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治理国家

A. 朱元璋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即明太祖，幼名重八，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1368年建都南京，国号明，年号洪武。同年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统治。公元1387年，统一全国。

红巾将领军纪严明

朱元璋出生时，正是元朝一步步走向衰亡之时。他家世世代代做地主的佃农，生活十分清苦，朱元璋10岁左右就开始给地主放牛放羊。在南山放牛时，竟然和小伙伴们把小牛犊给宰杀吃掉了，被地主毒打一顿赶走。

朱元璋16岁时，生活没有着落，便去皇觉寺当了和尚，后出外化缘。

他在外面化缘漂泊了三年后又返回皇觉寺。当时，由于各地人民群众不堪忍受元朝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在儿时的伙伴汤和的推荐下，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到濠州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朱元璋身材魁梧、英勇机智且多谋善断，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做妻子。之后又升任为镇抚、总管，成了郭子兴的得力助手和亲密心腹。当时濠州城里的红巾军节制元帅包括郭子兴在内共有五人，均受彭大和赵均用的调遣。

由于朱元璋率兵打仗，十分注意约束部队，因此很得老百姓欢迎，他在军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公元1356年，红巾军统帅刘福通在亳州立韩林儿为皇帝，国号宋，年号龙凤。不久郭子兴得病去逝，宋政权委任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祜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实际上军中大事皆由朱元璋说了算。这年三月，朱元璋率兵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改集庆为应天府。

刘伯温是大家熟知的明朝开国元勋，他的文韬武略对朱元璋推翻元朝统一全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刘伯温不但是元朝进士，而且当过相当长时间的官吏，只是由于后来官场失意才隐居家乡的。刘伯温对红巾军也毫无好感。朱元璋攻占金华后，当即振人带着礼物去请刘伯温出山，帮助他与元军作战，可刘伯温软硬不吃，就是不答应。但朱元璋却不以为然，再次派人重礼请刘伯温出山相见。刘伯温为朱元璋的诚心所打动，当派陈述时务，献了十八条计策。朱元璋大喜过望，即令属下为刘伯温建造礼贤馆让他居住，以后凡军中大事都与他商量定夺。

俗话说，“三军易得，一将难求”。自郭天叙、张天祜战死，朱元璋成了名副其实的元帅之后，为了寻求能征善战的骁将，他常常不惜任何代价。常遇春就是在一个山坳里的普通人家发现的。常遇春在后来的日子里随朱元璋转战南北、勇冠三军，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关于朱元璋严明军纪，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的事前面已谈及，这里再提一笔关于他假斩徐达整顿军纪的故事。攻占南京以后，士兵在街上买东西不给钱、调戏妇女的事时有发生，朱元璋对此十分恼火。有一天他正在与诸将讨论向东作战攻取镇江之计，忽有人报说一些官兵抢劫财物，横行街上。朱玩璋本想立即把这些犯法的官兵斩首示众，但转念一想大战当前，此刻斩杀将士，恐动摇军心。经过一番苦心冥想，朱元璋终于想出一条计来。就在第二天队伍集合准备出发攻打镇江时，统兵大将军徐达违犯军纪被抓了起来，原因是怂恿部下欺压良民、作践百姓，为正军纪，准备斩首示众。三军将领一听出征之前要斩主帅那还得了，纷纷跑到朱元璋面前苦苦求情。经过众人的再三请求，最后朱元璋答应饶徐达不死，但必须立功赎罪，攻占镇江后约法三章：一不许烧房子；二不许抢财物；三不许滥杀无辜。众将官异口同声保证约束三军，不再为主帅惹事，三军无不佩服朱元璋执法严明。当然，这是朱元璋和徐达早就商量好的计策。

称帝建明征战统一

大约公元1360年，陈友谅杀害徐寿辉，自称皇帝，约张士诚一块夹攻朱元璋。这时的朱元璋已羽翼丰满，兵强马壮，他立即实行战略大转移，采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开始与群雄逐鹿中原。

