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阅读提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十多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必要总结经验得失，继续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专题组通过总结各地的成功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建议：提高立法层次；完善执法体制；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解放思想，扩大公众参与，创新执法模式。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成立了以陈冀平副主任为组长的专题组。2013年6月，专题组召开座谈会，听取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情况介绍，并与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2013年7月，专题组赴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两地进行了调研，深入基层考察，充分听取意见建议。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上海、南京两地结合本地实际，不断完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大力加强队伍建设，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努力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两地都把立法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海市早在2000年就出台了《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暂行规定》，并于2012年根据新的形势和问题制定《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在理顺体制、规范行为、提高效能、完善监管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南京市经过近两年时间深入细致的调研，于2012年出台《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以城市治理作为立法理念，把理顺和转变政府职能作为立法的切入点、着力点和关键点，为部门之间的职权冲突设置了科学化、法治化的解决渠道，进一步明确了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涵盖的内容，规范了执法行为，构建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两地在认真开展执法人员培训的同时，注重加强制度建设，约束执法人员的行为，努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上海市专门聘请政风监督员对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并定期开展社会测评活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意见建议，将评议结果作为区县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南京市先后细化了23项制度和工作规范，对执法队伍的权限、身份、责任等事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同时市总队坚持每天督察，对各区大队、中队的执法绩效和队伍管理定期检查。
两地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努力转变执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杜绝野蛮执法、暴力执法。积极开展社区走访、上门沟通、零距离服务活动，与企业和居民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认真解决大家反映强烈的问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拍摄专题片等方式，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和认可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都有类似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各地不断地探索，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逐渐成熟。但从各地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目前，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依据主要是各单行法律法规，规定分散、条目众多，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职能定位不明确，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经常被质疑。《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对执法的规范性和程序性都有很高的要求，但缺乏保障行政执法实效性的手段，且程序复杂、时间较长，无法对违法行为进行及时查处，影响了执法效率，催生了以罚代改现象。
（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和其他部门之间的执法权限配置不合理。一是执法职责划转不规范。一些地方对如何划分综合执法机构与职能部门的职权，并未经过严格论证，带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部门往往将那些费力大、获利小的棘手管理事项，当做包袱甩给综合执法机构。二是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事项过多，内容庞杂，使执法人员感到力不从心。城管综合行政执法范围涵盖14类城市管理领域，涉及几百项具体事由（如北京市城管综合执法涉及300余项，上海市城管综合执法行使170项事项的处罚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城管的职能不断增加。
（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与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渠道。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依然存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情况，重复执法、多头执法、空白执法的现象依然存在。一是有些管理领域虽然采取了综合执法，但相关部门的执法职能和队伍仍然存在，有些部门将行政执法权划转给综合执法机构，却未将相关执法力量和技术支持（技术人员、机构、设备等）转移，使得对一些违法行为的查处管辖权归属难以界定。二是综合执法机构行使的是从有关部门分离出来的执行性职能，但其中某些执法事项不能单独处理，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如违法建筑案件的查处通常都需要规划部门、公安部门等的配合，而在日常执法中，这种请求往往被视为“麻烦”而被推诿或拒绝，影响了执法效能。
（四）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和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按照法律和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应是公务员，但许多地方因为行政编制名额有限，都是行政与事业混编、混岗，一些地方仍然没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给队伍建设、人员管理、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带来了许多难题。为了应对大量的执法任务，各地普遍聘请协管人员，但协管人员几乎没有经过执法培训，不具备执法资格，参与执法过程中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执法的严肃性。
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都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各地经验，深入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一）提高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立法层次。城市管理具有相当的综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改革十余年来，一直没有统一的立法，造成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尴尬、职权混乱，产生众多的矛盾和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北京、上海、南京、深圳、长沙等地积累了一定的立法经验，国外也有许多立法可资借鉴，因此制定国家统一规范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专门法律或行政法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过全国性的专门立法，明确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性质、编制、职能、协调机制和执法手段、标准，建立执法行为的规范、责任追究制度，消除城管执法法律缺位的窘境。
