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别太僵硬

Ⅰ 投拆超市噪音半年，110和12369每次处理只能管几天或是根本无效，是执法部门不作为，还是超市背景太硬

反应的人少、多次找超市、已经习惯啦、找我就态度非常好、工作人员没有也没有办法、只能是继续投诉、110、市长热线、综合执法局、环保局。

Ⅱ 警察不公正执法怎么办

一般来说就是申请行政复议，如果都没有这些手续只是私下解决的话，可回以到公安局政工科反映你所觉答得不对的问题，如果有正规手续办理案件的话，要么申请行政复议要么去法院上诉，如果你觉得哪个警察有问题或者办案不公平的话直接到该公安局政工科或者上一级公安局政工部门或者公安局纪委反映，一般你都会有满意的答复的。

Ⅲ 投诉公安干警态度不好,不文明执法，行为粗鲁，语气太硬

找督查

Ⅳ 如何防范和处理路政执法中调查取证难的问题

一、取证难的表现
参加工作两个月期间来，笔者有幸参加了大房郢水库偷倒渣土案件、森林公园偷倒渣土案件的查处工作。虽在学习期间就了解在目前得法制环境下执法、司法过程中取证的艰难，有些不以为然，却在办案的实践中有了切身的体会。以大房郢水库偷倒渣土案为例，在前期的调查工作中，虽然调查人员根据暂扣推土机的编号查找到了推土机司机，还通过对土场周边居民的走访锁定了擅自设置弃置场受纳渣土的责任人，但当调查人员想对他们进行询问调查取证时，却发现他们手机关机，家中大门紧闭。让调查人员十分尴尬，调查工作一度陷入了困境。后在相关领导的协调下，在公安庐阳分局的协助下，上述责任人才接受了询问调查。在询问调查过程中，有部分被调查人对调查工作不予配合，对违法行为百般抵赖，即使所述漏洞百出，也不予以承认，有的干脆一问三不知。苦于无录音摄像设备，调查人员对于态度恶劣的被调查人既气愤又无奈。
大房郢水库偷倒渣土案件从案情上分析并不算特别复杂，调查工作却长达一个多月，这并非调查人员的失职，关键是在目前得执法环境、体制下取证太艰难。
在办案期间，也和许多老队员交流过，在城管执法工作中，取证难并非仅仅出现渣土违法案件的查处过程中，自从合肥市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五年以来，城管行政执法取证的难题就一直困扰着城管行政执法队伍。
取证难问题也不仅仅是城管行政执法的难题，工商、质监、水务、劳动、环保等行政执法部门在取证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可以说，取证难是行政执法部门所面临的共同困扰，其中尤以城管行政执法部门所面临的取证难问题最为严重。
取证难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城管行政执法所针对的部分违法行为特别是占道流动摊点违法行为性质比较轻微、违法过程又具有短时性，这就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及时进行取证。而进行及时取证的先行登记保存（暂扣）的难度是极大的，当事人对执法人员进行拉扯，辱骂，甚至进行人身攻击都时有发生。在渣土案件查处中，暂扣违章渣土车辆的难度也是极大的，。在城管行政执法所针对的其他违法行为方面，取证的最大难点是当事人、相关证人不予配合。特别是在部分案件中，在其他证据无法全面有效的证实违法行为的时候，当事人的询问调查笔录和相关证人的询问调查笔录成为定案的关键证据时。只要当事人、相关证人不予配合，案件调查就要陷入僵局。
取证难的问题对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的危害很大。取证难的直接问题就是导致城管行政执法机关对部分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查处，放任了部分违法行为人。而且城市管理工作具有长期性、重复性、艰巨性，尤其是执法的对象具有群体性特征，摊贩群体、渣土老板、渣土车司机群体，群体内部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这就会导致个别违法行为人在应付城管行政执法取证上的方法会被群体化，加剧了取证的难度。对某类违法行为在取证上的无力最终就会导致该类违法行为在实质上的失控甚至是“合法化”。这就严重损害了城管行政执法的力度和严肃性。城管行政执法中的取证难问题必须也亟需思考合理有效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二、 取证难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保障的缺失
取证难是目前行政执法的通病，究其原因，乃在于传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程序法特别是取证程序保障法的缺失。翻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常用法律法规汇编》，有关程序方面的法条是较少的，在城管行政执法的取证规定方面的法条也是屈指可数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合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执法局执行公务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依照法律、法规得规定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现场进行调查或者进行检查；（二）依法查阅、调阅或者复制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资料；（三）依法取得有关证据资料；（四）依法暂扣违法行为所涉及的工具、物品；（五）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不过仔细分析这两条就会发现，虽比较详细的规定了取证措施，也规定了相对人、证人的配合义务，但并未规定义务违反之惩戒措施，无有效强制措施的保障。