公元1361年(龙凤七年)，朱元璋被韩林儿封为吴国公。1366年(龙凤十年)朱元璋自称吴王，旋即咒骂红巾军为“妖”，并杀害了韩林儿。1368年4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年号为洪武。经过近八年的征战，朱元璋终于消灭了长江流域势力较大的两支红巾军力量陈友谅和张士诚部，一跃而成为江南地区最大的军事力量，并开始着手统一全国的行动。

同年8月，大将军徐达北伐告捷，元顺帝逃亡漠北，元大都(今北京)落入明军之手。在派兵北伐的同时，朱元璋又派兵南下，陆续平定浙东、福建、广东和四川。1381年(洪武十四年)，傅友德、沐英和蓝玉奉命进军云南，第二年，攻占大理，至此已基本完成了南方的统一。1387年(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元将纳哈出。这样，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朱元璋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大业。

加强集权勤政务实

为实现明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对国家机构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公元1376年(洪武八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州按察使司，分担行中书省的职责，三个机构互相制约，直属皇帝领导。1380年(洪武十二年)，朱元璋一举废除丞相制，规定中央的政务分别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管理，每部设尚书一人，侍郎(分左右)二人。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的意旨。同年，朱元璋还把最高的军事机构大都督府分成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各自统辖一部分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军队的调遣和将帅的任免权，则由兵部掌握。此外，军中还有皇帝所派的御史或给事中监军(后来又加派监军太监)，直接代表皇帝监督军务，向皇帝提供情报。

为保证各级官员对皇帝的绝对忠心和尽职，朱元璋还加强和完善了监察机构。1373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令改元朝御史台为都察院，设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下置十三道巡按御史分巡各地，负责纠劾百司、辨明冤枉等。

朱元璋经过近三十年的更改和删定，最后终于颁布了中国法律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部法典《大明律》。《大明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这集中体现了朱元璋以猛治国的指导思想，但他不主张后人也仿效他的榜样以苛政治国。

朱元璋出身贫苦，比较能体恤民情。他认为士农工商中，农民最为辛苦。即位之初，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要求各地官吏把开垦新田、增加户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者降罚。在赋税徭役等方面也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鼓励兴修水利，推广棉花和桑枣果木的种植，在北方地多人少地区，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凡开者即为己业，大大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所有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

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朱元璋是一个比较勤俭务实的皇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时间，都用在了管理他一手开创的朱家王朝。全国政务不论大小必亲自过问和处理。因为他担心交给朝臣们办一则会出现徇私舞弊现象，二则那样会使大权旁落。所以，每天天不亮朱元璋就起床办公，批阅文件一直到深夜。他对前几朝流传下来的繁文缛节非常反感，不提倡古文，反对骈偶文字，而且还提倡用口语写文章，叫做直解。

总的来说，朱元璋为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为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他同时组织了遍布各地的特务组织，对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朱元璋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和成就较为突出的历史人物。

B. 禹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禹因治水有功，深孚众望，遂继舜而当了中原诸部落之共主，初都阳城(今河南禹县)，后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长期以来南方的三苗与北方抗衡，禹率领部众取得了对三苗战争的胜利。禹的威望与日俱增，他在涂山大会诸侯，参加者要执玉帛，以示谦恭臣服，迟到者即被认为不敬而被杀。

C. 赵匡胤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从开平元年（907年）到显德六年（959年），这短短的五十三年内，像走马灯似的，中原更换了五个朝代，更换了八姓十三君。这五个朝代中，除了最初建立的后梁是被长期与之对立的军事集团太原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推翻的以外，其他各朝都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作为一个军人，赵匡胤亲自参加过拥立后周太祖郭威的行动，在不到十年后，又被人拥立，他是深深懂得立由武将，废由武将这一点的。特别赵匡胤基本上是以军事联盟的形式夺得政权的。登基之后，他原来结盟的义社十兄弟以及资望高于他而又久拥重兵的大将，都成了他的潜在威胁。因此，如何消除这些威胁，使刚刚诞生的大宋王朝长治久安，不至于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后，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头脑中，使他食不甘味，睡不安枕。节度使李筠与李重进的相继反叛，使他更感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因此，在平定了李筠与李重进的反叛之后，赵匡胤就把赵普召来，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几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火不熄，生民涂地，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要熄灭天下战火，为国家长久计，应当怎样做呢？”赵普回答：“以前的动乱，是由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

