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
① 如何当好一名乡村社会治理协理员
努力提高自己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要有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要有关心群众疾苦，积极为百姓服务的工作热情；要有不辞辛苦，雷厉风行的工作态度；要有脚踏实地，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要有开拓创新，务求实效的工作效率。
② 如何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发挥好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核心作用
1、深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成果的取得和整个农村面貌的改善，都要靠基层党组织来领导。
2、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3、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是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
4、脱贫攻坚实践中要切实帮助贫困人口转变观念。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治贫先治懒，扶贫先扶志。要努力让贫困群众思想认识到位、心态积极、主动作为，从贫困走向富裕，不仅仅是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实现自立、自强。
5、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加强，会逐步提高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外出务工人员回归农村就业创业，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整体面貌的改善。
(2)乡村社会治理扩展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在乡村治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建设“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传承发展我国农耕文明中的优秀传统，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又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
人民网—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③ 澳大利亚、新西兰怎么样拔除“路霸”，搞好乡村社会治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没有路霸，路霸这个东西在澳新两国是从来就不存在的。
④ 求清代宗族制度对当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为规范，并受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制约。
祠堂族长对族人拥有审判权。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种种“非为”，“各房长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长告知族长，族长会同族众，以其所犯过恶告明祖先，爰请家法，从重惩责”①。宗族惩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过恶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请家法”。《即墨杨氏家乘》所收康熙时所定《家法》规定：族人相讼，族中“尊长传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吐其实，定其曲直，小事开罪..大事告于祖宗朴责之..强悍不遵约束者，则公曰于官，以法处之”。“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江苏常州庄氏祠堂乾隆时所定宗约，对于祠堂的审判权叙述较细。该约：“族人相争，大干法纪，自难解免，倘属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细故，族人可为调处者，不得邃行兴讼，告以情祠具禀宗祠，听族长、分长暨族之秉公持正者传集两造，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其理屈与不肖者，当即随事惩罚，甚则绳以祖宗家法，令其改过自新，若顽梗不灵，轻则鸣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则祠中斥革，谱内削名，断勿徇纵”②。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对族人的处理，各族是不同的。前述杨氏宗族对于犯“大事”者要“朴责”，庄氏宗族对于小事“随事惩罚”，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严重的“祠中斥革、谱内削名”，即开除族籍。四川唐氏的“家法”在《宗规》中列有专条：“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长三尺，宽寸半，厚五分，上书唐氏家法字样，悬祠中内高朗处，祭祀时昭然若见，令其知惧。当用则用之..只用之族人者，示家教也”③。有的宗族对于不肖者，“举族鸣其罪，纳诸竹笼，沉诸海而不为过”④。江苏镇江赵氏宗族“有干犯名教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以呈官”①。祠堂族长还可以处死族人。安徽《弘农杨氏宗谱》则将宗族处死族人的权力作为“家法”明确地写入《宗族规条》：“族长既立，家法攸司，其于不肖子弟，轻则令其拜伏自悔，重则族长执法笞惩，至若大逆不孝，则族长会合族众，鸣公处死，虽独子不恕，另立贤嗣。”宗族对族人的要求，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规、约，如宗约、宗规、家规、族规、祠规，是宗族要求族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二是禁、戒，如宗禁、家戒、家禁等，规定族人不许做的事情；三是训语，教诲族人如何做人，起伦理道德的教导作用。但这三方面往往混合在一起，可混称为宗规家训。其具体内容十分庞杂，举其大者，约有以下数端。
① 《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同治十年定。
② 《毗陵庄氏族谱》卷11。
③ 《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作于同治十年。
④ 《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1《旧谱条约并序》。
① 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
宗族最强调族人处理好家庭关系，对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祖孙、妯娌、叔（伯）侄、姑嫂、叔嫂等关系加以规范，一般不出儒家伦理的要求。其中最重视父子、兄弟关系，强调孝、悌之道，并把子弟的行为都纳入进去。《慈南干溪章氏宗谱》嘉庆时所定《族规》说：“孝悌为万化之原..盖父母为生身之本，兄弟乃手足之情，不孝固天理不容，不悌亦人情所不近，倘或灭绝天良，渐染敝俗，甚至双亲冻馁，同室操戈，如此之人，不待天诛神殛，在族人必须声罪共击，到祠杖竹，或鸣官治罪，以肃规约。”
其次是要求族人睦宗族。合肥杨氏宗族要求族人“卑不犯尊，少不凌长”②。四川李氏宗族对同族中如何处理辈份关系，强调“同族伯叔昆仲自有定序”。还规定处理贫富关系的要求，“族中贫富不齐，富者不可骄，骄则招尤，亦易起侈荡之心，贫者不可惰，惰则不惟益困，而且无所不至”①。合肥杨氏宗族也重视族中的贫富关系，认为“族间贫富自有不齐，然分则各门，合原一家，毋异视也，务要休戚相关，有无相恤，勿令无赖以致辱身，贱行陨节败名，有玷先祖也”②。
