不同个性——从南苑校猎各自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咸丰偏重于仁其实是个庸人)，奕忻倾向于勇(倒是可造才)。一山不容二虎，咸丰上台以后，奕忻只好低眉顺眼地跑跑龙套——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即使这样，咸丰对其仍加以提防与排挤。杨义先生曾将这哥俩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与曹植，可见奕忻的日子是很熬的：“曹植借诗泄愤，成为旷世诗伯。恭亲王却把诗情倾注于林苑，使他的花园成为砖瓦木石堆叠成的沉默的诗了。” 奕忻是道光第六子，因而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亲王府，俗称六爷府”。这位有经韬伟略而无法施展的王爷，在空旷的花园里采菊、饮酒，也一样备感压抑吧?

咸丰去承德避祸，却把擦屁股的事交给恭亲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抚局”。这是一盘很难收拾的残棋，连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当替罪羊，跟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讨价还价，赔笑脸、求情。“这是个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新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 ‘隗对祖宗’，‘亦无颜于人世’。可是奕新居然‘不辱使命’，不佃‘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奕新作了咸丰的“人体盾牌”，抵挡腥风血雨。然而这“小六子”确实有几分指挥才能与外交手腕，总算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

恭亲王本是挽弓当挽强的世袭贵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与豺狼谈判，赔礼道歉，委曲求全。想一想，真是够为难他的。若将奕忻比作中流砥柱，有点夸张了；但他毕竟努力发挥着能屈能伸、能开能合的外交家风度，以应付祸从天降的激变。不容易啊。

奕忻的硬骨头，后来体现在敢与慈禧太后相对抗。慈禧有一宠臣，欲从紫禁城正门出去办事，门官不允许，称其违背祖训(此门是皇帝本人进出的御道)，双方就争吵起来。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要奕新和刑部处死一点不给面子的门官。奕忻严词拒绝。慈禧很下不来台：“你算老几?敢顶撞我?”奕忻不服软：“我是恭亲王。”慈禧威胁：“我撤了你的王爵!”奕忻不惧：“你撤得了我王爷的称号，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韵六儿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几，反过来把慈禧给难住了。看来奕忻的本性是不畏权贵的耿直之人，傲气十足。

假如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由这样的人当家的话，估计情况会好一些。
然而历史从来没有第二种选择。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太婆玩弄、操纵于股掌。尤其光绪，虽曾想谋取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林语堂语)，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如何统治四方、降龙伏虎呢? 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老佛爷”派人推进井里，却无力解救——活得真够窝囊的。

至于末代的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扶不上马的“阿斗”。他三岁时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嗷嗷大哭，吓得尿裤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担起整个国家的帝王?最终还是人民的觉悟推动清王朝走向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着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绪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后一座——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帝陵。因为末代皇帝宣统登台仅三年出头就被迫退位(故称“废帝”)，葬送了大清王朝。况且，溥仪去世时的身份是平民，已无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是以光绪的崇陵画上句号的。

出北京城，走读东、西陵，等于是在读清史，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程。皇帝们终于像恐龙一样绝种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观众的心理上——已遥远如侏罗纪了。清陵，离你我最近的一座侏罗纪公园。

读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对其盛衰一目了然。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间的分水岭：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康雍乾诸具有豪华装修、富可敌国的陵寝，真正称得上气象万千。从道光开始，在料理后事方面则显得小气多了。慕陵的规模就有所压裁撤了华表、石像生(石人石兽)、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神功碑。清朝有制：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鸦片战争失败而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开赔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断不好意思给自己树碑的 ——该如何书写那耻辱的一笔?常言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偏偏是有大过的，犯了丢失国土的错误。一位失职的皇帝，厚着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无异于扇自己耳光。

况且，“政策”也不允许。有违先祖订立的家法国法。
道光就这样红着脸躺在不完整的陵墓里。我想他一定盼望着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早日弥补罪过。否则，他会睡得很不踏实的。死后照样噩梦不断。

慕陵的名称，系道光生前细加斟酌选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对先帝们创业守业的丰功伟绩(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确实只有仰慕的份儿。不仅仅仰慕，他还应该抱愧呢。愧对祖先。

不只是道光一个人羡慕。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同样只有羡慕的份儿。同样愧对祖宗打下的基业。羡慕的程度与惭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于道光。

与道光相比，他们赔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输得精光。
所以，他们的陵墓，同样没有大碑亭、石像生——权当自己惩罚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于谈论自己的功过，只好让墓碑缺席。

看来这些龙子龙孙挺守规矩的。
没守住江山，光守住规矩有什么用?
他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愧对后人。
即使无规可循，也是需要惭愧的。眼睁睁看着山河破碎、版图缺损却无计可施，纵然“土遁”了，也无法逃避千夫万民的谴责。这张脸该往哪里搁?圣德神功碑该往哪里搁?