仅可对违法工具和经营物品进行暂扣，尤其是没有若行为人故意不予配合、故意阻挠先行登记行为的惩戒和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无惩戒既无义务，仅靠相对人、证人的自觉配合是无法保证取证工作、行政执法工作的有序长效运行的。健全法制是保障城管行政执法工作中取证程序的有序进行的根本保证。
(二)取证工具的匮乏
自合肥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成立五年来，城管行政执法队伍的硬件建设已取得的很大的进步。但仍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执法形势需要。在大房郢水库偷倒渣土案件调查中，一位渣土车司机在接受询问调查时已先被渣土老板串供，对于偷倒渣土的违法事实不予承认，对此，调查人员予以耐心询问，渣土车司机言语不够缜密，露出了破绽，当调查人员指出其破绽时并予以质问时，被调查的渣土车司机立即否认所述。由于无录音设备取证，调查人员对被调查渣土车司机的多次翻供行为也无可奈何。最后对该名渣土车司机的调查也不了了之。
在目前的城管行政执法的取证过程中，照相机、摄像机成为最主要的取证工具。但录音笔、无线上网电脑等取证设备却较为匮乏，个别单位的执法取证车辆也无法得到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取证的效果。
（三）执法队员取证技能的不过硬
自合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成立五年以来，在五年多的城管行政执法实践中，执法队员的素质和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仍有个别执法队员特别是新录用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执法技能不够全面。主要表现在对法律、法规、规章尤其是对程序取证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了解不够全面、深入。在取证过程中，不能熟练运用取证的工具和技能技巧，对于被调查人的当事人不够细致耐心，一味打压，反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对于涉案证人不能进行有效安抚，消除其作证的心理顾虑，往往会使调查取证工作陷入困境，人为的加大了取证的难度。
（四）执法环境的制约
城管行政执法的主要为摊点群体、渣土老板群体、渣土车司机群体。这些群体的法律意识大多比较淡薄，利益至上，对于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天生就存在较大的抵触情绪。要求其配合执法取证工作更是一种奢望了。
目前，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在全社会也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部分市民对城管工作心存偏见，也加大了取证的难度。
在目前城管行政执法取证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相关的配套制度也更无从谈起了。例如最主要的证人保护制度，涉案证人往往害怕打击报复而拒绝作证，目前刑事司法中的证人保护制度尚不健全，行政执法中证人保护制度的缺失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若能确实有效的实施证人保护制度，必将在极大程度上解决取证困境。
三、解决取证难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切实保障城管行政执法取证工作的有效进行
立法部门在完善实体法体系的同时，更应注意完善程序法的体系，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过程中，应坚持保障行政执法的公平性和效率性的统一。对于目前缺失的行政取证立法尤其应加强规定，规则应细化，具有可操作性，起到既保障行政执法取证工作的有效进行，又能规范行政执法工作的作用。
在目前的行政诉讼法中，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要求过高，几乎可以和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相比，而行政机关在调查取证中强制措施是无法和司法机关相比的，这对行政机关在立法上是不公平的。或者赋予行政机关足够的调查取证权力，或者降低质证的要求。法院部门在审判实践中对行政诉讼证据的要求应介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不宜过分严格。
