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治理水平
⑴ 提高社会治理什么水平
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思考和研究、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20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普遍表示赞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种社会治理方式。我们要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就必须牢牢掌握、灵活运用好这四种社会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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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的研究决定，于2013年11月15日正式公布。
《决定》阐述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这份文件集中了中共全党和各方面的智慧，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
⑵ 如何提升村级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是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水平关系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也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在推进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更大视野拓展工作思路，在实行村“两委”负责人“一肩挑”的基础上，推行村医村教进班子、法律顾问进乡村、农民办事不出村等举措，有效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
村医村教进班子，促干部来源多元化。农村工作头绪繁多，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关键在人、在干部。然而，长期以来，农村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年轻的、有能力的大都“孔雀东南飞”，导致有的村干部不得不长期留任，缺乏新鲜血液补充。近年来，恩施州拓宽选用村干部视野，实行“村医村教进班子”。按照个人自愿与群众认同、岗位需要与业务对接、组织引导与依法进入原则和双向选择、组织考察、选举任命程序，将政治素质较高、群众基础较好、服务能力较强的村医村教及农村兽医、电工、致富带头人等选进村“两委”班子。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村医村教文化素质较高、联系群众广泛等优势，优化班子结构，增强队伍活力，有效解决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年龄老化、能力弱化等问题。
法律顾问进乡村，促治理秩序法治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协调各方利益。法治体现公平正义理念，具有权威性、规范性，是协调各方利益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既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薄弱环节，也是重要突破口。长期以来，一些农村群众法律知识欠缺、法治意识淡薄，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方式常常不够科学合理，有的甚至采用违法方式，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此，恩施州大力推行“法律顾问进乡村”，由政府主导组建法律顾问团、“法律诊所”，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定期开展法律宣讲和法律援助；法律顾问按照政府“点菜”、自己“下厨”的方式，着力解决涉法涉诉案和信访积案；按照群众“动嘴”、自己“跑腿”的服务模式，以“法律诊所”为载体，定期“坐诊”或主动“预约”，为群众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服务。
农民办事不出村，促治理方式现代化。治理方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抓手。这不仅是手段方式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以人为本、便民利民惠民的服务理念。一些农村地区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推进治理方式现代化存在“先天不足”。加上一些部门存在不良工作作风，群众办事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恩施州以转变行政观念为前提，树立“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的理念，努力实现农民办事不出村。以信息技术手段为支撑，建立以县市政务服务中心为龙头、县市直相关部门服务窗口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为主体、村级便民服务室为基础的“一网式”服务体系；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把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20多个部门7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授权给村便民服务室直接受理；以完善服务内容为抓手，积极整合部门资源，为群众提供惠农补贴领取、电费收缴、话费充值、汇款转账、网上购物、产品供求信息等综合服务。
⑶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一、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趋向新变化
1、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趋向多样化。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从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小额债务、轻微侵权等向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劳资纠纷、环境保护、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扩展，且比例明显扩大。
2、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趋向聚众化。不少基层社会矛盾由过去的多为个人行为转变为现在的聚集行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涉及面更加宽泛、复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等涉及群体性利益产生的纠纷，使各类利益“抱团”群体不断增多，极易由一般性纠纷演变为群体性矛盾。聚众反复信访乃至缠访、闹访、越级访现象不断增多。
3、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诱发原因趋向复杂化。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中，既有因执行政策不一致、工作措施不到位而引发，如有些地方拆迁安置、征地补偿方面政策保障前后不一致、区域不平衡，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执行不一，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收入差距逐年拉大等；也有在政府投入环保等公共设施建设带来的民意纷争而造成；还有因经济利益冲突所引发，如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市场环境影响出现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而导致拖欠职工工资、银行贷款、民间借贷，部分群众因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经济损失而将矛头指向政府监管不力等；更有大量因突发性事件而引发，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医疗事故纠纷和意外人身伤害等。
4、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展过程趋向对抗化。一些群众处在矛盾纠纷中往往极不理性，在涉拆涉迁、医疗事故等纠纷中脱离实际、盲目攀比、误解强求，如达不到其诉求目标、满足不了其畸形利益欲望，便对政府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和对抗行为。一些群众由于贫富差距、观念冲突、社会公平等因素引起心理失衡，产生仇富、仇官甚至仇恨整个社会的不良心理，遇到矛盾纠纷时情绪容易失控，采取极端手段，使矛盾趋向激化。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存在“大闹大解决”心理，认为只有闹到省里、中央才有可能迫使基层解决问题。甚至，有的居心不良者勾结境内外敌对势力或借助网络将社会上发生的各类敏感事件和传闻迅速见诸网络媒体，或歪曲事情真相渲染炒作，或传谣生事混淆视听，煽动不稳定情绪，制造不稳定事件。