如果改变这种局面，只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样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话还没说完，赵匡胤就说：“你不要说下去了，我全明白了。”

话虽这么说，但是要让宋太祖对多年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结义兄弟下手，颇重情义的宋太祖还是有些犹豫不定。当时他的十兄弟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分别掌握禁兵军权，赵普多次劝宋太祖换掉他们。宋太祖都未答应。他说：“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你过虑了。”赵普开导说：“我并不是忧虑他们本人会背叛你，在我看来，他们都没有统御天下之才，但万一他们手下的人拥立，也由不得他们。”宋太祖联想到亲身经历的一次次兵士迫立的场面，顿觉不寒而栗，从而下定了决心。

一天，宋太祖专门把石守信等人召来聚饮。酒过三巡，宋太祖发话了：“如果不是你们拥戴，我哪能有今天呢？可这天子也不是好当的呀，真不如当节度使轻松愉快，我到现在哪睡过一个安稳觉！”石守信他们忙问为什么。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位置，有谁不想坐！”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忙说：

“陛下怎么说起这样的话呢？现在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宋太祖说：“不对，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但你们手下的人如果贪图富贵，有一天突然也给你来个黄袍加身，那时你们就是不想做，办得到吗？”石守信等人听了宋太祖这番话，都顿首涕泣说：“我们实在愚蠢，没想到这一点，千万请陛下可怜我们，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宋太祖一看时机已到，就把底兜了出来，说：“唉！人生就像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所追求的不过是多积金钱，吃喝玩乐，使子孙也过上好日子。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去当个地方官，买些好房好地，为子孙立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也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第二天，这些人纷纷称疾请罢兵权。宋太祖大喜，赏赐他们许多钱财，打发他们到外地去当个基本上仅有虚名的节度使。

这就是闻名于史的“杯酒释兵权”。

解除了身边掌握重兵的禁军将领的军权之后，分别担任过殿前都虞侯、都指挥使、都点检各种禁军要职的宋太祖，感到目前这种军事制度是一块能够产生新的实力人物的土壤，必须加以改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潜在威胁。因此，宋太祖在解除禁军将领军职的时候，有的重要职务也就从此撤销了。如在任慕容延钊为节度使时，就乘机撤销了殿前都点检一职。在任高怀德为节度使时，就撤销了副都点检一职。在解除石守信军职时，又撤销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逐步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分立”制度。这比过去一人统领三军，或兼领马步军那种手握重兵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规定三衙只有带兵权，没有发兵权。发兵权归枢密院。而枢密院虽可发号施令，却不直接统兵。这样互相牵制的结果，把军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这是宋太祖对军事机构的最大改造，这样一来，基本消除了武人发动兵变的可能性。

但宋太祖并不满足，他对以此起家并用来保卫他的江山的军队，防范是很严的。首先，他加强禁军的力量。在宋代，禁军等于正规军，此外还有厢兵、乡兵、土兵等地方军队。宋太祖下令选择了一批“琵琶腿、车轴身”这样身体健壮的兵卒作为兵样，“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这样一来，各地的强兵锐卒便统统转充三衙禁兵，剩下的老弱残兵成了专供杂役的厢兵，使地方部队，无法同禁军抗衡。在禁军的驻防上，宋太祖采取了“强干弱技”的策略，即在京师附近驻有强兵，使各地无以敌京师，同时，禁军还实行更戍法，经常戍边换防。这样既可以使士兵“习劳苦，均劳役”，又不至于使禁军久驻一地，与地方产生密切的关系。对于禁军的各级将领也经常调换，目的是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使士兵与将帅之间不可能产生过于密切的关系，不至于形成五代时那种牙兵悍将。

军队兵员的来源，宋太祖采取募兵法，除了平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年灾岁，更是大量募兵，以便把破产脱离土地的农民招募到军队中来。宋太祖对这种做法有个很特别的解释。他对赵普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荒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

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的各种改革措施，成功地防止了宋王朝没有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但是，他所制定的这些祖宗法，互相钳制的指挥系统，无限制的募兵，守内虚外的方针，等等，又给宋王朝日后的积贫积弱埋下了种子。