应对恶意不配合城管行政执法取证工作的行为规定明确具体的惩戒措施。从长远看，应规定城管行政执法人员可以行使部分警察的强制权，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巡警化。从根本上解决城管行政执法执行力度的问题。从目前看，比较可行的是在公安部门成立城管公安支队，在统一部门的协调下协助城管执法队伍执法，切实有效的保障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特别是取证工作。对于恶意抗法、不配合调查的违法行为人可以当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国内部分城市也在试点该办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建议合肥市尽快试点实施。
（二）加强城管行政执法队伍硬件建设，为取证工作提供物质保障
建议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根据财力情况，尽可能优先考虑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硬件建设。为各执法中队配备齐全的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录音笔。保证在执法取证过程中不会因为取证工具的匮乏而造成的取证困难。
从长远看，城管行政执法队伍也应充分利用高科技的成果，提高执法的效率，减少执法取证工作中的难度。例如，在运输渣土的车辆中强制安装GPS定位仪，对于渣土运输、倾倒进行全程监控，就可以高效的进行渣土运输监管，同时对于违法运输、倾倒的行为进行取证，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在全市市容重点监控地区，路段设立摄像头，对于违规行为进行拍摄取证并在第一时间进行查处。
（三）加强城管队伍建设，提高依法取证技能
应进一步加强城管队伍的培训和学习，让城管行政执法队员对城管行政执法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提高执法队员的法律素养，特别是要培养执法队员在目前的体制下如何有效依法取证的技巧。
在完善硬件建设的同时，还应培养一批对取证工具能够熟练运用的执法队员。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取证工具的效果。
在询问调查当事人、涉案证人时，更应学习积累询问调查的技巧。掌握一些心理学的知识，能从根本上打消当事人、证人的疑虑，让其消除心理负担，对所提出的问题能够如实回答。对于极不配合的当事人、证人，要善于施压，促使其配合调查。
对于证明标准，执法队员应有充分清醒的认识，部分案件中，当事人不予配合的，只要所收集的其他证据能够确实有效的证明违法行为并形成有效的证据链也可以认定违法事实。把握好证明标准就把握好了取证的方向，可以减少取证过程中的弯路，避免不必要的难度。
(四)改善执法环境
执法环境的建设是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执法队员在执法期间应加强对相对人的宣传教育，加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引导他们从抵触执法转向配合执法。同时应做到严格执法，维护执法的严肃性。
面对部分市民的不理解，城管行政执法队伍还是应加强自身建设，塑造服务人民的新形象，争取越来越多市民的支持和理解，以便在执法取证过程中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配合。
为解决目前执法、司法中的取证困境，应逐步建立并完善行之
有效、具有可操作性证人保护制度，切实保障证人作证时自身和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消除证人作证的负担。根据本国实践，建立符合国情的污点证人制度，减少取证难度，以有效的打击各种行政违法行为。
四、总结
综上所述，解决城管行政执法取证难问题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法制建设、硬件建设、队伍建设、执法环境建设缺一不可。法制建设是根本保障，硬件建设是物质基础，队伍建设是基本方法，执法环境建设是依托。法制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具有根本性，也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目前的国家法治进程息息相关，许多因素并非我们城管行政执法部门能影响的，但我们城管行政执法部门仍应发挥积极能动性，为推动法制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做出贡献。相信通过国家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法治环境的日益优化，城管行政执法工作取证难的问题也会在根本上得以解决。
短期而言，加强硬件建设和执法队伍建设是解决执法取证难题的直接有效方法，也更具有可行性。加大投入，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成果，对违法现场，询问调查过程进行科技取证。还应培养一批执法业务过硬、精通取证技能的执法队员。硬件建设和执法队伍建设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达到在现行体制下做好城管行政执法取证工作，保障城管行政执法工作的有序顺利运行。以完成城管行政执法的职责，更好的服务城市管理，服务人民。