宗族对族人的生活提出要求，涉及到娱乐、婚姻、丧葬、衣食住行、职业等等。
宗族一般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做一名“四民”，反对族人成为无业游民。浙江《越州阮氏宗谱•翼青公家训》说：“培养子弟，务令执有一业，或读书、或力穑、或贸易、或操作，此之谓四民，盖有一事以束其身，心自不暇思及外务。其有不务正业者，是为游民，当禀请家、族长，随时训导，以禁止之。”苏州《彭氏宗谱》所载顺治时所定《条例》要求：“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礼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书。”
宗族要求族人生活勤俭，反对奢华。无锡郑氏认为：“士农工商，莫不各有其事，明而动，晦而休守，寸阴是惜，勤也；饮食淡泊，衣服不尚纷华，俭也。”③宗族对族人要求最多的是婚姻方面，强调门当户对，尤注重良贱不婚。
宁波卢氏规定：“男女议亲，须门户相当及伦序不紊者，不许苟且，以坏家风，男子不可出赘，女子不可入赘，其婚嫁止称家有无，毋得强为美观。”又认为：“妻也者，齐也，凡娶以配身也，若女失节为妻，自己失节也。子姓如有娶娼妇为妻，及良贱为婚者，俱不得入宗祠。”①该族虽强调良贱不婚，但反对婚姻论财，提倡婚事“称家有无”，量力而行，反对赘婚和娶寡妇。
②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碑记》。
① 《李氏宗谱•宗范》。
② 《弘农杨氏宗谱》卷首《宗谱规条》。
③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有的宗族还要求族人的丧葬不作佛事，不闹丧，不可停柩不葬。湖南匡氏规定：“父母丧，必须依礼定限安葬，若惑于风水，或托故久停不葬者，俱属不孝，杖八十。”②四川唐氏认为：“佛事道场，荒诞不经，演戏吹唱，以忧为乐，一切繁文缛节，时俗之所尚，大非丧礼之所宜，徒耗资财，实无益耳。..至于葬亲，固宜卜吉壤，然惟求其不为道路，不傍沟洫，不近城市，择厚土而安厝，切不可执福阴之说，停柩不葬，日久迁延，设遇变故莫测，以致亲骸暴露，不能归窆，不孝之罪，孰大于是乎？”③宗族还对娱乐作了要求，无锡郑氏“戒游手好闲之人，人之思，劳则日生，怠则日靡，即看戏一事，亦属无益，博弈好饮酒，终非善类”。④常州杨氏规定：“不许习丝竹唱词曲”。⑤宗族反对赌博，无锡郑氏提出“戒赌博：当今之世，赌风太甚，无论乡缙平等，皆好赌钱，甚至妇人女子，亦喜赌，一入赌场，废时失事，产业不能保”。认为赌博“消耗先人储业，所谓作无益害有益，诚宜切戒也。如子孙有犯者，急为禁止，能改则已，不改则宗祠重惩，仍责成其父兄伯叔督之，必改而后已，其诱人为非者同”。
宗族要求家长善于治家，有的宗族注重从小培养子女，使其成为社会上合格的人才。湖南彭氏规定：“子弟之宜教也。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当幼小时，动静语言，便当使之归于正。姑息之爱不可也，浮薄之习宜去也，毋以轻佻为文明，毋以愚鲁为浑朴，随子弟之材质，士农工商各与本业，庶不致成为游民。若夫女儿，生长闺房，更当道以礼节，敬以孝顺，酿以和平，操以中馈，勤俭朴素，于归后，宜室宜家，斯亦父母之光也。”①要家长把儿子培养成“四民”正人，把女儿培养成讲究礼节、勤俭朴素、善于持家的未来的贤妻良母。
对于不负责任教育子女的家长，有的宗族规定了惩罚的内容。无锡郑氏规定：“族中教子不严，习于败类者，宗祠戒谕，使严督其子改过自新，有自父兄检束而游荡无赖者，宗祠责治，公议其执一业，而专托近支长辈督率之。”②宗族强调族人按时交纳赋税，做国家的顺民，避免给宗族带来麻烦。
① 《甬上卢氏敬睦堂谱稿》卷1《宗约》。
② 《匡氏续修族谱》卷首《原家规》。
③ 《唐氏族谱》卷1《家训》。
④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⑤ 《即墨杨氏家乘•家法》。
① 《彭氏三修族谱》卷16《宗规十条》。
② 《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
无锡郑氏提出：“要早完国课，官银粮米，倘有拖欠，差人临户，惊鸡闹犬，好不烦恼，依时早完，亦一快事。”③绍兴阮氏认为：“身际承平，无苛徭杂派之苦，衣租食税，悉出君恩，故国课最宜早完，必待胥吏追呼，是负恩也。吾愿族中急公亲上，毋稍迟滞。”④镇江金坛庄氏规定：“早完国课：赋税上关国计，下系考成，草莽君臣之义，惟此为重，须率先急公，依限完纳，毋得拖欠，贻累乡里。..况且功令森严，绅衿欠粮，即行奏销，凡属平民，岂容少恕”。⑤宗族把能否按时交纳赋税，看作是否忠君爱族的行为。清廷对宗族法规的政策清代宗族首领除了重视年老分尊外，强调尚爵尚贤，宗族的领导主要由绅士充当。绅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对宗族的领导，主要是要使宗族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替国家治理地方社会，把家法作为国法的补充，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律，律不作，无以戢小人之心思，规不立，无以谨子弟之率履，惟是聊述家规”①。因此，许多宗族法规便是以国家的法规为参照系而设置的。绍兴阮氏乾隆时，“就国法所严人情易犯者，订为二十条，编入家规。后更望严正淳切家、族长，或朝夕训诲，或朔望申明。
宗族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受到朝廷欢迎。宗族为更好地行使权力，管好族人，往往请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则批准祠规，承认祠堂族长的审判权、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即墨杨氏家乘》康熙时记载该族家法“数十年来，多求官批照”，自行此法数十年，该族“无具两造者矣”，县官曾说：“尽如杨宅家法，直可刑措”。再如合肥杨氏，于乾隆二十九年建好祠堂，旋修宗谱，立有规条，并置祭产，但“相传而下，习俗移人”，“间有不孝子弟，将谱所列之规条，竟弁髦视之”，甚至以少犯长，以卑犯尊，未能合宗睦族。嘉庆十五年，该族生员数人赴县呈请祠规，知县于同年批复，要求“杨氏户、族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祠规，父训其子，兄戒其弟，如敢不遵，许该族户、祠长人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①。嘉庆十六年，该族将知县条示祠规刻石勒碑，以约束族人。
不过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规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问题上，清朝的政策发生过变化。顺治、康熙时期，不承认祠堂族长对族人的处死权，到雍正时则得到了法律的公开承认。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步伐为目标，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为根本，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突破口和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新的载体，科学规划、整合资源、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依靠群众、整体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原则是：
（1）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2）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
（3）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要围绕农民需求谋划新农村建设，根据农民意愿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在加强政府支持和社会扶助的同时，引导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要把农民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新农村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确保让农民真正受益。
