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科层

① 什么是科层制

科层制即官僚制。是指所有大中型组织中由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

官僚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高度体现，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是一个实施组织管理的严密的职能系统，它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使一切社会行动都建立在功能效率关系上，以保障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

官僚制是权力依职能和职位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亦称科层制，它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1)行政科层扩展阅读

特点：

1、正式规章。组织管理的权力建立在一整套为所有组织成员共同认可和严格履行的正式规则基础之上。这些规则有明确的规定，所有管理人员的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受这套规则的制约。

2、明确分工。组织权力横向方面按职能分工，明确规定每个部门的职责、权限和任务，限定各自的管理范围，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不得推诿或越权。

3、权力分层。组织权力纵向方面按职位层层授权，明确规定每一个管理人员的权力和责任。

4、公务关系。在组织管理范围内，部门以及管理人员的关系均为公务关系。在处理组织事务时，应照章办事，不允许将私人关系掺杂在内，更不允许因私人关系而破坏组织的正式规则。

② 科层管理的主要内容

韦伯的科层理论首先是基于对组织中权威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根据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可以揭示出不同的组织所具有的特性。他的科层理论对组织的研究是从这一基本问题开始的，即：个人为什么会服从命令？人们为什么会按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为了阐述这一问题，韦伯对权力和权威作了区分。 韦伯指出，权力是无视人们反对、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权力有很大的强制性，而权威则具有某种自愿性，并能为多数人所接受。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权威制度，使得下级把上级发布的命令看作是合法的。根据权威的合法性，韦伯描述出三种不同的权威：
(1)传统型权威。这种统治的形式是宗法家长制，它是建立在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这些传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上的。
(2)个人魅力型权威。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产生的榜样力量或所发布命令的信仰为基础的。这种结构的统治形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超凡力量，内部基础并不巩固，容易造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
(3)法理型权威。它是以一种对正规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力的信任作为基础的。这种组织的管理制度不仅具有合法的公认权威性，并且具有“理性”，即能够最佳的实现管理目标。
韦伯认为，法理型权威是科层理论的基础。因为：(1)它为管理的连续性提供了基础；(2)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员是按照他对工作的胜任能力来挑选的，具有其合理性；(3)领导人具有行使权力的法律手段；(4)所有的权力都有明确的规定，任职者不能滥用其正式权力。
通过对权威关系的分析，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最有效的组织模式，对现代社会的复杂组织来说是最理想的。对韦伯来说，“理想”并不是指合乎需要，而指的是组织的“纯粹形态”。韦伯之所以想确定一个理想形式的特性是为了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科层制的德语原意是“官僚制”，按照韦伯的意思，则是指象政府机关那样层次分明、制度严格、责权明确的组织模式。韦伯曾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中对科层制作过精确的描述。他认为科层制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特征：(1)层级结构：其组织体系的结构呈金字塔形，分为高层管理、中层管理和基层管理。高层是负责人，其职能是决策；中层是行政官员，主要职能是贯彻决策；下层是一般工作人员，主要职能是实施决策。这样，每个官员能对其部下的行动和决定负责。(2)劳动分工：对个体来说，要学会胜任一个组织中各种各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只有当工作上有专门分工，而且按个体受过的训练及技能、经验来指派他们各自的任务时，才会有高效的结果。(3)以规章制度来控制：官方的决定和行动以成文的规章制度为依据，以此保证一致性、可预料性和稳定性。(4)淡化人情关系：如果在一个组织中去除纯粹个人的、情绪的和非理性的因素，便可建立对人员和各种活动比较有效的控制。组织的成员要在他们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控制下，服从系统化的严格纪律。(5)职业定向：雇员的录用以专长为基础，升迁以年资和功绩为依据，工资与科层组织中的各级职位挂钩，个体有辞职的自由，也有权享受养老金。
韦伯认为，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科层制是最符合理性原则、效率最高的。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都优于其他组织模式。 在人和组织都受到集权主义的企业家和牢固建立的政治制度支配的时期，韦伯使人们从科层制组织中看到了希望。实质上，这个希望是指管理有方的科层结构比那些听凭一些个别掌权人物任意摆布的组织更公正、更没有偏见、更可预测和更加合理。确实，科层理论为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一种高效率的、理性的组织管理模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韦伯在认识到科层组织结构优点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极端的科层组织管理将会造成的社会性危险，例如，他认为高度正规化的和非人格的组织有可能窒息人们的创造力和自由，而大规模的失去控制的科层组织则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