Ⅳ 为人处世僵硬不灵活、固执。怎么办好

你需要向别人体现你的价值，既不自己难受，又让别人好过，为别人多想想。

Ⅵ 身体很僵硬

身体僵硬，你说的不明确无法解答。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身体健康只是不灵活，那是因为运动少了柔韧性差协调性不好，多参加运动锻炼就会有改善。特别是多做拉伸性的运动，但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慢慢来。如是其它原因还请及时去医院检查。

Ⅶ 城管和综合执法有区别么

所谓的执法局，就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有的地方叫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或版者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简权称执法局。官方简称是城管执法局。所以，城管局与执法局肯定是一个局。

但是不排除有的城市是城市管理局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并立存在，那就是你们是管理机关，他们是执法机关。但是实质上都是统称的“城管”，这一点毋庸置疑。

Ⅷ 执法大队的特点

执法大队的特点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Ⅸ 为什么很多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都不准别人拍照摄像而自己的人可以

现在人对政府有成见而已

Ⅹ 作为一名城管执法人 我该怎么办 论文 谢谢

论城管执法
现实当中城管与无证商贩之间就如同猫鼠关系。在笔者调查的多起典型案例中，不论是城管还是无证商贩都出现了伤亡。按照波斯纳的新经济法学方法分析，这样战斗对社会来说非常不划算。因为即便城管打赢了，国家很可能按照国家赔偿法来救济相对人；而相对人打赢了，国家可能要按照公务员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为城管队员定为公伤。不管怎么样都要这些纳税人来为这个结果埋单。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城管执法难道就是两种方式———要么打人，要么被打，要理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冲突双方分别进行利益分析。
一、 城市小商贩存在的意义与问题
城管执法的主要对象是小商贩。其经营项目主要是蔬菜、水果、简单日用品以及其他简单的手工业等，例如：工作族的早餐、网虫的夜宵、价廉的农副产品等。这些生活必需品极大的方便了城市人民生活，也缓解了就业压力。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依然少不了小商贩的足迹。所以说城市小商贩的顽强生命力本身就说明了其符合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
小商贩这个群体主要由下岗职工、城市无生活保障人、进城农民等构成。他们基本上都是不能支付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而又必须在城市寻找出路的弱势群体。有些商贩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经常会做一些缺斤短两、掺杂掺假、占道经营、乱抛垃圾等等违法行为。农药超标的蔬菜、药物催熟的水果、注水的猪肉基本上都是从这些流动商贩送到居民餐桌上的。狭隘的利益观、较低的文化水平、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根本无视公共利益。我们经常能看到人行天桥上，三米宽的路上，两排商贩各占一米，有时候中间还要放上一个招徕顾客的音响；一些卖瓜果的商贩溜进小区，用高音喇叭不分时段的叫卖，并且随手乱抛果皮废弃物；还有一些拾荒者在住宅区内乱翻垃圾桶，在拿走想要的东西之后，扔下一片狼藉扬长而去等等，这样案例数不胜数。如果不对其加以约束，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永远也赶不上他们破坏的速度。
二、城管的概况
(一)城管的发展历史及作用
追根溯源，城管的前身其实属于环卫部门。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曾经将临安(今杭州)称誉为“世界最富丽华贵的城市”。而那个时候，古临安因为城市人口聚居而产生大量的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府就开始招募专人进行清除；清末，警察机关负责对城市清洁管理工作，具体包括清理街道、收运垃圾、整顿厕所等。近代(1929年前后)，当时的各地政府还颁布了有关清洁卫生的管理条例，并开始设立专门的城市环卫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各城市即建立环卫管理机构。此后，环卫部门的隶属发生频繁变动，分别归属过公安、卫生、供销等部门。1980年起，城市的环境工作改由城市建设系统管理。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严重影响城市公用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但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执法权力重叠，职责边界不清，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重复处罚与执法疲软的弊病。要尽快扭转“一群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的局面，还市民一个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就必须设置一个及时高效的新职能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消除了达成这个目标的法律障碍。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最早启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点。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相继成立城管部门。
