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主体

『壹』 多个主体共同治理的理论有什么

政社合作有许多不同的模式，我们简要介绍四种重要模式：
一是法团主义模式(corporatism)。法团主义旨在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寻求在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和常规性互动体系[2]。简单地说，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有序、稳定、制度化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与协商代替竞争与排斥，解决社会冲突和失序。随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统一的直接登记体制在四大类社会组织中放开，国家承认“自下而上”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允许社会组织间通过自下而上的竞争性淘汰获得与政府合作的机会，参与合作的社会组织数量众多，社会组织间功能分化弱化，社会组织接受国家承认和管理。需要指出的是，法团主义模式下的政社合作绝不是一种行政上的等级控制关系，社会组织绝不是政府的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合作关系。
二是合作治理模式。近20年来，一种名为“合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的新治理理论得到发展。该理论旨在将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个公共舆论空间(common forums)，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界限变得模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consensus-oriented)形成决策。[3]安塞尔(Ansell)、戈士(Gash)等学者认为合作治理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针对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问题，合作由政府等公共机构发起，治理主体包括利益相关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利益无关者(nonstate actors)，这些主体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而不仅仅是公共机构的顾问，协商的公共舆论空间组织化运作并要求共同参与，协商目的在于达成共识，采取共同决策。[4]
三是第三方治理模式。第三方治理(third-party governance)[5]强调公共与非营利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共享责任、公共资金和公共权威，通过开放一部分公共领域让非营利组织参与进来，使公共服务提供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竞争性，从而有助于提高效率、减少成本。其实质是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基于共同目标而联合行动，与此同时，通过协调/整合补充资源实现各自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对效率、成本、责任和公平的需求，必须与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相协调统一。
四是契约关系模式。契约关系(contracting relationship)模式[6]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产物，被认为是替代传统官僚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最佳选择;它是指政府通过委托或购买等契约方式将公共服务外包给其他政府、私人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其目的在于减少政府成本、提高效率。根据政策环境的不同，可以采取竞争(competition)、谈判(negotiation)和合作(corporation)三种不同的契约形式[7]，契约关系模式蕴含了合作参与、民主行政、公平效率等价值内涵。