还是老老实实地在九泉之下多写出几份检讨书吧。闭门思讨去吧。

玉碎月蚀，民族的自尊与信心从指缝里溜走——光是忏悔有什么用?一个又一个，红着脸走了，哑口无言地走了。怎么一比一个还不争气呢?皇冠与权杖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着，而懦弱屈辱也在传递着。

走读东、西陵，走读清史，越读越不是滋味。从慕陵开始，江日下，风雨飘摇，光荣与梦想逐渐为耻辱所代替。

话又说回来，大清的创业者们是无愧的——甚至是伟大的。仅在开疆拓土中发挥了最大的能量、为后人提供了叹为观止遗产，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精神的信条：丢失国之寸土，即大罪错也!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还有哪一个朝代，订立过如此严格的戒律——明文规定丢失国土者，死后配享有圣德神功碑。简直带有罪不可贺、死有余辜的意思。

我宁愿将之视为清朝的创举。开国者居安思危，对后代不放心，才会留下这意味深长的遗嘱：要保护好我流汗滴血积累的遗产，稍有差池，即为不肖子孙也!这是对败家子的警告。

若更早点产生，若更加锋利——如达摩克斯之剑高悬，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是否可能减少若干误国亡国的昏君?

总之，应该有一些制约昏庸帝王的东西(譬如报应，譬如祖训)，以免其无所顾忌地挥霍、腐化乃至割让 况且，爱新觉罗氏的家规，虽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毕竟还有葬身之地)，并没有阻挡住国力衰竭、国土沦丧的命运。

从道光开始，到了光绪那里——虽有寸土必争之心，苦无寸土必争之力。以《中英南京条约》为先导，相继有《中俄瑷珲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协议，为日暮途穷的晚清缝补了一件腐朽的尸衣。从道光到光绪(乃至宣统)，都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把祖传的家产分批分批地送进当铺里——只取回了几张可耻的票据。曾经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命比纸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走读东、西陵，走读化石版的清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最后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后的王朝哟!

清室奉行的诸多规矩，迥异于前朝。你说它是族规也可以，说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的特色。能够看出，最初的“立法者”很动了一番脑筋的。这些代表着最高意志的“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动地得以贯彻。譬如我前面说过的：帝陵是否可建立圣德神功碑，绝对是有条件的。是跟该君主的政绩“挂钩”的——不容失寸土，就像不容白玉有微瑕。道光因鸦片战争落败，丢了香港——哪怕香港在当时不过一弹丸之地，足以让道光羞辱不堪、死不瞑目了。

清取代明，从宏观的体制方面，袭用了前朝之衣钵。本来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却不满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上又谋求变革，企望制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

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皇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要数立以贤的帝位继承法。
明朝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谁先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一有一种论资排辈、听天由命的意思。表面上似乎容易减免是非，却有后患：不是当皇帝的料，偏偏当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出类拔萃者，却不见得有入选的资格。所以，明帝(共十余位)中颇多昏庸之辈，祸国殃民。恐怕正是因为吸取前车之鉴，清朝选立皇储的比赛规则修改了：摒弃了辈分的因素，以才取胜、为贤是取——这样对每一个皇子来说，则显得公平多了。机会面人人平等，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脱俗超群。而对国家的发来说，则更保险一些：毕竟，皇储是经过严格的筛选与客观的考验的，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

清之先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于竞争意识乃至忧患意识，也更重视领袖作用。两军交战勇者胜——如果主帅既无勇又无谋，大家跟着吃亏。所谓立储，等于是在选择民族的领头羊，一点也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须具备方位感、判断力及指挥才能，才不至于把众生之船划进漩涡里去。一旦触礁或搁后悔莫及——还不如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紫禁城里的皇子们，都要接受精密的综合素质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担任教师爷，“逐日讲经史，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乱兴衰之道，可以详细陈说，而圣德日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岁就上学了，启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李鸿藻。继位后，两宫太后又特意为这个小皇帝聘请了李鸿章、翁心存及礼部和工部的两位上书，担任弘德殿授读的师傅。

滁了学习书本知识，还必须“军训”：骑马射箭，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难怪道光哥儿几个在抵抗天理教袭击时，临阵不有那么好的枪法呢。

皇子们同台学艺，谁不想以优势取胜呢?不是为了考状元，是为了当皇帝——太有诱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面前，拼命显示自己新学到手的文韬武略。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竞选总统似的，只不过是为了拉着最关键的一张选票。假如儿子们的学习成绩差不多，就够让他们的“皇阿玛”为难的。该让谁当“班干部”呢?