D. 如何理解国家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区别

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的区别如下：

1、主体不同

“管理”存在着主体与客体的界分，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治理”往往指“协同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

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

2、权源不同

政府的管理权，在我国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是通过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授权方式，实现人民间接授权。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是通过自治、共治方式实现的。

公民社会不仅要自身守法，更应参与立法，推动良法建设，优化法律环境；不仅要用好社会准则，更要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准则的立、改、废，补上公众社会参与意识差、参与能力低的参政议政短板。

3、运作机制不同

国家治理是制度结构的合理安排和有效协调，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秩序的和谐治理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治理过程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协调互动。

“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刚性模式，而“治理”则是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及横向流动的多向复合型模式，更注重协调性、灵活性。

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多向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4)如何治理国家扩展阅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E. 查理大帝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法国巴黎有一座最高贵的艺术殿堂——卢浮宫，在它收藏的无数瑰宝中，有座9世纪制作的青铜塑像。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国家参观者络绎不绝地来到铜像前，肃然起敬地瞻仰这位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古代英雄的风采。但见他，胯下神骏左前腿微曲，右后腿略抬，仿佛正缓步而行；马上之人正身端坐，魁梧的身躯粗壮挺拔，左手捧象征权威的金球，右手举象征力量的宝剑，峨冠长袍，鼻直口阔，浓密的上髭，炯炯有神直视前方的双眼，无不露出帝王家庄重森严、威武勇猛的气质。这位英雄就是古代法兰克国家最伟大的统治者查理大帝。

查理(曼)是法兰克的国王，萨克森的征服者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缔造者，欧洲史上最早的君主之一。

公元741年查理出生在亚琛市的附近，该市后来成了他的都城。他的父亲是矮子王丕平，他的祖父是伟大的法兰克领袖查尔斯·马特尔。马特尔在732年夺取了图尔战斗的胜利，粉碎了穆斯林征服法兰西的行动计划。751年丕平宣称自己为法兰克国王，从而结束了昏庸无能的梅罗文加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加洛林王朝。768年丕平驾崩，法兰克王国被查理和他的长兄卡洛曼两人瓜分。771年卡洛曼猝然去世，这对查理和法兰克的统一来说却是幸运降临，使29岁的查理成为法兰克王国惟一的君主，该王国当时已是西班牙最强大的国家。

查理登极之时，法兰克王国主要包括今日的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以及今日荷兰和德国的许多地区。查理不失时机地开展领土扩张。他在位46年中，先后发动了55次征服战争，迫使许多各不相同的部落和部族服从他的统治。法兰克王国的版图在他手里扩大了整整一倍，囊括了现今的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部分西班牙的领土。

由于查理许多次战争的胜利，成功地使西欧大部分地区都归属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欧洲还没有这么广阔的领土被一个国家控制过。

在整个统治期间，查理一直坚持与罗马教皇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盟。但是在查理在世期间，人们显然可以看出，总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伙伴是查理而不是教皇。公元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把一顶皇冠戴在查理的头上，宣布他为罗马皇帝。教皇高声宣布：“上帝为查理皇帝加冕!这位伟大的、给世界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万寿无疆和永远胜利。”接着，罗马的贵族们开始高声赞颂那历史性的诗文：“奥古斯都·查理!承上帝之命戴上金冠!天佑我罗马人的皇帝，赐予他和平、胜利!”教堂内欢声雷动，欢呼查理成为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

从此，“法兰克王国”变成了“查理帝国”；“查理国王”变成了“查理曼”，“曼”就是大帝的意思。从主要方面来讲，这意味着在三个多世纪前被毁灭的西罗马帝国正在复辟，查理曼现在成了奥古斯都·恺撒的合法继承人。

查理的业绩和才能不仅限于军事征服，他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以及经济生产管理等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特别在文化教育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为中世纪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公元8世纪时，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随着许多城市的没落，早已被破坏了。罗马时代的公私藏书，从五六世纪以后就逐渐消失。因此，查理帝国的臣民几乎都是文盲，就是查理大帝本人以及宫廷里的许多显贵大臣，也大都目不识丁。查理感到没有文化知识，就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于是就在宫廷里办起了学校，培养人才。这就是中世纪西欧学校的起源。他从欧洲各地广泛招聘知名学者，到宫廷传授学问、知识，其中最著名的人士是来自英格兰的阿尔昆。