二、确立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新理念
1、立足源头预防，实现社会管理从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坚持从治本的高度，着力构建源头治理体系，前移社会管理关口，优化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环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健全科学民主合法的决策机制，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和弱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生。
2、畅通诉求表达，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管制向民主协商转变。坚持以保障各种利益主体的表达权为前提，建立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不断扩大群众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中的参与度，在畅通民意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和充分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按照民主程序维护权益，化解利益冲突。
3、强化矛盾排查，实现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主动、防止激化，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最大限度地降低维稳成本，实现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
4、规范矛盾调处，实现维护权益从依靠信访向依据法律转变。切实树立法律权威，把解决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长效化、制度化手段。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环境。
5、着眼多元化解，实现矛盾化解从单一模式向综合联动转变。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手段为辅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通过创新设置调解组织、完善联调联解机制和加强建设应急管理体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鼓励民众合理选择矛盾纠纷解决途径，规范相关调解程序，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
三、创建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
（一）坚持民生为先，创新建立源头预防机制
1、建立群众利益至上的公共决策机制。各级政府应逐步实现政策和决策目标取向的完全公开，以“群众是不是愿意、群众是不是支持、群众是不是得益”为决策目标，形成顺应民意、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机制。要扩大公共决策的社会参与，让不同利益群体在政策、决策出台前充分表达诉求，实现政府处理社会利益与社会良性互动，在博弈与妥协中达到平衡，形成开放性、社会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要积极推动社区、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建设，发挥其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和调节利益的作用，与政府进行充分沟通，表达不同群体意愿，形成代表广泛、规范有序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要使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出台前提前释放民意，并主动吸收采纳群众积极合理的意见建议；使政府出台的政策举措和重大决策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可靠的群众基础，提高决策执行的可行性和成效性，提高公众的认可度、接受度和满意度。
2、健全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服务机制。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力求民生优先、突出效率和秉持社会公平的统一。要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抓好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和管理，满足群众对公共服务产品的多样化需求。要贯彻中央“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精神，发挥公共政策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大教育、就业、社保、住房、医疗和反贫困等公共政策的创新力度，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使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从制度上保证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从分配格局上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3、创新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机制。各级要创新运用各类有效媒体，教育引导群众正确看待社会利益关系和分配差距的客观性，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一是广泛开展普法教育，拓宽法制宣传渠道，认真归理解决常见矛盾纠纷的法律路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宣传，使法治维权理念普及大众，深入人心。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理念，弘扬“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远亲不如近邻”、“重义轻利、礼尚往来”等传统文明礼仪,并一以贯之，长期宣传。三是强化警示导向教育，将极个别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受到处罚的典型当做反面教材，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纠正“有事就得闹、大闹大解决，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认识误区。
4、强化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严把“五道关口”：一是依法治理，立项要过“法治关”。各类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项实施前,必须审查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二是评裁分离，实施要过“程序关”。改变原有“谁决策，谁评估”、“谁立项，谁评估”的做法，实行评估与决策相分离，由第三方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科学评估。三是互利共赢，评审要过“民意关”。凡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和重大事项，实施前须征得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同意和支持。四是科学合理，决策要过“分级关”。可将稳定风险分四级，风险较小的为四级，可实施；有一定风险但可控的为三级，分步实施；有较大风险可能引发群体性或个人极端事件、短期内难以控制的为二级，暂缓实施；有严重风险、可能引发重特大涉稳事件的为一级，不实施。五是明晰责任，后续要过“考核关”。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控制，既要有事前评估，还应有事中阶段性评估和事后总结性评估，视情作出维稳干预，避免发生实施中止等被动局面。维稳部门应对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工作跟踪督导，并结合平安建设全员责任制落实量化考核。
（二）立足基层化解，不断完善依法调处机制
1、做实村（社区）级，实现小事不出村。按照夯实基础、源头化解的要求，做实村（社区）级调解室。一要加强调解网络建设，将辖区内企业（单位）纳入村（社区）调解室，确保企业内部矛盾自行解决、企业间矛盾社区调处、社区简单矛盾就地消除。二要提升调解队伍素质，把好调解干部选聘关，将有基层工作经验、热爱调解工作的人员选聘进来；推行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制度，提升基层调解人员工作积极性。三要规范基层调解工作，加强村、社区、企业、市场调解室软硬件建设，打造基层调解品牌，树立基层调解形象，提升人民调解公信力。