想当年道光一直很为难：四子奕狞(咸丰)和六子奕忻，各有千秋——如何取舍呢?他率领儿子们去南苑校猎，无形中将天地作为考场了。当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体育的综合分：咸丰的武艺虽不出众，但“政治课”学得好，以仁慈之心获得了父皇青睐——国家就需要这样“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

据传道光曾考问这两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出了一道题目：何为治国之本?在赵大力著《恭亲王奕忻》一书里，奕忻回答：“当然是国富民强，只有发展经济大业，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国才能稳定。”而咸丰则回答：“治国之本惟仁孝，贤德最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济于民，抚育百姓，取信于民，则人心所向难以驾驭，若人心不轨，则难图大业。”两人说得都不错，但各有偏重。我以为奕忻的态度更务实一些。

❽ 清朝当时的社会背景

清朝来当时的社会背景源：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1644年，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多尔衮率领清兵入关，至1659年平定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

后又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逐步掌控全国。

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在此期间，中国的传统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

清初人口增殖，土地增垦，物产盈丰，边境无事，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相对繁荣稳定，综合国力远胜于汉唐。

鸦片战争后多遭列强入侵，中国人民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近代化的探索和改革。

1912年2月12日，北洋大臣袁世凯诱使清帝溥仪逊位，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从此结束。

(8)清朝环境治理扩展阅读：

清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清朝统治者统一蒙古诸部，将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乾隆年间，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

极盛时期的清朝，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包括50多个民族，国家空前统一。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清朝

❾ 康熙盛世的背后孕育着危机，面对巨变的国际环境，清朝统治者是如何应对的结果如何

康熙晚年好大喜功，国家贪官泛滥，而康熙却对很多贪官持宽容态度，导致国家千疮百孔，及至雍正即位时，这位著名的冷面王爷，手段凌厉，施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任用李卫，田文镜，鄂尔泰等能吏，国家从根本上有所好转，才有乾隆盛世，可以说雍正对于清朝的作用是很大的，承上启下。

❿ 中国古代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是

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农牧业生产活动引起的对森林、水源及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远古时期起，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这种思想，常常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周代人们就具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和活动，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逐渐地发展到自觉的、比较清楚的阶段。到春秋战国时代，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已具有明确的目的，具体的规定，范围也相当广泛，并始终同经济发展相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到了秦汉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已由自发阶段进入了相当自觉的阶段，在理论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唐代和宋代对环境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仍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元朝对环境的破坏是历朝历代甚至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明朝总体上对环境保护依然很重视，清朝不重视环境，人口激增，给我国环境带来巨大灾难。
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论述历朝历代的环境政策，一方面以西周、秦汉、唐宋和明朝为例，论述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这是我们现代政府需要学习的部分。另一方面以南北朝、元朝和清朝为例论述破坏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要引以为戒。
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今者，死无赦。”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西周政府把对人口居住环境的考察和保护列入了西周的朝政范围。战国时的荀子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不难看出，荀子的保护思想是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的，其保护的目的，也在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实行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政策。他主张采用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建立管理山林川泽的机构。他认为，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按照规定的季节开放，有计划地利用。先秦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唐代不仅把山林川泽、苑圃、打猎作为政府管理的范围，还把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畴，同时还把京兆、河南二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这就从管理范围上超过了先秦时期。宋代，特别是北宋，也相当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并注重立法保护，甚至以皇帝下诏令的方式，一再重申保护禁令；同时，还命令州县官吏以至乡长里长之类的基层官吏侦察捕拿违犯禁令的人，可见其认真程度及执法之严。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表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当敏感。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一直到仁宗时，都承袭前代的有关规定进行管制，而且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时，为了缓和“工役繁兴，征取稍急”的困难局面，减轻人民负担，就开始放弃或部分放弃了管制措施。
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由于大量胡人长时间割据再“黄土高原”和北方土地，导致胡人的密度突然加剧，再加上长时间和南方汉人的拉据战，所以需要大量木材。而“黄土高原”提供了这一方便，导致黄土高原的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从此“河”变为“黄河”黄河变浑浊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元朝对环境的破坏是历朝历代甚至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蒙古人对适合耕地的环境进行大面积的破坏和荒废，由于蒙古人不适合中国古代的山水环境，所以强制破坏了万年已久的森林和水土，大面积的改变所环境的作物和物种，大面积的放牧导致加剧了北方土地的荒芜化。据《农织记》所载“茹鹤尸滥，山野林秃”表明对中国物种和环境结构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清代人口猛增，又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垦为农田，造成草原退化、沙漠扩展及林木破坏与水上流失，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并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警告。并且清代施行的禁海，害怕汉人和倭人相互勾结对木材进行严格的控制，导致普遍乱砍乱伐。清代散文家梅曾亮记述并分析了安徽宣城水土流失的状况及原因，指出开垦山地造成了水土流失并殃及平地农田。但是，所有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不合理的垦殖仍在继续进行，对中国的环境带了巨大的灾难。我国建国之后，也是盲目的垦荒，扩展农田，造成现在的土地沙漠化严重，历史一再重演，我们要吸取教训，保护环境。
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传统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离我们愈来愈远。人们日益从与自然和谐而生的共荣关系中分化出来，异化为自然地对立面。让我们重拾天人合一，反省自己，保护自然环境，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