在宫廷学校里，查理特意挑选了三种人家的子弟就学，即名门巨第、中等之家和寒门小户出身的子弟。每过一段时间，查理便把学生们召集起来，亲自检查他们的作业。检查完毕，他便亲切地对学习好的学生说：“我的孩子们，你们要继续学下去，我将赐给你们主教的管区和华丽的修道院。你们永远是光荣的。”对那些学习差的学生，则愤怒地斥责道：“我鄙视你们高贵的出身和漂亮的衣饰!我发誓，除非你们发奋读书，弥补过去的怠惰，否则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我的任何恩宠。”他说到做到，时常把学得最好的穷孩子提拔上来，授予较高职位，表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

查理还发布敕令，督促教会和修道院兴办学校，传授知识文化，搜求、抄写古典著作和早期基督教的著作，使之得以保存和流传。查理的这些成就，曾获得一些西方史学家的大声喝彩，被嘉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这在当时欧洲处于粗野、愚昧和混乱的情况下，查理的作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成绩和作法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他统治的46年中，法兰克的文化教育比过去几个世纪有了显著的发展。

公元813—814年冬天，西欧的天气极为寒冷，大雪覆盖着山林田野，滴水成冰。但是查理皇帝却坚持要外出打猎，结果他在狩猎时感染风寒，发起了高烧，肺部和胸膜发炎。医生束手无策，不敢下药。公元814年2月，他在首都阿亨宫中逝世，时年72岁。

查理死后不久，帝国就出现了分裂。到了公元843年，他的三个孙子各自为王，帝国一分为三。以后的西欧各国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了以后的德国，西法兰克成了以后的法国。东、西部之间的地区成了以后的意大利。法兰克人的语言也出现明显的分化，形成了法语、德语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民族语言。

F. 唐太宗对如何治理国家有怎样的认识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隋朝的覆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像荀子一样，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则载舟，亦则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

G. 元朝的统治者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在政治制抄度上，元朝首创行省制，以省级为单位来管理国家。
在文化上，继续以儒家文化为纲领进行统治，同时引入佛教思想。
在关键边疆上确实有突出贡献，如设立澎湖巡检司来管理台湾及附属岛屿，单独成立宣政院，专门管理西藏。

H. 刘秀在位期间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刘秀从即位到死去，共做了33年皇帝。在他统治的年代里，用战争手段统一了天下，却用柔道来治理天下。据说有一次，刘秀回到南阳故乡，大摆酒席，宴请亲族。酒席之间，刘秀同族的一些婶子大娘开始纷纷议论。她们叫着刘秀的小名说他从小谨慎诚实、对人厚道、心胸宽广，但就是太柔顺了，缺少男子的刚毅果决。刘秀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我治理天下也要用柔道来治理。"刘秀确实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他在大乱之后天下疲敝、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恩威并施治理国家，缓和了阶级矛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I. 刘彻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西汉皇帝，在位50多年(公元前140～前87年)。在他执政期间，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沉重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机构；促进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汉武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改革，在历史上产生了较大的深远的影响。西汉中期之所以能够达到“盛世之治”，成为当时世界知名的西汉帝国，是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识时济世的改革政策分不开的。

汉武帝即位之前，汉王朝经过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几代经营，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上的兴盛局面。年轻的汉武帝，既具文才大略，又雄心勃勃，力图振兴汉帝国，于是在统治地位稍事巩固以后，便一反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实行“多欲”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力求思想上的统一。

西汉是继秦之后建立的封建大一统政权，虽然西汉的建立者汉高祖刘邦在立国之初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汉承秦制”，继续加强封建制度，但在思想理论上，却总结了“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要求，提出以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的政治理论。这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十分严重，统治阶级不得不“轻徭薄赋”，减少剥削的数量。但是，实践经验证明，黄老的“无为”思想对加强中央集权是不力的。