（4）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5）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和支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合力，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实效，真正造福亿万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的一个“新”字，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目标，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它体现的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决策和新举措，凸显的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条件和新机遇；它还是农村振兴历史进程的新起点，是“三农”事业发展的新希望。
《十一五规划》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⑤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第一，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迁，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封闭保守的社会格局被打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观念逐步转变，民主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利益需求日益多元，各种利益诉求不断出现。特别是随着征地拆迁、项目建设中的新型社会矛盾的逐步凸显，群众对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参与和监督村级事务管理的愿望日趋强烈。
因此，新时代如何找到各阶层利益的最佳契合点，帮助、引导农民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保障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难点。
第二，农村各类矛盾纠纷日趋复杂突出，化解难度较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由以家庭和邻里矛盾为主，逐渐转变为涉及宅基地、土地承包、项目征地、林地收益等经济纠纷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由于干群关系紧张、政策宣传执行不到位等导致的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单位间的矛盾纠纷，村民选举纠纷、医疗纠纷、环境保护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等新型矛盾纠纷不断，甚至存在大量的群体性矛盾冲突。
总之，农村社会矛盾呈现出民事纠纷、行政纠纷、轻微刑事纠纷等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面对这些矛盾纠纷，政府虽已采取多种措施加以解决，但与群众的迫切需求还存在距离。
第三，农村社会治理能力亟待提高。
目前农村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而市场经济使农村社会人员流动相对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基层干部与群众交流沟通的机会。当
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职责认识比较模糊，服务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不足，习惯于通过会议、行政命令、下发文件等方式推动工作，工作职能的转变跟不上形势要求。
对待群众，有些基层干部延续单向的管理模式，把农民当作管控的对象，而非服务的对象；有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实、感情用事、处事不公，破坏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第四，精英人口的流失使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弱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村人口净流出加剧，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农村精英。大量农村人口“离土又离乡”，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导致农村社会治理人才短缺、社会治理主体弱化。农民群众在农村事务中“失语”，是现阶段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5)乡村社会治理扩展阅读:
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
1.首先，要积极构建社会矛盾舆情汇集预防和警示平台。
当前，农村社会阶层、社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和复杂。因此，要实现农村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需要多部门的协调作战、提早介入，密切关注收集社会矛盾舆情，及时对收集到的社会舆情进行分析和归纳，坚持从抓早、抓小、抓苗头入手，切实做好预防工作，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在问题及矛盾激化之前，及时有效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充分利用综合信息平台等现代化技术手段，高效精准地掌握舆情信息，及时抓住矛盾的根源和症结，高效率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以及问题。
2.其次，要积极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
当前，农民利益多元化日益凸显，因此，要坚持协同和参与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有组织的农民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不断构建多层面的政民沟通渠道，搭建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对话平台，促进农民利益诉求理性化、法治化、组织化，使群众诉求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
3.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需要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
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首先要推行电子村务。要积极推进农村链接政府专网，公开惠农政策、惠农资金、惠民项目、基层组织、三资管理、平安建设等内容，并涵盖农村人口基础信息、矛盾纠纷化解、辖区综合管理三大子系统，将地理信息、人口基础信息、农户基础信息（房、地、林权及生产生活资料）全部纳入信息管理范畴，实现全方位、动态式社会服务进村入户。
4.其次要集成电子学务。
开设农事农情、农技信息、专家咨询、致富典型等频道，引导农民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对接多元信息，跨越农技推广的“最后一道坎”，使农民可以及时捕捉种养信息、致富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
