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法律

『壹』 美国关于钓鱼执法的法律规定

美国法律规定，被“钓鱼”中套的一方只有在证明了以下三点后专才能说明自身无属过错：
1.犯罪的想法来源于执法方而不是其自发的；
2.执法方诱使其犯下了罪行；其中的“诱使”需要强有力的证明，仅仅证明执法方营造了有利犯罪的环境或条件不能说明“诱使”，必须证明执法方有强制性或故意劝服的行为。
3.在执法方诱使之前，其并未准备好以及未有自发意愿犯下指定罪行。

『贰』 法律规定毒品案子钓鱼执法

这是可以轻判甚至无罪的

2000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专作座谈会纪属要》认为对具有特情引诱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犯意引诱的特殊性进行了充分考虑，提出了慎重量刑的意见，应当说，这是在目前司法现状下采取的一种折中的方法。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考虑，“诱惑侦查”本来是国家为了有效抗制一些具有隐蔽性、严密组织性、严重社会危害性等犯罪的一种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带来的危害超过了打击犯罪保卫社会的利益，从程序上看它是非正义的，所以应当从法律评价上对其加以否定和谴责，而对被引诱的行为人从宽处理，特殊情况下可按无罪论处。

『叁』 钓鱼执法的法律制定

2010年6月9日，上海市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为健全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上海即将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明文禁止“钓鱼执法”，并将切断“钓鱼执法”的源头。
《规范》明文禁止行政执法人员“钓鱼”执法行为；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时，应当全面、客观、公正；不得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收集证据，不得伪造、隐匿证据；不得指派没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暂扣物品不得收保管费。《意见》规定，保证执法手段的合法、正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违法事实的依据。
两份新文件还明文规定，行政执法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通过拍卖或者变卖等方式所得的款项。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全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按规定全额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行政执法经费全额纳入部门预算管理，严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罚没收入按比例返还行政执法单位，作为行政执法经费或者奖励经费使用。法制专家认为，上述规定截断了“钓鱼”执法的源头。

『肆』 防范钓鱼执法的法律

目前只有地方性的法规，比如上海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回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答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辽宁的《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等。大多数省份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但是并不一定所有地方都有类似的规定。

『伍』 钓鱼执法违反了什么法律

违反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1.依法行政原则.
2.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3.越权无效原则.
4.信赖保护原则.
采取钓鱼的方式进行执法，显然违反了以上原则。行政机关利用职务便利违法行政，违反了以上基本原则，同时也触犯了刑法涉嫌滥用职权罪。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身及其财产。

『陆』 法律问题 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复
钓鱼执法，英美叫制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从历史上看，一些案情复杂、取证难的案件，往往采取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的方式。美国是钓鱼执法实施比较多的国家，也留下了很多著名的案例。但钓鱼执法具有某种诱导性，一直以来也饱受争议。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是有一定前提的。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控告罪犯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柒』 钓鱼执法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哪些具体要求

（一）“钓鱼”执法违背了合法行政的要求
合法行政要求政府执法必须依据明确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擅自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限度。“钓鱼”执法的取证方式明显有违于法律的规定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 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律界有一句谚语叫“恶树结恶果”，即通过违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也是非法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由此可知，“钓鱼”执法通过引诱、欺骗的手段，骗取普通公民做出违法事实的证据，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正如行政法学家马怀德所说：“其违法之处在于，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二）“钓鱼”执法违背了合理行政的要求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当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在“钓鱼”执法过程中，相对人本来没有违法事实，而是被执法者故意设置的圈套欺骗，引诱才实施的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身就不大。但是，引诱相对人采取的“钓钩”行为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扰乱社会秩序，而且还影响到人们的道德价值观。执法机关在利用他人的善心，践踏人对人的信任，达到“执罚”的目的。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是必要、适当的，并尽可能少地对社会产生危害性与副作用。显然，“钓鱼”执法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与副作用要远远大于它所保护的权益和打击的非法利益，而且这个非法利益还是由执法者设圈套陷害而来的。
（三）“钓鱼”执法违背了程序正当的要求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社会没有规则就很难建立。规则分为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而程序规则又往往与公平、正义、秩序紧密相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季卫东教授在《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中讲到：“程序是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纽带”。一个国家往往通过对程序规则的制定来约束不正当行为的产生。针对行政程序，它应通过预设的立法程序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控制行政行为合法、正当运作的强制力量。行政行为的正当程序要求在对相对人作出不利的决定之前，必须事先告知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钓鱼”执法则省略了这些法定程序，通过诱骗的方式栽赃当事人，然后逼迫当事人签署放弃陈述申辩的声明，从而达到进行处罚的目的，这明显违背了程序正当的要求。另外，国家公职人员面对作为当事人的受害者与“钓钩”者，在没有在核实的情况下就确信“钓钩”者的言辞，这显然也不合乎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

『捌』 根据我国法律，执法人员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钓鱼执法，钓鱼执法所收集的证据无效。是这样吗

钓鱼执法是不允许的，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其性质相当于“教唆犯”。
教唆犯，版是指以劝说、权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教唆罪的特征是教唆人并不亲自实施犯罪，而是教唆其他人去实施自己的犯罪意图。教唆犯和被教唆犯罪的人形成共犯关系，因此，教唆犯所教唆的对象应当是具有民事行为和民事责任能力的人，教唆不满十四周岁或者有精神病的人，不构成共犯关系，只对教唆人单独定罪量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玖』 “钓鱼执法”合法吗

您好！法制网法律问答服务团队为您解答如下：
上海市的钓鱼执法事件确实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
上海市也出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明文禁止“钓鱼执法”。可以说对于这种行为的违法性政府已经有认识并且采取了行动，不过社会法治进步有一个逐步的过程，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您所说的情形还是存在的，这还有赖于我国法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法制网是中央政法委机关报官方网站，有法律问题上“法制网”法律问答栏目咨询，资深律师为您在线提供专业权威的免费解答！

『拾』 钓鱼执法是什么意思呢合法吗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编辑本段]程序违法
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沪上私家车车主张先生因为恻隐之心竟然引来“非法营运”的横祸。张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还被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张交了1万元才取回车。近年来执法部门“钓鱼”让普通公民成为“违法者”而进行处罚的案件层出不穷，上海甚至发生过司机杀死“钓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