2、做强镇（街道）级，实现大事不出镇。按照全面推进、规范运作的要求，做强镇（街道）级大调解平台。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分管领导任组长，民政、城管、社保、安监等条线负责人为成员的镇级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二要强化资源整合，以集约资源、方便群众、处置快捷为原则，依托各地综治中心，成立相关专业调委会或专项调解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完善诉调、公调、政调、访调和援调对接机制。三要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多部门、各条线参与配合的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各部门既分工负责、又相互衔接配合，形成本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3、做精区（市）级，实现难事不出区。按照整合资源、攻坚克难的要求，做精区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一要统一协调，按实运作。由区委主要领导任调处中心领导小组组长，司法、信访、公安、劳动和工会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实现人民、行政、司法“三大调解”在一个平台上运作。二要集中管理，统一受理。将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和土地流转等专业调解纳入“中心”，重点调处跨区域和牵涉多个部门的重大矛盾纠纷。三要明确责任，分类处理，分流办理。按照接待、受理、调处、归档“四统一”标准，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做到“难事不出区，矛盾不上交”。
4、三级联动，实现矛盾不激化。按照属地受理、联动调处模式，实行区（市）、镇（街道）、村（社区）联合调处。对涉及人员较多、情况较复杂的矛盾纠纷，所在村（社区）受理后，商请镇（街道）调解组织上门联合调处；对情况特别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由区、镇、村三级联合调处；对重大矛盾纠纷，落实区分管领导包案化解。要对征地拆迁等越级上访的历史积累性重点疑难矛盾进行梳理，建立“会诊研判、综合化解”机制，达到化解一个重点矛盾、筑牢一方社会稳定的基础，营造一片和谐的社会环境。
5、法律至上，实现依法有序调处。解决矛盾纠纷的核心是维权，为确保群众维权秩序，必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依法治理机制。要运用法律、法规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和调处工作，对民众释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保证个案公平公正，引民众信法；依法处理起哄闹事、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者，令扰者畏法；规范地方立法，从法律法规中体现科学发展、执法为民，让民众爱法；政府在法制框架内运用行政、非诉讼调解手段公平合理地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使行政遵法；建立“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长效机制，开展村务法律体检，为群众答疑释法，助基层用法。要强化法律救助工作，创新建立社会矛盾化解中困难人员（家庭）救助扶持机制，完善包括司法行政法律援助、法院司法救助、公安检察刑事被害人救助、交通事故赔偿救助等司法救助体系。
（三）强化系统管控，着力构建综合治理机制
1、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广泛倾听民声，大力开展“进村入企达户到点”走访活动，不断加强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联系。要及时疏导民意，认真落实窗口单位首问代办责任制，对群众的问题及时解答，对群众的要求及时回应，对群众的不满及时安抚。要认真解决民需，在完善村（居）民自治、加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同时，努力提升社区平台服务能力，为群众提供全天候的生活类、咨询类、事务类、电子商务类、企业服务类等多项服务。
2、推行柔性网格精细管理。各级应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文关怀，以善治为目标，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要在成功推行社区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深化完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形成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要将市场、住宅、商铺等全部纳入服务管理范畴，为群众提供政治参与、精神文化、生活交往等方面的关怀，做到“每一片土地都有人精心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3、落实维稳日常指导制度。维稳工作必须从日常指导做起，党政领导干部要利用互联网、热线电话、领导接访日等民意反馈通道，经常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群众诉求，与群众面对面沟通。要坚持定期下访制度，每月到联系村居、企业上门走访，察民情、解民忧、帮民困、办实事、办好事，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要做好维稳日常指导，结合矛盾纠纷排查，指导基层边排查边化解，将走访中发现的问题，即时上报、及时化解；对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确定责任人限期办理、限时答复。
4、形成社会各方参与合力。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工作，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参与。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介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作用，代表相关群体反映诉求、与政府和有关部门协商调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提供服务的纽带作用，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式，积极探索社会服务项目化运作。要支持和推动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扩大服务对象，将非公企业单位、新市民列入重点服务和帮扶行列。
5、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领导能力。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必须加强各级党政领导能力建设。一要着力提高为民执政能力。时刻心系群众，一切公共政策、公共决策和工作举措应符合群众的意愿、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群众的长远利益。二要着力提高系统管控能力。坚持从“前”抓起、以防为“本”， 从“底”抓起、以调为“堤”， 从“小”抓起、以畅为“要”的工作方法，在健全源头预防机制、夯实三级调解平台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上下真功夫，在提高民生保障、完善调解网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和关心困难群众上出实招。三要着力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充分认识群众工作能力的提高，实际上就是化解矛盾能力的提高。要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提高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能力。
⑷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政府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着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取得显著成效。但这项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任务还很艰巨。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搞放权，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另一方面要理直气壮抓监管，做好简政放权的统筹谋划，创新和加强监管，敢于监管、科学监管、善用监管，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监管同行政审批不同，监管是事中事后的行政行为，是持续的过程管理；行政审批是事前的审查管控，是一次性的源头管理。长期以来，重事先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传统思维与做法影响深远，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管的认识不足、知识不足、能力不足，不愿监管也不善监管。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加强和创新监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政放权是要把本来属于市场、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交出去，但放权不等于一放了之，完全撒手不管。简政放权以后，政府监管必须跟进。简政放权、放开放活是改革，实施有效监管、管住管好也是改革。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不可或缺，不能偏废。