『贰』 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各主体分别发挥着什么作用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现状分析
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公共资源和服务也出现紧缺和分配困难，给城市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必须转变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方式，强调公众参与及公众主体作用。本章主要论述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具体实践及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3.1 我国城市治理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我国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较大发展，公众主体意识和政治需求也不断增加，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为发挥公众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
3.1.1 创新城市治理制度，提高决策民主化程度
南京市于 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颁布《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将城市治理的理念制度化，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城市治理的地方综合立法，它在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上具有大量突破和创新。
首先，突出了民主行政理念。《条例》在第一章总则部分便指出本条例是以“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建设宜居城市和幸福城市”为目的， 《条例》明确提出要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意在保障公众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权利，体现了从传统城市管理向更加民主的现代城市治理转变的新思路。
其次，健全了公众参与的制度。《条例》第二章专门规定了公众、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参与城市治理的多种具体方式，并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为公众依法、高效参与城市治理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再者，创新了城市治理体制。《条例》首创成立了城市治理委员会，并引入公众参与，且规定公众委员比例不低于 50%,公众委员可以通过提案、调查、微博等多种方式建言。可以说城市治理委员会成为了公众参与的平台，公众通过这一平台参与城市治理并获得有力支撑。
《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颁布，是我国城市治理制度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实施推动了公众积极有序参与城市治理，并提高城市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最终将提升城市的发展和公众生活品质。
3.1.2 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整合多方参与力量
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培育出来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它在推进城市大型项目、发展城市文化、带动城市特色产业发展、打造城市品牌以及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①.
近年来，杭州市为了实现构建“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开始逐步进行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各群体、各层次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例如，“杭州城市品牌网群”即是杭州市为了构建“生活品质之城”而积极进行培育的社会复合主体，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媒介人士，以推进城市品牌发展为共同目标，组成了一支高素质、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创业团体，积极开展城市品牌的研究活动，发挥各自优势、交叉联动、互相支撑，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不仅创新了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模式，而且开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路径，更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城市治理的模式、拓展了公众参与的形式。社会复合主体的构建和运行，让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城市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在推进社会民主的同时，有力整合了城市各行各界的各种资源，整合了多方参与力量，最大限度统筹了社会利益。
3.1.3 推行“城管革命”,发挥群众参与作用
武汉市政府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开始启动“城管革命”.它不仅是一场改变城市形象的工程，更是一场革新城市治理理念、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重大革命。
第一，从“小城管”向“大城管”转变。传统的“小城管”主要是管理城市市容和城市环境问题，而武汉“城管革命”开创了“大城管”概念，不仅要做好城市综合管理本职工作，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城市公众素质，从而减少违法违规行为。
第二，提升城市管理标准，革新管理体制机制。武汉市《武汉城市综合管理手册》首次明确规定了各项城市管理工作的标准、流程，有力推进了城市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同时通过组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对城市管理各项职能进行协调，对交叉职能进行重新明确，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
第三，推行柔性化管理，创新执法方式。武汉城管在“城管革命”中积极探索新的执法方式，将柔性执法作为传统执法的补充方式（如鲜花执法、举牌执法等），获得公众好评，促进了和谐治理，提升了执法效率。
第四，动员群众参与，加强城管考核。在环境综合整治方面，武汉各区政府抓住环境治理重点、难点工作，发动市民参与城市管理，鼓励市民志愿者包路段、包路口，构建了全民参与的氛围。而对于城管执法人员，武汉市则制定了《武汉市城管员工作守则及考核办法》，对执法人员进行分类考核，增强城管人员责任意识，提升城市管理业绩。
在这场“城管革命”中，武汉市政府对外瞄准全国一流，力争塑造“大武汉”形象；对内力求摆脱武汉“大县城”、“大工地”形象，表现了解决问题的决心、力度和标准。这场“城管革命”离不开每位公众的努力，公众的参与不仅发挥了集体力量，增加了治理效果，也提高了市民自身素质，在整个社会上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更使得城市治理的民主理念深入人心。
3.1.4 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拓展市民参与途径
“数字化城市治理”就是指以信息化手段和移动通信技术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部件和事件信息，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①.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取得重大成果，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公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的趋势。
为此，北京市东城区对“数字城市”理论进行专门研究，提出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新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应用、整合多项数字城市技术，通过数字网络和信息平台，实时、全方位收集城市管理信息②.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实施需要经过信息收集阶段、案卷建立阶段、任务派遣阶段、任务处理阶段、处理反馈阶段、核查结案阶段，在信息收集和案卷建立阶段，社会公众可以利用无线智能终端向监督中心举报城市管理的一切问题，所有问题会被采集并核实。公众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实时反馈信息和提出意见，实现了城市管理信息化、动态化、精细化。
2005 年 7 月，北京“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被国家建设部确认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数字化城市治理模式的创建，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整合城市管理资源，节约了职能部门人力和物力成本，而且还拓展了公众参与方式与途径，提升了公众参与热情和满意度。
3.2 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许多城市已经接受了新的城市治理理念，并为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积极进行实践。但在具体实践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诸如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
3.2.1 公众参与热情不高，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
近年来，城市政府逐渐认识到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在涉及城市规划、城市公共服务、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公众作为参与主体之一拥有越来越多发言权，公众主体地位明显提升。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公众对于自身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还不充分。在现实城市治理中公众参与的自觉性、理性化程度不高，参与热情普遍较低。大多数人表现的比较冷漠，并认为自身的参与对于决策影响不大或不够直接，而最终决策权依然掌握在政府手里，因而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参与。有些人受传统封建集权思想影响，认为政府是城市治理中的唯一主体，并把城市政府的主导作用简单理解为“政府说了算”或“与自己无关”.有许多人更是是基于“从众心理”而参与，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城市的主人真正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更没有充分享受公众应有的权利，使得公众主体作用发挥流于形式。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对于保障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建设投入不足，使得公众参与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得不到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参与的热情。
3.2.2 公众参与层次较低，主体作用发挥比较局限
虽然我国正在积极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也在努力做好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工作，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处于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治理转型的阶段，城市政府依然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主导着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政府在城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势致使其依靠行政手段完成治理过程，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形式、内容和参与层次上也基本是听从政府事先安排，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限制，参与作用不明显。
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还比较落后，仍然停留在公示、发表意见、咨询、听证等较低层次，而且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配套制度和机制依然不健全，公众代表的选择机制和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建立依旧滞后，公众在城市治理各项事务中的决策参与权和参与途径也无配套法律法规来保障，从而使公众参与层次较低①.另外，虽然我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城市问题和政府治理目标的理解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城市社会中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层次不齐，并且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城市政府的政策议题不断更新，公众参与的门槛也逐渐提高，导致公众参与层次降低，主体作用发挥受到限制。