（二）完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一是明确中央有关部门作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主管部门，以便统一研究相关政策，推动和规范工作。二是科学界定市、区（县）、街道三级城管机构的职权，构建属地管理机制，建立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网络，形成既纵横交错，又紧密联系、反应迅速的执法体系。三是合理划定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具体而言，专业技术性强的执法事项不适合划转；金融、海关、国税等垂直管理部门的职责，政府部门基本的、固有的职责，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由某行政机关行使的职责不能划转。除此以外的其他城市管理职责应当划转给综合执法机构。四是建立和完善公务合作制度，主要包括：规划编制合议制度、信息与资源共享制度、联合执法制度、行政协调制度、行政协助制度、联勤联防制度等，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职能衔接，及时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三）加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及队伍的规范化建设。一是明确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法律地位。城市管理属于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管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履行行政职能，行使执法权力，属于政府的执行性行政机构。二是加强对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实行统一的行政执法人员录用、考核、培训、交流与回避制度。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建立持证上岗制度，并配备与执法任务相匹配的装备和设施。三是设立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专项经费，严格执行罚款与收缴分离的法定原则，避免以罚代改，树立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
（四）解放思想，创新机制。一是突出以人为本，建立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性群众自治组织的积极作用，动员辖区内的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参与城市管理；加强信息公开，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保障公众在城市管理中的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民群众共同参与的机制。正视协管人员存在的合理性，明确其作为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辅助执行力量的法律地位，并将其作为政府治理的适度社会化、社会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体现，同时坚持严格筛选、强化执法培训。二是转变执法理念，正确处理管理与服务的关系，通过服务于群众、服务于被管理对象，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以服务促管理，以管理强服务。三是创新执法模式。逐步推行行政执法方式的多样化，尝试引入体现相对人与执法主体双方合意的柔性执法方式和工作机制，尽可能通过指导、引导、协商、教育等温和方式化解城市管理中遇到的问题，从源头上更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资料来源：《人民政协报》）
⑵ 城市管理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与什么区别
城市管理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区别就是城市管理前端服务作业监管与后端执法监察的区别。城市管理局负责城市管理领域的规划决策、城市运行、市政服务、环境作业保障、公用行业日常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局由原来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演变而来，负责城市管理相关领域的综合监督检查及对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惩戒。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的执法监察人员即使通常所说的城管（城管执法监察员的简称）。
当然一些中小城市也将城市运行服务与作业保障职能和综合执法监察职能放到一个机构，叫城市管理与综合行政执法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也叫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简称综合执法局，是城管执法监察制度演变的产物，是强化城市综合管理、依法管理、构建现代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的产物。《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一文以城管执法监察制度为例，介绍了从城建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综合执法、到城市管理执法监察的发展脉络，指出执法监察的二重性，即执法监察的一体两面。综合行政执法局是结合综合执法改革要求，将前端决策监管与后端执法监察适度分离的产物。最早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是将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应的监督检查权相对集中，从城市管理局脱离出来。后来，随着综合执法改革的深入，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开始更大范围的综合执法，同时强调综合监管。城管执法监察制度的探索经历了从城建监察大队，到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到城市管理监察办公室，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再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城建管理监察制度的诞生（1978—1995）；第二阶段，城管监察综合执法制度的探索（1996—2012）；第三阶段，城管综合执法监察的探索与发展（2012至2019） 。
⑶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是什么性质的单位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构中负责城市管理执法的部门。
全国监督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其省、自治区级部门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其直辖市、较大的市、县级的部门为城市管理局，基层的执法组织分别为乡、镇城市管理执法所和县、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街道执法所。
(3)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扩展阅读
主要职责：
1.行使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2.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3.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4.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5.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经营场所（店）外无照经营和违反规定随意摆摊设点行为的行政处罚；
6.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侵占道路及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规经营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7.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行政处罚权，对向城区河道、水面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8.行使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全部职责；
9.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执法职责。
⑷ 城管执法怎么改革