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由于执法力量的集中，增强了执法威力，市民投诉和媒体关注的很多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市容市貌日新月异。可见，从发展历史和工作成果上看，城管存在也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善花有时会结出恶果？两个必要的城市发展主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冲突？要解开这个迷，必须从矛盾关系上进行分析。
(二)城管执法的困境
1.综合执法权缺乏法律依据
城管经常要与综合执法联系在一起，但我国法律一直没有正式界定综合执法权。综合执法的权限到底有多大，通过对各个地方情况的统计，大致可以锁定以下七方面：一是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依法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二是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依法处罚破坏园林设施即苗木行为；三是公安交通管理方面，依法处罚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外的违法占道行为；四是市政管理方面，依法处罚违法占道行为；五是城市规划管理方面，依法强制拆除与处罚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六是工商行政管理方面，依法处罚占用道路的无照经营行为或未在指定地点经营并影响市容等违法行为；七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权。可见，综合执法权涉及环保、公安、交通、城建、工商等各个工作部门，基本上集中了一个地方政府所有主要的执法权。
但是，由于综合执法权不但范围大而且还没有相关的程序法规定，这样就导致综合执法变成城管部门的“自留地”。在处罚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城管的自由裁量成为主流，而在做出处罚决定之后，又缺乏有力的救济途径，立法的真空是恣意行为的罪魁祸首。试想一下，没有约束的庞大权力，就相当于一个没有方向盘的重型卡车在市区中高速横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城管部门的一辆执法车，突然被深圳市某街道的城管执法车卡死。两名市执法队员当场亮出执法证，对方称他们假冒。言语不和之间，后者对前者拳打脚踢。事发后相关领导赶到派出所协调处理，连连声称：“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如此的嚣张，城管连自己人都打，那么还有谁来管城管。
2.城管的组织缺乏法律定位
既然城管集中行使的职权是多元的，这就必然牵扯到一个实务的问题———行政主体在实施职权的过程中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目前我国宪法和行政组织法根本没有对城管部门的地位加以确认。因此，各地方城管的组织模式十分混乱，通常为以下几种：一是由地方政府直属领导的独立工作部门；二是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领导和协调的独立执法主体；三是与环卫管理部门合署办公同属市和区两级政府领导。
实际上全国范围的城管组织方式远不止这些。例如从决定主体上看，省级政府、甚至市或县级政府都可以自行设立城管；在级别上看，乡、县、区、市都有自己的城管建制(但中央政府则没有)；从身份上看，有的城管组织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有的则属于地方政府工作机构。组织上的混乱导致监管和救济方面的困难，自然会滋生暴力性的执法方式。
三、 城管执法背后的矛盾分析
表面风光，可实际城管的日子并不好过。对于城市的市容环境卫生，领导指示必须要搞好，那么城管就必须要执行到位，否则就要失业；城市居民说要搞好，也必须搞好，否则被人家曝光会被人家骂。可是，城管的管理对象多数都是城市生活边缘人，在城里活下去是其底线，对他们进行处罚或强制，不但“执法效益”差而且人身危险性高。同时，因为其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只要小商贩问城管一句：“哪条法律规定你可以罚我”，这就足以对城管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按照公法的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立法缺失导致城管处在这样一个理不直气不壮的尴尬状况。一旦遇到阻力怎么办？那就只能诉诸暴力。在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上，执行会长、秘书长罗亚蒙说“全国几十万城管人员大体分为两派”。一边是崇拜权力威力的鹰派，一边是强调温和执法的“鸽派”。“鹰派”往往认为：相对人不老实，对批评教育不是态度蛮横就是阳奉阴违，不用强硬手段无法执法。为了强化执法威力，鹰派不但提高“硬件”采购———开始装备有盔甲、盾牌、防割手套等装备，还从“软件”上进行升级。一本真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城管秘籍”就是典型代表。作为某些城市城管执法的培训教材，此书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其中列举了怎样巧用、妙用暴力来对付抗法者。例如“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鸽派则认为，打骂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激化矛盾，要从人心入手，要尽一切可能要非暴力的方式执法。例如，在四川省遂宁市一位女城管劝告乱停车的人，不料这人从车上下来后就给了女城管一记耳光。女城管队员始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实际上鹰派也好鸽派也罢，这种单纯的执法方式区分只是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矛盾。