③ 传统的科层组织有哪些弊病

理性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④ 科层制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特点，历史渊源，优点和缺点

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层制的主要特征是：
① 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
② 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
③ 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
④ 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企业的所有者．
⑤ 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
⑥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 是工作关系．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⑤ 传统科层组织有哪些特点

“科层组织”（bureaucracy），又称“官僚政治”，这个术语是行政人员的集合名词，指行政的任务和程序。它也常被用于表示行政人员之缺乏效率和不适当地行使职权，因此，它已变成一个贬义词。
第一个使用“bureaucracy”这个术语的是经济学家Vincent de Gournay（1712-1759）。19世纪，在国家干预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该词在欧洲学者中（特别在德国称为Bürokratie）被经常用来描述由管理实施的行政管理。19世纪30年代，在反抗贫民救济和公共卫生措施的中央集权化期间，该词在英国开始流行。对Thomas Carlyle来说，这是“大陆来的骚扰”（见Latter Day Pamphlets，第4期，1850年）。1860年，John Stuart Mill指出：“政府工作掌握在专职统治者手中，这就是官僚政治的本质和含义”（《代议制政府》，第40-41页）。
Gaetano Mosca在Elementi di Scienza Politica（政治学原理，1895年）中继续论述了这个概念。这位作者认为官僚政治对于统治强大帝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把一切政治制度分为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两类。Robert Michels在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论现代民主制中的政党社会学，1911年）中把官僚政治的概念从国家扩大到政党，他认为官僚政治是出于操纵一个庞大组织的管理上的必要，它增强了党内独裁的权力。
M. Weber在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经济与社会，1921年）中一方面仍然用这个术语来指称工业化前的帝国统治机构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开辟了现代社会学对科层组织的研究，他使这个概念摆脱贬义，并强调指出在工业社会中任何组织要合理地达到其目标，科层组织是必不可少的。Weber在关于科层组织的“理想类型”或其扩大定义中，列入下列特征：
由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固定的正式管辖范围；
在明确的权力等级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级办事机关；
以书面文件为基础并按照需要特殊训练才能掌握的程序来进行的行政管理；
根据技术资格来任命的人格上自由的行政人员；
行政人员系专职受雇者并须遵守严格的纪律，但不私有办公室或行政手段；
行政人员的职位系根据资历或功绩而晋升；
根据级别发给固定薪金（一般还有退休金）。
（参阅：H. H. Gerth & C. W.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1948, pp.196-244; M.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1947, pp.329-341）
后来，社会学家采用Weber的概念作为出发点，但并不满足于受他的定义的限制。特别是许多著作强调指出，Weber关于行政效率的“理想类型”所规定的那些特征，正是科层组织一词常常含有效率低的涵义的原因。例如，R. K. Merton在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科层结构与人格，1940年）中指出，对行政人员提出遵守科层制法规的要求导致在对待公众时出现繁文缛节、消极应付、僵硬刻板以及其它种种困难。这一批评趋势在M. Crozier的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科层组织现象，1964年）中达到了顶点，他在书中集中论述了被Weber从“理想类型”中排除掉的诸特征，并使用科层组织一词来指“不能通过自己的错误来学会纠正自身行为的一种组织”（p. 187）。
认为官僚政治是一种组织类型而不是行政程序，这在学者们的著作中是一致的，他们在研究专制的帝国时发现官僚政治与政治制度是如此的密切相联，以致他们经常使用官僚政治这个术语来概括整个国家制度，参阅K. Wittforgel的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1954年）。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在通俗的运用和学术的运用方面，这个术语都反复出现。一般把“科层组织”与大型组织等同起来。就国家来说，它既根据科层组织的原则建立，又与大型组织具有共生关系（通常是指各阶级合作主义的状况），因此，一般易于把现代社会看作是科层组织。“没有一位社会学家会怀疑，今天占统治地位的组织类型（无论在私人部门或在公共部门）是科层组织的集体。”参阅Alvin W. Gouldner的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思想意识和技术的辩证法，1976年）。因此，科层组织被看作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的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成为激进派抗议的主要目标。
同科层组织一词相关的现象，迅速发展并愈益复杂多样，这就使该术语的意义更不明确。虽然这一术语不可避免地涉及一组广泛的相关问题，但是，如果对它的定义给予足够的注意，就可以准确地使用它。
(Bureaucracy)·韦伯所提出的科层体制主要观点有明定法规及制度、职权遵从层级性、专业分工等原则。·科层体制的特性1.分工明确。2.依规章行事。3.理性决策。4.权责划分清楚。