城管全称是城市管理监察部门，是城市管理的综合执法组织，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法律确定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背景下产生的。城管“无所不管”，多数情况下是“借法执法”，即履行职能主要是执行其他部门所制定的法律法规。
现实中城管的着装、标识、公务用车、执法工具“五花八门”，而因其“无所不管”常常导致自身成为角色分裂的执法者。
城管执法问题突出，表现为：缺少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主体资格；职权不清，与相关部门缺乏配合；执法观念滞后；在具体执法中，“治标不治本”。
城管队伍鱼龙混杂：既有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或者事业单位考试进入城管编制，并且通过了相关执法资格考试，属于具有执法权的“正规军”，又有协助正规城管工作的协管员和承担城管外包工作的“雇佣军”，还有业务多次外包后产生的或完全冒充的“伪军”。
部分城管人员在现实中的不当行为对于城管形象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民众对之已经形成刻板印象。一方面，大众从心理上往往将受害的小贩视为自己同一阶层的人群；另一方面，城管的“恃强凌弱”、“公权私用”的行为确实大量存在。于是民众往往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关于城管的信息。这就促成了社会对城管的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
城管网络动词高频词数据显示，在全网和在微博，网友对城管的网络情感均以负面居多，自媒体对城管评价更差。不同地域网民对于城管的关注度存在差异，可以推断出两项结论：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城管受到网民的关注度大；大城市城管受到更大关注度。
改革建议：
一是制度变革与微调。政府出台全国统一的城管管理办法势在必行：首先，制定全国通行的专门法规，取代地方性的管理条例；其次，理顺城管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确定统一的归属部门；第三，统一“硬件”，包括城管的制服、臂章、执法工具、执法车辆的规格等。
二是媒介形象修正与改善。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与传统媒体积极沟通，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特别在面对负面新闻时不推脱，在第一时间摆出一个易于让群众接受的姿态；用诙谐幽默的方式应对网络媒体的恶搞，城管可以运用视频、音乐等多种形式“反恶搞”；利用微博建立改善形象的新窗口，如专人负责、申请认证、发布信息平民化、针对相关热点问题主动发起讨论等。
三是理念的转变与提升。包括：城管核心理念应为民服务，需要更多地突出“服务”色彩，在具体的工作中，从民众角度出发，简化各种手续的办理，提供“一站式”服务；城管部门不能外包执法权力和责任，外包的只能是城管的服务职能，城管也应该对雇佣人员的负面事件承担责任；城管需要重点化解与流动摊贩的矛盾，可以协助解决小贩就业问题、推行分区治理、定时定期举办集市等；城管还需要注重队伍建设，同时利用新兴科技帮助改善执法。
四是公共治理方向和探讨。公共治理是指将包括普通公民、治理对象、第三方机构等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纳入到城市管理主体当中，并通过相关的法案、法规对这一模式进行制度化，创造诸如政府与社区、流动商贩三者之间达成的协商与合作、多方谈判、合约信用和自治规则，从而规避城管执法目的和执法行为的变异。
⑸ 城市管理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与什么区别
简单的说，城市管理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与什么区别就是城市管理前端服务作业监管与后端执法监察的关系。城市管理局负责城市管理领域的规划决策、城市运行、市政服务、环境作业保障、公用行业日常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局由原来的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演变而来，负责城市管理相关领域的综合监督检查及对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惩戒。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的执法监察人员即使通常所说的城管（城管执法监察员的简称）。
当然一些中小城市也将城市运行服务与作业保障职能和综合执法监察职能放到一个机构，叫城市管理与综合行政执法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也叫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简称综合执法局，是城管执法监察制度演变的产物，是强化城市综合管理、依法管理、构建现代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的产物。《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一文以城管执法监察制度为例，介绍了从城建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综合执法、到城市管理执法监察的发展脉络，指出执法监察的二重性，即执法监察的一体两面。综合行政执法局是结合综合执法改革要求，将前端决策监管与后端执法监察适度分离的产物。最早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是将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应的监督检查权相对集中，从城市管理局脱离出来。后来，随着综合执法改革的深入，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开始更大范围的综合执法，同时强调综合监管。城管执法监察制度的探索经历了从城建监察大队，到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到城市管理监察办公室，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再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城建管理监察制度的诞生（1978—1995）；第二阶段，城管监察综合执法制度的探索（1996—2012）；第三阶段，城管综合执法监察的探索与发展（2012至2019） 。
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有城市叫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作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主管部门，其职能主要是依法对城市管理法律关系主体执行和遵守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活动。
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城市管理领域为切入点，全面推进集中行使城市综合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关的监督检查权（即行政执法链条末端的执法监察，一般不含前端的行政许可等仍然留在城市管理局的行政执法权），一般包括两方面职能：
①对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即巡查监察职能；
②对违反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法律制裁，即处罚惩戒职能。
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城市综合管理领域为切入点对城市管理及公共服务领域的执法监察权进行更大范围的综合，是将过去城市各政府机构所拥有的各自范畴内的城市执法监察职能，即行政处罚惩戒与综合监督检查职能集中到一个机构，即综合执法监察局行使，这些职能一般覆盖以下范畴：
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供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各方面开展巡查检查及实施行政处罚的职能。
虽然综合执法局与综合执法监察局几乎是同样的机构，综合执法局更强调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强调行政处罚惩戒的综合。相对于叫“综合执法局”的机构，“综合执法监察局”更注重把握执法监察二重性，通过执法监察一体化建设，强调巡查监察、综合监管职能的发挥，即通过行政执法监察工作，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各方依法履责，更大限度的减少行政处罚，即将行政执法监察工作作为推动依法治、社会共治，推动城市治理各相关方充分参与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不是简单多部门的联合执法（物理联合），而是将多部门交叉的执法监察权综合到一个机构（化学整合），成立专门的综合执法局。随着综合执法改革的深入，综合执法监察的范围还在不停的扩大，强化综合监管，以减少多头执法、职能交叉、推诿扯皮、执法扰民等行政执法监察领域的突出问题。而城市管理局则是负责城市运行的规划建设、运行保障、作业服务和行业监管。城市管理服务局与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的分工与协作，将有利于形成综合规划决策、到专业运行服务管理、到综合执法监察“两头收敛、激活中间”的橄榄型城市综合管理现代城市治理结构。
参考资料：
宋刚, 王毅, 王旭. 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12):119-127.