“打人、掀摊、罚款、没收”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2008年昆明市西山区城管清理占道经营，发现一名中年女贩占道经营，立即没收了其全部用具。该妇女立刻倒在机动车道上，不说不动长达一小时，城管人员见状只好送还三轮车。可在烈日下，该妇女还是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城管人员只好撑伞为她遮阳。可见，暴力执法的后果不是激起相对人的“硬”反抗就是向这位大姐一样的“软”反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也不能解决问题。重庆市出现所谓的妈妈城管，即聘用一些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对违法商贩苦劝。她们顶风冒雨，挨骂甚至挨打是家常便饭。结果怎样？不但执法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执法队员由几十个人变成一个。这样的执法，尊严何在？实践结果说明，仅从执法方式上变化，不论是妈妈城管抑或女子城管都是隔靴搔痒。暴力执法的根本问题不是在于执法手段，而是法律的缺位。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没有城管也一样可以保证整洁城市环境。它们的诀窍就是依靠健全的法制。日本于1958年专门制订了《轻犯罪法》，并于1983年修正，其中规定了34项轻犯罪行为，例如公共场所对人动粗和恶语相向，破坏公共照明灯，妨碍水上交通，丢弃对人有危险的动物，插队，妨碍安静，暴露身体，学位、职务、资格等弄虚作假，乞讨，偷窥，吐痰和随地大小便，随便丢弃鸟兽死尸和污染物，妨碍别人通行等，以上触犯者可被拘留并被处以罚款。既然是犯罪行为自然由警察处理。日本警察根本不会暴力执法，因为相关的行政法律足以约束其行为。一旦升格为犯罪行为，就意味一旦受到处罚就要留有案底，违法的成本徒增。最令我们头疼城市“牛皮癣”也曾经在日本泛滥。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围剿游击队方式，而是，一方面通过《轻犯罪法》绝对禁止乱贴乱画，另一方面定期通过免费公告粘贴牌和小广告装订成印刷品的方式在社区发布。这么做既满足小业主的需求、也保护了城市环境、还保证了资源集中回收，可以说一举三得。可见，不文明行为本来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通过令人信服的法律强制，加上人性化的疏导，“一手硬，一手软”让日本国民的素质堪称楷模。
既然立法能够实现执法主体地位明确、职责清晰、监督有力、救济有效，那么我国法律为什么不对综合执法权和城管地位加以规制呢？其原因在于各方主体间存在巨大的利益鸿沟。这种矛盾与其说是小商贩与城管间的矛盾不如说是城市外来人与城市居民间的矛盾，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生存权与发展权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小商贩为代表的城市边缘人要活命；一方面是以城管所代表的城市要向更发达阶段前进；一方面，是外来人要生存，一方面是城市人要面子。
当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城乡发展差距会不断拉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于是两种利益诉求发生了更加激烈的碰撞。要解决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就必须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定位城市的属性，即城市的归属。如果承认城里人作为城市既得利益者是城市唯一的主人，那么城管作为城市管理的工具，就必须充当城里人利益的保卫者。如果城市所有权归属于城市现存的人，那么城管就必须变成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平衡者。从法理与宪法上分析，答案很明显，生存权当然是优位的，一个人不论来自哪里都是中华人共和国公民，城市不可能是某一些利益阶层的专有物，外来人当然可以堂堂正正的在城市生活。但问题是城乡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有限的城市资源不可能为每个外来人都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例如，建立免收摊位费的农贸市场完全能够缓解城管执法压力。但同一个城市地块，如果建设大写字楼、大饭店、大商场等能够提升城市硬件设施，从而改善城市人生活质量，同时还可以增加税收。反之，如果我们真的建立免费农贸市场还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即城市周边的农村人口甚至临近城市周边的农村人口会大量涌入这个城市(因为很显然城里的生活要比农村优越)。到那时，有多少城市地块能够满足这么多外来人口？正是这种生存和发展尖锐的冲突直接影响了立法。立法机关迟迟不对城管进行法律定位，实际上也就是默许了城市的优先发展策略。所以，从根本上说，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不单单是城管一个部门的过错，各级人大、各级政府、外来人、城里人都有责任。
和谐的综合执法，需要的是城市当中两种利益的代表坐下来，寻找双赢的方法，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这种利益划分进行法定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换做哪一个部门行使综合执法权，其表现也会如同城管一样。至于执法环节，不论是城管还其他执法机关，都应该是“软硬”兼施。所谓“硬”，即执法的目标是刚性的，不能随意妥协或更改。同时，针对小商贩的不同行为区别对待：对于严重违法、屡教不改的要依据相关法律从严处罚决不姑息；所谓“软”，即对于初次违法、轻微违法的相对人要批评教育为主财产处罚为辅。执法的“软”与“硬”要相辅相承，“软”以“硬”为前提，“硬”以“软”为表现，才能达到行政目的和手段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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