⑥ 为什么现代社会盛行科层组织涉及管理学知识

【现代社会盛行科层组织原因分析】
任何一个组织结构中，等级层次都是需要的，必须有人作出决策，否则组织就会付出极大的沟通成本，陷入永无休止、多如牛毛的会议当中。知识型组织尤其需要极端清晰的决策权力和指定的特定渠道。因此科层组织较为盛行，自由形态组织则较少。
1.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现代社会的组织多采用法定权利，利于组织的运行，有利于组织顺利达到组织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传统权力、超凡权力和法定权利。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
因在于：
（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
（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
（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2.行政管理理论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具有三方面的合理性：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
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以及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这种组织的形式、结构和运行机制，表现为高度理性化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体系。它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具体表现为它仿佛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具有精密的结构设计，从而具有特定的功能，功能的发挥是依靠所有部件的紧密咬合和秩序协作而完成。官僚组织充分地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所的追求是通过稳定的、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且运作协调的组织体制来谋求效率。所以，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法治是官僚制的灵魂。
3.科层组织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其成员的工作行为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组织目标也能顺利的达成。
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层制的主要特征是：
① 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
② 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
③ 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
④ 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企业的所有者。
⑤ 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
⑥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 是工作关系。

⑦ 行政职务科层制分几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正国家级或总理级 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副国家级或副总理级内 各省委书记、省长、自治区容委书记区长、直辖市委书记市长、国务院各主要部门部长、各部委书记是省部级和副省部级干部 各省人民政府厅级书记、厅长，各地级市委书记、市长为市厅级干部和副市厅级干部 各县级市委书记、市长，各地级市人民政府局级干部为局级干部副局级干部 各县委书记、县长，各国务院处级、各省、地级市处级为县处级干部副县处级干部 各乡党委书记乡长、各省、地级市科级干部为科级干部和副科级干部

⑧ 什么叫科层制即官僚制，它的优劣是什么

理性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

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⑨ 科层制组织与新组织有哪些不同特点

科层制组织与新组织的不同特点如下：

科层制组织：

1、由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固定的正式管辖范围；

2、在明确的权力等级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级办事机关；

3、以书面文件为基础并按照需要特殊训练才能掌握的程序来进行的行政管理；

4、根据技术资格来任命的人格上自由的行政人员；

5、行政人员系专职受雇者并须遵守严格的纪律，但不私有办公室或行政手段；

6、行政人员的职位系根据资历或功绩而晋升；

7、根据级别发给固定薪金（一般还有退休金）。

新组织结构：

1、五种协调机制：相互调整、直接监督、工作过程标准化、成果标准化、技能标准化。

2、五个基本构成部分：工作核心层、战略高层、直线中层、技术专家结构、辅助人员。

4、五种流程系统：正式的权力系统、规章制度的流程系统、非正式的流程系统、工作群体流程系统、特殊决策流程系统。

4、、组织结构的五种类型：简单结构、机械性行政结构、职业性行政结构、分部式结构、特别小组。

(9)行政科层扩展阅读

新组织结构学派的发展：

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世界上开始掀起新一轮管理变革的浪潮，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越来越不合适宜，组织中的专业分工曾被长期认为是提高组织效率有力的工具和变革措施。

然而组织中由专业分工形成的金字塔组织结构亦导致了组织中僵化的本位主义和见树不见林的狭隘风气，造成组织结构叠床架屋，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无形之中引起顾客的不满和抱怨，亦降低了组织的竞争能力。

为此，许多组织无法适应当前快速变化的国际市场环境，无法适应顾客的需求，更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这种严峻的挑战而前，组织该怎样应对？许多组织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理论，即形成了新组织结构学派的一些组织理论。

⑩ 马克思·韦伯科层行政效率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各民族平等的联合 民族联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