本刊编辑部. 综合执法改革与大数据环境下的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J]. 北京城管科技信息动态, 2019, (9):3-5.
本刊编辑部. 以执法监察一体化推进城市法治共治精治[J]. 北京城管科技信息动态, 2019, (5):3-4.
城管简史：城市综合管理、城管监察与综合执法发展演进[EB/OL]. 城市管理与复杂性
⑹ 城管和综合执法有区别么
所谓的执法局，就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有的地方叫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或版者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简权称执法局。官方简称是城管执法局。所以，城管局与执法局肯定是一个局。
但是不排除有的城市是城市管理局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并立存在，那就是你们是管理机关，他们是执法机关。但是实质上都是统称的“城管”，这一点毋庸置疑。
⑺ 城市管理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有什么区别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也属于城管吗
这个部门没有对口单位，属于把一些执法权授予一个部门，由该部门综合行使执法权，各个地方不一样，授权范围也不一样，叫法也不一样。
采纳谢谢
⑻ 最近，新闻上看到了综合执法的体制改革问题，不是很懂，难道城管执法部门要取消吗求解
恰恰相反，就是把一些比较糟糕和难处理的职能增加给综合执法部门。
比如，
超限超载是交警专的，非机动车道违属停是交警的，
人行道违停划转给综合执法局，城管要管停车。
工业园区排放废气、废水达标是环保局的，餐饮油烟排放达标划转综合执法局，
也就是说城管要去管炒菜的。
如果环保局去查工厂，估计会获得大力支持，
如果城管局去查餐饮店排放油烟问题，应对饭店周边居民油烟投诉
要求饭店整改，然后其实投诉的人也去饭店吃饭，
有没有感觉，城管要比以前更“坏”了，
以前买菜马路菜场不安生，现在连吃饭都不安生了？
⑼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为什么改怎么改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市容市貌作为城市的“面子”日新月异，城市发展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各种愉悦的体验，但与之相伴生的诸多问题也困扰着城市管理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直接面对城市中最基层民众，承担着政府城市管理职能中最艰辛的版块，加之目前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支持体系尚不完善，经常成为媒体负面关注的曝光点。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深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确定了原则、梳理了思路、指明了方面、提出了要求，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城市管理与城管执法工作的重要文件。
城管人从中央的政策文件中看到了曙光，2016年3月1日，住建部、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于联合召开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电视电话会议规定，会议明确规定了改革时间节点要求，即：“原则上，4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出台具体方案，6月底前市、县政府要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基于此，各地跃跃欲试，但改革进程差强人意。截至7月上旬，仅四川凉山州、河北、山西、江西、北京、海口、温州等省市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的消息见诸报端，其中有的改革意见过粗过泛，甚至有的地方存在照搬中央改革意见的嫌疑，如：《河北省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大量内容与中央文件重复规定；部分城市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令人焦虑，笔者认为，要解决城管执法体制症结，在此次改革过程中，以下问题须高度关注：
一、自上而下VS自下而上的路径选择问题
该问题可具体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上层，立法先行VS基层，摸石头过河。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看，行政机关设置应坚持职权法定原则，没有法定依据不得设立行政机关；没有法定依据，行政机关不得自行放弃、扩大或转移其职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不能自行设定，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能作出行政管理行为；超出法律授权范围，行政机关也不享有对有关事务的管理权，否则都属于行政违法。行政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而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体现，因此，行政机关的认定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方式予以规范。具体到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具体内容又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由行政法规作必要补充。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李钺锋表示制定一部城市综合管理法律，使城市管理有章可循、城市执法有法可依，是有效化解城市管理难题的根本路径，可以构建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立法先行，才能为此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二层面：上层，先行一步，标准明晰VS基层，自主尝试，相互取经。《指导意见》和改革推进会明确了城管执法架构，但对城管部门机构设置、领导体制、服装标志等细节未定论，至今未公布具体标准，国家《城市管理法》迟迟无法出台，今年以来各地改革进程不一，各地机构名称莫衷一是，如：温州将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更名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北京挂牌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遑论其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应当以法治化、规范化为切入点，着力解决阻碍制度有序运行的诸多问题。中央层面设置明确标准十分迫切。