3.2.3 公众参与途径单一，主体作用发挥缺少渠道
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比较有限，在正式途径中，公众参与的形式、资格、原则等基本由行政管理者来确定，公众参与的合法渠道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利，难以在决策中表达其意志。实际操作中，公众参与的范围、界限也不够明确。一般只是少数公众代表来参与，并且公众代表参与的内容局限在征求意见阶段，是否采纳、何时实施都无明确可靠机制来保证。另外，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公众无法对政府的管理活动进行有效介入和监督，从而削弱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往往会通过媒体、网络、社交工具等表达自己参与治理的愿望。在非正式途径中，公众的参与一般是自发、无组织和无序的，并且许多参与者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和利益相关度影响，对于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难以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于舆论传播速度较快，很多人容易受到偏激、不实信息的误导，难以保持正确立场，加上政府信息公开不彻底，难免有公众为了个人利益而采取非理性的极端方法表达诉求。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比较落后，大多数社会组织难以形成公众参与的渠道，已有的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治理过程中也常常受到政府的各种限制，参与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
3.2.4 公众参与法制滞后，主体作用发挥缺乏保障
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是政府行政更加民主的表现，也是符合公众参政议政需求的普遍做法，但公众参与必须有一套健全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否则公众主体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当前我国公众参与法制建设同公众迅速增长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相比，仍然非常滞后。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公众参与做出阐述，但是依然没有比较具体的法律制度对公众参与的形式、范围、方法、手段等作出具体规定，公众应该享受哪些权利、承担何种义务都无详细规定。比如现行的《城乡规划法》虽然强调了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却没有确立公众参与的具体原则，这就导致了在城市治理实践中作出的某些决策可能与公众的意愿和利益相矛盾，从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①.在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情况下，公众一般难以依法主动争取或维护自身参与权，其参与积极性会大大降低。更有一些人因为不满转而采取非理性表达诉求方式，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影响城市政府形象。另外，公众参与缺乏相应激励机制。城市中有许多外来人口，经济能力较差，政治参与需求不高。在城市治理中很少有人代表这部分人发出声音，为他们争取利益，长此以往可能使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政府除了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他们的参与权，还应该出台相应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参与城市治理，发挥弱势群体作用，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3.3 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