5.最后要拓展电子商务。
开设农资直购、网上商城、农产品销售、一站式缴费、物流配送等基础频道，以精品果园“QQ农场”、生态食品“网络促销”为样本，建立农产品互联网销售等电子商务体系。
⑥ 香港怎么样拔除“村霸”，搞好乡村社会治理
不要给香港贴金。
香港的社会治理所达到的水平，也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香港总体治理水平较高，但乡村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解决了村霸与黑社会的影响。
乡村清理与城市社区治理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各种条件，比如经济发展，法治水平、人口素质等。
⑦ 社会治理与乡村治理：必需一个无比明晰的社会图景吗
[shè huì]
社会
（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个体间的存在关系的总和）
编辑
生产、消专费娱乐、政治、教育都属属于社会。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的同一物种不同个体长久形成的彼此相依的一种存在状态。
微观上，社会强调同伴的意味，并且延伸到为了共同利益而形成联盟。宏观上，社会是由长期合作的社会成员，通过发展组织关系形成团体，在人类社会中进而形成机构、国家等组织形式。
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以下以人类社会为例，其中形成社会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共同文化以及传统习俗。社会关系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还包括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里群体的范畴，小到民间组织，大到国家政党。这里的国家在实质上是一方领土之社会，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全社会之间的关系。[1]
⑧ 如何改善该县的乡村社会治理 政治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第八部分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对新形势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作出了重要部署。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组织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下，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确保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委员说。
那么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如何？中央一号文件中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意见，对以后乡村治理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对此记者采访了部分代表委员。
农村治，天下兴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正在急剧变化，农村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完善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让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上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形势成为当务之急。”汪晖说。
湖南省慈利县象鼻嘴村的党支部书记向平华代表是来自最基层的干部。“要说治理，‘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根线’，基层最重要。”向平华说，“总书记参加上海团审议时也说了，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应该把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我们手里的武器。”
“农村治，天下兴。农业是第一产业，农民是最大群体，农村是基层社区。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是创新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代表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靠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时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关。
要把党员干部培养成致富能手，成为新农村发展的领头人，从而巩固执政基础。村干部是领头人，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领头羊”，要及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农村发展的目标不只是赚钱，而是要被群众们拥护，要培养村干部最基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
张晓山同时认为，在行政村一级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色彩越来越浓的现实条件下，要强化村民小组层级的民主自治功能，以村民小组为主体建立和健全普通农民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将非公务员身份的村干部的权力也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普通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
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葛剑雄说，建设基层民主可以大胆积极试点，然后推广，针对有的村人很少了，可以适当集中，鼓励公务员、村官到基层，毕业生回乡为社会服务。
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委员也认为，贫困地方没有集体收入来为乡村服务投入，未来要加大行政村与自然村集体组织力量，增加村里的集体收入的经济来源。
“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实行了积极的农村发展计划，取消了‘皇粮国税’，以推进农村的发展，乡村治理的逻辑发生了转变。这一方面说明乡村与整个国家治理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国家的战略目标发生转移，实现农村社会的转型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环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委员说。
⑨ 怎样做好乡村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2020年全国中心城区网格化管理“全覆盖”】“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意见要求，把网格化管理列入城乡规划，将人、地、物、事、组织等基本治安要素纳入网格管理范畴，做到信息掌握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位、便民服务到位。到2020年，实现全国各县（市、区、旗）的中心城区网格化管理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