笔者认为，自下而上则允许从地方至中央的改革模式尊重了地方政府城市管理自主权，但此次改革是全国性的，如果顶层设计标准不明确，各地按照紧张的时间节点要求，先行先试，难免“忙中出错”，出现不一致之处，既影响城管形象，有可能导致二次改革，增加不必要的成本。改革应以国家《城市管理法》和中央改革明细标准为起点，建立改革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支撑和可参照施行的样本，自上而下实施，才有利于改革工作有序、彻底推进。中央应及时关注此问题，并尽快公布明确标准，自上而下引导改革进程。
二、管理与执法的关系问题
中央政策倡导推进市县两级政府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有条件的市和县应当建立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模式有助提高城市管理相关职责权限协调配合的效率，但是不是全国所有城市都要进行管理和执法合一、整合一个部门的模式，
一体化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城市管理职能集中于一个部门？笔者不敢苟同，若照此推论，必将推出荒唐结论：政府各职能部门“变身古代县衙”，不必细分职责，则职能合一，一劳永逸，省去协调成本，解除相互推诿之虞。政府机构具有整体性，又因工作业务内容不同、职能的专业性，政府应按照一定的原则和序结成严密的系统，彼此之间形成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据《2015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郑州市现有956.9万人，市区总人口475.6万人，建成区面积437.6平方公里，若按照《指导意见》匡定的管理职责和综合执法权责事项要求，未来的城管执法行政执法（仅含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权责事项可能已超过900多项，若实施管理和执法合一的模式，在处罚基础上加上庞杂的管理职能，未来的城管部门是不是显得过于庞大？管理和执法两方面会不会顾此失彼？部门工作效能会不会不降反升？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在政府与部门，或部门与部门之间配置不科学的问题众多。重决策，轻执行；重制定政策，轻抓落实的现象比较突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议贯彻会议，导致出现“决策空转，人心涣散”的不和谐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当前完善权力结构、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的客观需要。要通过适当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决策职能、执行职能、监督职能由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行使，努力形成不同性质的权力既相互制约、相互把关，又分工负责、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因此，要把人大、政府决策的事项落到实处，就必须有相应的政府部门去执行，各部门由过去的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机构，变为纯粹的执行机构，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权力分散开来，防止各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马怀德、王柱国在《城管执法的问题与挑战》一文中认为“一体化是指城市管理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有效配合、监督制约到位的管理体制，
科学合理地划分和清理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内部之间以及综合执法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范围，避免职权交叉重叠现象和执法真空现象的出现”，笔者十分认同，是不是采取一体化？应充分允许地方政府实事求是，根据本地城市发展规模、程度而定，应考虑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绝非所有城市管理职能集于一身。
三、执法局与执法队伍的关系问题
实践中，很多具备行政执法职能的政府部门多设置执法队伍，执法队伍行政隶属关系方面作为该部门直属机构，执法队伍性质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主体，二者属于外部上下级关系，并非内部隶属关系，执法队伍要履行该部门的行政执法职责，就必须履行行政委托程序。另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则是政府部门与机关科室内部上下级关系，机关科室不具备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资格，对外能直接以该部门名义作出。如：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市本级行政强制执法主体的通告》（郑政通〔2013〕1号）和《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法定行政执法主体的通告》（郑政通〔2015〕34号）规定，郑州市城市管理局（郑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为市级行政执法主体，具备城市管理方面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方面等职能，市级虽然是城管执法主体，却缺少内部隶属关系的执法队伍，无法直接开展执法活动，不能独立履行规定的职权，必须采取委托的方式进行。实践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不得不委托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支队、市城区河道管理处、市政设施监理所等七个单位开展。受委托单位都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郑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2年2月出版的《郑州市行政机关执法职责综览》［2011版］（第三册）对受委托执法单位进行列举，环保、建设、房管等很多政府职能部门均采取这种模式开展具体执法工作。城管执法是不是要继续复制这种模式呢？笔者认为，不能认为凡存在即合理。