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简政放权，化繁为简，是建设现代化政府的必由之路。同时，实施有效监管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只有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才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应更好履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创新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顺利推进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好的，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还不够完善，市场秩序还不够规范。其重要原因是对市场主体缺乏监管或监管力度不够。在继续简政放权的情况下，只有“放”和“管”两个轮子一起转，在降低门槛的同时，及时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才能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政府监管，一要创新，二要加强。确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政府监管机制、手段和方法，确保政府监管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讲求实效性。
⑸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方法如下：
1、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实施监管。
按照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化政府监管体系的要求，有步骤协同推进放权与监管改革。无论是行政审批、投资审批、商事制度改革，还是职业资格许可认定、收费管理和科教文卫体等社会领域改革，凡是需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都应当明确监管任务、内容、标准等。健全分工合理、权责一致的职责体系，从某一项放权开始就重新明确监管主体、职能、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做到监管有权、有据、有责、有效，避免出现监管过度或监管真空现象，搞好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对今后还需要放权的领域应预为之谋，在放权之前就做好创新和加强监管的设计工作。
2、完善监管体制，形成“大监管”合力。
一是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监管和执法体系，把相关部门的监管事项和规则放到统一的监管平台上。二是构建协同共治监管体系。强化行政部门监管，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同时，广泛吸引公众参与监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切实落实企业首负责任，重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三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市场主体信用公示系统，推进各部门、各方面信息互联共享，构建以信息公示为基础、信用监管为核心的监管制度。
3、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
一是实施阳光监管。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的，各级政府都要把简政放权后的监管事项、依据、内容、规制、标准公之于众，并对有关企业、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全面性、真实性、及时性进行监管。二是推行智能监管。积极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创新和加强政府监管，全面开发和整合各种监管信息资源，加快中央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上下之间信息资源共享、互联互通。三是创新日常监管。建立“双随机”抽查制度，即随机抽查监管对象、随机指定抽查人员，既抽查公示信息情况，也抽查诚信守法状况。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及时发出黄牌警告或出示红牌令其退出市场。
⑹ 如何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中央层面的机构改革已经呈现出势如破竹的良好局面，地方机构改革也在积极探索、快步推进。但机构改革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一直是机构改革的最大问题和难点，因此整合、理顺机构职能在客观上存在难度，尤其是涉及到强势部门的整合和调整，难度会更大。面对复杂的改革局面，让机构改革真正起到“1+1>2”的综合效应，实现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的转变，是一项需要锲而不舍抓到底的工作。
超九成受访者认为改革后本单位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
这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产生的良好政治效应，极大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以下所列的七大成效中持“完全取得”观点占比最高的是来自中央机关的受访者，占比均在五成以上，其次分别是来自省级（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机关、县级（旗）机关、地（市）级机关、乡镇级机关的受访者。调查结果显示，此次机构改革确保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使中央和地方机构改革在工作部署、组织实施上有机衔接、有序推进。
超八成受访者表示本单位因地制宜地执行了机构改革政策
表示本单位“因地制宜式执行，以实际出发较好地执行了改革政策”的情况普遍存在的受访者占比最高，为50.72%，认为部分存在的受访者占32%。结合受访者所在单位情况分析显示，认为本单位普遍存在因地制宜式执行改革的情况占比最高的是来自中央机关的受访者（57.53%），其次是来自省级（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机关的受访者（54.70%），来自乡镇级机关的受访者占比最低，为33.19%。认为这种情况部分存在的受访者占比最高的是来自于地（市）级机关的群体（36.79%），其次是县级（旗）机关群体（31.88%）和乡镇级机关群体（31.24%），中央机关的受访者占比最低，为21.69%。
⑺ 如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梳理了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包括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必要性、意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基本构成要素及建设对策等方面，分析了分歧和会通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深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四个方面，即政府功能界定，内部结构及各要素地位及相关关系分析，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中国理论阐释，以及多学科多角度阐发等。
⑻ 如何建立健全本单位、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水平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毫无疑问是改革，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拿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刀”。由于我们现在的改革属于“刺激—反应”式改革，就是揭露了问题再去解决问题，这也容易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碎片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的60个领域的改革，就是全面改革。二是如何进行“自我革命”，改革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解决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从法制和制度来“硬约束”。《决定》提到的“法治中国”就是为了给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决定》提出“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我觉得有必要将改革纳入政府绩效管理体系，把是不是改革创新作为政绩的重要考核内容纳入进去，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自觉行动起来，同时还要建立不改革、在改革问题上“不作为”的问责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改革才会更有来头、更有劲头，才能让更多的人尝到改革的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