根据上文对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本节主要论述制约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主体作用的因素：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公众参与能力欠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3.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从目前全国各城市治理现状来看，政府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支持力度不够。
一是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主要是听证会式参与和活动式参与，但是政府在这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听证会和政府举办活动只能是由少数市民代表参加的小范围参与，无法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还导致政府各种公众参与活动难以形成常态，形式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二是政策宣传不到位。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各类人群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人群甚至不会使用网络。而政府在政策宣传方面主要是通过官方渠道（如电视，网站，社交媒体等）进行传播，导致一部分人无法了解政策走向；同时，政府在宣传过程中容易忽略不同人群受教育程度差异，也缺乏对国家政策的人性化解读来帮助公众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导致宣传效果有限。
三是信息公开程度不高。虽然我国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化，但是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开范围、领域、级别等事情上基本是自己做主，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普通公众难以获取关键信息，更无从参与对政府政务的有效监督。
政府在城市治理中也很少以开放的态度回应公众质疑和需求，导致信息沟通不及时。
四是制度支持不够。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该享受何种权利、该承担哪些义务都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缺乏可用的法律法规保障公众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权的落实。另外，公众参与城市治理需耗费一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我国目前并未构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激励机制，难以发挥公众参与积极性。
3.3.2 公众参与能力欠缺
我国公众长期以来缺乏对城市治理的参与，虽然公众生活水平大大改善，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但是大部分公众并未具备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
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公众参与的认识和重视不到位，目前还未有专门的制度对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操作规范和原则进行规定，包括具体的参与范围、形式、步骤和路径等，都无明确说明。这直接导致公众长期无从了解参与城市治理具体方式和做法，也无相关人员对他们参与城市治理的能力进行培养和指导，因此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公众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安排，表现为外在参与能力的缺失。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公众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但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大量农村人口为了改变低收入现状涌入城市，形成了差异化的城市人群。城市人群文化水平和自身素质方面的差异造成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层次和参与能力的不同，面对由于社会发展产生的新的城市治理问题和不断增高的参与门槛，公众难免感觉力不从心①,表现为内在参与能力的欠缺。
3.3.3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传统“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制约了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的参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维护封建集权体制为目的，从而禁锢了普通民众的参与意识。无论在官场还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等级思想深入人心，政府行政管理者认为自身是行政决策和执行的领导者，城市治理中的各项事务是自己分内的事，与公众无关，大部分公众也没有能力参与治理，因此更多时候把公众参与当成是一种形式；普通民众也逐渐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价值导向，认为公共事务都是政府的事，政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能力处理好一切，因而没必要关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各级政府依然过分充当“划桨者”的角色，对于国家各类事务管得过多过细，导致公众形成了听从国家和政府安排的习惯。“官本位”思想长久以来影响我国公众价值取向，导致公众在国家事务中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偏低，多数参与者也比较被动，缺乏对政策的独到见解。
本章主要介绍了我国部分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公众主体作用的具体实践，如南京市创新城市管理制度、杭州市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武汉推行“城管革命”、北京实施数字化城市治理等，这些城市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治理效果，但依然存在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参与途径单一和参与法制滞后等问题。本章结合公众主体作用发挥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公众主体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为下一章提出具体的对策提供重要依据。
（资料来源：学术堂 所属分类： 公共管理硕士论文）

『叁』 健康中国的治理主体有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更好保障人民健康作出了制度性安排。编制和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保障人民健康的重大举措，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这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我国对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要举措。

『肆』 国家治理体系的几大支柱包括哪些

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柱包括：国家运行权利制约和监督体系、国家党政关系问题、司法体系、反腐败机制、政府处理和社会处理以及其他重大领域的治理机制。

治理制度体系：法制、激励、协作三大基本制度。治理制度体系解决的是“如何保障治理结构有效运转”的问题。建构好治理主体、明确了治理功能后，重点要有一套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保障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

(4)治理主体扩展阅读：

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传统与来源进行深入剖析，是实现现代化转型发展的起点。中国在传统社会基础上形成了“郡县国家”为核心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

以针对中原社会的“郡县制度”为主导，以针对边疆社会的“盟旗制度”为补充，并以中央集权、文官制度、乡土自治、行政区划作为四大支柱。

过分形式化的研究方法和意识形态化的研究立场对实质性地思考中国“政道”、“治道”问题弊多利少，必须对历史传统、客观条件、时代问题等诸多背景的具体讨论，才能将问题意识拉回到中国的时代真问题上来，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处的问题。

『伍』 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过程

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的转变过程如下：
治理主体之间呈现的制度化的权利安排和行为模式就是治理的结构，它是社会治理水平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定的价值为基础，以一定的制度安排为核心。随着社会发展，治理结构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塔式治理结构。塔式治理结构中，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政府在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说，塔式治理结构类似统治，公民、市场组织、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与其说是治理主体，不如说是治理对象。

第二，链式治理结构。在塔式治理结构下，由于政府对公民和社会的压制，公民对政府有一种不信任感，当这样的治理结构瓦解之后，在新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政府在治理中的作用大打折扣，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达到了最低点。

第三，环式治理结构。环式治理结构的治理水平大大提高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可以创造有秩序的公共生活，也可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治理主体都开始发挥治理的功能，但是由于治理主体的发育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依靠政府。当治理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时，需要政府担当“元治理”的角色来协调和解决。

第四，网式治理结构。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不断多元化，国家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地方、中央和国际层面的政府及其他部门构成了多层级、多主体的治理体制。而且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治理的行列中。众多权威机构交叠共存构成了合作网络。

『陆』 高中政治我国社会治理的主体是谁

我国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党（领导）、政府（具体组织实施）、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中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柒』 治理主体什么意思

被污染的废水、废气、废渣、河流湖泊、海洋……

『捌』 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可以有哪些

我国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党（领导）、政府（具体组织实施）、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中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