我们如果仔细探究设置城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最初目的，就能得出否定答案，该制度是为解决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重复处罚、执法扰民和行政执法机构膨胀等问题，国发〔2002〕17号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应作为本级政府直接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独立履行规定的职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部门职能配置时仅有执法职能，若不能以自己名义独立地开展行政执法，反而要借助第三方的执法力量开展城管执法，将背离《行政处罚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设计初衷，极易导致多头执法、重复执法、行政执法机构膨胀等问题反弹。《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若执法局与执法队伍为相互独立的两个机构，仍沿用委托执法的模式，城管执法行政强制权具体实施将无从谈起。此次改革设置执行（执法）机构时，应尽量削减执行的层次和机构，构建扁平化政府行政机构，能由政府部门直接执行的，就不要或尽量不要设置二级机构。未来的执法队伍应作为执法局内设队伍，取消其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主体资格，既符合《行政处罚法》的精神，也能明确城管执法的单位性质，充实其行使行政强制权的资格条件，避免与《行政强制法》产生冲突。
四、执法队员身份编制问题
之前，国办发〔2000〕63号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国发〔2002〕17号进一步明确“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要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采取考试、考核等办法从有关部门和社会符合条件的人员中择优录用”，而《指导意见》仅规定“统筹解决好执法人员身份编制问题，在核定的行政编制数额内，具备条件的应当使用行政编制”过于原则，未明确要求执法队员必须为公务员，要求有所降低，此种规定或许是出于“精兵简政”的良好初衷，但行政执法任务若允许非公务员或非行政编制人员承担，将可能为协管、临时工执法创制“合法”前提。笔者认为，城市发展体量不断扩大，在可预测的将来，城管执法的职责会更多、任务会更重，在城管队伍人员编制限制的前提下，“协管人员数量不得超过在编人员”的目标十分困难，协管、临时工执法问题很难根治。尽管《指导意见》这一原则规定考虑了各地行政编制限额的实际情况，但也应创造条件使用行政编制。基于这种目标，深圳、上海的管理模式值得借鉴，《深圳市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深府办〔2015〕9号）、《2016年上海市公务员管理工作要点》（沪公局发〔2016〕16号）等明确、详细地规定了城管执法队员分类管理制度，进行了制度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效果，有必要推广城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模式，优势有三，一是符合《公务员法》规定。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主要履行行政监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工作特点，工作内容具备专业性、特殊性，设置行政执法类职位类别，配套针对性管理、考评体系，符合《公务员法》精神。二是实现控编目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2011〕22号）规定“各级党政机关行政编制总额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的各类专项编制员额都不得突破”，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是政府承诺、是硬指标，这并不等同于剥夺地方政府自主权，反而激励地方政府在编制核定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城管执法部门工作性质以执法为主，若实施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便于压缩不必要的管理、工勤等岗位。三是规范城管队员管理。于相对人而言，行政执法多为损益性的，极易导致相对人不配合和负面评价，社会公众测评却是各地政府职能部门考核一项重要指标，但实际管理中因缺少这一类别，缺乏针对城管执法部门专门考核办法，测评时，城管执法部门与政府职能部门处在同一起跑线，考核成绩往往处于末位。长此以往，城管队伍的积极性将受到影响。明确和规范城管队员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模式，城管队员身份关系的明确让队员执法资格问题尘埃落定，实现规范管理和制度约束，能解决基层执法部门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狭小、职务晋升困难等问题，激励城管执法公务员更好地履职尽责。
⑽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职能是什么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作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主管部门，其职能主要是依法对城市管理法律关系主体执行和遵守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活动。
虽然综合执法局与综合执法监察局几乎是同样的机构，综合执法局更强调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强调行政处罚惩戒的综合。相对于叫“综合执法局”的机构，“综合执法监察局”更注重把握执法监察二重性，通过执法监察一体化建设，强调巡查监察、综合监管职能的发挥，即通过行政执法监察工作，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各方依法履责，更大限度的减少行政处罚，即将行政执法监察工作作为推动依法治、社会共治，推动城市治理各相关方充分参与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综合执法局的两方面职能
综合执法局，以城市管理领域为切入点，全面推进集中行使城市综合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关的监督检查权（即行政执法链条末端的执法监察，一般不含前端的行政许可等行政执法权），一般包括两方面职能：
①对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即巡查监察职能；
②对违反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法律制裁，即处罚惩戒职能。
综合执法局的职能范畴