到了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而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不力，造成中央与地方、汉民族与匈奴贵族、地主和农民等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再提倡“无为”，就必然会危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建立一个适应封建统治的理论十分必要。所以，汉武帝一执政，即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方长官推荐“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献计献策。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应运而生了。

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汉文帝、景帝时期度过的。据说他自幼养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孔孟书的习惯，特别对儒家经典(春秋)，更是细心钻研。在他家房后有个小花园，他三年没进去过一次；号称“三年不窥园”。到了汉景帝时期，董仲舒得到了“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当上了“博士”。当汉武帝的诏令下达以后，他立即接连给汉武帝上了三道奏章，称为《天人三策》，宣扬他的那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创造了自然和人类，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握有最高权力的人，就是皇帝。“天”和人能感应相通。皇帝受命于“天”。皇帝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的表现。皇帝按照“天”的意志来统治百姓。“天”常常用灾异符瑞来指导皇帝的行动。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变化，国家的兴亡治乱，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甚至人的模样也是“天”按照自己的模样来生成的。他胡说“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他就这样硬把“天”和人糅合在一起。他的这套“天人感应”的学说，把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化了，这就是“君权神授”论。

董仲舒又编造了一套封建的道德观，叫做“三纲五常”。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尊贵的为主，阴是卑贱的为次。所以，他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叫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把这所谓的“三纲”，说成是符合天意，不可改变的东西。所谓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孝悌”、“忠恕”之道，是所谓“仁”的思想的发展。“三纲五常”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是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绳索。

董仲舒的一系列主张完全是为了适应巩固封建秩序和皇权的需要，因而他的思想和理论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易》、《礼》和《春秋》。“五经”博士有弟子50人，成绩优良者可以做官。“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武帝虽然在思想领域把儒家作为统治思想，但在实际政治上，他是儒法并用，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者无不采纳，因而后世一些所谓的纯儒评论汉武帝“虽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实，慕其华而废其质”，是“叶公之好龙”，其实是并不明白作为统治者的汉武帝是需要文武两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改造后的儒学把法家尊君抑臣、维护专制集权的内容保留下来，又将阴阳家学说糅杂进来，神化君主权力，鼓吹德刑相间、德主刑辅的统治之术，使儒家学说从先秦儒学中脱胎换骨，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学说，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推为正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J. 朱元璋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没有休息，也不讲究文化娱乐。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明朝刚建立时，社会矛盾还很尖锐。由于那些旧地主和战争后涌现出来的新地主，拼命追求土地、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日本倭寇的侵扰活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的制度。经过了几年的统治实践，朱元璋认为这种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容易产生擅权专恣、皇权旁落的弊端，决心进行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它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三个机构彼此独立而又互相牵制，皆直接听从朝廷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接着，又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中书省丞相胡惟庸的谋反行为，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实际上就由皇帝来兼任，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也就都集中到皇帝手里，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军事上，原先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铨选之权，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均由皇帝决定。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需交还将印，回原职办事，军队也立即回归原来的卫所。经过这一改革，军权也集中到皇帝的手里。

但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放心不下，觉得他们毕竟不是朱家皇室的人，未必可靠。

他又实行分封藩王制度，把他的儿子封到各个重要城市去做亲王，用以监视驻守各地的将领。这些藩王都拥有一支护卫兵，少者三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九千人。他们还拥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急事，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的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他们代替皇帝监视各地的将领，起到藩屏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

中央的监察机关原称御史台，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者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制，都要随时检举弹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监督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茶、巡马、监军等。他们的官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特别是巡按御史权力更大，他代表皇帝出巡，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也可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十三道监察御史并非都察院都御史的属官，不仅彼此不相统辖，而且可互相纠举。此外，在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这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朱元璋又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遍设于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专门盘查过往行人，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在百里之内，如走出百里之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巡检司才能让他通过关津。锦衣卫是由皇帝指挥的特务机构。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曾派自己的心腹做检校，秘密侦察大小官吏的活动，见有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他报告。但这种特务性质的检校，只能察听、告密，却没有扣押、审判、处罚罪犯的权力。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便把身边的警卫机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专管本卫刑名，兼管军匠，民间称为“诏狱”。后将镇抚司改称南镇抚司，专管刑名，另设北镇抚司，专管军匠。