综合执法局以城市综合管理领域为切入点对城市管理及公共服务领域的执法监察权进行更大范围的综合，是将过去城市各政府机构所拥有的各自范畴内的城市执法监察职能，即行政处罚惩戒与综合监督检查职能集中到一个机构，即综合执法局行使，这些职能一般覆盖以下范畴：
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供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各方面开展巡查检查及实施行政处罚的职能。
综合执法不是简单多部门的联合执法（物理联合），而是将多部门交叉的执法监察权综合到一个机构（化学整合），成立专门的综合执法局。随着综合执法改革的深入，综合执法监察的范围还在不停的扩大，强化综合监管，以减少多头执法、职能交叉、推诿扯皮、执法扰民等行政执法监察领域的突出问题，同时形成综合规划决策、到专业运行服务管理、到综合执法监察“两头收敛、激活中间”的橄榄型城市综合管理现代城市治理结构。
综合执法局机构的来源及其制度演变
城管综合执法局是城管执法监察制度演变的产物，是强化城市综合管理、依法管理的产物。《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一文以城管执法监察制度为例，介绍了从城建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综合执法、到城市管理执法监察的发展脉络，指出执法监察的二重性，即执法监察的一体两面。城管执法监察制度的探索经历了从城建监察大队，到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到城市管理监察办公室，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再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城建管理监察制度的诞生（1978—1995）；第二阶段，城管监察综合执法制度的探索（1996—2012）；第三阶段，城管综合执法监察的探索与发展（2012至2019） 。
城建监察的诞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城市建设事业迅猛发展，市容环境卫生等城市建设管理问题凸显，地方各级城市人民政府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从市容环境监察入手，相继组建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的监察队伍，包括市容环卫、城市规划、市政公用、园林绿化、房地产、风景名胜区等专业监察大队，通过行政执法工作监督传统单位及社会主体依法履行在城市建设管理中的责任，这也是城管执法监察制度的早期发展阶段。
城管监察综合执法
199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颁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法律途径，也为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城建管理监察演变为更加综合的城市管理监察。1997年5月，按照国务院法制局对北京市政府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批复，北京市宣武区作为全国第一个试点，成立了宣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启动了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1998年到2000年，北京市所有区县均完成了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的组建。2003年1月，在原北京市城市管理监察办公室基础上，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挂牌成立。
城管综合执法监察
2012年9月，北京市的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一体”城管物联网平台投入运行，保障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作为城市管理执法监察一体化探索，成为依托信息技术推进城市综合管理与执法监察发展的新方向。2013年，北京市各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更名时，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基础上增加了“监察”，正式更名为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强化城管执法的监察职能，明确了城管执法监察队伍的综合执法、综合协调、综合监管三大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连续就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并相继出台一系列关于城市管理与执法的重要文件，城管执法体制改革被放置于更广阔的政府服务转型与社会共治视野下审视，城管执法被作为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配套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就深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求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的“五位一体”智慧化升级。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的关于城市管理与城管执法工作的重要文件。2017年1月，《城市管理执法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4号）发布，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进行规范。
2018年，中央作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综合执法改革的部署，结合将前端决策监管与后端执法监察适度分离的要求，综合执法改革必将推动综合执法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从综合规划决策、到专业运行服务管理、到综合执法监察“两头收敛、激活中间”的橄榄型城市综合管理现代城市治理结构。
参考资料：
宋刚, 王毅, 王旭. 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12):119-127.
本刊编辑部. 综合执法改革与大数据环境下的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J]. 北京城管科技信息动态, 2019, (9):3-5.
本刊编辑部. 以执法监察一体化推进城市法治共治精治[J]. 北京城管科技信息动态, 2019, (5):3-4.
城管简史：城市综合管理、城管监察与综合执法发展演进[EB/OL]. 城市管理与复杂性,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