赋予侦察、缉捕“盗贼奸宄”的大权，成为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洪武年间，检校或锦衣卫校尉等特务，遍布街坊路途，严密监视着朝内外的文武百官。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后，朱元璋曾派特务到他家乡侦察他的活动，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从小凳上站起，下稻田插秧，问道：“这里有个吴尚书，在吗？”那人拱手回答：“吴琳便是。”这个特务回去报告，朱元璋听了很高兴。博士钱宰被征调到南京编纂《孟子节文》，罢朝归家，信口吟诗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在旁监视的特务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上朝，他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啊，改作‘忧’字怎样？”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大学士宋濂有天在家请客，特务即对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

请的哪位客人？吃的什么菜肴？”宋濂一一如实回答，他才笑着说：“说的都对，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暗中监视的特务把他的相貌画了下来。第二天，朱元璋问宋讷：“昨天因何生气？”宋讷照实说了，问朱元璋怎样知道这件事，朱元璋把画像拿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磕头谢罪。有时，朱元璋还亲自出马，对臣僚搞特务侦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秉性耿直，能言敢谏，但因为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有一天，朱元璋想看看罗复仁在家干什么，就亲自跑到城郊的罗家去私访。罗复仁正在粉刷他的几间破房子，见皇帝到来，忙叫妻子抱过一个小凳让坐。朱元璋见状，把他夸奖了一通，说：“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他一座城里的大宅第。

各级的监察官吏和无处不钻的特务，不断发现一些文官武将的违法行为，尤其是某些勋臣宿将，情况更加严重。胡惟庸在被罢官之前，仗着自己的丞相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中生杀黜陟之事，他往往不待奏闻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必先行拆阅，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他还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廷内外的势利之徒，竞相向他贿赂，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收受的金帛、名马、珍宝、器玩，多到不可胜数。最后竟令其亲信“在外收辑军马”还偷阅“天下军马籍”，为调动军队进行谋反做准备。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千人，恃势横暴，在军擅自黜陟校将，进止自专，不听命令，北征回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纳，他纵兵毁关而入。明政府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令家人到云南中盐万余引，私行贩卖，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他竟下令驱逐御史。最后也发展到四处联络其亲信，准备暗杀朱元璋，起兵谋反。为朱家王朝的万世长存着想，朱元璋对功臣展开了无情的屠杀。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即以胡案为武器，将胡惟庸的罪名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串通李善长谋反，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特务告发蓝玉准备谋反，朱元璋又将蓝玉凌迟处死，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蓝玉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一万五千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朱元璋自己的亲侄朱文正、亲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地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朱元璋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加以改变。

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朱元璋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的腐败，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予朱元璋深刻的教训。他说：“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即皇帝位后，他召见文武百官，对他们宣布：“我从前在民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大多不爱恤百姓，他们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对民间的疾苦无动于衷，我的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肃法纪，发现官吏贪污、虐待老百姓的，坚决治罪，决不宽恕。”

明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章程，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当遵守的事项，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具体的惩处办法。例如《明律》规定，凡是奸邪进谗言使没有犯死罪的遭受死刑者，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大臣小官用巧言进谏，使之免除死刑者，也处斩；如刑部及大小衙门的官吏，听从上司主使，不按法律的规定处理案犯的，都要处斩，并将其妻子充作奴婢，财产没收入官。对官吏的贪污，处罪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这种弊端如不革除，要想施行善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为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就连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比如乘坐官府牲口车船，除随身衣物外，附载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一十，十斤加一等，最重至杖六十。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其中以郭桓案的规模最大，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通谋舞弊，贪污税粮。朱元璋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都处以死刑，追出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各地的地主，许多中产以上的地主被弄得倾家荡产。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据《明史·循吏传》的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另外，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凌百姓，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朱元璋几次下令把江南的富户迁到中都凤阳或京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京师，后又移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迁到京师的富户，还强迫他们承担各种差役。据传修筑南京城，即令富豪沈万三的后裔出资修建城墙的一半。这些豪强地主迁离乡土，减少了当地百姓所受的欺凌和压榨。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政治局面日渐趋于安定。他希望这种安定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不再发生动荡。每日黄昏，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呼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